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最初的经营空间，曾经在长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及黄河流域的渭水上游徘徊选择，在初步形成了经济、文化、军事根基之后，一方面致力于西北方向民族关系的协调，另一方面向东发展。随着秦国力的增强，秦控制的领土和户口规模逐渐扩张，秦人向东方进取的历程，节奏急烈且有显著成效。王国维考察秦史，称这一历史阶段为“东略之世”。①所谓“东略”，《史记》卷五《秦本纪》又称“东征”，②或曰“东伐”。③《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④也说“东伐”。秦“东伐”的记载，又见于《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⑤《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秦下甲士而东伐”，⑥《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东伐魏”，⑦《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东伐韩、魏”“东伐韩”。⑧
秦积极向东方进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力争国土与国民的增益。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介绍“三河”地方的地理形势：“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⑨其说涉及自然地理、政治地理以及民俗地理。其中所谓“土地”“民人”既介绍了经济地理的格局，也体现了行政条件的特殊。可以说，“土地”和“民人”是国家行政的基本要素。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⑩秦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很可能是秦人较早收纳秦部族以外“民人”的历史记录。“收周余民”是秦“东略之世”起始时的重要政策，对于借取周人农耕生产经验以及继承周人礼乐文明传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历史作用在于有效地促进了秦强国扩张的成功。
① 王国维：《秦都邑考》，《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1983年9月影印版，《观堂集林》卷12，第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202，1408，2234，2286，2381，2413、2415，3262，179页。
一、关于“余民”
在西周史记忆中，有关于殷商“余民”的事迹。《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克商，“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又写道：“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②③④⑤⑦⑧《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132，1518，1565，1589，1621，3308，3285～3286页。《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②《史记》卷三五《管蔡世家》也写道：“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③《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④《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⑤《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裴骃《集解》：“晋灼曰：‘言地薄人众，犹复有沙丘纣淫地余民，通系之于淫风而言也。”张守节《正义》：“沙丘在邢州也。”《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3页。《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可见关于《卫世家》的总结：“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⑦也说到“收殷余民”。
这里说的都是“殷余民”。但是秦文公“收周余民”与周公“收殷余民”句式完全相同。
“余民”名谓，似乎通常是指灭国之后或者说亡国之后的民众。而秦文公事迹所见“周余民”，只是脱离了周王朝直接的行政控制，散落于原本为周重心区域关中地方的民众。《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回述其家族渊源：“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看来，“司马氏”家族虽早先“世典周史”，却似乎与关中西部的“周余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⑧“司马氏”虽称“分散”，亦多有成功得“显”者。而秦文公“收周余民”这一行政动作所“收”致的对象，可能主要是社会下层的劳动民众。
二、“周余民”的处置方式
周王朝处置“殷余民”，据前引《史记》卷四《周本紀》说，起初“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又《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管蔡“与武庚作乱”后，重新处置“殷余民”，《史记》卷四《周本纪》说：“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记载：“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史记》卷三五《管蔡世家》也说一分为二：“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和《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则只说各自一支：“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其记述史事，“封……殷之余民”，“以殷余民封……”，“颇收殷余民，以封……”，以及“以奉殷祀”，“以续殷祀”，“以奉其先祀勿绝”的做法值得重视。就是说，“殷祀”未“绝”，而殷贵族依然是“殷余民”的领袖，所谓“殷之余民甚戴爱之”，指出原有的族群关系、宗法秩序和社会结构依然得以维持保留。
而秦人接纳“周余民”，其方式应当与周人“颇收殷余民”有所不同：
1.似乎没有保留“周余民”原有宗族组织的迹象。
2.似乎没有容许“周余民”“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的迹象。
3.似乎没有“分”“为二”或者更多群体，依然保留周人原有社会结构单元的迹象。
4.似乎也没有为“周余民”安排旧有周人居地，如同周人安置“殷余民”“居河、淇间故商墟”的迹象。
也就是说，秦国执政集团很可能令“周余民”完全散乱，彻底融入秦人社会之中。这样，不仅“周余民”后来没有任何政治表现的记录，其文化传统应当也被改造，完全没有出现前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所说“沙丘纣淫地余民”至西汉时代仍然保留原有民俗的现象：“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
秦人“收周余民有之”的人口管理政策和人口控制方式，应当是充分利用了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同时采取令其完全与秦人社会相融合的策略。
在秦史中另一出现“余民”字样的记录，已经在秦王朝即将崩溃的末叶。赵高对秦二世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68页。赵高说到的“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体现对“余民”的复杂的政策。这是秦统一进程中对于所击灭诸国其民众的“收举”措施，似乎其设计理念，有相当深刻的思考。所谓“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应当就是打乱原有的等级层次，破坏原有的高低秩序，从而构成新的“上下”关系，新的政治格局，以求得“国安”，即社会稳定。
