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中，文明共存共荣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景。同时，如何实现文明共存成为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其实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语境中深刻阐明了文明共存的现实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能否共存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文明共存应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第二，文明共存应以一定的交往活动为中介。我们若要实现文明共存，现实地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一方面毫不动摇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推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文明共存;生产力;交往活动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1.008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1-0039-06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人面临的时代境遇。各民族、国家、地域在经济活动领域日益增强的依赖性有力地促成了文化的交融，也为各文明的共存共生共荣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尽管也伴随着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我们若要真正确立起文化自信，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自觉并现实地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狭隘甚至盲目地拒全球化于不顾，而是应该积极登上世界舞台，在全球性的交往活动中交流共鉴，以此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历史进程已经表明，文明的共存与进步恰恰是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的。但是，文明的共存共生并不总是简单的事。各个文明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各文明之间交往活动的狭隘性、不同群体对文明的错认以及资本主义强势文明所实施的文化霸权主义等诸多因素都或多或少阻碍了文明的交流互鉴。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出文明共存共荣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
一、文明的实践论内涵
不得不承认，在致力于从物质生产活动来解释文化和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文明向来是被边缘化的课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文本中，他们几乎没有对文明做一单独的详细说明。文明更多地是在与其相关联的科学、技术、进步、野蛮、自由、自然等一系列家族范畴中被言说的。即使在有所言说的地方，他们也是极惜笔墨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些范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文明概念做一界定。在资本主义大踏步地开创一个新时代的18、19世纪，人们对由理性之光照亮的新时代充满了憧憬，并在理论上趋向于把人类的历史区分为旧的蒙昧时代和新的文明时代。这种新旧时代的区分既体现在启蒙思想家的乐观主义历史进步观中，也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文明时代的批判性考察中。在这种智识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倾向于在蒙昧和文明的二元框架中来理解文明现象。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分工的时候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1]由此来看，文明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从野蛮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现象或一个新的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2]具体来说，与古代落后的技术和生产相比，文明时代实现了技术的革新，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与古代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共同的生产方式相比，文明时代使得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与古代一定条件下相对贫乏的社会关系相比，文明时代通过将一切纳入到交换关系中从而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关系。这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中，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宗法关系绝对的限制，从而获得了独立性。这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在强大的资本逻辑支配和摆布下，个人特别是工人阶级深陷分裂和异化的处境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因此，历史地看，这既是需要肯定又是需要否定的时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文明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的世界。言外之意，那些尚未从蒙昧时代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或民族便是落后的、未开化的。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各文明形态的类型学和比较学研究。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实践观点为深刻地理解文明的多元并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动物有着根本区别，区别在于人能从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如果说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因而是完全受制于自然本能的自然存在，那么人则能自由地将他自身和外在世界的全部内容作为普遍对象来考察，并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来改造对象，从而以否定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肯定，因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而不断实现超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社会存在。在此意义上，人所生活其中的世界并不是诸如上帝这样的超历史的绝对者所创生的，而从根本上是人通过一定的现实活动现实地创造出来的。对于将文明神秘化的唯心主义做法，马克思向来是反对的。他在批判塞利加时指出：“如果说塞利加先生过去一直把现实的关系（例如法和文明）消融在秘密这个范畴中，从而把‘秘密变为实体，那么，现在他才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3]如果“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那么文明就不是什么独立于人的某种外在之物，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因而始终是实践的、社会的。诚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5]如果实践生成和创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全部关系，进而规定了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本质，那么文明就是人的本质和人类发展综合性的体现，是积极丰富的人类生活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创造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或全部可能性的追求和創造。一个时代之所以是文明的恰恰是因为它能够将人的实践力量实现出来。资本主义时代之所以是文明的就在于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人的解放。
