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在掌握了古今中外大量资料之后，作家高洪雷选择了以山东蓬莱为起点、以罗马为终点的叙述视角。
蓬莱是古代海上丝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丝路主干道的东部起点，山东也因此担负着丝绸源头和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但是这一点尚有很多人不了解。高洪雷的梦想自此而来，他希望通过书写，还原丝路的历史真相，给予丝绸故乡山东以应有的尊重。
于是，在新华社发布习总书记冒雨到访蓬莱消息的当天，高洪雷把书名定为《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这是这本书的引爆点，也体现了高洪雷的大局意识和对题材把握的敏感性，使这部作品充分具备了大视野、大题材、大关怀，也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他对传统文明根脉的敬畏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舒晋瑜：大多数人会认为山东和丝绸之路没有什么关系，你是怎么想到这一题材的？有什么契机？
高洪雷：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长安、洛阳是陆上丝路的起点，山东与丝绸和丝绸之路没有多少关系。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清楚，抛开海上丝路不说，仅仅是陆上丝路也不止一条。世界上多数专家认可的陆上丝路有三条，一是草原丝路，是沿北纬 50 度线，跨越蒙古草原、准噶尔草原、哈萨克草原、俄罗斯草原、乌克兰草原、匈牙利平原的丝路，是最早的丝路，也是草原民族的迁徙之路；
二是南方丝路，是从中国腹地出发，经四川、云南、缅甸、印度，前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丝路，有的路段被称为茶马古道；
第三条才是本书所叙述的绿洲丝路，就是在北纬 33度到 41 度之间飘荡，从中国启程，出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费尔干纳盆地、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前往罗马的陆上丝路主干道。既然丝路有多条，那么就有不同的起点和终点。我书中所写的这条绿洲丝路，也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因为从长安、洛阳向东，还有蓬莱、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从罗马向西，还有无数条道路延伸着。我只能说，长安、洛阳多数时候是中国的都城，是丝绸和其他紧俏商品的集散地。准确一点说，长安是张骞出使西域和玄奘西天取经的出发地。鲜为人知的是，山东是丝绸的故乡。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纺织机，就被称之为鲁机。齐桓公执政时期曾经下令，百姓房子周边只能种桑树。在汉朝之前，山东是丝绸的主产地。即便是丝绸业基本普及到全国的唐代，山东依旧是最优质丝绸的产地。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和北齐占据了黄河下游，控制了丝绸的源头，山东就扮演了丝绸源头和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于是，我一直希望写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还原丝路的历史真相，给予丝绸故乡山东以应有的尊重。但一直找不到契机，没有引爆点，无从下笔。
就在我四顾茫然之际，一则消息像闪电般贯过我的大脑。2018年6月14日新华社消息：“13日上午，习近平冒雨来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市，这里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蓬莱，不正是我下笔的起点吗？对呀，蓬莱是古代海上丝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丝路主干道的东部起点。于是，在新华社消息发布当天，我把准备创作的书籍定名为《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舒晋瑜：作品是“非虚构”，但也有适度的想象。您怎么看待想象在非虚构作品的出现和意义？又如何把握其分寸？
高洪雷：这部作品，应该归类为纪实文学，也有人给这类作品起了一个西方名称“非虚构”。在纪实文学中出现适度的想象，并非我辈的创造，也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其典型代表是司馬迁。在《史记》中，有大量适度的想象，如苏秦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一节说：“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地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斜着眼不敢抬头看他，跪在地上恭敬地服侍他用餐，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为什么以前对我傲慢，如今却恭顺呢？”嫂子爬到他面前，脸贴着地请罪说：“因为我看到小叔子您位高钱多啊。”每当读到此处，读者都会为苏秦嫂子市井小人般的言行忍俊不禁。
