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忆青 吴赟
摘要：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征，攸关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话语权竞争。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实践存在着诸多现实挑战与理论难题。在廓清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研究性质及其意义的基础上，评述国内外相关学术脉络与研究现状、总结其中的局限与弊端、展望未来的研究动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认识，学界应以问题为导向，创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对外话语研究”领域，探索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综合研究模式和实证研究方法;同时，学界也应观照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构成，以“阐释性翻译”和“多模态传播”为立足点，推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传播理论创新，为优化中国对外话语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传播;对外话语研究;话语战略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国际政治生态和传播场域日趋复杂化，一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话语影响力成为国际关系、外交互动以及跨语际实践中的关键指标。国家对外话语体系不仅是该国外交、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实力的综合体现，而且关乎国际认同与尊重、民族自尊和自信、国家形象的建构与提升，其背后隐含国家权力与地位的角逐，反映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竞争。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国际社会译介与传播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本文通过系统阐释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研究性质，着重考察这一学术领域的历史与现状，探寻国家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研究的宏观面貌与经验得失，展望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动向，为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提供镜鉴。
二、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研究性质与意义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反映国家意志，是一个国家向外部世界系统化陈述其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的言语符号形态总和。它包含了一系列术语表达、概念范畴和论述判断，全面折射出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气象。其亦是国际话语权的内容构成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其话语受众具有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地域等多重属性。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服务于国家对外交往需要，是一个国家以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通过翻译在国际舞台上介绍国家信息、阐述国家理念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其运作机制和实施策略是提升国家话语传播力的根本因素，是形塑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
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成为当前中国学界亟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的对外交往历程，也是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面向全球进行译介和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静态且固化的术语翻译或概念推广，而是随世情和时局发展不断演进的思想交锋和交际实践的探索集成。目前，中国对外话语实践依然处于弱势局面，由此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理论上的难题。
一方面，在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日渐抬头的国际格局中，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对西方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等因素，“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论调甚嚣尘上，“战狼外交”等话语陷阱层出不穷，舆论斗争硝烟四起，构成中国对外话语实践的重重阻力。如何切实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行之有效地译介和传播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成为当前实施国家对外话语战略的关键任务。
另一方面，虽然话语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外语言学、国际关系和传播学界成为方兴未艾的领域，从理论、方法到实践层面均有所创新，但相关研究多以描写或概述为主，作为整体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研究尚待加强，针对话语译介、传播路径、接受效果的考察仍然空泛，尤其是基于实证的调查、分析与评价较为匮乏，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应用研究明显不足。
質言之，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展开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是贯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突破的难题，也是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创新载体和落实基础。其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海外传播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至关重要。
因此，本文首先聚焦国内外学界，基于不同学科的文献，全面梳理当前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及其译介与传播的研究现状，归纳相关研究成果的特征和趋势，透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为依据，笔者就今后如何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使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能够切实推进、研之有道，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和解决方案。
三、全球视角下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回眸
（一）国内已有相关研究的主要议题
