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在2003年10月16日取得圆满成功，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千年飞天梦，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并未忘记一位德高望重的功勋科学家——钱学森。
有北京媒体举行的一项题为“2003公民的科学印象”的调查中，钱学森位列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第5名，紧随居里夫人之后。
钱学森（1911—2009），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国。1956年他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该院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人们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20年。
钱学森一家归国途中在“克利夫兰号”轮船上合影。
美国人说：他的价值能抵5个师兵力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开始准备归国。
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到1949年秋才辞去的。
妻子蒋英那个时候怀孕了，行动不便，钱学森打算等孩子生下来，就回祖国去。但到第二年，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说钱学森1930年代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钱学森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机票。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监狱里。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繼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陈叔通和钱学森两家人是世交，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写信给陈叔通，说他们“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蒋英把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美国大使约翰逊请示美国国务院，据一份资料透露，国务院又请示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
1955年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重压之下，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
1965年5月4日、5日，中央专门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8月9日、10日召开第13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由于建造人造卫星的建议是钱学森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但是，卫星工程上马不久，就赶上“文革”。中国科学院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首当其冲受到破坏。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将卫星研制任务改由国防科委全面负责。1968年2月，国务院明确指定：‘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所以，在“651工程”中，钱学森实际上是担负大总体，即星—箭—地面系统三大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
在运载火箭方面，钱学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快捷的实施方案。他不主张专为发射人造卫星设计研制运载火箭。他建议充分利用已有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技术基础，将二者结合起来，组成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他认为，走这个路子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时间和人力物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研制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回国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他心情很好：“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但由于“文革”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七机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甚至派性斗争也渗入到技术工作之中，常常使研制工作无法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1968年2月8日，原国防科委召开“651工程”会议，会议决定各单位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并指定钱学森去七机部一院动员。
2月9日，钱学森在一院召开了“东风-4号”和“长征-1号”动员大会。他刚一开始讲话，就有一个“造反派”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说：“你们名义上说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阻止我们对聂荣臻的批判。”
钱学森立即提高嗓门说：“我今天是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派来召开这个大会的。‘651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最大的鼓励，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抢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东风-4号和长征-1号任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他的话一时间把那些还想“造反”的人镇住了。
按照钱学森的部署，6月下旬，为解决滑行段喷管问题，七机部一院进行了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科研设计人員十分震惊。
钱学森亲临现场，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滑行段在近于失重状态下，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此时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应该很小。所以地面上进行的这种模拟试验，并不代表空间运行的真实情况，不会影响飞行。”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经过艰苦的工作，1970年元月，“东风-4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在卫星方面，钱学森的任务也十分繁重。他在“文革”的高潮中出任空间技术研究院（按新编序列是“五院”）院长，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颗“政治卫星”，所以对钱学森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听得到，看得见。周总理也多次要求，要过细地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为此，钱学森多次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汇报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所有问题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一落实解决。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1970年4月24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戚发轫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重173公斤的卫星发射成功。这颗卫星向全世界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70年五一节的晚上，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等科技人员，应邀上天安门楼观看焰火，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当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临北京上空时，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一下子平静下来，当他们真真切切听到人造卫星从太空播放出他们熟悉的“东方红，太阳升”乐曲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当人们尽情地欢呼歌唱时，钱学森却悄悄地退到了后排，站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连毛主席回过头来，都没有找到他。他一贯坚持认为，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个人只是沧海一粟。
惦记中国教育，发出“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作为一名老师，是让学生钦佩又敬畏的。曾当过他学生的哈瑟特是这样说的：“他通常都会迟到几分钟，我们总是猜他到底会不会来。他冲进教室，二话不说，就开始在黑板上写字。有他在气氛就很紧张，可是他教的数学也确实一点都不容放松。”还有学生说“数学越好的人越能与钱学森相处”。美国学生认为他在课上的评语简短还有点冷酷，有些学生甚至还怀疑钱学森故意把课程弄得很难。
钱学森的课程没有小考，只有期末的大考。据说有次期末考，时间是3个小时，他把题目在黑板上写完就花了45分钟。学生说他写英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字母，就像写中文一样。
1955年，历经波折回国后的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倡导之下，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合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是班主任。这个班招收的学生很少，朱毅麟是其中一位。在朱毅麟的记忆里，钱学森衣服不是很时髦，但非常干净，面色白皙。
朱毅麟说：“回国以后，钱老认为今后科学发展不在于个人作多大贡献，而在于怎样培养更多年轻人才，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这是他1955年回来后一贯的思想。”
1960年代初，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了一门新的课程，叫物理力学。这门课只有他一个人讲，而且第一届时没有教材，第二届的教材是他自编的。他每星期来讲一上午课。
一名叫王恒的学生慕名去听钱学森的课，王恒回忆，钱学森讲课时充满自信，“就是这样”，他经常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话，略带一些南方口音。
每次下课的时候，黑板上都写满了板书。有疑问的学生会聚拢过去向他讨教，钱学森如果发现学生问的问题没有新意，会告诉学生这个问题已经在课上讲过了，便不再作答;如果遇到高明的问题，他则会十分乐意解答。
考试的时候，钱学森最关心的并不是学生得多少分，而是他出的难题有多少人能做出来。他会把题目交给课程的辅导老师，但却并不给出答案，答案需要辅导老师自己解答出来，然后判卷。有一次，他出的一道题目把辅导老师都给难住了，而辅导老师知道，钱学森出的题目必定是从他已经讲过的内容中来的，于是也不敢再去问，很是苦恼了一番。另有一次，一名叫俞书琴的辅导老师在考试前注意到，教材中有两页留下了钱学森频繁翻阅的痕迹。她有了一个预感：这次考试的难题可能会从这两页里出。而这两页能出的题目只有那么两三道，于是她向学生重点讲解了这几道题，结果钱学森的题目果然被她押中。学生的考试成绩令钱学森感到惊讶，“中国的学生比美国学生强多了！”钱学森说。
今天，钱学森的一尊塑像坐落在中科大图书馆前面的小树林里。他身着中山装，左手叉腰，右手指向侧面，就像是在授课。“神态、姿势都与钱老当年一模一样。”王恒说。
晚年的钱学森依然十分惦记中国的教育。他曾在病榻上向时任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
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语录：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 来源|综合 天津日报、南方周末、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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