张文霞
清末的中国曾经有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说是当时每县有一所，全国总共有3000多所祭祀文圣孔子的文庙，而祭祀武圣关公的武庙数量则百倍于文庙。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除了关公和孔子，再无其他人有幸享此殊荣。不仅众多的关帝庙供奉着关公，在佛教寺院里，关公是被顶礼膜拜的护法神“伽蓝菩萨”;在道教道观里，关公是受崇拜的“伏魔大帝”。
时至今日，当我们行走在黄河流域的乡间时，仍然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碰到同一个古老而熟悉的称呼——“关帝庙”，也就是所谓的武庙，有的时候，这个名词指代着一些较古老的或者仿古的建筑，里面供奉着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关公;更多的地方，早已是庙去屋毁，只留下一个引人遐思的地名令人唏嘘。
众所周知，关公就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大将关羽（关云长），他出生于黄河岸边的山西运城，与终生的挚友刘备、张飞结义于河北，死后被曹操礼葬于河南洛阳。历经将近2000年悠悠岁月的涤荡陶冶，“关公信俗”这一植根于黄河文明的深处而勃发于整个华人世界的文化习俗，于2008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着国家对仍旧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关公文化正面性的肯定。每年值中华民族最为看重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人们在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过年的同时，还有很多人在关公像前奉一盏香茗、敬一杯美酒、摆一盘新鲜的蔬果，或者焚香礼拜，或者跪叩祈福。
关公信俗的由来
关公信俗的来历是这样的。当年独自率领大军镇守荆州的关羽被东吴设计袭杀后，吴主孙权惧怕蜀汉报复，立刻派人将关羽的首级送到驻于洛阳的曹操手中。曹操则及时识破了孙权的用心，追赠关羽为“荆王”，将关羽之首配以沉香木刻成的躯体，以王侯之礼厚葬于洛阳城南7.5千米，并于此处建庙祭祀，这是《三国演义》里描述的场景，今天的洛阳关林大概就是这个地方的延续吧。《三国志注》引《吴历》说，孙权在把关羽首级送给曹操之后，也以诸侯之礼下葬了关羽的尸骸。蜀汉则为关羽建了衣冠冢。此后，关公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慢慢扩大，关公庙渐渐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关公崇拜的习俗逐步形成。特别是由于宋、元、明、清连续4代王朝的皇帝对关羽加封的等级不断提升，因而到了清末时期祭祀关公之风盛况空前。到了明清时期，关羽的封号跃升成了“忠义大帝”“关圣帝君”，后来关庙就统一都以“关帝”来命名了。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论地位，关羽不过是三国鼎立时期小小蜀汉的“前将军”，被汉献帝赐封过属于低等爵位的“汉寿亭侯”，死后也仅被追谥为并不怎么好听的“壮缪侯”;论功业，前有从姜太公到霍去病的群星灿烂，后有从邓艾到郑成功的功盖千秋，同时代又有马超、赵云、张辽、张郃、孙策、吕蒙等诸雄豪气干云，关羽总体上并无特别过人之处，虎牢关前“刘关张三英战吕布”而不能取胜，说明关羽的个人武功还远在吕布之下;论结局，不过败军之将，战败被杀，身首异处，可谓下场凄惨。然而，最终为何是关羽从众多的“武圣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为朝野所同尊，为百业所共奉，为兆民所祭祀，为万世所景仰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种种美德，比如律己修身、勤奋敬业、自强不息、急公好义、诚实守信、刚正不阿、有恩必报、勇猛果敢等，大多很好地体现在了关公身上，反过来，关公对“忠”“义”“信”“勇”“真”等美好道德规范的实践，经过小说《三国演义》的大加描摹和广泛传播，几千年来深深感动了中华民族。
关公身上的五大“美德”
关公的“忠”。长期以来，“忠”在中国社会传统价值体系中居于首位，意思是，处于下位的人，最高的标准就是要全心全意做到“忠”。另一部经典《论语》有云：“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那到底什么是“忠”呢？是亦步亦趋吗？是唯唯诺诺吗？是压抑掩盖自我人格吗？其实都不是。“忠”更不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那叫“愚”，不是“忠”。儒家是任何场合必讲“忠”的，但儒家的“亚圣”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忠”绝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孟子还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有谁见过一个具有“浩然之气”的人亦步亦趋、唯唯诺诺、没有独立人格的呢？《六书精蕴》讲忠，“竭诚也”;《说文》讲，“忠，敬也”;《说文解字注》云：“未有尽心而不敬者。”《史记·谥法解》云：“危身奉上，险不辞难，曰忠。”朱熹《论语集注》则说，“尽己之谓忠。”我们再来看《三国志》对关公的描写：关羽跟随刘备之后，刘备待他和张飞恩若兄弟，甚至仨人睡觉都在一张床上，搁一般人身上，早已得意扬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昔日齐相晏婴的一介车夫驾车载晏相出行时尚且趾高气扬到为其妻所不齿，而关公和张飞则是公开场合“终日侍立”在刘备左右，“隨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其恭敬、尽心、竭诚一如其始贯彻始终，其“危身奉上，险不辞难”程度之高何其难得！
