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发仔
很多事，过去了就不再回来。它们永远是原来的样子，在岁月的记忆里发酵，在平静的时光里掀起微澜，挥之不去，历久弥新。
——引子
一
臘月，风渐寒，钻进衣服的破洞里，针锥一般疼。堂屋里，平日吱嘎作响的老门板，被掀了下来，架在两条长凳上，老老实实，做了裁缝的台面。天空中雨丝不断，淡褐色的云层中漏下一片乳白，似乎屋后大青山里流散的岚。
裁缝是邻村的，长得挺好看，有岚一样的风韵。端庄的圆脸白里透红，挂着笑，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春风。齐肩的短发垂在脖颈上，一弯腰，一侧的青丝渐次垂下来，像半开的折扇。裁缝下意识地用手指把散下来的头发撩在耳后。那一刻，门前渠道边的芙蓉花，仿佛又开了一次。
裁缝把我拨转过来，像翻一只烤红薯。她拿起细长的布条一通比画，我的年轮便写在了纸面上。当然，还有我身上的泥土。末了，我一屁股坐在门槛上，盯着裁缝看，硬木的裂纹硌得屁股疼。裁缝低着头，在布片上画了几道黄线，接着咔嚓咔嚓剪开了，我单调的童年也被裁成了许多碎片。
布是褐色的粗布，每年都是，就像年复一年的日子，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新鲜感。没有生气的布在裁缝手里是活的。她剪开一个口子，抬起柔得柳枝一般的胳膊，两边一拉，布匹发出刺啦的撕裂声，清脆，畅快，就像给逼仄的生活撕开了一个口子。
裁缝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撕开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破旧立新的豁然气象。多年后看《红楼梦》，晴雯矫情地撕扇，一折一折地撕，撕的不只是性子，还有社会的情绪。裁缝不是晴雯，她的心思全在没有色泽的布上，起承转合，点染皴擦。大剪刀的咬合很有金属质感，每一刀似乎都在和旧时光诀别。
我窝在走廊的草垛边，破旧的衣服吊在肚脐上。大黄狗无聊地白了我一眼，继续闭目养神。我叼着一根稻草，偷偷地看裁缝。堂屋里，哐当哐当，踩缝纫机踏板的声音穿过泛白的青瓦，很亢奋。她那一侧垂下来的秀发，随着踏板的节奏，一漾一漾的，味足得像花鼓戏里的女伶。裁缝根本不看我，盯着疾走的针头，像盯一只逃命的蚂蚁。
缝纫机响着的时候，厨房里那口断了一只耳的铁锅，也在叮叮当当地响。午时，爹把菜端上桌，菜碗比平时多了几只，全是少见的荤菜，每一碗都不含糊，满满当当，连配料都是难得的珍馐。裁缝婀娜地走来，一侧腰身上桌，顿了顿身子，韵味不减。裁缝把一小口饭菜抿在嘴里，两片薄薄的嘴唇殷红，慢条斯理地嚼着，每一口都不耽误春风般的微笑。我远远地站着，拼命呼吸空气里漏过来的香味，肠胃里风起云涌，万马嘶鸣。
裁缝吃完，我下山猛虎一般，筷子如刀戟，暗暗较劲。要在平日，这种粗鲁的吃相是要挨打的。但这会儿我不怕，裁缝在呢。再粗鲁的爹，也不会扫裁缝的斯文脸面。
冬日昼短，像爹手里捏着紧巴巴的日子。裁缝麻利收了工具，双手翻转轻拍，春风依旧。老爹担起缝纫机和箱笼，在淡淡的夜色里，一拐一拐地走。
二
收割后的田野像掉了魂，空落落一片。只有初冬的北风懒散地四处闲逛，像极了泉塘村村里的二癞子。
入冬的村庄，睡着了一般。家家户户的门虚掩着，看门的老狗，从门洞中探出头来，敷衍地应付路上轻微的动静。