在国际秩序革故鼎新的宏观变局中，有效构建、译介和传播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是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应有之义。国内学界针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聚焦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实践，尝试从传播学、翻译学、语言学和国际关系等视角展开多维度探讨。其不仅包含对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丰富内涵的解读，也涉及全球政治版图下中国如何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方案策略。
1.国家对外话语及其体系研究
国内学者对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特点，但由于概念界定的差异，成果散见于各学科分支，未能充分融合，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与内涵研究。不少学者从理论高度探讨建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5]，阐明对外话语体系的性质、内涵和意义[611]，为中国对外话语战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其中，陈汝东将“国家话语”定义为“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6]。文秋芳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分为治理能力、核心能力和战略能力等三种互动的能力，三者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三角形关系[9]。
（2）聚焦特定领域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研究。建构策略是当前國内关于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涉及较多的议题。例如，窦卫霖从国家领导人演讲、官方发言人答问和官方文件等方面对中美官方话语展开比较研究[12];吴瑛围绕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被引用情况，从区域、国家、媒体三个层面分析欧美媒体引用中国话语的倾向性，提出“去西方化”建议[13];张谊浩等认为中国应从强化话语权意识、主动设置国际金融议题等方面来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14];张弦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实践，总结其中的创新策略[15];谢清果从话语内容、言说主体及传播渠道三个层面探讨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之道[16];孙吉胜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诠释其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逻辑关联[17];施旭立足国防军事视角，指出对外话语与国家安全辩证相连，提出开展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构想[18];杨明星和赵玉倩聚焦外交隐喻的独特属性，探寻“政治等效+”框架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策略等[19]。
（3）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关键词的传播个案研究。部分学者基于国际媒体舆情分析，针对话语关键词个案展开研究，探讨其海外传播效果，并提出相应改进建议。如，孙吉胜对比分析国内外媒体对“中国崛起”相关阐发性话语的异同，提出改善国外“中国话语”，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建议[20];李辽宁认为，需要不断创新对外传播“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提升话语体系的真理性、价值性和神圣性[21];唐青叶、申奥基于LexisNexis新闻数据库，考察国外媒体对“一带一路”话语建构的差异、情感态度变化及其原因等[22]。
2.国家机构翻译和传播实践研究
在中国“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的现实需求下，以国家机构为行为主体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研究成为学界热点，翻译学、传播学和文学研究学者从各自学科范式出发，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代表性研究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1）国家译介传播行为与政策研究。一些学者从翻译群体的组织结构、行为模式、翻译实践自身的制度和规范等角度，提出“国家翻译实践”[23]等表述，总结国家译介传播行为的本质及表征，探讨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与影响。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国家翻译政策[24]，从翻译的社会功能探讨国家驱动的翻译规划行为，提出“国家翻译规划”的概念[25]。
（2）外宣翻译实践的路径和策略研究。“外宣翻译”是对长期以来国家对外翻译实践的总结性表述之一，作为术语已沿用多年，也在翻译研究和传播学界引起一定的探讨。现有研究既包含外宣翻译本身的概念论争和性质分析[2628]，也有具体实践中的技巧方法探讨[2930]。不过，用“外宣翻译”这一表述来概括国家翻译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且由于强调其单向性传播的意图，缺乏足够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格局。
（3）特定领域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史研究。近年来，国内翻译史研究出现明显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译外现象，展开断代史和历史个案研究。不过，相关探讨多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论述不同时期的国家翻译方针和策略，涉及现当代文学译介史[31]和文学典籍译介史[32]，抑或聚焦期刊丛书等载体展开考察[33]。鲜有学者涉及文学之外其他话语的对外翻译和传播情况。例如，杨超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人民日报》，关注这一国家新闻媒体的翻译场受到权力场影响和制约的现象[34]。
（4）译介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形象视域下的译介和传播研究正逐渐成为焦点议题，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的关系，探讨中国话语在海外的接受以及中国话语权的提升等问题[3537]。以此为立足点，罗选民提出“大翻译”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集体性、协调性的翻译行为”，认为通过构建中国集体文化记忆，来推动国家形象建构[38]。
（二）国外已有相关研究的主要议题
1.国家话语与对外译介传播研究的诸种面向