如果文明从根本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力量的表现，那么各个文明形态之间便没有优劣之分，是可以平等共存的。毕竟，每一种文明形态都直接通向人的类价值，都以其独特的样式确证了人的本质并将人的本质所具有的丰富性发展出来。尽管古代相对于现代来说是落后的、蒙昧的，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那些曾经以其独特的实践方式促进人的发展的时代称之为文明的。在谈到中世纪的历史作用时，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6]显然，在恩格斯那里，古代也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尽管这一文明后来遭到摧残。同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指出：“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7]这一论断直接肯定了像印度、埃及、波斯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提到了文明有高低之分，也就是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由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因而属于更高程度的文明。需要澄清的是，这类断言仅仅是从事实和规律层面做出的描述，而不是从价值层面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事实证明，文明的演变往往表现为更高的取代较低的，而较低的取代更低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价值层面为各文明做一高低排序，进而肯定某种文明而贬低甚至否定其他文明。事实并不能为一种文明侵略或征服另一种文明提供合法性基础。
人总是能通过实践活动将所接触和面对的现实转化为属人的内容，从而以不断超越的方式来丰富人的存在和本质，因而以实践为基础的文明始终是开放的、历史的。它总是朝向更新的可能，趋向于人的不断完成。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是自足而自在的，它深陷各种关系和矛盾之中，并通过这些矛盾来发展自身，进而实现历史的使命。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封闭的，它必须与其他文明形态和文明要素不断地发生矛盾关系，并在这些矛盾中通过否定的方式来实现自身。马克思指出，像中国的古老文明要想获得新生，就必须向新的现代文明开放自身，而且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在英国枪炮的威力下，“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于是处于“愚昧状态”中的人们被“唤醒”。[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以及文明的共存仅仅在它们彼此冲突而又相互交流的范围内才是现实的，并不存在一种抽象意义上各文明“单子式”的共存状态。正因为文明打破自身的局限而向各种可能性敞开，它才能更好地吸收其他文明的营养来丰富自身和证明自身，并将自身内部的营养输送到其他文明之中来促进其他文明的发展。也正因为文明能开放地将一切力量包容和融合起来，它才能真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文明共存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
文明共存的首要前提是整个社会生产力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和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具体表现为，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便与生产力发生矛盾，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当矛盾达到临界点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便会取代旧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每种社会形态都会孕育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形态，那么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也表现为各文明的演进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各文明形态生产力发展程度高低有别，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文明形态总是容易被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形态所征服和同化。“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9]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被征服的文明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以扬弃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社会形态中，但是这种情况确实严重影响到生产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文明的存在，进而影响到各文明的共存。因此，某种文明持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样，文明共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整个社会生产力为各文明共存准备好了物质条件。问题不在于我们在价值论层面大声疾呼文明的多样性，而在于事实上各文明是否与社会生产力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状态。“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0]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各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碰撞、冲突、交流、融合，文明共存便具有了现实性。在马克思看来，在各民族、国家和地域尚未因资本主义的力量而连接成一个现代文明世界时，虽然各文明之间也通过极其有限的交往发生着联系并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并存着，但文明共存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人的依赖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式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1]换言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中，个人尚臣服和依赖于自然形成的各种联系，个人的现实性仅仅表现为有限范围内自然共同体的现实性。个人活动的受限与无力使得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通过自身而非其他文明来确立自身。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12]“准单子式”存在的各文明之间的共同基础尚未真正实现出来，因而它们只是在事实上并存着，而非共存着。因此，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当断言东方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有西方文明时，我们只是在语言层面对二者都存在着这一事实做了描述，而不是阐明了二者的共存状态。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3]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加于各文明之上的自然限制被解除了，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成为必需。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他文明拒之门外，仅仅在自身的内部来实现自身。在这种交流中，较低的文明被较高的文明征服和同化，而较高的文明向更高的文明迈进。“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14]也就是说，恰恰是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将各文明所共有的关于人的内容实现出来。正因为这一共同的基础具有了现实性，文明才可能是共存的。即使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文明共存也往往由于各文明生产力的不平衡而受到威胁。这一现象具体表现为生產力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文明总是能将自己的文明逻辑强加于生产力发展程度较低的其他文明之上，并运用渗透、殖民、征服、侵略等方式来将较低文明同化。但无论如何，此时的文明共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