寒风中，二癞子吼了一嗓子，老李便笑盈盈地出现在村口。老李是清溪湾的，梳着大掰头，乌亮的头发涂了猪油似的。他腆着圆滚滚的肚子，手里拎一个藤编的提袋，另一只手有节奏地甩着。他似乎跟谁都很熟，狗见了他也不叫，仿佛他是这村子的一分子。
老李一来，似乎荒芜很久的村子就醒了。二癞子从村头撺掇到村尾，一路吆喝：“剪脑了！剪脑了！”剪脑是村子里的土话，就是理发。小时候不懂，总以为剪脑是一种惩罚。那时的乡村就是我的全世界，到处疯，经常忘了放牛或者打猪草。爹毛了，就勾起食指和中指使劲往我脑壳上敲，那种骨头碰撞的声音，干脆而沉闷，生疼。
老李一进泉塘村，一般都径直去了聋人爷爷家。他去年来过，前年也来过，好像聋人爷爷家是他的理发店。聋人爷爷家的堂屋大，两扇大门一打开，冬日薄薄的阳光涌进来，亮堂堂的。聋人爷爷拖出一条长凳，摆在堂屋中央。地面是硬实的泥土，坑坑洼洼，凳子总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直摇晃。堂屋两侧陆陆续续挤满了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说说笑笑，把地上的事情往天上吹，也把床头的事情往老李身上抖，似乎老李是村子里的回收站，荤的素的，新鲜的隔夜的，倒出来就轻松了。大伙一个个就着性子，把这单调的时光闹得沸腾起来。
理发前，老李把抽烟当作一种仪式。他掏出一个哗啦作响的塑料袋子，撕下一片白烟纸，抓一把黄褐色的烟丝摆在烟纸上，用肥嘟嘟的手指将烟丝捏成条，两个大拇指一捻，卷成了柱状的纸烟。老李猩红的舌头蛇吐信子一般，在烟卷封口的纸片上一舔，烟就叼嘴上了。
老李歪着胖乎乎的脸，一边搭讪，一边熟练地用推剪掀下一大片头发来。老李说话时，挂在嘴唇上的纸烟一颤一颤的，燃尽的白灰死拽着烟卷，始终不愿掉下来。
我爬上那条长凳上时，那凳子摇摇晃晃，我的双腿悬在空中，像屋檐下风干的两根丝瓜。老李码了码我的身子，把一块油腻的白布往我身子一盖，在后脖颈上一扎，勒得我喘不过气来。
老李开始了他的表演。耳边弹簧收缩的声音低沉而有韧性，似乎有无数只虫子在撕咬叶片。老李肥胖的手指带着呛鼻的烟味，冰冷的金属推剪在我的头上犁田一般，来来回回。我的头皮荒芜已久，经不住这般挑逗，又麻又痒。我极想笑，又怕生出事来，只好强忍着。胸前的白布上，一撮撮微黄的头发落下来。我想起了秋天的后山上，松林里一层层被风吹落的松针叶。
老李解开白布，我脖子一松，顿时感觉气流往头顶上涌。他一边用硬戳戳的毛刷抹我的脖颈，一边往我的衣领里使劲吹气，紧促的气流中夹杂着满是烟臭味的口水。我赶紧逃也似的跳下长凳，跑到水渠里冲头。待我回来时，老李已经在另一人的头上拨弄着，新的烟卷一颤一颤的，挂在两片厚厚的嘴唇上。末了，那股带着浓烈烟味的口水又把那人吹下了长凳。
午饭时间，来理发的人招呼一声，老李就去谁家，随便得很。这么多年下来，老李从没有为一顿饭尴尬过。泉塘村的人也不用为理发费担心，有钱给钱，没钱，一升米、半袋谷子，也行。
老李一走，二癞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无头可理，继续蹲在篱笆墙下，捡了一根枯树枝戳蚂蚁窝玩。篱笆墙外，人们忙碌着，说说笑笑，改头换面一般，精神了许多。
三
泉塘村最后一只麻雀都不见了的时候，年关也就近了。
村子里的老人在南墙边蹲成一溜，把头伸进冬阳里，张家长李家短。说着说着，一个从北方来的老头悄悄进了村子。其实，老头不算很老，五十来岁，但消瘦的脸上全是开裂的沟痕。棉衣，棉裤，不过都是旧的，面子上斑斑驳驳，似乎从没洗过。他戴着一顶棉帽，一侧的耳罩似乎总立不起来，随着他迈动的步子，上下跳跃。老头总是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