所以，我们崇拜关公，首先要服膺其“忠”。就是做任何事，特别是替别人做事的时候，务须恭敬、尽心、竭诚，而不是心怀异志、三心二意。勤奋敬业、自强不息实际上就是“忠”，“忠”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难得的可贵品质，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强调要“敬业”。另外，“忠”还有一层含义，《广韵》《左传》《后汉书》都对“忠”有过记载，如，“忠，无私也”“私臣不忠，忠臣不私”。在曹操面前，关羽本是降将，但曹操礼之甚厚。关羽漂泊流离多年，终于有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的机会，但他不但不予贪恋，反而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吾终不留，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待到离开曹营去寻刘备时，不带走曹操赏赐的任何金银宝物，而是“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要知道，当时刘备基本不知流落何处，甚至生死未卜，比之曹操如同天壤之别，即便后来之功业，亦是魏大蜀小，刘弱曹强。关公刚刚斩了袁绍的大将颜良，如稍有权衡度量的私心，哪能一闻刘备可能会在袁绍营中，立刻便不顾危险弃曹奔刘？世人都称道关公之“忠”，不知他“忠”的本质乃是无私。纵观关公生平，少年时“亡命奔涿郡”，在河北遇到刘备和张飞，一见便引为知己，从此对待刘备所领导的事业尽心竭诚，无私无畏而光明磊落，事事了了分明，从不私斟暗酌拖泥带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至忠”、是“大忠”，这样的大丈夫古今能有几个？所以不是关公，谁能担得起“武圣”的称誉，与“文圣”孔子并驾齐驱呢？
关公的“义”。关公在曹营时，对被派来试探他心意的老朋友张辽直言不讳地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言而有信，有恩必报，一诺千金，这主要是基于“义”的范畴，是“义”对人的行为的要求，所以后人讲“刘关张”是“桃园三结义”。那么什么是“义”呢？《释名》说，“义者，宜也”，就是说，去做“应该”做的，为所当为，为“义”，中国的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义”，在儒家看来，“义”代表着人间正道，是君子的本质，所以孟子会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关公一生，“义”是一个鲜明的标签，在任何情况下对刘备不离不弃，就是对这个标签最生动的诠释，既然已经认定刘备是个时时忘己利人的谦谦君子，作为汉室宗亲立志要在国家纷乱之际重新匡扶天下，且待自己一个亡命之人恩若兄弟，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比追随刘备更堪称“义（宜）”的呢？赤壁之战时华容道上私放曹操，是因为被曹操提醒，危难收留、约事不爽的旧恩虽然通过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过了，但过五关斩六将不追之新恩尚未得到报答，所以关羽仍是基于“义”而做了他自己认为的该做之事。而败走麦城，宁死不降，不仅是出于对东吴孙权集团的蔑视，更重要的是“义”之所不许。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爱国”，应该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义”。
关公的“信”。在长期被供奉崇拜的过程中，除了“武圣”，关羽还渐渐兼具了“财神”的身份功能。关公不像陶朱公范蠡，未曾有过经商的履历，何以能成为财神呢？那就是由“义”而引申出来的“信”。
我们知道，“信”乃是工商业立足的根本，倘若缺乏了诚信，任你拥有再高明的商业头脑，也终究是要惨败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工商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诚信意识的普及。关公对“义”的执着，同时伴随着对“信”的伸张，又加上大家都说商场如战场，除了诚信，也要有敢冒风险的勇气，进一步说，随着财富的增多，谁来保卫这庞大的财产呢？因此，以一位武将做财神也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明清以来的500多年间，晋商依恃山西盐池固有优势，倾力打通武夷山至俄罗斯的万里跨国茶路以及独创具有现代金融业萌芽的票号生意得以迅速崛起，恰逢明清两代朝廷竞相把关羽提封到空前的高度，晋商们就势把自己的山西同乡关羽奉为保护神，风气所及，全国的商人们群起而仿效之，关公也就逐渐成了财神。时至今日，华人世界大大小小的经商者仍遍供关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二字就赫然在列。
