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明 苏妍嫄 严玲玉
摘 要：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时期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在对区域经济收敛性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选取1994—2017年京津冀180个县（区）数据，运用ArcGIS和收敛模型围绕京津冀县域经济空间关联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京津冀县域经济全局空间关联程度呈逐年增大趋势。同时，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经济发展存在属于空间误差模式的绝对β收敛，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据此得出京津冀县域发展模式和县域发展模式的演变规律，对京津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并提出着力实现县域联盟成片发展、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格局等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空间计量;县域经济;经济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3-0103-07
从表1可知，1994—2017年京津冀全局Moran指数I均为正，并呈现出上升的整体趋势，且每组数据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Moran指数I结果说明京津冀县域内的空间单元经济发展紧密性增强，关联度也不断增加。京津冀区域从1994年起便在空间维度上不断集聚，并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与经济发展变得更加明显。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1. 局部Moran指数
局部Moran指数I是度量相邻区域之间关联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Ii值的正负分别表示该区域单元被相似和相异的属性值所包围，即高—高型或低—低型和低—高型或高—低型。为了更清晰的表示京津冀地区经济局部空间相关性，笔者进一步根据空间单元所处象限位置来判断其属于（双高）类型县域（HH型）、（双低）类型县域（LL型），还是属于高低类型（HL型）和低高类型（LH型）的异常现象。根据ArcGIS软件分析结果，1994—2017年京津冀县域类型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
通过对京津冀各县域与其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类型进行划分，发展关系共有11种类型变化情况。其中只有11个县域属于低高型→高高型、高低型→高高型变化类型，意味着这11个县域对其邻域或受其邻域经济发展正相关，经济上能够积极地起带动作用。这11个县域分别为门头沟区、滦县、塘沽区、栾城县、乐亭县、汉沽区、大港区、迁西县、黄骅市、遵化市、迁安市。其余类型都表明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有不同程度上的负相关关系，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负相关，经济上不是相互促进，更多为相互制约。
由此可见，尽管国家在2014年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但由于行政壁垒、地区保护主义等没有得到彻底破除，一些高水平区域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未产生明显的溢出效應。除上述11个县域外，其余类型都表明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有不同程度上的负相关关系，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负相关，在经济发展中相互抑制，这主要是由于各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竞争和市场竞争等行为所致。
2. 京津冀县域发展模式
笔者选取1994年、2013年和2017年这三个时间段县域经济局部空间聚集的显著性指标，运用Moran指数对局部区域进行显著性检验，并把显著的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和低低型分别与高值集簇区、高低孤立区、低高塌陷区、低值萧索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应。1994年、2013年、2017年局部Moran指数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值集簇区和低值萧索区这两个区域都有所扩大，高值集簇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但是正定县、大兴区、廊坊市市辖区、武清区、北辰区在2013年以前是显著的高—高型县域。2017年，北京市全境、天津市全境、蓟县、三河市宁河县、静海县、滦县和霸州市等为高—高型县域，因此可以看出这些区域在经济上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第二，1994—2017年，京津冀区域中低值萧索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北部、保定周边，以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大部分地区，同时可以看到低值萧索区数量大幅度增加，且随着时间变化这种趋势更加明显。2017年局部Moran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24年间其因受周围低值经济发展县域负面影响较大，其经济发展势头并不迅猛。2013年栾城县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原来的低高塌陷型变成了高低孤立区，说明在这段时间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远超出周边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也可以看到2017年怀来县、路北区、路南区、涿州市、广阳区、固安县、安次区、永清县、文安县成为低高塌陷型县域，表明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相对于其邻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表3可知，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变。特别地，由于低值与低值集聚对全局相关性加大的结果影响更为深入，河北省低值萧索区数量大幅增加。
综上所述，与低值萧索区相比，高值集簇区对周围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没有充分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相反因其在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的优势产生“磁场效应”，吸引了大量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格局。北京、天津、河北省独立发展，其中京津两地“磁场效应”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对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弱于吸附效应，形成“孤岛效应”。因此，为分析空间依赖性和经济溢出效应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有必要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进行检验。
三、京津冀县域经济收敛性分析
为得到相对客观的分析结果，笔者采用上述数据对京津冀180个县（区）域单元构建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误差绝对β收敛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分析京津冀县域（区）的经济收敛性。
（一）模型选择与构建
1. 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考虑了因变量的空间滞后影响，体现了因空间溢出、空间扩散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依赖。其模型形式为：
（二）经济收敛性分析