国外学界对于国家话语及其译介传播的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外学者大多立足重大新闻和公共舆论事件，以涉外媒体报道或相关责任主体的表态发言作为对外话语的考察对象。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学者主要结合语言学和新闻传播学理论，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语料库或多模态等研究方法[39]。就研究主题而言，与本文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外话语与国际关系研究。国外学者对国家话语与国家地位（nationhood）、区域共同体和身份认同等国际关系问题著述颇丰。例如，马奎尔（Maguire）关注英美两国在构建“新世界秩序”时的外交话语使用问题[40];利斯和索尔（Leith&Soule）聚焦政治话语与苏格兰民族身份的建构[41];卡尔塔（Carta）分析欧盟对外话语中代词的使用情况，探究不同国家职员的身份归属意识[42];基拉特里（Kiratli）探讨欧洲各国选举中的对外话语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43];洛乔基（Lochocki）则通过失败的外交话语案例，考察民粹主义在西欧盛行的问题[44]。还有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探究国家对外话语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情况，例如分析二十世纪西方政治话语传播与东亚国家身份的塑造[45]、日本民族主义话语在韩国的影响[46]等。
（2）基于文化外交的对外翻译传播研究。一些国外学者明确将对外翻译传播视为文化输出和文化外交（culturaldiplomacy）的手段[4748]。弗洛托（Flotow）曾以加拿大文学在德国的翻译、传播与接受为个案，界定文学话语翻译之于文化外交的意义，强调对外翻译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49]。又如，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图书计划”[50]和布什政府的“全球文化计划”[51]、以法语联盟为代表的法国对外文化合作网络[5253]、加拿大文化品牌对外翻译规划[5455]，以及日本和韩国依托流行文化开展国家品牌塑造[5657]等个案研究，均致力于从文化外交的视角出发，审视文化机构等行为者在对外话语建构中的驱动作用，以及文化品牌给译介和传播对外话语带来的潜在价值等。
（3）新兴大国发展与对外话语交往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外學者已开始关注新兴大国在对外交往中话语权较弱的问题。丹麦学者克里斯滕森（Kristensen）就指出，尽管中国、印度和巴西等金砖国家学者已提出一些“本土”理论话语，但现在国际关系话语仍由西方所主导，几乎鲜有新兴大国的“理论学说”为主流学界所接受，其远未形成“学派”或“理念”;并且，新兴大国学者的话语对象通常只针对本国（nativeinformants），而非整体意义上的“国际”（theinternational），其话语方式也往往带有官僚气息（quasiofficials）[58]。
2.国外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解读研究
由于研究选题视角和立场的关系，虽然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相关论题没有针对性的研究，但通过相关著作的间接论述，以及国外主流媒体报章的访谈评论，我们依然可以管窥国外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及其翻译和传播困境的思考和见解。
（1）中西话语落差的原因探究。在国外学界看来，现阶段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是中国话语供给失衡。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缺乏适合出口的“观念”为贸易产品提供支撑[59]，缺乏能够建立国际互信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因此长期无法占有国际主流话语权。另外，西方自殖民时代以来占据着话语地位优势，如印度等英语国家也需要依赖英国和美国的话语资源才能接触、了解和解读中国[60]。二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长期受西方偏见牵制。许多学者明确指出，西方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严重缺乏了解，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认识存在偏狭，这是导致误解与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之一[61]。由于国际权力正逐渐向中国偏移，西方社会感到无所适从，对中国崛起充满担忧、焦虑甚至警惕，媒体报道也不断在“热爱中国”和“害怕中国”之间摇摆，造成无法正确认识中国话语[62]。
（2）中国对外话语实践的策略建议。国外学界还对译介和传播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提出若干建议[6364]。例如，其建议中国改变“宣传式话语”，在译介和传播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中应更好地体现话语的“故事性”，同时，应构建对话平台，主动解释和陈述中国观点，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点保持敏感，提升更有效、准确地向西方传递信息的能力。另外，也应放低姿态“低调发言”，避免强调大国身份，确保不会招致他国的敌意。
（三）相关代表性成果及其学术观点的得失探讨
针对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和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行为的探讨，国内外学者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都有所涉及，尤其是“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和传播”问题已引起重视，不少观点和建议也颇具洞见，但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诸多局限：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对于纵向历时维度，以断代史和个案分析为主，缺乏全面、系统的译介传播史的挖掘和梳理。现有研究多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为关键词，侧重于构建性的阐述，主要探讨中国对外话语的内涵特质、价值意义等，历史性观照较少，而以“国家对外翻译和传播”的探讨，则集中于文学文化题材的探讨，对外交、经济、军事等中国对外话语的其他侧面缺乏深入考察，许多重要史料尚未挖掘。同时，相关研究囿于研究视野和学科领域，多为断代史和个案研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的整体性、全局性的历时考察则亟待加强。对于横向共时维度，现有研究多重视讨论主动译出，忽视对比性考察，缺乏对国际舆论语境的把握。国内研究大多站在中国立场聚焦译介与传播的内容、机制和策略，分析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战略属性，对于全球传播语境下中国的形象建构，多笼统指责西方涉华话语反映其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对中国话语的翻译和传播，缺乏纵深层面的严密论证和对比考察，且较少将话语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去解读研判，针对对象国和地区意识形态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的了解尤显不足。这种主观臆断式的研究视角，遮蔽了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历史宏观语境，缺乏遵循翻译规律和信息传播模式的时代背景考察，易于忽略话语译介和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动的复杂要素。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割裂译介和传播环节，缺乏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视角。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自身的传播、交际、跨文化和政治属性决定了探讨这一话题需要融合多学科视角以构建综合的理论谱系和研究路径，这既需要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的学理基础，也需要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析支撑。现有研究将话语译介和传播环节割裂，致使研究对象和问题分散，未能形成跨学科的综合视角。