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锦芳 李博文
作者简介：施锦芳（1971-），女，云南大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研究。E-mail：jinfangbeibei@aliyun.com
李博文（1993-），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E-mail：841775950@qq.com
摘要：深化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经贸合作，有利于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全面开放引领东北四省份经济全方位振兴。本文在梳理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往来状况及特征的基础上，选取2002—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區域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和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对该区域贸易效率具有推动作用;提高政府效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提升东北亚区域贸易效率。因此，东北四省份应注重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政府效率，通过港口建设和陆路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沿海沿边贸易潜力，并注意积极改善东北四省份的人口结构和提升劳动力素质。
关键词：东北四省份;东北亚四国;贸易效率;贸易潜力;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4-0098-10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快速推进。近年来，伴随朝鲜半岛局势趋缓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提速，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驶入快车道。2019年，东北亚区域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的1/4和1/5，可见东北亚区域的经贸合作对于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至关重要。此外，东北亚区域内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土地总面积为2890万平方公里，2019年六国人口总规模为17.5亿人，六国在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大数据及现代管理等生产要素禀赋上存在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说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具备充分条件和巨大潜力。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指出，东北地区应“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要把开发开放作为重要抓手，打造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目前，东北亚区域内已形成中韩自贸区、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欧亚经济联盟等次区域合作模式，中日韩自贸区也在快速推进，东北亚区域具备了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基础。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按照中央的要求，东北四省份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参与国际大循环，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最终融入和推动经济全球化。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趋紧导致贸易不确定性激增。在疫情期间，东北亚国家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紧密合作，为全球抗疫树立样板的同时，进一步凸显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当前，东北亚区域的疫情管控和复工复产情况良好，区域内进出口贸易受疫情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区域。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将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大循环的重要一环。
基于上述背景，考察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状况和特征，挖掘区域贸易潜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四省份面向东北亚四国扩大开放的政策建议，对于加速东北振兴，扩大东北亚区域贸易合作，开拓东北四省份“内循环”与东北亚四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者们关于东北亚区域的研究通常围绕中国东北三省、日本、韩国、俄罗斯和蒙古展开[1-2]。由于内蒙古自治区与俄罗斯和蒙古接壤，呼和浩特市和满洲里市是中国联通俄罗斯和蒙古的重要陆路口岸，因此，本文将内蒙古自治区纳入研究范围，统称为“东北四省份”。学术界对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与其他区域相比还不是特别丰富，主要围绕投资合作和贸易合作展开。投资合作方面，吴昊和刘丹[3]研究了东北亚区域投资流向，于立新和杨婧[4]研究了投资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廉晓梅和许晓芹[5]对中日韩对外投资合作进行了比较分析。贸易合作方面，主要从贸易便利化、贸易关系和贸易潜力等角度展开。其中，施锦芳和吴琦[6]与李轩等[7]分析了中国与东北亚区域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因素。米军和袁黎霞[8]与樊华等[9]测算了中国与东北亚区域的贸易规模。关于东北亚区域贸易潜力的研究，崔健和刘伟岩[10]在引力模型基础上使用贸易潜力指数测算日本与东北亚国家的贸易潜力，发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建成有望带来东北亚区域内巨大的贸易增长效应。相较于引力模型基础上的贸易潜力指数测算，Armstrong[11]认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将不可观测的贸易阻力纳入贸易非效率项中，对于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测算更加准确，因而在相关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湛谌和贾净雪[12]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区域贸易潜力时指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提高政府效率和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有助于充分发挥区域贸易潜力。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基于实证分析主要使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家间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参与东北亚贸易合作，而基于东北三省或东北四省份数据的微观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文构建了2002—2019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面板数据，使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效率、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当然，本文的研究也有缺憾，即受限于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产品层面贸易数据的可得性，未能从产品层面展开经验分析。
