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区域文化流变的改编创作

时间:2022-07-31 11:31:49 浏览量:

黄宁

“厦门语电影”(或称为“厦语片”“厦语电影”),专指以闽南语为电影表演语言,在香港生产制作,行销东南亚及中国台湾,面向闽南语族群放映的方言电影。这类电影的对白、配乐唱词,乃至包括剧本文字等,都采用闽南语,具有浓厚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从1948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相逢恨晚》开始,到1966年最后一部《彭文正惊梦》上映为止,这一类型电影,存续时间仅为18年。因为存续时间短暂,且几乎只向东南亚华人族群放映,因此该类型的电影历来受到的关注较少。

借由厦语电影的生发及消亡,可以看出这一类型的电影与区域文化之间的流变关系。为更好地通过影像叙事复原厦语电影的历史,揭示它所处的东南亚闽南语族群的区域文化特性,电影《旦后》孕育而生。电影《旦后》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2020年10月在国内上映。原著小说约21万字,小说叙事时间跨度长,内容及出场人物较多,笔者作为原著小说作者,结合厦语电影的研究,参与到了小说改编电影剧本的工作中。从电影叙事的规律出发,厘清了改编作品中的主题意义、叙事内容以及角色塑造,较为全面地复原了厦语电影与区域文化之间的流变关系。

一、“厦语电影”兴起的历史缘由

厦语电影的生发,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二战结束之后),与区域性社会(东南亚华人社会)具有紧密关系,主要原因集中在三个方面:

1.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国民经济在恢复发展,但普遍而言生活水平仍然较低,娱乐文化消费方式比较单调。在此时期,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方式,价格最为低廉、传播最为普及,这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使其很好地弥补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空缺,亦受到了香港及东南亚地区人们的欢迎。人们总是较为倾向接受与其语言相通的表达方式。由于方言在族群中的相通性和流行性,因此直接影响了族群成员对方言类文化消费类型的接受度。方言电影,使用族群通用语言,迎合了族群成员的喜好,更便于和利于他们的理解和接受。厦语片中所使用的闽南语方言,在闽南语族群进行文化消费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由于厦语电影的剧本经常由闽南传统民间故事改编而成,体现了浓厚的怀乡情怀,传递的价值观念往往能引发关注和共鸣。此类厦语电影的故事原型,价值取向善恶分明,蕴含着较为强烈的道德训诫意义。

2.华侨资本的投入

1948年第一部港产厦语电影上映,由“新光影业公司”出品。该公司即为华侨投资设立而成。据1947年6月27日的《华侨晚报》报道:“菲律宾侨商伍鸿卜及戴佑敏两君,以厦语影片在菲岛、星洲南洋一带及国内亦可占相当销场,特集巨资来港,组织‘新光影业公司’,设办事处于摩里臣山道卅二号,计划拍摄厦语影片”。华侨资本投资拍摄厦语电影,一方面是看到观影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逃避政策风险的举措。二战后,东南亚国家推出“同化政策”,例如“菲化”“印尼化”“马来化”“越南化”“泰化”等,在经济上则实行“国有化”。为规避风险,寻找新的投资盈利点,华侨资本出走到香港,选择合适的、可盈利的项目,电影成为一种可靠的投资选择。

3.南下电影人才的支持

1945年至1949年间,共有120万内地人南下进入香港,一大批原本在沦陷期间避走内地的电影人,以及其他一些欲到香港电影界拓荒的内地影人,共同汇成了南下的洪流进入香港,充实了电影拍摄的人才群体。这批南下电影人趁着东南亚的闽南华人族群观影的需要,转而加大投入并促进了厦语电影的发展。这其中,一批颇富经验的电影人就顺势投入到了如粤语电影、厦语电影等方言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如香港导演王天林,亦曾经参与过厦语电影的拍摄导演工作。由于其为浙江人,不懂闽南方言,拍摄时制片特意准备了专门人员进行语言的转换。