为了更好地识别空间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利用最小二乘法和最大似然估计，对以上收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无论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还是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经典绝对β收敛模型中的系数β均小于0，且均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体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现象，即县域经济增长水平与县域初期经济基础呈反比关系，初期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低于落后地区，但收敛程度十分微弱。对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异方差性检验，可以发现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回归结果并未通过怀特检验，由此估计出的回归系数虽然仍是无偏的，但不再具有最小方差性。因此，有必要将空间因素考虑进去，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消除随机误差项的自相关性。空间误差绝对β收敛模型和空间滞后绝对β收敛模型相比，考虑了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误差绝对β收敛模型比较稳健，通过了Breusch-Pagan test（布伦斯-帕甘检验）的异方差性检验，且其Loglikehood、AIC、SC的检验结果也均优于空间滞后绝对β收敛模型。
根据估计结果，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属于空间误差模式，县域经济增长与其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随机冲击项有关，即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生产要素等经济增长因素对京津冀内相邻县域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扩散效应（残差项存在空间相关性），而基期经济基础对相邻县域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带动作用。由此可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受新经济增长因素作用影响，SEM模型比OLS模型估计的收敛速度慢，反映出京津冀整体经济收敛速度较慢，仅为0.17%。
四、结论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近七个年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期目标约定，从人口和大城市病、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产业对接协作等方面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经济增速仍处于明显劣势，京津冀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京津冀区域内部，如何更好地发挥北京辐射带动作用，优化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分工与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强政府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等，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实证分析表明，1994—2017年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空间关联性逐年增大，主要原因是HH型县域和LL型县域数量均有增加，使得京津冀经济发展两级分化现象更为明显。随后进一步对京津冀经济收敛性进行检验发现，京津冀整体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属于空间误差模式，经济增长因素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但是县域单元经济增长率在研究范围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依赖。
第一， 对京津冀县（区）发展模式进行分类。研究得出，2017年北京市全境、天津市全境、蓟县、三河市、大厂、香河县、唐海县等区（县）为高—高型县域。就县域视角的发展模式而言，京津冀一体化按照“突破瓶颈、政策引致、优化配置、开放发展、高地集聚”的一体化发展思路，从顶层设计、政策衔接、多元主体参与、搭建利益纽带、实现内外循环、法制建设等方面构建县域（区）合作机制，有利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
第二，对京津冀县（区）发展模式的演变规律进行梳理。例如，对LH→HH、HL→HH、HH→HL、LH→HH、LH→LL的县（区）的变换进行了系统分析。另外，根据收敛分析结果：例如北京市辖区，天津市辖区，唐山的滦县、乐亭县、迁西县、遵化县、迁安市，石家庄的栾城县，沧州的黄骅市等为高值集簇区，进一步印证了高值集簇区应积极发挥其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应与周围县域结盟发展，构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明确了京津冀区域整体在注重优化空间等級结构的同时，应构建“多点支撑”发展框架，加强县域（区）的通达性，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为组建京津冀县域联盟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对京津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了京津冀县域经济增长与其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随机冲击项有关，即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生产要素等经济增长因素的跨区域流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基期经济基础对相邻县域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属于空间误差模式。因此，充分发挥京津冀各县域区位、土地、交通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提升服务质量、推进多边对接、深化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升级创新、产业等方面政策，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各县域经济共同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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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母爱英
Abstract：The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s one of the major strategic arrangements for carrying out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and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correlations， through selecting 180 counties（districts）data of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1994 to 2017， using ArcGIS and convergence model to stud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the county-spac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lobal spatial correlation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i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factors have spillover effects in space. Thus we obtaine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the evolution rule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untry development mode， verified influence factor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and response surface was proposed to achieve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lliance and promote the inter-regional flow pattern of factors.
Key words：Beijing-Tianjin-Hebei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patial econometrics; county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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