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共存只有在一个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历史阶段才具有完全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与古代社会相比是文明的，但与更高文明程度的共产主义相比却是“野蛮”的。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生产资料私有制限制了生产力解放所带来的人的解放效应。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主义促成和加剧了劳动异化。在这种境遇中，工人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人，而是把自己看作是动物。从政治层面来看，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5]从文化层面来看，资产阶级创造出一套粉饰自身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将与文明处于对立面的野蛮也说成是文明，以期营造出资本主义秩序是永恒的假象。总体来看，资本主义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又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既克服了人的缺陷，又生产和表现了人的缺陷。如果说在现代所谓的文明时代中，人的现实性尚是片面的，因而文明也是片面的，那么文明共存便不可能具有完全的现实性。“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16]而正是这种矛盾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时代将被处于“人类史”阶段的文明时代所取代。在那个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一切限制人、束缚人、压制人的社会关系被消灭，影响各文明平等共存的国家、阶级、剥削等要素不复存在，各文明都作为人的作品而出现，都以肯定人的本质的形态出现，因此，各文明的共存便完全具有了完全现实的共同基础，因而具有了完全的现实性。这种崭新的文明不是要否定以往的诸多文明，而是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文明形态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文明形态的融合，使之成为真正关于人并为了人的文明。此时，体现了对人类发展追求的“‘类文化从总体上体现了文明追求的整体性精神”。[17]
三、文明共存以交往活动为中介
虽然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讨论文明现象的，但深谙辩证法的他并没有忽视人的能动的交往活动对文明互动交流共存的深刻影响。在谈到各民族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8]如果将这一观点做进一步延伸的话，可以说，拥有独特文明的各民族之间的共存关系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且取决于该文明内部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交往程度。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交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够将文明共存的“人道”基础即人的本质实现出来。如前所述，人从根本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他必须通过一系列对象化的活动将对象的内容转化为属人的内容，从而通过对象来确证自身。“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19]如果没有对象及各种对象化关系，人也就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人并不是抽象的、自在的存在，而总是要能动地与外部对象发生关系，因而是表现为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存在。人的对象化特征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决定了各文明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某种文明的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越是多样、深入，交往越是成为普遍的世界交往，由此形成的交往关系越是丰富，那么这种文明便越能够将文明所追寻的人的发展本质实现出来。由于每种文明都需要通过其他文明来确立自身，越来越依赖于其他文明，并与其他文明所承载的共同内容越来越多，因而文明共存越具有现实性。反之，那些闭关自守而交往匮乏的文明在历史的洪流中注定被更高级的文明所同化甚至取代，遑论与其他文明的共存。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交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够为各文明已获得的生产力提供保障，从而为文明共存提供物质基础。作为人的力量表现的生产力并不自在地表现自身，而“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20]因此，生产力及其发展内在地包含着一定交往活动及交往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当马克思谈到交往的时候，主要是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来谈的。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反过来，适应生产力的交往形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马克思特别渴望看到交往能够打破地域的局限而发展成为世界交往。因为，“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人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21]而随着资本主义以大工业为基础将一切民族卷入到普遍的竞争斗争之中，进而使交往成为普遍交往的时候，各文明保持已获得的生产力才具有了保障。这时，任何偶然的事件只可能影响到某种文明，而不会一下子将其毁灭，毕竟这种文明的许多内容已经通过普遍交往而间接地被其他文明所保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那些落后民族在被外族征服后其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由征服者继承和保存了下来，并等待着在征服者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尽管总体来说交往有助于文明共存，但交往应该是平等的。在马克思那里，交往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既可指一般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也可指征服、战争、殖民等特别的交往形式。虽然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更为看重物质交往，认为物质交往一般来说决定其他交往，但他并没有忽略其他交往形式的重要作用。在个别场合，“暴力、戰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22]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别的交往形式确实有助于打破落后文明的僵化状态。但是不平等的交往常常会打破文明共存的局面。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在“史前史”的阶段中，由于各文明的生产力发展程度高低不一，因而共存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这种“顽强”的事实使得马克思不愿意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谈所谓抽象的平等。不过在另外一些场合，马克思还是谈到了民族平等是开展交往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像波兰这些国家只有获得独立才可能真正平等地参与到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事业中。在1882年2月7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也指出：“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么，不仅在国内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进行真正的国际交往……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23]尽管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讲到文明的交往，但他显然肯定了交往应该是平等的。实际上，当讲到文明共存的时候，也就前提性地肯定了各文明是平等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在逻辑上是无法讲文明共存的。同时，只有当每种文明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都能以平等的姿态加入交往之中，每种文明才能较少地受到外在强力要素的干扰或阻碍而积极地影响其他文明，才不必通过否定甚至消灭其他文明来实现文明的进步。尽管马克思看到在所谓的文明时代文明共存不可能离开文明冲突，但他还是希望“人类的进步”“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24]