二、小说与电影改编的主题选择

以上关于厦语电影兴起的三个原因,同时也是小说以及电影创作的共同背景。原著小说《旦后》主要讲述的是,鼓浪屿弃儿“林波儿”成长为一名厦语片女明星,并被东南亚影迷誉为“旦后”(旦后:花旦皇后)的传奇故事。在了解并掌握这样的创作背景之后,电影的改编也是循此思路进行的。

小说聚焦于女主角“林波儿”的成长经历,时间跨度设置在5岁至26岁之间(1937—1958)。这一叙事时间跨度,与厦语电影存续时间相比较,有较大的增加。小说主题实际上是通过林波儿的经历,反映厦语电影的发展历程。在这一主题之下,小说还拥有好几层不同的内涵意义,如东南亚华人社会对厦语电影的喜好,反映出他们远离故土之后,思乡恋梓的情怀;再者,早期厦语电影作品多采用传统南音配曲,女主角“林波儿”学习曲艺,体现出了对于文化的不懈传承。

电影进行改编创作,首要的即是明确改编作品所要体现出的主题。经过前期充分的讨论,导演与编剧团队商定,改编作品的主题,需要与原著小说的主题思想相契合。作为原著作者,“复原厦语电影历史”是创作初衷,亦是首要的创作主题。在此主题之下,相关叙事才得以展开:

1.复原厦语电影历史

原著小说在前八章描写了女主角“林波儿”尚未到香港之前的幼年及少年生活。主角真正从事厦语电影拍摄,是在二战结束后,随养母到了香港,因会使用闽南语才进入电影界,并从“龙套演员”做起。为了更为集中反映并重写厦语电影历史,改编作品略过了林波儿幼年及少年生活经历,而是着重聚焦她如何进入电影界,走向厦语电影演员从业之路。在这样的主题选择之下,电影时间跨度即主要从1948—1958年之间。而这段时间,恰好是厦语电影从兴起到发展再到兴盛的时间段,是厦语电影的早、中期。在厦语电影流行期间,当时的报纸,1956年7月18日出版的马尼拉《华侨商报》中,笔名为冰峰的作者,这样写道:“考其厦语片之所以为一般公公婆婆,少受教育的中年人少年人,小孩子们爱戴,无非言语亲切。尽管你立体、阔银幕,七彩五彤,可是你讲的话叽里咕噜,你讲我不懂,我還是看我的厦语片。”

2.女主角的成长与厦语电影发展的互文

女主角“林波儿”在原著中的设定是一位鼓浪屿上的“弃儿”,其亲生父母为躲避战乱,在保姐姐还是保弟弟的选择中,最后选择了弟弟,将姐姐“林波儿”遗弃。后来虽然幸得好心人收养,但被“遗弃”的阴影已经在她年幼的心里埋下了。这样的人生经历,一方面定下了女主角卑微的成长基调,另一方面也为她后来必须改变命运做了铺垫。女主角选择当演员,进入电影行业,是命运改变的必然选择。女主角能够使用闽南语,吃苦肯干,样貌清丽,在无外力可凭借的情况之下,唯有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

女主角的个人成长史与厦语电影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文效应。厦语电影作为一种方言电影,与主流的国语片、西洋片等类型片具有相当的差距。当时厦语电影“每部片子摄制过程约两个星期,制作费用大概4万元,成本不高”。厦语电影的发展也是从较低端的市场起步,而后才因为广受东南亚闽南语族群的欢迎而流行起来。循着女主角成长与厦语电影发展的这种“互文效应”,改编电影也明确了创作的主题选择——将女主角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厦语电影的发展过程结合,借助女主角的故事线,复原厦语电影的历史。

三、电影叙事复原区域文化流变

东南亚华人对于厦语电影的喜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伴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厦语电影逐渐成为东南亚华人社会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销路又好,投资者利润可观,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面世”。在厦语电影历史的早、中期,通过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进行改编,一方面消解了电影叙事的陌生感,东南亚华人社会往往对这些故事口耳相传,为大家所熟悉,改编电影省略了许多原本需要前置的背景介绍等环节,较易得到认同;另一方面,这些故事本身的价值观念符合改编需求。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民间故事,除了为电影营造戏剧冲突提供了故事原型之外,其故事本身所体现的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普通民众的需求,符合华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比如1955年,算是厦语电影发展的中期,共生产16部厦语电影,皆为古装片,可以清晰看出厦语电影取材传统故事之流行与普遍。