老头来的时候，把北方的寒气也带进了村子。家家户户都虚掩着大门，大人小孩都在屋子里有事没事地摆弄着柴火，等着年一天天逼近。那时，村子的上方是空的，村子里面也是空的，平时踩得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空空荡荡，在冰冷的空气中冻得如同一条僵硬的菜花蛇。
哐当，哐当，老头扬起干瘦的手，敲响了一面锣。那锣太小，根本敲不醒冻僵了的村子。于是老头挨家挨户走，一边敲锣，一边用含混不清的北方话喊：“送春了——送春。”
“就送春了啊，立春还早咧！”聋人爷爷推开门准备去上厕所，一看见老头就招呼上了，说话声盖过了老头的锣声。说归说，聋人爷爷像往年一样，回屋掏出一角钱递给老头。老头脸上立马露出去年的笑，从破旧的棉大衣里摸出一张红纸，满是花白胡須的嘴里喋喋地说：“老板吉祥，老板吉祥。春回大地，万事如意。”
老头见谁都称“老板”，毕恭毕敬，虔诚至极，似乎泉塘村的人是他的衣食父母。其实，老头送来的“春”，就是一方巴掌大的红纸。纸上周围印着一个黑色的框，框里一个戴斗笠的人赶着一头肥壮的水牛，另一只手握着一根细细的杆子，高高举过头顶。图画的旁边，歪歪斜斜地写着“乙丑牛年十二月”字样。回想起来，那图应该是油墨印的，粗糙得很，线条断断续续，那人形都画得走了样，身体都是三角形的。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用过油印试卷，用铁笔刻好蜡纸，交给李师傅。李师傅胖，走起路来脸上的肉都在颤抖。他把一叠白纸放在黑乎乎的油印机下，合上盖子，把滚筒来回一推拉，即成一张，抽出来，再印下一张。李师傅从油印室的黑屋子里出来时，哼哧哼哧地喘气，太阳也显得有些疲惫，赶紧下山了。
那时，我始终没弄明白春天和老头的春纸有啥关系。春都是自己走过来的，就像屋檐下的燕子一样，每年都不会迷路，在天气转暖时，它们已经在门前的柳树梢上呢喃了。我不明白不重要，爹每次还是虔诚地洗了手，涂上热米汤，工工整整地贴在满是裂纹的大门中央。那一纸微弱的红色落在大门上，像老爹蜡黄的脸上点了一颗朱砂痣，透出一种别扭的喜气。
不知道是计算好的，还是算计好的，反正老头每次把春送到我家时，天刚好擦黑。老头马马虎虎地敲完锣，递上春纸，爹立马停下手里的活，双手在泛白的衣服上磨蹭两下，就把春接过来了。夜色下，老爹脸上的尴尬与老头挤出来的笑碰了一下，老头就在家住下了。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老头，尤其和我睡在一起的时候。老头脱下那件厚旧的棉衣，一股陈年豆腐的味道熏得我有些眩晕。老头话还多，叽里呱啦的，总是一个人在说。
我从不问老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的身世全在他絮絮叨叨的话里。他是安徽农村的，老家经常会遭水灾旱灾啊什么的，地里长不出几样粮食，村子里很多人都出来讨米了。好在他有一门做春纸的手艺，到处走走，混口饭吃，比那些人体面多了。他说这话时，屋子里漆黑一片，黑得我竟然分辨不出平时熟悉的房门到底在哪个方向。
屋子里的夜很黑，老头的话在前面带路，我成了话的影子，脑子里一直迷糊安徽的农村和泉塘村到底有怎样的不同。夜滑向深渊的时候，我愈发清醒，老头却不觉发出鼾声了。轰隆，轰隆隆，由远而近，似乎窗外传来的第一声春雷。
四