虽然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在各学科领域均为热点话题，但由于学科视角存在差异，考察焦点各有侧重，因而研究问题分散，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相关概念也是点到即止、无法深入，且缺乏整体性表达和跨学科意识，成果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难以形成全面观照。事实上，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和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如果仅从其中某个学科视角和研究路径出发，容易割裂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且由于不同学科对特定概念的定义存在差异，会造成相关研究内容的混淆，以至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势必导致研究结果的混乱。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侧重文本特征描述和翻译传播对策的探讨，在新媒体传播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缺乏多模态方法的剖析和对外传播接受效果的实证考察。现有研究大多将话语研究的对象局限于传统书面文本，且往往停留于笼统的概念阐述，较少对图像、影音、网页等其他媒介形态中的话语内容展开详细的技术分析。同时，学界针对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多模态表达特征、翻译策略、传播路径和受众接受的研究亦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当下移动互联网日新月异，大数据和云计算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态，传播路径由单一文本向多模态文本转变，国家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面临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技术环境。在此背景下，需要借助多模态方法更加立体化地呈现译介传播的全景。同时，现有研究基于话语译介和传播效果的调查、分析与评价尚显匮乏，难以客观分析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对象国和地区真实的传播效果，继而无法从历史的维度总结有价值的经验，导致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研究仍显空泛。
第四，在研究的应用性上，宏观方向性对策和建议较多，具象化、实操性研究成果匮乏，尚未形成对外话语提升的体系化、战略性建议，缺乏行之有效的落实工具。梳理现有针对国家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的研究结论可发现，宏观对策论述较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微观建议相对单薄。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国际舆论语境和传播技术环境中，依据不同领域的话语特点和不同地域的话语受众，展开分众化、精准化的译介与传播，并建立对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跨界协调机制和效果考察机制？这既需要从理论高度剖析不同翻译领域和传播路径，也需要从实践层面加强以语料库、数据库为代表的应用工具建设，更需要全方位探究新时代译介传播人才培养以及相关学科的融合建设问题。
四、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的路径与重点
党的十九大站在全局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明确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对外交往立场。围绕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和传播展开探索，正是为对接和贯彻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学术支撑。
针对现有相关研究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以史为鉴、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将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和传播置于中国历史和国际语境下进行全局性探索，从话语体系的内在意义逻辑变化和外在舆论环境转变出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经验得失、当下译介传播的现状、未来译介传播的提升战略，探究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译介和传播的复杂互动关系。这对于我们提高国家对外话语能力，进一步建构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深化当前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一）全面把握研究对象，透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
尽管学界聚焦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研究探讨已经颇为深入，但对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和具体表征依然缺少系统性阐释，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共识。由于术语界定不明，理论探索亟待整合融通，所以有关研究总体呈现众说纷纭的局面。厘清这一概念决定着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的内容基础，也影响最终的研究结论。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互为表里，蕴藉着治国方略、发展道路、思想智慧、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中国对外交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以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特殊遭遇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奋斗实践作为历史基础，反映人类普遍追求又极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精神和价值;以国家的治国理政实践作为现实基础，概括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内涵，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呈现新时代的中国理念和追求。
作为复杂多维的言语符号集成，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与国际局势和国家利益休戚相关，有着自身的构成要素、内涵、外延、特征、结构和发展趋势，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翻译和传播都有着不同层面的要求。就宏观层面而言，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构建）主体、译介主体、传播载体、渠道和方式，以及影响话语体系的国家政策、国际舆论语境、中外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些内外因素相互作用，成为理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和传播现象的基础。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陈述框架和修辞特征，还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文化特色，在译介和传播过程中有待合理体现。因而，需要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透视研究对象，这是探讨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演变、接受效果与经验得失的根本前提。
