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评述

时间:2021-07-24 19:08:54 浏览量:

张齐超

[提要] 从现有文献看,目前研究主要从社会空间转型、城乡关系转变和乡村秩序变迁等方面,分析电子商务发展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同时研究方法上以淘宝村为典型个案分析为主,形成在线城镇化、实时城镇化、中国乡村网络社会论、乡村性重构论等理论认知。未来研究来看,淘宝村的社会治理、农村电子商务技术的社会运用和社会后果、不同电商行动主体的行动逻辑、电商消费对乡村文化影响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农村电子商务;空间转型;社会变迁;新型城镇化

项目基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电子商务与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学研究”(项目批准文号:2019B05)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9月10日

近年来,农村电子商务获得巨大的发展,2019年全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达1.7万亿元,淘宝村4,310个,活跃网店数达到244万个,带动就业机会超过683万个。电子商务实际上是网络社会崛起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设备更新换代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而形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经济组织方式的更新必然给社会、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网络社会给社会学研究带来的挑战和课题。

一、电子商务与农村社会空间转型

作为一种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大量淘宝村的出现。淘宝村不仅仅意味着新经济空间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的转变。研究者主要以淘宝村为对象研究电子商务对乡村社会的空间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视角可大致分为区域空间尺度的淘宝村分布特征、单一淘宝村的社会空间转型两种。

在区域空间尺度上,不少研究从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探讨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特征。研究者将全国上千个淘宝村的区位信息进行空间统计,揭示出中国“淘宝村”分布具有“南北扩散为主,东西扩散为辅”的特征,且集聚程度越来越强,集中分布东部沿海地区;在演变态势方面,淘宝村、镇的空间增长呈现出在一定范围内快速裂变式增殖的态势,即新增淘宝村、镇多数出现在原本就较为集中的地方,空间邻近效应显著。

单一淘宝村的研究多以明星“淘宝村”为样本,如广州市里仁洞村、东风村等。随着电商产业发展带动,里仁洞村的空间形态呈现出“就近扩展——近距离扩展——较远距离扩展”三阶段扩展态势,形成“中心村——自然村”的“核心-边缘”结构,彻底转变了传统乡村单一、分散的空间聚落形态。周大鸣等以东风村为例,主要关注社会空间的变迁及背后生计模式转型,发现东风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村落社会空间在四个方面重构:生活空间的变革,形成前店后厂式的新型居住空间;商业空间的出现与发展;生产空间的扩大,专业工业园区的建立与完善;“网络+实体”产销模式造就多元产业空间。村落物质空间的变化意味着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以及社会权利、社会日常生活的变迁。

尽管以上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是经济地理学,但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淘宝村空间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信息社会在乡村的深入程度。如果淘宝村可以被视为乡村克服数字鸿沟、收获数字红利的表现,那么淘宝村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数字鸿沟的城乡缩小程度,数字红利的区域分布或分配情况反映中国网络社会在农村的时空范围、时空形式和扩展。

二、电子商务与城乡关系转变

传统城镇化的特征是人口集聚、城市土地扩张、乡村人口外流、资源向城市流动,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兴起,传统城乡关系发生转变,多样化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渐形成。以淘宝村为对象,研究者对新型城乡关系进行研究,淘宝村被认为代表着“具备本土性的乡村城镇化路径”,从产业、生活方式、地域生产力等多个层面推动乡村现代化,同时摆脱传统城镇化中的被动、附属位置,转变成区域发展的行动主体。围绕电子商务带来的城乡关系转变,研究者提出三种城镇化观点:就地城镇化、在线城镇化和实时城镇化。

“就地城镇化”主要指县域范围内农村的就地城镇化,这一就地城镇化概念仍是地方空间的城镇化,不过与传统城镇化突出大城市中心性地位不同,就地城镇化路径强调的是“在互联网的网状结构和去中心化的分布式配合下”,电子商务以信息聚集的思路,去中心化地配置资源,推动小城镇或农村成为新型城镇。就地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有两个:一是通过电子商务刺激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流,达到人口集聚;二是通过电子商务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让农民享受城市服务。

与就地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不同,“实时城镇化”并不强调物理空间中改变乡村聚落形态达到城镇化;相反,“实时城镇化”强调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变,借助电子商务技术就可以实现物品、信息流动,实现乡村聚落“质的城镇化”。

借助卡斯特“流动空间”概念,李孜分析电子商务激发形成的在线城镇化路径。在线城镇化是农村电子商务与地方空间集聚形态,农村居民利用电子商务和手机移动商务进行网上营销,形成涵盖信息、知识、资金、商品的流动空间,这一流动空间与地方社会融合,重组乡村社会的线下生产、收购、运输和社区建设,“城镇和乡村成为一个城乡网络,作为各流动要素的节点和之间的联系一起纳入区域甚至全球的生产链条和生活体系中”。在研究者看来,在线城镇化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推动了城乡地域协调发展,加快了城乡人力资源培养与流动、完善城乡物流供应链条,填平城乡信息鸿沟,有效配置城乡资本,以及加快城乡生态与文化建设。

以上几项代表性研究展现出信息化时代城镇化的别样特征,在乡村社会生成围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动而建立起來的多样化新城乡空间,城市化正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变。

