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语境中“现实的个人”概念探析

时间:2021-07-20 16:17:46 浏览量:

[内容提要] 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个人”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选择将 “现实的个人”放在人类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论述。与“费尔巴哈”章相比,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中侧重于对施蒂纳“唯一者”进行批判性吸收,批判西方观念论中的抽象人,阐述了“现实的个人”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在“圣麦克斯”章语境中,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有三个主要规定:存在于发展着的历史和社会之中的个人;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辩证统一的个人;运用实际手段改变社会现实的个人。

[关键词] 马克思;施蒂纳;圣麦克斯章;现实的个人;唯一者;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 李夕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实的个人”是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发表之后,马克思重新审视了“人”的问题,他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解读,成为唯物史观展开的基础和起点。目前学界对于“现实的个人”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主要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对历史进行一般逻辑建构,“现实的个人”的五个基本规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

人的现实需要及其满足、

人口的繁衍、社会关系、意识构成了现实的历史发展的五个要素。而在“圣麦克斯”章,马克思重点通过对施蒂纳“

唯一者”的批判性吸收,阐述了不同于西方观念论中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个人”,对现实社会中的财产、劳动组织、货币、法律、国家、利己主义等作出深刻剖析,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圣麦克斯”章里的许多相关经典阐述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而“圣麦克斯”章占《形态》三分之二的篇幅,足以说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高度重视。因此有理由认为,“圣麦克斯”章相关论述的发掘和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深化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涵认识,还能进一步透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一、 施蒂纳的“唯一者”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观念的消解和颠覆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考察路径是:首先,对人的本质进行先验性预设,将人的本质视为自然事实和既定前提,然后进行理论延伸,撇开现实的历史进程、运用价值悬设的思维方式进行人学理论建构;其次,将这种价值悬设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使之成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之一。“历史观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用人性来解释历史的范式。以人性来解释历史,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样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 [1]8 以18世纪法国哲学为例,伏尔泰等人将理性视为人的根本属性,用理性审视一切,以此来批判封建社会制度,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这种逻辑思维方式按照“人的本质的预设——人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或扬弃”三个阶段展开。“简单地说,西方传统哲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 [2] 当形而上学用理性和思想来把握人时,人就成为具有先验本质规定的既定存在,而历史也变成了带有复归或扬弃人的异化本质这一目的的运动。人通过对“异化”的扬弃重拾人的完美的本质,这在黑格尔哲学逻辑中具有最为彻底的同质性表现。黑格尔将人的本质视为精神,完全归为一个抽象的范畴,人成为精神异化的产物,最终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达到具体和无限的统一。

费尔巴哈从批判宗教入手,对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性思维作出批判,在他看来,这种将理性片面夸大的方式,和神学没什么差别,反而离真正的人越来越远:“近代哲学只是证明了理智的神性,只是将抽象的理智认作上帝的实体,绝对的实体。” [3]146 他对作为宗教庇护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黑格尔假定了人以外的人的本质,“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 [3]105 费尔巴哈首先把人看作自然的产物,试图从感性直观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认为人和动物同样依附于自然,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意识。这种意识(理性、意志、心)是自然人的固有属性,并具有不可超越性。接着他指出,人的本质由外在对象的性质所规定,人对外在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正如太阳是行星的共同客体,但太阳对于诸多行星来说并不相同,“地球对太阳的关系,同时是地球对自身的关系……太阳在作为地球的对象时,其大小和光线强弱的量度,就是那决定着地球特有的本性的距离的量度。” [4]30 就如地球和太阳的关系一样,人的本质在与他必然联系的对象中显现出来。所以,因意识的不可超越性,当人們无法把握意识的来源时,就选择了上帝这一神秘主体作为来源。以此为理论基础,费尔巴哈提出了“宗教的异化是人的异化”的著名的观点。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是人自身的本质;人对上帝的威力的描述,不过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人们将自己的属性和规定给予上帝,原本是人自身能力的东西成为被崇拜的“神”,而人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仆。“在费尔巴哈看来,实际上是人的感性物质生活产生了观念,那个能够抽象出人们的类关系(‘一)的观念一步步成了绝对主体;最终,人们创造了自己类本质的异化物——上帝。” [5]245 通过将神学转变为人类学,费尔巴哈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宗教归结于人的属性之中,并把世俗生活作为人的意识的源泉,从而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相抗衡,扛起了唯物主义的旗帜。一时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在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但是,施蒂纳等人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却并不满意。1844年,施蒂纳发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将矛头直指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向费尔巴哈提出挑战。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所提出的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只是另一个超出人的肉体之外的神圣事物。这种神圣事物即“最高本质”像宗教一样,彰显着绝对的权威,人们服从于它,在必要的时候为它作出牺牲。费尔巴哈所谓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指现实的人之外的东西,它意味着“人”像上帝一样,也是一种新的最高本质,因为没有任何个人能够达到“人”这一崇高的观念。“在我们之外的彼岸世界,当然已廓清,启蒙主义者的创举已经完成;只不过在我们之中的彼岸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天国并召唤我们成为旋转乾坤者:神必须让出位置,当然并非是为我们,而是为人。你们如何能够相信:神人之中的、神之外的人死亡以前,神人已经死去?” [6]169 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将宗教和人颠倒过来的方法并没有真正捍卫人的尊严,只是用“人”的概念替换了“神”的概念。人已经变为“神人”,并且作为概念,“神人”的危害更为严重。原来的上帝只存在于天国,而新的“神”却下降到了尘世。应该说,施蒂纳准确地找到了费尔巴哈的“软肋”,揭示了费尔巴哈“人”这一概念仍未脱离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质。