二、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往来状况及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额快速增长，从2002年的1581.01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7100.0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9.24%。2019年，中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72%。由此可见，中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往来密切，维持并扩大与该四国贸易对中国贸易的稳定增长十分重要。基于地缘优势和人文条件，东北四省份是中国面向东北亚区域扩大贸易的重要窗口。2002—2019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额从181.50亿美元增至568.74亿美元。2019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额约占中国对该区域贸易额的8.99%。在东北亚区域中，除日本和韩国作为东北四省份传统市场保持贸易增长外，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俄、中蒙经贸关系的升温也加速了东北四省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对外贸易。朝鲜由于受数据获取限制未能纳入研究范围，故本文仅选取日本、韩国、俄罗斯和蒙古国四国。
（一）中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竞争性及互补性
在考察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往来之前，先梳理中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国际贸易中贸易产品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是由各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对双边贸易往来及贸易的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13]。囿于东北四省份与国家间细分产品层面贸易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使用国家间产品层面贸易数据评估中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所用国家间贸易数据来自CEPII的BACI数据库，该数据库修正了UNComtrade数据库中存在的部分测量误差[14]。笔者参考Lall[15]根据贸易品技术水平差异的分类方法，将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版3位数编码（SITCRev.3，digit-3），以美元计价的230种贸易品分为初级贸易品（PP）、资源制成品（RB）、低技术制成品（LT）、中等技术制成品（MT）和高技术制成品（HT）5类[16]。
本文使用修正后的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ExportSimilarityIndex，ESI）对中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竞争性进行分析。修正后的ESI计算公式：ESIab=∑kXkaw/Xaw+Xkbw/Xbv2×1-Xkaw/Xaw-Xkbw/XbwXkau/Xaw+Xkbw/Xbu×100，ESIab表示a国与b国间出口产品相似度;X为出口额，k为贸易品类，w为世界市场。该指数取值在0—100之间，数值越高表示两国间出口商品构成越趋同，竞争越激烈;反之，两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越小。由数据分析可知，2002—2018年，中国与东北亚四国的ESI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韩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国。一方面，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产业结构趋同，贸易竞争激烈。除2018年之外，中韩的ESI均高于50%且波动较小，两国出口结构相似，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中日的ESI略低于中韩，且呈现出波动中小幅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中日间不断趋同的产业结构可能使未来两国间贸易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贸易相似度低，贸易潜力巨大。中俄和中蒙的ESI较低，且在观测期内没有出现明显提升。这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差异大，在国际市场上不存在明显的贸易竞争关系。
在分析贸易竞争性之后，本文选用PeterDrysdale开发的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ComplementarityIndex，TCI）评估中国与东北亚四国综合和各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首先，计算a国出口比较优势（RCAxak）和b国进口比较优势（RCAmbk）：RCAxak=Xak/XaXK/Xw;RCAmbk=Mbk/Mb/MK/Mw。其次，计算k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TCIabk=RCAxak×RCAmbk。最后，计算a、b两国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TCIab=∑k[（RCAxak×RCAmbk）×（MK/Mw）]。其中，Xak、Xa、XK、Xw分别为a国k产品出口额和出口总额，以及世界k产品出口额和出口总额;Mbk、Mb、MK、Mw分别为b国k产品进口额和进口总额，以及世界k产品进口额和进口总额，TCIij为a、b两国间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该指数由进出口比较优势计算得到，当TCI取值在0—1时，表示两国间贸易互补性较弱;当TCI取值大于1时，表示两国贸易互补性强，贸易合作前景广阔。中国与东北亚四国进出口的TCI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中国与东北亚四国存在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从进口的综合TCI看，中国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进口的TCI在多数年份均显著高于1，从蒙古国进口的TCI在多数年份则略低于1。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出口产品与中国进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从上述三国扩大进口的潜力巨大。从出口的综合TCI看，中国向日本和蒙古国出口的TCI均略高于1。说明中国出口产品与日本和蒙古国进口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强，中国向日本和蒙古国出口潜力可观。从行业TCI看，中国从日本和韩国进口产品的贸易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中、高技术制成品上，而从俄罗斯进口产品的贸易互补性集中在初级贸易品和资源制成品上。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分布在高、低技术制成品和初级贸易品上，向蒙古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则集中在低技术制成品上。因此，各国在不同行业有差异的贸易互补性说明东北亚区域蕴含巨大的贸易合作潜力。
（二）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规模及结构
下面将从微观视角讨论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规模及结构。所用的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数据来自EPS数据平台的中国地区贸易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1.从贸易规模看
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规模和占比，如图1所示。
首先，2002—2019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额在总体呈上升趋势。历史渊源和区位优势促进了区域贸易增长，同时区域政治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贸易的走向。从各国与东北四省份贸易规模看，在东北亚四国中，东北四省份对日本和俄罗斯的贸易额最高。在日本“雁阵经济”产业格局和东亚产业分工体系的影响下，东北四省份与日本贸易额从2002年的92.65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的228.39亿美元。此后，受中日关系转冷的影响，2011—2016年，中日贸易额下降了21.51%。相较于日本，近年来中俄加强经贸合作。中国经济增长引致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等初级贸易品的旺盛需求。2011年后，俄罗斯超过日本成为东北四省份在东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和蒙古国与东北四省份的贸易额尽管略低于日本和俄罗斯，但是在观测期内也呈增长趋势。其次，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占比的地域差异较大。辽宁省是东北四省份面向东北亚扩大贸易的领头雁，凭借沿海区位优势以及近年来辽宁自贸区、大连保税区和沈阳保税区的有序建设，与东北亚四国贸易额超过其他三省份之和。