其实，作为一本历史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最难把握的是两种关系：一是科与普的关系。其中的“科”，是对历史的把握，要求必须符合客观要求；
其中的“普”，是要照顾到一般受众。如果科与普不兼容，就无法成为一本真正的科普读物。二是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历史负责真实，文学负责有趣。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一直是我创作的一个指导原则。在本书中，我写的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其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都是经过考证的，我只是通过合理的推理，赋予了事件以现场感，赋予了人物以表情，使得枯燥、生硬、冰冷的历史有了温度、张力、色泽，变得生动、形象、鲜活起来，让读者有了身临其境之感。
舒晋瑜：这部作品不但具有大视野、大题材、大关怀，语言富有诗意，诗情充沛。是因为这方水土的养育，还是受到阅读的影响？山东是文学大省，您的写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多？
高洪雷：我的家乡山东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泰山在此崛起，孔子在此诞生，黄河从此入海。这方水土上不仅孕育了伟大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而且诞生了孔子、孟子、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季羡林、傅斯年、臧克家等一批文人、学者，是这方浸透着文明的水土养育了我，滋润了我，成就了我，使我成了一个步山东作家后尘的书写者。在写作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斯蒂芬·茨威格和毛姆，二人书中铺天盖地的心理描写、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度解剖，把伤口撕给读者看的悲剧场景，深深改变了我的写作倾向和语言习惯。在山东这个文学大省，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山东文学的领军人物张炜先生。他最打动我的，既不是他的成名作《古船》，也不是他自己最中意的《九月寓言》，而是他亲自推荐给我的《芳心似火》。在这部书中，他对历史题材的感性把握和诗性表达，让我如醉如痴。他还告诫我：“写作就像跑步，千万不要停下来，一停下来就跑不动了。”这也是我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笔耕不辍的一大原因。
舒晋瑜：在后记中，您谈到受《天方夜谭》《西游记》影响比较大，能谈谈是什么时候接触的这两部作品吗？带给您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高洪雷：我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山东农村，接触到文学书籍较晚。关于《西游记》，小学时代读的是连环画，高中时代才读到原版，后来就是电视连续剧。有幸接触《天方夜谭》，已是大学时代了。说实话，过去对这两部书，我并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对《西游记》的感受，无非是师徒四人的搞怪表情和阎肃老先生那首“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歌。对《天方夜谭》，我只记住了它有另一个名字——一千零一夜，及其芝麻开门的故事。对这两部书有所感悟，还是在研究丝绸之路，特别是创作本书期间。我在本书后记中说：
我被两部小说所深深吸引。一部是阿拉伯民间小说《天方夜谭》，倒不是因为马云先生的公司名称源于小说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而是因为小说的背景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实有其人，其中就有喜欢在夜间化装出行的哈伦，他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帝王。一部是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说实话，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我一个也不喜欢，真正吸引我的，是九九八十一难，那可是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少一难都不可能抵达辉煌的终点。而且，与小说中人妖不分、唉声叹气的唐僧不同，现实世界里孤身前往印度取经的玄奘，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大海般的智慧、流水般的韧性、普罗米修斯般的胆魄，是我最佩服的人。
舒晋瑜：您是怎样爱上文学的，走上纪实文学创作之路是出于怎样的机缘？