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理论背后,施蒂纳的目的是对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施蒂纳认为,在费尔巴哈反对神学的人本主义革命中,仍然存在一种被当做准则、原则、立场的固定观念,在黑格尔那里,过去被称作观念、思想和本质的东西,现在被称作人、类本质和人性。” [5]412 不同于费尔巴哈仍未走出“人的本质的预设——人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或扬弃”的思维逻辑路径,施蒂纳站在了本质、概念、精神、神圣性等一切普遍物的对立面,他借用绝对的个人主义的“唯一者”,力图终结“神圣观念”对人的统治。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免于攻击,施蒂纳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去除人的各种规定性,从而对抽象的人进行消解,把人导向现实的生活。因此,他对“唯一者”的性质不厌其烦地解释,生怕被划入抽象普遍物的范围。他这样定义“唯一者”:“当施蒂纳以唯一者这个名字命名并使用的时候,这个名字只是一个称谓,并非实质性的规定。他想表明的是这个名字之外的一些事情。例如,当某个人喊你路德维希时,他并不是想象了一个普遍概念上的路德维希,而只是你,你是他无法用任何言辞表述的。” [7] 可见,在施蒂纳的设定里,“唯一者”作为对一切抽象概念的批判者角色出现,“唯一者”既不需要任何前提,也不需要思想和观念的规定,而只是当下的、不同的个人。施蒂纳试图超出概念、逻辑、语词的规定,对传统形而上学所探索的人的本质进行颠覆和消解,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语境中第一个自觉消解形而上学的人” [5]406 。

二、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观点的批判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经发表就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蒂纳迅速引起各方的关注和批评。如悉尼·胡克评价的那样:“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像炸弹一样在他之前的伙伴中爆炸,他们提出的仓促谴责和反驳表明了他们的痛苦。” [8]173 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赫斯、施里加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纷纷对施蒂纳进行回应之外,马克思也撰写了“圣麦克斯”章,用大量笔墨对施蒂纳进行批判。《形态》中,马克思之所以对施蒂纳批判着墨最多、最严厉,主要出于以下原因:在對费尔巴哈的批判里,施蒂纳把马克思列为费尔巴哈的忠实追随者,对之加以批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借鉴吸收了费尔巴哈有关人的“类存在”的说法,认为在现今德国社会中,人们无法成为真正的类存在,只有把“非人”转变为“真正的人”,人类才能获得解放。然而,马克思这一主张遭到施蒂纳的指责。后者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意有所指地说道,即使是费尔巴哈死了,宗教的王国也依然会存留着。“我”死了,我的精神存留着,为了使“我”与人等同,有人将“真正的类存在”作为个人的目标。施蒂纳还特意在此处注解道:“如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德法年鉴》。” [6]193 可以看到,施蒂纳将马克思视作费尔巴哈“类”哲学的完全继承者,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此时,马克思正处于思想变革的关键时期,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使他更坚定地认识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缺点,他进而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最终提出了“现实的个人”概念。