其他省份尽管没有优越的港口资源，但也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契机和延边陆路口岸优势发展同俄罗斯和蒙古国等国的边境贸易。随着近年来中俄经贸关系趋暖，对俄罗斯贸易占黑龙江省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2年的40.15%跃升至2012年的69.23%，随后始终维持在70%上下。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内陆，与蒙古国拥有漫长的边境线，与东北亚四国贸易占内蒙古自治区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随着近年来中国扩大从蒙古国煤炭等初级产品进口，对蒙古国贸易占内蒙古自治区对外貿易的比重从2007年的6.48%攀升至2019年的32.56%。总体而言，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规模受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日本和俄罗斯与东北四省份贸易规模更大。辽宁省是东北四省份面向东北亚区域开展贸易的出海口和领头雁，贸易规模远超其他省份。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下，其他三省份利用延边陆路口岸优势扩展了同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边境贸易。
2.从贸易结构看
东北亚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结构，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具有鲜明的产品结构分工，与双边经济发展水平相称。从总体贸易结构来看，东北四省份向东北亚四国出口产品多为初级贸易品、低技术制成品和资源制成品;从东北亚四国进口产品兼顾中、高技术制成品和资源制成品，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各省份贸易结构来看，制造业基础雄厚的辽宁省主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和韩国出口资源制成品和低技术制成品，进口中、高技术制成品。黑龙江省从俄罗斯进口中超过半数为与石化相关的资源制成品，出口则以低技术制成品为主。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向蒙古国出口低技术制成品和资源制成品，进口初级贸易品和未被纳入分类的劳动密集型制品。通常一国出口的中、高技术制成品比重越大，出口结构越高级，贸易发展质量越好。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在不同技术水平上呈现出梯度分布，这种梯度分布的贸易结构表明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在不同技术水平上具有贸易潜力。
三、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分析
（一）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和检验
根据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SFA）[17-18]，i与j之间t时期的实际贸易额（Tijt）以自然对数形式表示为：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高度依赖模型的函數形式设定，故在进行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估计前采用似然比检验确定函数形式尤为重要。首先，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贸易非效率项。似然比统计量为247.34，显著大于1%的临界值12.48，说明模型存在贸易非效率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适用。其次，检验贸易非效率项是否随时间变化。似然比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η=0的原假设，即该模型具有时变性。最后，检验是否引入接壤、内陆国家和沿海省份等虚拟变量。依次引入3个变量的似然比统计量分别为140.21、15.94、55.58，均显著大于1%的临界值10.50。说明引入接壤、内陆国家和沿海省份等虚拟变量符合模型设定。
（二）模型估计结果
在模型检验后，本文对2002—2019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的贸易数据进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为比较结果的稳健性，表3同时汇报了OLS模型、非时变模型和时变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随机前沿模型中，γ=u2/（u2+ν2），衡量了人为因素对贸易潜力的影响程度。在时变模型的结果中，γ的系数为0.912，表明人为因素是导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未实现贸易潜力的主要因素，随机扰动项的影响较小，从而进一步验证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较OLS模型更合理。时变模型的结果显示，η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时变模型的设定较非时变模型更加适用。
由表3列（3）时变模型结果可知：（1）lnPGDPit和lnPGDPjt的系数分别为0.273和1.494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东北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促进贸易发展，东北亚四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贸易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2）lnPOPit和lnPOPjt的系数同样为正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东北四省份人口规模增长1%，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额将增长1.691%;东北亚区域人口规模增长1%，则该四国与东北四省份贸易额会增长0.297%。（3）时变模型中距离变量lnDISTij在1%的显著水平上系数为-0.946，表明随着距离的增加，运输成本将导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之间的贸易额减少。（4）进一步考虑时变模型中的虚拟变量。接壤CONTij和内陆国家LANDj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贸易对象与中国延边省份接壤，贸易对象国为内陆国将显著促进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间的贸易额，这从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边境贸易中可以发现证据。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和黑河市，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和二连浩特市分别是东北四省份对俄罗斯和蒙古国开展贸易的主要内陆边境城市，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发达的跨国铁路运输系统促进了延边省份与内陆贸易伙伴的贸易合作。（5）沿海省份变量SEAi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辽宁省作为东北四省份中唯一的沿海省份，依托航运的贸易成本优势有助于加强与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贸易往来。未来随着辽宁省内的大连港、锦州港和营口港实现合并重组，三大港口良性竞争有助于进一步释放面向东北亚区域扩大贸易的港口优势。
为确保研究的稳健性，表3列（4）、列（5）和列（6）汇报了以中国i省份对j国出口额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列（6）时变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仅在lnPOPjt和LANDj中存在差异。lnPOPjt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由于j国人口增长提高劳动力供给，促进国内生产的同时降低了从中国的进口需求。LANDj的系数为负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主要是由于东北四省份与内陆国家蒙古国的贸易以进口为主，中国向东北亚区域沿海国家的出口显著高于内陆国家。