高洪雷：爱上文学必须首先爱上读书。高中时期，迫于高考压力，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允许阅读课外书籍，而且学校图书馆只对老师开放。进入大学后，阅读时间有了，图书馆藏书也足够多，但不知为什么，自己居然失去了从前对课外书籍的那种兴奋。转机来自一部电视剧，记得是进入大学的第二个月——1979年10月的一个晚自习时段，我和十几个同学习惯性地坐在走廊里看电视。那天，中央台播放了一部名叫《有一个青年》的单本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故意闯红灯、随地扔垃圾的青年电焊工——由张铁林扮演，知识贫乏但不甘现状，在图书馆借阅有关电焊自动化的外文资料时，邂逅了一个伏案苦读的美丽女青年——由方舒扮演，然后读书有了动力，科研有了突破，行为也变得文明，最终与女青年成功牵手的爱情故事。剧中的情节，特别是女青年埋头读书、凝神思索的画面深深刺激了我，震惊了我，感染了我，我突然意识到，世上最浪漫的莫过于图书馆里的邂逅，世上最美丽的莫过于一书在手的少女，世上最动听的莫过于书页翻动的声响，世上最自由的莫过于在书中翱翔，世上最醉心的莫过于书香。从此，我有了读书的习惯，哪怕是在火车上、飞机上，甚至是会议间隙。书读多了，各种感悟就像炙热的岩浆在大脑中聚集、升温、膨胀，直到找到爆发口——写作，写作便是最自由最淋漓最尽兴的表达。
我走上纪实文学之路，纯属偶然。是两件事刺激了我。一件事是2001年春天，我参加了一位省民族宗教局长的专题报告会，他在报告中讲，“孙中山时代就重视民族团结，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其中的‘回，就是指回族”。他显然讲错了，因为民国时期的“回”是指维吾尔，维吾尔在唐代先后称回纥、回鹘，后来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俗称为“回疆”。另一件事发生在当年深秋，我到内蒙古博物馆参观时居然找不到草原帝国柔然的任何文字，于是我问陪同的博物馆馆长：“怎么没有柔然？”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柔然是谁？”随后我还发现，很多中国人不明白匈牙利的字面意义是匈奴人，许多维吾尔人不清楚自己的祖先回鹘与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仇深似海，多数南方人不知道越南越族、泰国泰族、老挝老族以及云南壮侗语族拥有同一个祖先——春秋时期的越人。因此，我有了一种喷薄的创作冲动，决定打破编年史和断代史的常规，分章节追溯每一个民族的来龙去脉，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鲜活记忆，带领读者突破尘封的历史大门，串联出泱泱中华56个民族碰撞、交往、融合的瑰丽画卷。但我并非历史专家，对民族史更是知之甚少。越是困难的事情，就越有挑战性。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拗性格支撑着我这个历史门外汉，走过了历时9年的创作历程。经过3300多个日夜的写作、考证与修改，它最终以《另一半中国史》的名字艰难面世。这部纪实文学处女作，目前已被翻译成7种文字。
舒晋瑜：纪实文学《另一半中国史》《另一种文明》《大写西域》《楼兰啊，楼兰》，散文《民族魂》《天地正气》《国家之光》……我发现您的创作题材，多是大题材、大手笔，这种“大”来自什么？
高洪雷：
在当今文学界，流行一种“微观文学”，也就是从某个人物、事件或年份写起，以小见大，以微求著。这种文学表达，文字可多可少，叙述范围可大可小，相对容易驾驭。其代表作品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有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王树增的《1901》、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等。而我的选题比较大，倒不是我的驾驭能力强，更不是我有什么雄心，而是因为我把自己想要书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了世界历史或中华民族的大背景下，给了读者以“大”的观感。如果真有什么“大”的话，恐怕还是因为我从不触碰反面人物，而是一直书写英雄。如《民族魂》是讴歌鲁迅的，《天地正气》是追思方孝孺的，《国家之光》是崇扬左宗棠的。在本书中，我也书写了一批肩负使命、心怀梦想穿行或坚守在丝路上的人物，他们都是舍生忘死的人，都是挑战生命极限的人，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都是人类文明火炬的传递着，也都是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我在第21天写到的法显，虽然没有张骞和玄奘的名气，但他是我最敬仰的人。法显前往印度取经时，已经65岁了，他置身生命的黄昏时刻，却谱写了一曲不屈不挠的生命壮歌。他一走就是15年，抵达印度时身边只剩下一个僧人，当他从海上丝路回国时，那个僧人也留在了印度。也就是说，法显是孤身一身，历经九死一生，在海上漂流了几个月，才背着佛经在山东半岛上岸的。他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泱泱中华引进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说他是中国佛学与丝路的“精神海拔”毫不过分。而最让我感动的，是敦煌研究院的三任院长，第一任院长常书鸿从法国自愿来到敦煌，美貌的老婆和别人私奔了，他依旧带着一双儿女坚守，一守就是50年。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也是自愿来到敦煌的，并且一直坚守了66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第三任院长是个女性，名叫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位娇弱的江南女子，自愿报名来到遥远而贫瘠的敦煌，与丈夫分居长达19年仍一直坚守着，以至于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如果不是习近平主席去年接见了她，我们恐怕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他们是在用青春、用毕生、用血泪守护着敦煌呀！书写他们时，我每一天都被觸动着，感染着，震撼着，常常不知不觉流下泪水。书写历史的过程，其实也是反思历史、感悟生命、汲取教益的过程。一部书，作者不感动，读者也就不会感动。一部书，如果不能让读者跟着作者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纠结，一起醒悟，那就是失败的。