（二）将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有机结合，形成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综合研究模式
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以态势分析法（SWOT）充分梳理国家对外话语跨语际实践中所面临的诸种内外困境，分析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译介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失，窥视话语实践过程中涉及的不断变动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防止陷入程式化和静态化解读。
其次，从方法论上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置于对外翻译和变化中的全球传播路径下展开考察，关注历史时代语境、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翻译、话语传播、话语受众和背后的权力关系网络，结合全景描述和个案分析，并利用网络搜索、数据爬梳和舆情分析工具，研究话语译介和传播的真实效果。
最后，从实践论上，应规避以往相关研究过于笼统、视角粗放的弊端，注意到不同话语领域存在各自独特的译介与传播特征，例如经济话语与军事话语不可一概而论，并且，话语受众也具有多元化的地域属性、文化背景和交际关系。因而，必须采用差异化的研究路径和视角，更有针对性地展开对于不同话语体系译介和传播过程的考察。
总而言之，可以将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三者有机结合，搭建由语言（修辞）、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媒介、技术等多重元素构成研究视角，形成逻辑自洽研究框架，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起点，宏观把握历史脉络，微观寻找发展规律，以史论结合的方法揭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和传播的内涵、规律及其性质，最终形成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普适性的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和传播综合研究模式。
（三）立足历时与共时双向路径，构建观照话语译介传播全程的研究坐标
针对现有研究忽視历史全局考察和国际比较分析、割裂译介传播两个环节的缺陷，有必要重构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和传播的研究坐标，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其一，从时间维度建立纵向坐标，详细钩沉中国对外话语译介和传播史。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和传播展开历时性比较，根据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不同类型话语的属性特征和译介与传播过程差异，以及其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展开分阶段、分领域、分受众的研究探讨。探索不同时期中国对外翻译传播政策和译介规范的发展变化对翻译策略、传播方式的影响，总结归纳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发展和译介传播流变规律与因果性解释。例如，在分析中国经济话语时，应围绕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历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贸易战等为历史线索。而在考察中国军事话语时，需兼顾现代战争向高技术战争的演变轨迹和中国自身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时代脉络。
其二，从空间维度建立横向坐标，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置于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构成中进行审视，借鉴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分类考察不同对象国和地区差异性的话语生态和传播空间。除了中国政府主导的译介与传播行为之外，可以比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话语的译入与接受情况，思考西方如何解读诠释中国概念与中国思想，并与中国对其自身话语体系的阐释进行对比。不仅如此，还应考察中国话语在中东、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区的传播面貌，分析与西方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异，为制定精准化的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翻译传播战略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例如，有关中国外交话语的译介和传播就存在鲜明的对象地域区分，在不同大国关系、周边邻国关系和区域关系的格局中，就呈现出差异化的诠释与解读，因此，不应在研究中一概而论。
（四）围绕应用性研究的问题导向性，探索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实证研究方法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性课题，遵循着“话语建构→话语译介→话语传播→传播效果→战略对策”的研究逻辑，最终旨在回答：如何以史观今，由现状看未来，归纳、提炼出切实可行的国家对外话语实践应用方案，优化中国特色对外话语體系的译介与传播工作机制，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
现阶段，学界针对国家对外话语译介策略和传播效果的实证调查、分析与评价尚显匮乏，难以客观分析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对象国和地区真实的接受效果。同时，学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操作相对脱节，未能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顶层决策。
因此，在详细钩沉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历史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问卷、访谈和实地观察等民族志方法获取基础数据，继而融合语料库研究和计算传播学等研究范式，依托基于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技术工具，进一步建立动态更新的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数据库，采用话语分析、文本分析、多模态分析、案例分析、舆情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透视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全新现象，论证提升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能力的可能性路径，使操作建议更具科学性、可信度和说服力。
如何考察话语接受效果是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的难点，对此可以充分利用数据库资源，归纳目标受众在不同媒介渠道上发表的对中国话语的评价，包括学者、记者、智库专家、主流媒体、大众读者在内的受众反馈。必须指出的是，研究中应当跳出“以我为主”的固有立场，与国外学者、媒体、专家、留学生等积极合作，将调研对象从精英群体扩展到新媒体传播条件下的普通民众。只有全面把握海外受众的真实想法，才能因地制宜实施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传播方案，回应优化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传播效果的战略需求，以服务于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国际形象的塑造。