根据式（5）采用一步法探讨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四国贸易非效率项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FTAjt与贸易非效率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只与韩国在2015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且2016年后中韩经贸关系受“萨德事件”影响抵消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效果。lnGOVjt对贸易非效率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加强政策执行能力、降低行政管理壁垒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并提升双边贸易效率。FINjt与贸易非效率项的系数不显著，说明金融服务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随着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深化，区域内各国应在健全金融市场的同时注重金融安全，为贸易发展保驾护航。lnRAILijt和lnNETjt对贸易非效率项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东北四省份和东北亚四国良好的陆路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和提高贸易效率。
（三）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的估计
本文通过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获得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效率的估计值（TEijt），时间跨度为2002—2019年。TEijt∈（0，1），数值越高表示贸易效率越高，反之，表示贸易效率越低。测算结果表明：从贸易效率均值看，2002—2019年间东北亚四国贸易效率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俄罗斯和蒙古国，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致;东北四省份贸易效率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从贸易效率变化趋势看，东北亚四国与东北四省份的贸易效率在2007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贸易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与东北亚四国一致，金融危机后东北四省份的贸易效率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落。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萎靡和经济结构调整对东北亚四国贸易效率产生负向冲击，也说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表5显示了2019年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效率的估计值和实际进出口额。表5中较低的贸易效率和较大的进出口额意味着较大的可扩展贸易潜力（可拓展贸易潜力=（实际进出口额/贸易效率）-实际进出口额），反之说明可扩展贸易潜力有限[20]。从东北亚四省份来看，根据2019年实际进出口额可知，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与东北亚四国的可扩展贸易潜力较大，分别为27.50亿美元、20.77亿美元和25.01亿美元，而吉林省与东北亚四国的可扩展贸易潜力仅为8.73亿美元。从东北亚四国看，与东北四省份可扩展贸易潜力从大到小依次是俄罗斯、韩国、日本和蒙古国，其中同俄罗斯的可扩展贸易潜力高达38.54亿美元[21-22]。具体来看，2019年辽宁省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贸易效率较高，且由于实际进出口额较高仍体现出一定的可扩展贸易潜力。相较于辽宁省，吉林省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效率相当，但由于实际进出口额较低，可扩展贸易潜力有限。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贸易效率较高，得益于边境接壤的区位优势和较大的实际进出口额，黑龙江省对俄罗斯呈现巨大的贸易潜力。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了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往来及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并对贸易非效率项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得出以下结论：推进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经贸合作是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实现东北四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区域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和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对该区域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陆路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效率是制约该区域贸易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及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东北在编制和部署“十四五”规划时，应重点关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促进形成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具体而言，为进一步挖掘东北四省份与东北亚四国贸易潜力和提高贸易效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东北四省份应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大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前文分析结果显示，提高政府执行能力和执政效率、降低行政管理壁垒有助于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双边贸易效率。东北四省份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高地。可通过加强与各国警务和海关监管等政府部门的交流合作，简化通关手续和提高通关效率，从而进一步释放东北亚区域的贸易潜力。
第二，东北四省份应携手并进且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东北亚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前文的研究发现，陆路接壤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而加强区域内基礎设施互联互通可以进一步提高贸易效率。在东北亚区域中，蒙古国和俄罗斯的陆路和电讯基础设施较落后，制约了区域贸易效率的提升。东北四省份处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地带，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带”与“路”的交汇点，具有联通各方的区位优势，可以充当日韩与俄蒙贸易合作的桥梁。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转圜，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改变使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建设迎来新机遇。东北四省份应抓住机遇并以“一带一路”推动中国与俄罗斯、蒙古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东北亚区域互联互通和降低贸易成本。
第三，东北四省份应充分利用和发挥辽宁省的港口优势。研究指出，沿海省份依托航运的贸易成本优势，有助于促进与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贸易往来。辽宁省拥有东北四省份唯一的出海口，大连拥有东北四省份最大的货物转运枢纽港，具有建设成为自由港的天然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优势。未来，辽宁省内三大港口实现合并重组，纳入自由港统一规划，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进一步释放面向东北亚区域扩大贸易的港口优势。
第四，东北四省份今后应重点关注人口外流特别是人才流失问题。如前所述，人口规模影响区域贸易规模，而近年来东北四省份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问题制约了与东北亚区域的经贸合作。一方面，今后东北四省份政府应在人口政策上有所突破，通过调整生育政策优化人口结构;另一方面，丰富的高等院校资源使东北四省份在“育才”方面具备优势，未来应在“引才”和“留才”方面下功夫，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发挥人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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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