三、电子商务与乡村秩序变迁

农村电子商务并不是互联网技术加持下的简单“买”与“卖”的市场交易。电子商务在农村落地,是嵌入乡村社会结构、治理结构、经济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电子商务对原有乡村秩序施加影响,但乡村秩序变迁的方向并不相同。目前,关于电子商务对农村社会文化秩序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以下三种:

(一)邱泽奇提炼出“三秩归一”的概念来说明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作者对一个村庄的电商发展进行深入分析,返乡创业人口触发了乡村秩序的重塑:电商为小乡村带来了大市场,市场崛起改变了乡村的经济秩序,形成一个线上线下开放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变动触动了传统乡村的权威结构,造成资历权威和能力权威的分离,基于传统文化的资历权威依然存在,能力权威则赋予了年轻人,形成“双权威”并立的社会秩序;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助力和引领乡村电商发展、积极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政策保障,让政府服务融入乡村发展的大局之中,重塑了乡村的政治秩序,最终形成目标一致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

(二)“中国乡村网络社会”论。马克秀基于在山东 “淘宝村”丁村10个月的田野调查,提出 “中国乡村网络社会”的研究框架,具体指:“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中国部分乡村社区,它们以互联网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以农村新经济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乡村社会关系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表现出一个动态的、相对去中心化的网状社会结构”。作者进一步提出“农村新经济”、“新文化认同”、“社会协同治理制度”、“乡村社会网络结构”、“新农民阶层”等概念,用于分析淘宝村的社会结构变迁。

(三)乡村性重构论。研究者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例,围绕“乡村性重构”概念,分析电商进驻带来的乡村性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文化景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村民认知等方面的转变。研究者还将乡村性重构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扩展了淘宝村研究的视野。信息网络和全球化力量在生产、消费两端重塑乡村性,淘宝村被纳入到全球生产消费体系中,全球化带来的观念在当地与本地文化发生碰撞、融合,村民逐漸发展出全球视野,带来了个人从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变。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合而言,现有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淘宝村的个案分析多。淘宝村既是电子商务下乡进村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展现电子商务对乡村社会影响的典型样本。研究者抓住空间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转变、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等方面,分析信息化时代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进一步在理论上探讨信息社会下的城镇化路径、乡村社会变迁模式等,而存在的不足则在于尚未归纳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具体而言,目前研究主要是对乡村社会空间结构转型的特征描述,这一动力机制和社会后果尚未得到充分探究;“在线城镇化”、“乡村性重构”等揭示出淘宝村的理论潜力,对淘宝村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信息社会中城乡关系,探讨中国地方特色和网络社会特征的城镇化路径,但这一城镇化路径的特征、动力机制和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其二,尝试性、探索性分析较多。一些概念框架尚处于理论构建和逻辑推演阶段,尚需更具细节性的实证分析。“乡村网络社会”、“实时城镇化”等概念对于分析信息网络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这些概念尚处于框架构建阶段,尚需在事实细节和理论澄清上进一步完善。村落空间结构转型与生计模式的研究有可能加深乡村社会转型机制的理解,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作用机制等问题需要在理论层面做进一步澄清。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两个方面推进:其一,提高理论分析的高度。一方面这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淘宝村在经过多年发展后,已经与传统凋敝的村落形态千差万别,在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的同时,村庄结构也发生重要转变,有必要在信息社会和乡村振兴的双重背景下深入研究淘宝村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是农村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重要特征,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一般性分析成果与电子商务下乡进村的过程和社会后果结合起来,需要将淘宝村个案研究与信息化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提升理论分析层次,形成信息社会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相关理论。其二,拓展研究视角。一是从电子商务的技术性出发,分析信息技术的社会运用及社会后果,尤其关注乡村社会结构再分层、互联网红利在乡村社会如何分配等问题。二是从不同行动主体在乡村场域中的行动逻辑出发,电子商务既作为推动农村社区发展的技术力量,同时也作为一项发展项目,电子商务在农村社区的兴起和发展涉及村民、政府、互联网公司等三个行动主体。不同行动主体的行动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分析各方的行动逻辑、合作或冲突的场景,特别是应将信息空间与地方性空间相结合,有助于获得关于电商下乡进村的过程、社会后果的新发现。三是从消费端出发,目前关于农村电子商务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生产端,而电商带动的消费品下乡、消费模式下乡对乡村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电商消费带来新的消费文化在乡村社会如何传播,如何塑造农村年轻一代的认同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单建树,罗震东.集聚与裂变——淘宝村、镇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J].城市研究,2017(02).

[2]房冠宁.中国“淘宝村”:走出乡村城镇化困境的可能性尝试与思考——一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6(03).

[3]李孜.农村电商的崛起——从县域电商服务到在线城镇化[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4]楼健,胡大可.淘宝村、实施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实践[J].学术研究,2018(05).

[5]马克秀.互联网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框架思考——基于山东“淘宝村”的传播社会学分析[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04).

[6]邱泽奇.三秩归一: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菏泽市农村电商的案例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1).

[7]吴昕晖,袁振杰,朱竑.全球信息网络与乡村性的社会文化建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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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思,李郇,魏宗财,陈婷婷.“互联网+”时代淘宝村的空间变迁与重构[J].规划师,2016(05).

[10]张嘉欣,千庆兰.信息时代下“淘宝村”的空间转型研究[J].城乡规划研究,2015.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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