在施蒂纳的设定中,“唯一者”是一个能够摆脱所有他者束缚,高于一切的人。“唯一者”关注独一无二的自我。施蒂纳的唯一者正是伴随市民社会而兴起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在哲学上的抽象反映。施蒂纳力图用“个人”概念重塑社会和历史,然而他却忘记了,一种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个人”不仅是抽象的,无法正确解决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且还将因其极端的利己主义而堕落成为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 人主义。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哲学基石——“唯一者”进行了批判,论证了“唯一者”出场的荒诞性以及“唯一者”设定的逻辑错误,指出“唯一者”虽试图从个人自身出发来解放人,但它只是思想上的一个范畴。因此“唯一者”不仅没有打 破费尔巴哈的“人”的设立,反而确立了一个新的概念,施蒂纳赋予了“唯一者”新的神圣性。

“唯一者”出现的前提是一个充满“圣物”的世界。施蒂纳认为,当今是观念统治了世界。神、家庭、国家、财产、法律、任务等现实社会的一切都是被神圣化了的“圣物”,它们奴役着人类。“一切均要按照概念亦步亦趋地行事,而现实的人,即我,将被迫按照这些概念法规生活。还能有一个更难堪的法规统治吗?” [6]105 施蒂纳认为这种统治之所以“难堪”,是因为人们被自己所创造的概念统治,人们的真实枷锁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施蒂纳将现实世界视为被观念统治的存在物,直接倒转了思维和现实的关系。施蒂纳还借此论证了“我”的重要性。既然思维先于现实生活而存在,成为创造世界的思维“自身”,而这种思维又是“我”的产物,那么“我”就是万物的尺度。每个人应当居于思想、概念之上,大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被“国家”“法律”等种种概念所迷惑,成为挣脱束缚的“唯一者”。

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将现实和观念颠倒了,他将思维当作现实存在的前提,只能在现实世界中表演可笑的“杂耍”。思维或意识并不具有纯粹性和独立性,而受到物质的制约,社会实践对思维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世人崇拜概念的原因:分工使一切社会关系对人们来说是独立的存在,使人们认为这些实 际关系的基础不是交往关系,而是概念,其实概念的实质只不过是一切关系在语言中的表现。

[9]421 以法律为例,随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绝 对父权和长子继承权获得了物质关系这一基础。施蒂纳把法律视为决定财产的基础,将批判集中于法的概念,忽视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荒谬 的。

“唯一者”能够击穿作为观念、思想等等的圣物,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唯一者”只要在头脑中意识到自己地位的至高无上性,那么就已经击倒了一系列的神圣观念,获得了统治世界的力量,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愿意反思和抛弃圣物,就能够变革现实。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将语言、思想从现实世界中抽离,通过一系列形式上的抽象演绎对现实进行否定和改变,这种做法看起来涉及现实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实际上只不过是停留在思想领域,“唯一者”改造世界只不过是幻想。“桑乔·潘萨的英雄事迹在于:他是从整支思想敌军的虚无和空虚来认识这支军队的。” [9]209 在这里,马克思将施蒂纳比作堂吉诃德,看似思想激烈、言辞锋利,实际上十分保守,“唯一者”居于思维、概念之上的观点表面上是一种变革,其实他只是从哲学词句的角度改变了人关于事物的观念,拒绝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哪怕一丁点的改变。施蒂纳不深入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世界,只想通过语言、思想上的批判获得自己构造的虚幻世界。这样,他离真实的世界及其所有物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既然“唯一者”只要采取抛弃、否定等方式,就可以打倒各种圣物,那么留在“唯一者”身边的事物一定是他自己所接受的。施蒂纳反复强调,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摆脱不符合自己愿望的东西,而将自己感兴趣的或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变作自己的所有物,这是“唯一者”身上“独自性”的重要体现。然而,这种理论一旦与现实接触,就会十分荒唐。因为一个人的选择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个人生活条件、个人获得教育的程度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一个爱尔兰农民来说,马铃薯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主食,他只能吃掉它或者忍饥挨饿,“独自性”无法为他带来他想要的东西,他并不自由。

[9]356 马克思讽刺道,施蒂纳把他所没有摆脱掉的东西,例如贫穷、方言土语以及分工所造成的研究哲理等,都自愿地接受下来留在自己身边。其实,他是否接受这些东西,绝不取决于他自己。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了“唯一者”的逻辑悖论。施蒂纳关注每个人的生命特征,强调人的个性,他将“唯一者”设定为独特的存在,根本不能用概念下定义,以此来反对抽象的人。每个人和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唯一的”个人,是独一无二的。马克思认为这里出现了“思维的暗礁” [9]320 。如果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共性的个体,那么万事万物就丧失了普遍性,在一个人眼中看来是异物或者圣物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的眼中也许不是。譬如国家、道德、宗教等词语,由于每个人的思维不同,对每一个唯一的个人来说,它们的内涵都是不同的。然而,施蒂纳认为,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圣物,否则他的“唯一者”学说就难以成立。施蒂纳将自己的唯一性作为衡量其他一切人的标准,却没有把每个人的唯一性当作衡量他自己“唯一性”的标准。这样,他的“唯一者”就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

