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潇含
我们一路上顺着318国道行驶，20辆车的车队浩浩荡荡，速度也不算快。用领队的话说，就是天险早已变通途。然而，在我们这些长期在城市道路上循规蹈矩的人看来，崎岖的山路、轰鸣的货柜车、路边悬崖上嶙峋的怪石，无一不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面而来。
我们的司机阿根是个沉默寡言的藏族人，只有在我们到了他家理塘的时候，他才开始侃侃而谈。当然，在拉萨的两顿大酒之后，我们也发现他的话还是很多的。
阿根说，现在正是藏民们开始上山挖虫草的季节，只要看到山脚下停了车子，山上扎了帐篷，那就是挖虫草的藏民们。
每年挖虫草的时间并不长，也就短短的两个月，可是藏民一年的大部分收入，靠的就是这两个月的努力。
这些山头，每个都被分给了不同的村子，山脚下有人看守，只有村民才能上山。资源好的村子，这两个月一家能挖四五十万的虫草。然而大部分的村子一个人也就能挖个两三万块钱的虫草，所以有的家庭规模很大，毕竟一个人就代表了一个劳动力。
每到七八月份，那就是藏民们最富裕的时候，大家每天载歌载舞。聽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表示十分羡慕。一年只要工作两个月，而且还是没有本钱的买卖，这也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
阿根却说作为藏民他觉得一点也不好，他说什么也不愿意他老婆和孩子去挖虫草。他说他之前也去挖过一段时间虫草，每天都要爬上五六千米的高山，一整天跪在地上，脸上被太阳晒到掉皮。有的时候一天也只能找到几根大小不一的虫草。
我们去帕隆藏布江的源头任龙巴冰川的时候，冰川脚下藏族村庄里开车带我们上去的小伙子，很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他前一天用一天辛劳换来的十根虫草，还给我看他抖音里拍的家里的七十多头牦牛。他说现在的虫草个头不大，一根也就能卖三四十块钱。
进冰川的时候，我们车队被村长拦了下来，他说我们一定要坐着他们的车进去，因为这里的山上全是虫草，怕我们的车横冲直撞破坏了草场。
那条通往冰川的路高低起伏不断，要不是紧紧地拉着马缰绳都害怕会从马背上翻下去。
替我牵着马的小伙子一路上唉声叹气，说一天到晚走这条路，循环往复走得他脚都痛了。
同行的人说，要是把这条路修好一点，那以后可以开车进来，不管是游客还是村民都更轻松。小伙子毫不犹豫地说：“那可不行，路修好了谁还来骑马？”
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夸赞他头脑灵光。
这也是阿根觉得挖虫草不好的原因。虫草对于藏人，就像这条破烂的路对于这两个村子的人一样。他们只要守着现有的资源，每天都能分到数目并不大的钱，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却也很艰苦。但是让他们离开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比如说修好这条道路，让交通便利起来，其中所包含的变化和威胁，又是他们不愿意面对的。
阿根说挖虫草是会上瘾的，虽然又苦又累，但是钱来得快，来得毫无成本，对于许多除了放牧没有别的收入来源的家庭来说，只要挖了一年虫草，就年年都想挖，主要收入就依靠着它。而且挖虫草的收入不菲，足够让他们活下去，那么他们也无须费心谋求别的出路了。
可是虫草的资源在减少，各种关于人工虫草的传闻与日俱增，或者说有一天虫草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价格不再高昂，那么这些家庭就别无生路了。
我们去然乌湖的路上，专门另辟蹊径绕路经过了一个小村子。看到我们的车队，村子里面冲出来了四个小孩子，很高兴地朝我们跑过来。他们都拖着长长的鼻涕，他们要不就任由鼻涕流淌到衣服上，要不就用手把鼻涕在黑黑红红的小脸上抹匀、风干。
他们虽然不会说几句汉话，但是大家都意会了他们是想找我们要吃的。我们靠着阿根和他们交流。阿根说他小时候和这些小孩子的区别也大不了多少，衣服穿得单薄又破旧，唯一的区别是他舅舅坚持他们一定要去读书。
他爸爸听说家里的孩子都要去读书之后很生气，问他们：“那山上的牛怎么办？谁去放牧？”但是他舅舅坚持他们一定都要受教育，成绩很差也没有关系，倒数第一也没有关系，就算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关系。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就是不一样的，能读多少就读多少，能多看一点就多看一点。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又盘旋起一个疑问，我问阿根：“那男女受教育程度一样吗？”
阿根无奈地笑笑，说现在在家里女生还更受重视些，反正在他家里女儿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连好脸色都不会给儿子。
话虽如此，路上我们途径了一个异常穷困的村子，那个村子里是一妻多夫制。经过的时候大家纷纷打趣要不就留在这里，让几个丈夫一起赚钱养着自己。但是其实，所谓的一妻多夫只是贫穷和不平等的产物。
许多家庭有好几个男孩，不是每个人都娶得起妻子，就干脆一家兄弟一同娶一个，妻子要照顾家庭，还要生养后代。
越是对于这些贫穷的地方，教育越是唯一的出路，金钱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并不是真正能改变生活的东西。阿根说他有一个朋友，年纪也不过三十，大字不识，连名字都写不清楚，但是家里有三四百头牦牛。
要知道，一头成年牦牛值两万块钱，他那黑压压的一群牛可以说是一座金山。有一次他想去成都买一辆车，从家里拿了十几万现金带在身上。从理塘到成都路程漫长又艰险，别人劝他把钱存进银行，等到买车的时候再取出来就好了。
结果他把钱存进去了之后反而闷闷不乐，一路上坐立难安，担心银行会把钱拿走，再也不还给他。等买了车回到理塘之后，他又开始日复一日地放牛。他没有对钱的概念，不知道放牛是为了什么，只知道他的父辈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放牛的，所以他也要把这些牛这样年复一年地放下去。
看着窗外倏忽而过的村庄，我问阿根，藏民们的生活看起来非常简单，可以说维持最基本的自给自足问题不大，那么挖了虫草、养了牦牛和绵羊之后，这些钱花到哪里去呢？
毕竟除了拉萨之外，大多数村子并没有什么娱乐方式，看起来也没有能花钱的地方。
他说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最大的开销是看病。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总是觉得有什么病痛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忍得久了，小病变成大病，最后人财两空。
而且高原上的条件比平原艰苦，人的身体要承受很多风吹日晒和各种严苛的自然条件。
高原上的冷风，能吹进骨头里。这里最常见的病是肺病。这与污染无关，与稀薄的空气和极端的天气有关。哪怕得了一场小感冒，在高原上都久久不能痊愈，只有去了成都才能完全恢复。
在大昭寺外面的八廓街，我们随意地乱逛，看到了很多老人拿着转经筒一同走来。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那天有什么特殊的宗教集会，结果走了两圈之后发现，街上的人一点都没有减少，还是有那么多人拿着转经筒绕着圈子。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是在绕行大昭寺。
我问阿根说，他们要在这里转多久。我的原意是，他们每天几点开始转，转到几点回家工作或者休息。
阿根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他说：“有的人转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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