冬月天，日短夜长，泉塘村也是。村子里的人都算着过日子，后天过小年，小年过后拾掇拾掇，查漏补缺，准备过春节。其实，僵硬的冬天用不着算，似乎刚一起身就擦黑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爹算准了老贵麻子要来。蜷缩在火塘边的老黄狗兀地起身吠了一声，老贵麻子哆嗦着身子就进了屋。他把屁股往老爹旁边挤了挤，一边往灶膛里捅柴火，一边对爹说：“鱼、肉、豆腐，差哪样？”爹顿了顿，回了一句不太搭边的话：“足六个时辰了，明天做豆腐。”鱼、肉、豆腐是泉塘村挂在门楣上的年菜。村里池塘少，宜阳河一年四季稀稀拉拉，我折的纸船漂不了多远就会翻，因而得从市场上买鱼。自家的猪不是说杀就杀的，很多时候，爹都是提前跟村里的屠夫狗生说好：“两斤，大年三十下午去拿，先赊着。”过年来客，爹端出一海碗，大大方方，客客气气。我看着每一块肉都很有口味，但一筷子都不能动。约莫过了初十，客人都来过了，我才真正尝到了实在的肉味。不过，那时我几乎忘记了爹是怎么还清赊欠的肉钱了。
泉塘村的土地适合种黄豆。水渠边，田埂上，凡是有空土的地方，一锄头砸出个坑来，丢几粒豆子下去，糊上一层稀泥，那苗就蹭蹭长出来。因此，只有豆腐才是春节里最亲民的荤菜。我在生产队见过磨豆子。两个中年男子握着手推磨盘的把手，同时用劲，逆时针一起推，其中一人舀了半勺黄豆往磨眼里倒。磨盘沙沙转动，磨间便漏下乳白的豆浆。一个男人还唱道：“浸豆子呀，磨豆浆，做出来的豆腐水泱泱。”许多男人都唱和起来，声音干燥得有些像灶膛里的柴火。
老贵麻子干枯的双掌叉开，离火堆越来越近，火苗似乎就要从指间钻出来。火塘里的火苗弱了下去，最后只剩下猩红的炭火，忽明忽暗，把老贵麻子本就紫红的脸映得有些发黑。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冰冷的空气里有一股豆子的清香味。
冷了大半年的柴火灶里燃起熊熊大火，妈不停地在灶膛里翻扒，被热气撺掇起来的火星子飞舞起来，在半空中像礼花一般绽放。灶上，一口大铁锅腾腾地冒着热气，从房顶上吊下来一个十字木架，一个白色纱布袋捆在架子的四角。爹抓住十字架两角，一高一低地摇着荡着，像把住了生活的方向。
爹开始舀浆。一瓢一瓢的热豆浆倒进一口大瓦缸里，乳白色的水花里洋溢着浓浓的豆花香。然后，爹又端起一碗石膏水，一边往缸里滴，一边用竹制的漏勺均匀地搅动，每一个步骤都到位得有些啰唆。末了，盯着瓦缸看，脸上有一丝尴尬的笑。
其实，尴尬的人是我。村里的小伙伴在一起，玩着玩着就开始炫耀自己的爹。胖子的爹会看罗盘，顺顺的爹会吹喇叭，我真不知道我爹有啥特长。因为我爹会做的，都是我头一回见，做豆腐也是。
我发呆的那会，爹已经将豆腐花舀到早已准备好的托盘上了。托盘上铺着一块废弃的蚊帐布，难怪天晴那会妈把这块破蚊帐布洗了又洗，硬是把泛黄的蚊帐布洗成了乳白色。爹捏了蚊帐布的角，翻上来，将豆腐花包好，盖上大木板;把磨刀的大石头搬来压上。滴答，滴滴答答，托盘下方沥出了清清的水线。
过小年那天，爹把一半的水豆腐炸成了油豆腐。中午，从菜园子里扯来一把清幽幽的蒜苗，用薯烫皮和着油豆腐，煮了一大盆。爹很自豪地说：“一年到头了，娃，放开了吃。”确实，那时我感觉过了一个很富足的年。
大年初一，我还未来得及擦去嘴角的豆腐渣子，就遇见村里流着清鼻涕的顺顺，不等他开口，我便骄傲地向他宣布：“我爹会做水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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