四、文明共存的当代构想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明及文明共存的阐释主要针对的是19世纪的社会历史，但其提出的一些基本原理对于全球化时代以对话交流谋和谐共存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明共存的开出首先需要人们对文明的实践本质形成自觉认识。尽管自人类出现之日便有了所谓的文明，但人们对文明的认识直到19世纪才形成一种科学的认识。在古希腊，繁荣的文明并没有使人们将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考察。在自然主义的理论地平线之上，被视为人造之物的文明从属于作为天然之物的自然，因而具有的只是自然赋予它的内容。在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使得自然科学精神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强力支配了文明的书写方式，文明被看成是由工商业活动开启的工业文明。这种文明尽管多多少少是与人相关的，但更多的是物的文明。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这是一个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时代。无论如何，在马克思之前，文明要么表现为自然的内容，要么表现为物的逻辑，而始终是与人分离的。可以说，脱离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文明终究是“存在着的无”。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揭示将文明拉回到人的身上，使文明不再是漂浮于人之上的抽象存在。尽管在马克思之后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者依据20世纪的社会现实对西方的理性文化进行了持续的猛烈批判，以期将文明从物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但仍有不少人对以工具理性为内核的工业文明不加批判地加以崇拜。这种偏颇的态度在实践中势必造成文明与人的敌对。因此，必须意识到，创造理想的文明世界，就不仅要发展“物质主义”，而且要高扬人的文化精神，在“人道主义”和“物质主义”之间形成某种相对的平衡关系。只有打破了物的霸权，各文明的“人道主义”价值获得了肯定，文明的共存才是可能的。
倡导人的文化精神的文明并不否定以“物质主义”为基调的物的文明，而始终应以后者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文明的兴衰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的。若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文明的共存就根本没有现实性。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发展生产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复兴在于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于我们通过不断的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而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强国。这并不是说生产力落后或停滞的文明就没有参与到文明交往的资格。事实上，任何文明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都在应然层面是参与者。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但应然层面是参与者并不意味着实然层面就是参与者。实然层面的参与总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各文明一方面要在应然层面不断推动人们形成文明多样性与和谐共存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在实然层面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各文明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各个领域和层面开展交流互鉴，进而实现共存共荣。在全球化的时代，各文明的相互依赖已然使得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即交流互鉴成为常态。生产力的发展固然可以为文明共存提供物质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利无所作为。各文明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推动文明的共存共荣做出贡献。这需要不同文明主体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负责任地参与到文明共存的历史事业中。因此，各文明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但需要警醒的是，全球化时代既为交流互鉴提出了要求，提供了广阔的机会，也为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妄图实现资产阶级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出于对民族神圣性的捍卫试图将其他文明隔离于外，因宗教、种族、政治等引发的地方性战争时不时地对文明造成破坏，等等。从整个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些要素并不能阻碍人们对和平世界的向往，不能阻碍文明和谐共存历史趋势。在经历了西方20世纪的文明劫难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更希望栖居在一个“姹紫嫣红”的文明丛林中，而不是滞留于黑暗蔓延的文明废墟上。
参考文献
[1][3][4][5][14][18][19][20][21][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280，501，97，542，520，190，580，559-560，577.
[2][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3，195.
[6][7][8][9][10][12][13][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5，680，686，35-36，682-683，566，35，691.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
[17] 高清海，胡海波，贺来.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417.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2.
[责任编辑：张学玲]
收稿日期：2019-12-13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文化维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18KSD329）
作者简介：王圣宏（1970—），男，山东单县人，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猜你喜欢 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实践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新课程·上旬(2020年12期)2020-08-09浅谈良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赢未来(2018年2期)2018-09-25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师生“三创”实践探析新西部·中旬刊(2018年11期)2018-02-28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前线(2017年9期)2017-09-23地市级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科教导刊(2017年13期)2017-07-20“道德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道德的”马克思主义北方文学·中旬(2017年6期)2017-06-19应投资于教育以提升生产力中国房地产·市场版(2017年5期)2017-06-02基于文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青年文学家(2017年5期)2017-03-23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当代审视教学与研究(2009年11期)2009-01-14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反腐败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2004-0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