舒晋瑜：官员的身份是否影响到自己的创作？这些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
高洪雷：我一直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也算是一名官员，因此对历史上官员的命运比较敏感。在历史上，有一类官员天赋极高，富有胆识，但由于他们太率真，太重原则，太刚正不阿了，结果最终倒在了人性的枪口下，为自己的正直与无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习惯了中庸之道的人们看来，他们都有巨大的性格缺陷；
但站在历史的峰巅鸟瞰，他们又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认为，性格并无优劣之分，而且无法改变，我们没有理由对人的个性说三道四。因此，我对这些人物饱含敬仰，并坚持认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迫害乃至杀戮，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疤。早在十年前，我就开始试着为他们作传。我写的第一个人物是苏武，然后是商鞅、屈原、秋瑾、于谦、左宗棠、袁崇焕、颜真卿、司马迁……书写这些名人的过程，实际上是与之隔着悠远的历史时空对话的过程。但这些人物资历太深、职位太高、名气太大了，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不敢走近他们。可以说，我是以一个谦恭的后生和崇拜者的身份踱到他们面前的。渐渐地，我感觉他们是那么真实，那么率性，没有任何架子，根本不像有些史书记录得那么可怕。是与他们一次次的彻夜长谈惊醒了我，是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闪光足印警示了我，使我得以冷静地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发现了自己之所以苦恼、纠结、悲观的原因，洞悉了那些看似光怪陆离的追求，自己不仅无法左右，而且十分苍白与单薄，很快就会化作过眼云烟。我越来越相信，写作有益于人的成长与成熟，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丰富起来，鲜活起来。写作使我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人生。它们的关系就像一对相濡以沫、如影随形的伴侣。当一方悲伤时，另一方就会提供安慰；
当一方平淡时，另一方就会奉上惊喜。这两个人生，从此填满了我的每一个24小时。正是虚构人生带给我的喜悦与充实，使我度过了现实人生中一段低沉与乏味的岁月，并在沉淀与反思中走向了成熟与坚定。有人说写作会分散我的职业注意力，也有朋友当面调侃我“不务正业”。我承认，阅读与写作的确占用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和几乎全部的节假日，但这与写作给我的帮助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写作确实很累，但一点儿也不枯燥。写作不仅给我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愉悦，使我常年保持着淡定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我所从事的纪实文学创作，能使我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看待和分析我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制定的每一份计划，处理的每一个问题。难道不是吗？生活中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并且都有答案。这就是我无论工作多么忙也放不下写作的原因。
我如今同时服务于两个国有企业，工作不可谓不繁忙，因此一直有读者问我是怎么利用时间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一直崇尚“三个八小时”理论。人生好比一天，有三个8小时，第一个8小时都在工作，第二个8小时都在睡觉，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第三个8小时如何度过。我的第三个8小时，尽管也有应酬，偶尔也看电视和电影，但每天总能抽出4个小时用来读书和写作。尤其是本书，占用了我所有的夜晚和节假日。在此期间，我没有陪父母遛过一次弯儿，逛过一次银座，也没有和妻子儿女出过一次远门，还谢绝了朋友们多次聚餐的邀请。2019年春节假期共7天，除了抽出半天时间看望在一线坚持工作的员工，其他时间我都在书房埋头写作，每天超过16小时，每每母親轻轻推开门，看着我，然后低声唤我的名字，我才知道又该吃饭了。
（采访者舒晋瑜系青年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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