三、 “圣麦克斯”章语境中“现实的个人”概念的三重规定

在批判施蒂纳“唯一者”的过程中,马克思受到了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的影响,更加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局限性,这促使他深化了对人的认识,并推动了他对人进行新的阐释。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来回应“唯一者”,借此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基本理论思想和出发点。“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资料对现实的个人及历史的根本性地位,进而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分工关系、阶级关系等)。而在“圣麦克斯”章里,马克思通过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赋以“现实的个人”三重规定。

“现实的个人”的根本规定性是物質生产性活动,绝非停留在思辨领域,而是存在于发展着的历史和社会之中的个人。马克思意识到,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施蒂纳,他们对人的认识的前提和基础都停留在抽象的思想而不是现实世界中,都没有跳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从经验世界出发而用观念论的方式来反对观念论,最终也只能回返至观念论中。因而,马克思首先强调的是“现实”这一概念。“因此,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绝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 [9]516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 [9]514 个人“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 [9]515 。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不同,马克思将经验世界作为认识人的起点,在现实的历史和社会中,由于人的需要、两性关系、交换、分工、生产力的发展等现实因素,人形成了现存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本质的反映。由于发展的不断进行,人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的本质绝不是固定的和抽象的。它不仅取决于同一时期与他进行直接或者间接交往的个人,也取决于前代人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并且,这种历史性存在“绝不是简单的单 向性的持续性时间,而是一种将过去扬弃在自身内部,同时创造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时间”。

[5]466 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生产方式规定了人的本质。社会的物质生产虽然决定着人的历史性的生成,但人作为现实历史的主体仍然具有价值与意义,人能够依据现存的生产生活条件创造、改变现实,选择历史走向。

基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正面交锋,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秘密。对于哲学家们来说,与现实相比,从思想中考察人是他们永远优先考虑的选项,因为在一个哲学家眼中,思维、语言都具有独立的力量,能够通过词句的形式赋予自身内容。其实,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正是分工使哲学家对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成了一种可能。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哲学的秘密:“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 [9]525 如果对客观世界认真思考,哲学家们就会发现,哲学思想并不是世界的目的和创造力,而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哲学语言源于现实生活,因而对人的考察必须以现实的经验世界而不是抽象的思想为基础。

“现实的个人”,不仅存在于现实发展着的历史和社会中,还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与普遍抽象的“人”相对立,是个体性的存在。施蒂纳的“唯一者”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追求有自我个性的、有生命力的个人,但他的个人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这一意义上,并没有超越费尔巴哈半步。马克思注意并批判地吸收了施蒂纳的这种意图,提出了对当下现实社会中的个人的关注问题。“施蒂纳的大量论点都针对当代流行的感性和理想主义,这种流行试图通过诉求人类的怜悯和公平竞争感来解决社会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在施蒂纳的论断中,比起在病态的利他主义只考虑他人,我们有更多的考虑自己的权利。” [8]174 马克思虽然对施蒂纳重视个人价值的主张有所借鉴,但他认为,人的个性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扬空间,人能否获得全面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程度。“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 [9]295-296 个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域的限制,正如施蒂纳的活动范围只是局限于柏林的地方范围,因而他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就和他本人一样具有抽象的特征。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的特性是多方面发展的还是受地方性制约的,取决于世界交往的发展程度。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并不意味着他对共性、对普遍抽象事物的彻底抛弃。具体和抽象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范畴,人的个性与人的本质也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既反对离开经验世界将人的抽象本质当做价值悬设去理解现实的社会和历史,也反对施蒂纳片面高扬具体个性的相对主义思维,人是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个人关系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物的关系的转变,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的区分,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 [9]515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虽然个体的具体形态不同,但是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塑造了人们的普遍形式和总体规定性,可以抽象出人的一般本质。“人的确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体,但人的总体规定性却不是个体的特性,而是由物质生产所历史地形成的新的群体生活。” [5]469 人的社会性生产活动赋予了人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将每个历史阶段中普遍一般的人的本质和对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把握相结合,是理解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概念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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