关公的“勇”和“真”。“勇”和“真”是关公形象中最显著鲜明的两点，而人们对这两点的认识恰恰有点似是而非。作为一员武将，关公之勇似乎无须多谈。但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认识中，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不过匹夫之勇耳，是当不得“勇”的赞誉的，吕布之勇无人能敌，但内心深处却是贪生怕死。《礼记·中庸》说：“知耻近乎勇。”可见古人评价勇与否，更关注于人的内心，《论语》中孔子说“勇者无惧”，心中无所畏惧，才是真的勇。关羽曾经被流矢射中，箭穿透了他的左臂，后来虽然表面上好了，但每至阴雨，臂骨常常疼痛，有医生说，这是因为箭头上有毒，毒入于骨了，要“刮骨去毒”，然后才能好彻底。医生说这话的时候，关羽正请诸将饮食，一闻之下，未假思索，“便伸臂令医劈之，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用过“刮骨疗毒”这一典故，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赞叹、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英勇气概啊！
《三国志》中陈寿对关羽有两句近于负面的评价，“刚而自矜”“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遍观《三国志》，此语更多的是来自陈寿的主观评价，并无确凿的史实佐证。陈寿是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仕蜀汉，蜀亡归魏，魏灭仕晋，撰写《蜀书》时有所顾忌理所当然，使用叙事忠实而议论偏颇的“曲笔”是可以理解的。不幸的是，后人不认真体察，却竞相以陈寿此语为根据，认为关公为人骄傲，因骄而败，并因此拖累了整个蜀汉。试想，诸葛亮早在隆中未出之时就已经为刘备拟好了进军中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那就是“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刘备当时就被打动，深以为然，假如关公一贯骄傲自大刚而自矜，那就必然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刘备知人之深，怎肯轻易把荆州大任托付于他？其实，关公为人率真，爱憎分明，正像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真”是他的本性，表现于外，就是“直”。在曹营时就直言报完曹操收留之恩就去找刘备，闻马超来降时立即修书提醒军师孔明说马超“旧非故人”，诸葛亮回信赞关公“美髯绝伦”时又喜不自胜等等，都是“直”。“直”在中国文化中本是个好词，谁不愿意与不遮不掩的直人为伍呢？《论语》中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直”不是坏事。但同样是《论语》，孔子还说“直而无礼则绞”，“绞”有拧绞人心的意思，“直”而不注意分寸、礼节、时宜，是会让人不舒服、不痛快的。老子说的话更明确，圣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直，却不恣肆;光彩熠熠，却不耀人眼目。关羽在曹操面前尽显其光明磊落的个性，很“直”，但曹操虽非磊落之人，却是一代豪雄，旷世罕有，胸襟韬略自然是高处立足、大处着眼，关公以“直”对待这样的人物，可谓是量级相当，达到的效果也是惺惺相惜，至于心怀叵测首鼠两端的糜芳、傅士仁之辈，常常以联姻为诱饵渝信背盟的孙吴集团，则怎敢对之以如此之直！假使关公在兄长刘备处学得示弱、守柔的道家功夫一二，何致危及生命？不过话说回来，失去了“直”的关公，还是那个爱憎分明、率真可爱的关公吗？所以南怀瑾先生叹息，关公荆州之失，“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关公生前喜读《春秋》，心慕大义，立志效法圣人之所为，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壮行，但我们决不可视活关公为“神”、为“圣”;关公死后之所以为“神”、为“圣”，那是他美好的品德太多、太鲜明，能给中国人太多的感动，能使我辈平凡之人“心向往之”。哲学家康德200多年前的一句名言早已給了我们解释，“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日本当代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在写作《关键是品味》一书时深刻地意识到：日语中的“好品味”，其实指的就是日本人所推崇的美德——“为人尽力”“生活中诚挚待人”“对自己非常诚实并且坦然无饰”等等，他发现，相遇时会让人感觉“啊，好棒”的人，生活态度上必定是具备某项美德的人。中国人所崇尚的多种美德集于关公一身，人们能不崇拜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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