（五）以“阐释性翻译”和“多模态传播”为支点，推动国家对外话语理论革新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历史实践表明，以往传统的强调忠实性的话语翻译策略并未取得理想效果，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通过诠释、阐释、说明、类比等翻译变体形式才能得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时政术语。以英译为例，党的十八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FourprongedComprehensiveStrategy），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然而，倘若采用惯常的翻译方法按照字面表述逐一译出，英语受众可能不知所云且无法清晰理解这四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这就需要在常规译文之外，通过其他阐释性的手段进行补充论述，构成环环相扣的对外话语体系。因此，对外话语研究对于翻译研究颇具启发性，为“翻译”赋予“阐释”的可能性，继而丰富当代语境下翻译的本质和内涵。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国际传播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从过去平面式的文本话语走向融合图片、音频、影像、网页等多种媒介形态共存的多模态话语，乃至进入移动互联网更广阔的虚拟现实空间，一系列颠覆社会交往方式的新兴媒介应运而生，这使话语传播的形态具有无限可能性。例如，以中国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亚文化话语近年来在海外颇受推崇，其超文本特征不仅使译介和传播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催生出众包翻译等团队化运作流程，也为西方读者带来声画与文字共鸣的审美愉悦，推动具有中国元素的幻想书写走向世界[65]。对于类似现象的挖掘和分析势必有助于当代传播学理论的创新探索。
由此，应当构建充分观照话语翻译和传播过程的多学科理论框架，拓宽翻译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学科疆域，达成兼具系统性和应用性的理论创新，以期厘清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和传播与建构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学理依据，步步为营地提出国家对外话语理论模型，推动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理论创新。
（六）多学科交叉融合拓展学术研究，开创“对外话语研究”专业方向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质，需要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考察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翻译行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探究中国特色话语的全球传播路径，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中国特色话语在大国权力博弈中的定位，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考察中国特色话语的本质属性，同时，其离不开信息科学、语料库和大数据研究等领域的技术工具和学理支撑。
因此，零散的学科分布已难以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对外话语体系译介和传播实践需要和理论诉求，需要充分调动不同领域的学科资源，在全面考察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和传播过程基础上，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形象的柔性建构功能，总结如何增进国际公众认知度、提升国际好感度的历史经验，反思其中存在的困难与教训，从而思考当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国家对外话语译介和传播的全新方式，建设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多维数据库，深化并拓宽翻译研究、国际关系、全球传播的理论内涵和学科疆域。
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在外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和政治学等三大相关学科的基础上，设置“对外话语研究”（GlobalDiscourseStudies）专业方向。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崭新领域，一方面，其需要具备系统性的知識建构和成熟的学科范式，夯实专业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学界产生推动力和影响力，例如创建相关科研机构、成立学会、创办期刊等，以此促进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对接国家战略，瞄准学术前沿，推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人才培养，丰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视野，推动相关研究与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外交、经济、文化和军事霸权之后的话语霸权，如何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智力支持，成为中国学界的重要使命。作为对接和贯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新时代命题，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彰显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新态势，折射出全球各种思潮交融交锋的复杂形势，反映出提升国家对外话语能力和国际形象的迫切现实需求。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中外交往史中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在全球视角下审视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互动图景、历史经验与现实困境，从中开拓内在的理论潜质和学术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基于描述型研究的全局视野、对策型研究的宏观格局和实证型研究的客观立场，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对如何译介和传播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积极融入全球话语体系展开研究，探索传递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路径和方式，使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真正成为诠释中国的载体和沟通世界的纽带，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和衷共济、共赢共享的国际交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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