1.叙事的主线

厦语电影从叙事选择上,可简单区分为古装片与摩登片。由于厦语电影早、中期的作品,在叙事选择,以上述同类的传统民间故事为主,因此古装片产量居多。在进行改编电影之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在原著小说中,女主角参演的厦语电影,既有古装片,也有讲述现代生活的摩登片。在改编电影中,为了凸显厦语电影古装片的意义,着重反映东南亚华人群体对于传统文化伦理的认同,因此所有叙事均围绕女主角如何参演、拍摄、宣传古装片的经历展开。在改编电影中,以女主角“林波儿”参演古装片《荔镜缘》为叙事主线,从开始作为“龙套演员”进入片场,到因为私下勤于练功、熟唱南音而被发掘扮演配角,再到原主演退出而抓住机会扮演主角,最后电影在东南亚成功上映,大获成功。这样的叙事主线,基本呈现出了传统戏剧叙事的“三幕剧”的结构,或称之为:开端—发展—高潮。

2.有关“流变”的内容

虽然在改编电影当中,将叙事的时间主要设置在了1948—1958年之间,但出于完全诠释电影叙事主题的需要,在高潮部分之后,电影仍用较少的篇幅交代了厦语电影消亡的歷史事实。如同二战后厦语电影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的消亡也是一种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东南亚各国独立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地入籍归化成为潮流,东南亚各国政府亦通过各种限制方法,强制华人转变身份认同,接受当地文化,部分华人不得不选择了融入归化。“作为移民及其后裔的东南亚华人,逐渐成为当地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一身份变化对华人的政治、文化身份的认同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东南亚华人在身份认同上“去中国化”,文化认同逐渐呈现出脱离中华母体的趋势。华人社会由此产生族群认同的流变,从而对厦语电影产生了巨大影响——老一辈华人故去,到了“华二代”“华三代”,连方言都不再操持,对于建构在方言之上的厦语电影而言,是“釜底抽薪”式的影响。厦语电影的消亡,如同历史上众多类似文化元素的流变那般,是在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最常见的现象。

具体在改编时,设置了若干年之后,女主角“林波儿”功成名就,重新回到当年参演《荔镜缘》拍摄时片场的情境。借由女主角的视角,看到片场满是灰尘、破损并被遗弃的道具等,过往热闹的厦语电影拍摄现场已经荒废,以此表现厦语电影这个类型影片的消亡。当这样的情节出现时,虽用时很短,但足以和前述的主线情节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电影线性叙事中惯常使用的一种情节结构,即“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至此,在以复原厦语电影历史,反映厦语电影与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变迁流变关系的电影主题之下,对小说叙事内容的改编得以完成。经过改编之后的电影作品,叙述了女主角“林波儿”的从影成长经历,其整体叙事走向与内容,与电影选定的主题形成了高度的契合。

四、电影改编的角色再创作

在主题、叙事内容皆已明确的前提之下,小说改编电影还需完成最后一个环节:角色的塑造。原著小说中,由于时间跨度长,出现有名有姓的人物有35个。改编显然要对此进行调整,而调整的原则就是要依据电影主题设定。复原厦语电影历史,需要塑造与之相关的各类典型人物,而且必须是紧密相关的角色。以拍摄厦语电影为线索,相关角色类型包括:演员、编剧、导演、片商(投资方)以及南音师傅等。

1.主要角色

在电影《旦后》中,以“林波儿”拍摄厦语电影为叙事主线,林波儿作为演员,自然是电影需要塑造的主要角色。其次,养母红英对林波儿影响巨大,其在叙事过程中,两者之间产生了较多互动。因此,这两个角色是电影塑造的重点。结合电影主题,并根据当时参演厦语电影主要演员的经历,在改编创作时,将两个角色的人物设定为:

前者(林波儿)原来是鼓浪屿上的一名弃儿,她艺术天赋高,能歌善舞,会南音、歌仔戏,又擅长唱国语摩登歌曲。因自小被遗弃的缘故,故内心始终有阴影。但另一方面,又因从小经历曲折,尝尽人间炎凉而知世故,当下定决心时,就不再回头;后者(红英),林波儿的养母,曾是上海利舞台的红歌星,后因遇人不淑回到厦门,欲自尽时被林波儿养父救起。抗战结束后,带着林波儿来到香港。人生经历复杂,看透人情冷暖,奉行的哲学是“明哲保身,于己有利”。早期对林波儿比较苛刻,后期她的鞭策推动林波儿在从艺之路上越走越远。

林波儿与红英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推动电影叙事进程的最重要的角色关系。由两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创作出了电影叙事中的关键情节。在林波儿犹豫是否去争取《荔镜缘》主角时,红英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在红英的动作、言语作用下,林波儿克服内心不自信的性格基调,敢于去争取饰演影片的主角。这一情节,在原著小说中就存在,而在电影中也得以保留。现将原著与电影中的这一情节简单罗列如下表并进行比较,从中即可看出主要角色的塑造,始终围绕电影主题进行表达。

2.次要角色

东南亚华人社会是所谓“移民社会”。从华人迁移历史来看,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方。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经历过四次移民大潮,东南亚华人总数约3348.6万,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约占全球4543 万华人华侨的73. 5%。而这其中,福建及部分广东潮汕地区先民“下南洋”,所形成的事实上的华人社会则为厦语电影的勃兴提供了必要条件。诸如新加坡的厦门街、菲律宾的王彬街等区域,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华人群体。闽南方言成了他们交流沟通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语言。也由此,当厦语电影中的人物讲闽南方言,以南音等具有强烈闽南地域特色的歌曲为配乐时,迅速拉近了與东南亚华人群体的距离。

因为厦语电影市场的特殊性,次要角色中的人物均有一个显著的身份符号,即“闽南语族群”,从文化属性来看,这些次要角色与主角之间,均形成了一种“乡亲”的关系。而恰是这种因移民所生发出的乡亲关系,也造就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正是因存在这种乡亲关系现象,故设置次要角色与女主角“林波儿”的关系图时,除了他们身上各自不同的身份之外,同时还有一个共有的属性关系——乡亲关系。下图以女主角为中心设置的角色关系图,就很清楚表明了这点。

五、结语

厦语电影是华语电影发展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以闽南方言为对白,以改编中国民间故事为内容,曾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广受欢迎。而特定的观众群体,又因为认可厦语电影中的故事所传递的价值理念,以近乎狂热的态度,支持了厦语电影的发展。而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进而影响了族群的认同,厦语电影故事发生丕变,东南亚华人社会这一区域性结构与厦语电影均产生了流变,两者发生根本性改变——族群认同弱化、厦语电影消亡。

《旦后》原著小说与改编电影,都是试图复原已经消失的厦语电影历史,并借此反映出特定区域文化符号变迁的过程。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是传递文化的重要载体。电影《旦后》尝试用影像化的手段,从主题选择、叙事内容、角色塑造这三个电影拍摄最关键的环节入手,既是向逝去的电影历史致敬,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厦语电影。

【作者简介】黄 宁: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1]吴航:《闽南地域文化与国族想象:“冷战”中的厦语片》,《当代电影》2017年第7期。

[2]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3][4]吴君玉:《香港厦语电影访踪》,香港电影资料馆,2012年版,第216-223页,第22页。

[5]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6][7]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8]参见吴君玉主编:《香港厦语电影访踪》,香港电影资料馆,2012年版。

[9][11]韩晓明:《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变化对汉语传播的影响及前瞻》,《语言文字运用》2016年第4期。

[10]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12]余梓东:《文化认同与民族服饰的流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3]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 任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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