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建勋
从历史事件到历史题材创作
这次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我画的主题是“中共七大”。从主题内容的表现上看，“中共七大”是一个会议场面；
从创作角度来说，此主题缺乏画面感。我曾经到延安杨家岭，考察了会议召开地周边的地貌环境；
参观当年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住的窑洞；
在中央大礼堂，我找了一些群众模仿当年的情形，反复琢磨构图，仍然没有构思出引发灵感的好画面。历史事件如果不能转化为历史题材创作，就会变成一张说明图。画面的构思从哪里打开？如何将具体的历史事件转化为艺术语言？这成为一直困扰我的难题。
在收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试从当时的纪实性文字材料、历史照片入手，收集、整理延安革命纪念馆文物史料，以及当年的影像资料，使自己的创作状态能够进入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去，但长达近半年没有思路。
后来，有一天工作到很晚，天快亮了，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广播喇叭每天早晨都会播放的乐曲《东方红》。随后马上查资料，《东方红》的歌词是1944年下半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后经改编成为乐曲。《东方红》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老百姓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情感寄托。“中共七大”会议是在1945年春天召开的，和这首歌的创作时间很接近。这首歌启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初生的太阳为画面的背景，寓意春意、暖意的汇合，参加“七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场外聚集，看到冉冉升起的红日，寓意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正如毛主席在“七大”会议报告中指出的：“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我觉得，从《东方红》的抒情角度来描述“七大”，会使一个事件成为一曲咏叹，画面的意境就这样形成了。创作的母题从历史性事件上升为融艺术性和精神性的主题，即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真实人物出发，超越历史事件而探索历史中的精神主题，从大事记式的叙事性表达抽象升华到精神史的抒情层面，这也是作为艺术性历史画创作的使命。
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
历史画创作拥有悠久的历史，它要求创作者无论对历史知识，还是对人物的把握，都需要有综合把握。特别是人物形象，要用艺术手段把人物从具体的历史形象转化为画面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不是对人物照片的临摹，而是需要浓缩、提炼，典型化的艺术加工，使之具有精神性和艺术性。这种转化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我画的这个历史时期。延安那一时期的图像资料很少，有些资料由于保存不当或难以达到想要表现的角度、动作、表情，可供参照的视觉元素并不多，大部分需要自己去推敲、组合、塑造。中国古代称为“造像”。我就想在“造”上下功夫，努力挖掘领导人形象的典型化，从动作、面部表情等方面入手，力求符合人物的深层性格。画面中的人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每位观众都会有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形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刻画符合历史人物的气质特点。画面中的毛主席在那个年代风华正茂，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等方面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所以把毛主席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人物形象刻画朴实、自然。
《东方红—1945年杨家岭》的画面具体描绘的是：1945年的早春，以延安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禮堂、新修的道路为背景，当年参加“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从各根据地赶赴延安的共产党人聚集在画面的中心位置。尽管天气有点冷，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但杨家岭已经开始有了暖意。人物的排列按照“东方红”的音乐旋律一线展开，背景中的黄土高原像一曲五线谱，朝云像是《东方红》涌动的陕北民歌风味的高音，将画面带到抒情的高潮，画面升腾起一种音乐感。
在杨家岭这么贫瘠的地方，共产党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们是那个时代里凝聚着整个民族理想的开拓者。进入到历史情景当中，我能理解到，为什么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军队，正是因为他们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从1840年鸦片战争持续了100多年的苦难，中华民族终于能看到一线曙光。我把画面背景中领袖住的窑洞处理得非常真切，就是想表达一种热切的情感；
天空中的祥云画得明亮、透彻，是想要把这种情感表现得高亢、激昂。同时，在画面下部，绘有一条新开辟的道路。这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道路，道路通向礼堂，并向画面的远方蜿蜒延伸，从而在画面上形成一条纵深的线，这条线与画面上有韵律的横线形成交叉，交叉处就是中央大礼堂，从而点明“中共七大”主题。这种构图方式区别于一般的、站成一排的构图，具有一定新意。画面下部、上部由现实和理想两个主题组成。现实主题就代表当时面临的真实状况，画得尽量真实、可信，力求达到细节真实，参考了北欧早期文艺复兴的绘画方法；
理想主题表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愿景，使画面具有音乐感、节奏感，主要吸收中国民族的、民间的元素，特别是陕北民间艺术的特色。两种艺术手法表现的反差形成画面的张力，而画面主题人物将其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物创造历史与未来的力量，通过绘画语汇深刻地体现历史内涵。整体画面采用了明亮的色调，象征中华民族曙光的即将到来。画面意境传达出在太阳初升的革命圣地，一批以推翻三座大山、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革命者，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因理想凝聚在一起，共同构筑一个民族理想的前途命运和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
跨越历史观的历史画创作
《东方红—1945年杨家岭》代表了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史，在这幅画中，“七大”这一历史事件和《东方红》作为精神母题糅合在一起，把具体和抽象贯穿起来，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认为，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应该是对历史、民族、国家、人类有责任感的人，理性的人，他对于历史性事件，对面临的现实，要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在对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中要体现出其对于历史事件的历史观，对于历史事件的个人思考，以及对于历史事件在情感与精神高度上的艺术表现。这次的主题创作是想通过《东方红》母题在情感上浓缩那段历史—一切历史只有成为情感史之后才会使人刻骨铭心。作为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都是化作情感的往事，一个民族所能记住的也是能够成为精神的历史，这就是史诗的力量。
时代不同，历史观也会不同。世界观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个性化，趋向对于客观事物的个人表达。不同的画家会从不同的视角画出不一样的历史画。以前的历史画追求朴素而真诚的情感，现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出现新的视角、新的视觉经验，创作所面临的问题是，既要体现国家意志，也要体现艺术家站在个人立场来对历史事件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客观的判断。历史画创作是历史研究的结果，以艺术方式研究历史得出的理性结果。这意味着所画不是教科书教的，而是从个人研究中得出的，同时，这种结论又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用事的结果，而应符合历史逻辑。更进一步的思考是，当前的历史画创作，今天能够受到肯定，再过50年，随着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发展，也许就失去了其历史意义。我想力争达到的是，让艺术家的思想和他对历史的判断通过历史画的创作，能够穿越历史。让历史画不过时，这是需要作为历史画创作的艺术家深入思考的课题，这也是我为什么把构思点放在《东方红》上的原因。就像看日出，它是一种从古至今都会存在的人类普遍行为。无论印第安人、玛雅人，还是埃及人，人类对于太阳有着特殊的情感。当人们到看太阳升起时，会感叹宇宙万物周而复始，会自然而然产生对天地宇宙的感激和感动之情，从而产生赞叹天地大美的审美心情。《东方红》通过革命领袖看日出的情景，表达出对于人类或民族具有普遍性的希望母题。我希求这样的艺术能给人们带来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给生活带来力量。所以，无论历史画还是一般创作，我的艺术理想是表达出这样的訊息：向这个世界传达出爱与希望，让人们学会宽容、仁慈和友爱，让人们拥护正义，反对邪恶，使人们通过艺术的感染力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力量。由此，我对艺术创作的定义可以用三句话概括：艺术是用局部体现整体，用个别表达普遍，用特殊表现一般。
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从内战到外强侵略，从没落到复兴，在历史的沉积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通过艺术创作把它展现给国人，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历史的一种价值观，会对人的生活方式与目的有所启发，所以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