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最近，“研究生为何不会提问”在《中国科学报》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讨论。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谈出了自己的看法，都很有道理，也给人以深刻启迪。但在我看来，这既然是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个普遍现象，那就犹如前些年的“钱学森之问”一样，背后反映的应该是教育、科研体制的系统性、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这就不能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探讨，一是研究生愿不愿提问，有无提问的强烈欲望或冲动;二是研究生善不善于提出很好的科学问题，抓住研究的关键。
第一个层面实际上反映了研究生有无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这个问题并非自今日始。我们先不要说研究生了，就说如今的大学，本科生会提问题吗？再往前追溯，高中生会提问题吗？初中生会提问题吗？小学生会提问题吗？众所周知，应试教育模式下，中小学的孩子们早已被打造成一架架被动的学习机器，大多数少儿天生的浓浓好奇心早在中小学时代就已被消磨殆尽。老师在课堂上鼓励的不是大家要踊跃提出问题，而是课间休息的五分钟也要抓紧时间做题;学校运动会上学生在观众席上不是观看运动员们如何表演竞技，而是也要做题……十来岁的孩子，天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到深夜。好不容易度过了“玩命的中学”，熬过了黑色的“高考季”，孩子们此时早已“元气大伤”，那点残存的求知欲已经十不剩一二了。这些年我给本科生上课，一开始总是感到奇怪，怎么课堂上老是那么死气沉沉，几乎没有学生就课程内容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质疑？孩子们怎么没有一点青年学子的朝气？我们当年可不是这样啊，大家提问都很踊跃，即便是课堂上没有机会提问，但一下课，老师根本就走不了，因为人人都有很多要问的问题。及至家里有小孩子上了中小学，这才大吃一惊、恍然有悟：原来，我们的教育，早在中小学里就已出现大问题了！那种严重束缚孩子想象力、败坏了孩子求知胃口的被动应付式的学习从中小学开始就已 “以一贯之”了十几年，许多孩子甚至熬不到本科毕业就已经到了厌学的地步，很多人考研也无非就是为了好就业而已，你凭什么指望他们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忽然“脑洞”大开，“奇思如泉”，会提出很多问题？
第二个层面则涉及到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深度和领悟程度。我个人认为，科学研究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科学感知的过程，或者说是获得科学感觉的过程。对科学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差异较大，有早有晚，有快有慢。一般而言，那些天生求知欲强、好奇心强、思想活跃的学生，科学的直觉感比较好，能较早进入科研状态，这当然是最幸福的事了。也有的学生，限于天分的条件，对科学问题的敏感度差点，但只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兼有足够的科研定力，坐得住“冷板凳”，厚积薄发，或迟或早地也会找到这种科研的感觉，进入状态。所谓“大器晚成”就是指的这部分人。关键是思想一定要活跃，不害怕“试错”一时提不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也没关系。因为，即便科学大师，也并非所提出的问题都有价值。杨振宁先生认为，一个科学家即使其理论90%是错误的，只有10%是正确的，也已经非常了不起，并能大步将科学推向前进。（2020.11.3《中国科学报》）
所以，第二个层面出现点问题关系不是太大。只有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才构成了教育和科研实践之殇。因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孩子们失去了学习和探索的热情，才是当今一切教育的最大问题。
“中国大学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冒尖的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研究生为何不会提问”，这是2020年以来科教界正在热烈探讨的问题。这两个問题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什么时候我们的研究生（不止是研究生，包括本科生、中小学生）爱提问了，会提问了，“钱学森之问”迎刃而解的那一天也就为期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学报》发起的这场讨论的影响的确十分重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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