秦文公时代“收周余民有之”，未必切实推行了这样的政策。但是“周余民”原有的社会结构遗存应该确实被打破，从而接近了“明主”以为理想的“上下集而国安”的形势。
三、人口增益的直接意义
东周时期列国竞争，户口控制数量直接体现着国力强弱。《国语·越语上》记载，勾践谋求越国复兴，即积极采取了奖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壸酒，一犬;生女子，二壸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对于“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之所谓“蕃”，韦昭注：“蕃，息也。”又解释惩罚“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的規定：“礼，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礼者，务育民也。”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5～636页。《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记叙勾践志在复国图强：“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又言“治国政”，“填抚国家，亲附百姓”，“拊循其士民”（第1742～1743页）。没有直接涉及人口增殖政策。这种促进民人之“蕃”，“务育民”的政策，是可以积极增强国家实力的。
秦史记录中“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无疑是国家直接实现人口增益的有益的政治决策。有的学者认为，秦的国力至此达到了空前充实的境地：“（秦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至是，秦地西至今天水地区，中跨宝鸡，东至岐山，初具规模。”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有的学者也指出，“文公十六年（前750年）又对戎进行讨伐，戎战败退走。于是文公将秦国的土地扩展至岐。原留在这里的周的余民也归属于秦。至此秦才真正有了一块稳定的国土。”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页。
以“收周余民”而充益国民户口事，明代学者张自烈《明文学梅伯献传》有这样的评说：“当是时，天下自寇狄而外，强国齐、秦、晋、楚凡四。秦以收周余民而大晋。”[明]张自烈：《芑山堂诗文集》卷16《传一》，清初刻本，第184页。指出秦通过“收周余民”，国家实力已经超越了长期占据优胜地位的晋国。所谓“晋之强，秦之忧也”《史记》卷5《秦本纪》载“郑使人言缪公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页。的情形得以改变，真正具备了能够“东服强晋”《史记》卷5《秦本纪》载“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的国力条件。
战国以来的“户口”争夺史事，可以通过楚汉之际大规模战争杀伤之后的历史迹象理解其意义。汉初，刘邦集团成功建国。作为新王朝的执政者盘点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则并不乐观：“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关于“十二三”，司马贞《索隐》：“言十分才二、三在耳。”当时，“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由于民人“散亡”，“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第877～878页。同一文句，《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写作“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527页。关于陈平之封，甚至有这样的故事：“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58页。曲逆“秦时三万余户”，汉初“见五千户”，还达不到“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的情形，只有1666%。这一情形引起执政者的忧虑，说明“民人”“户口”控制对于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意义。
四、“《终南》戒襄公”说及“襄公所得”
《诗·秦风·终南》有歌颂“君子”的诗句：“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毛亨序：“《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郑玄注：“《终南》二章，章六句。至劝之。”言“劝”不言“戒”。《正义》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显服。‘戒劝之者，‘戒令修德无倦;‘劝其务立功业也。既见受得显服，恐其惰于为政，故戒之美之。‘戒劝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72页。朱熹《诗集传》说：“‘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终南之下也。‘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言容貌衣服称其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词，亦《车邻》《驷驖》之意也。”关于“佩玉将将，寿考不忘”，朱熹以为：“‘将将，佩玉之声也。‘寿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长久而安宁也。”只说“美之”，不言“戒劝之”。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7页。
宋人范处义《诗补传》则突出强调《终南》“戒劝之”诗意，并明确指出与“收周余民”的关系：“《序》有能取周地之言。案《史记》：平王封襄公为诸侯，曰：戎无道，夺我岐、丰。秦能攻杀戎，即有其地。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遂收周余民而有之。然则襄公虽未能自取周地，既有王命矣。秦之大夫以王命为重，故并受显服而美之，以为秦自襄公已得周地，且受侯服。不曰‘美而曰‘戒劝，正以周地虽有王命，尚为戎有，戒其无负天子之托，而劝其必取也。”范处义：《诗补传》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1页。以为秦“得周地”因“既有王命矣”而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收周余民而有之”，应当也是如此。
《终南》之诗透露有关秦国土扩张和国民增益的重要信息。宋人魏了翁《毛诗要义》卷六（下）《〈秦·车邻〉至〈权舆〉》“襄公固封秦东西《纪》谓献岐东非”条写道：“‘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正义》曰：《地理志》：‘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则周之二都相接为畿，其地东西横长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纪》云：赐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如《本纪》之言，则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郑言，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则是全得西畿。言与《本纪》异者。案：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纪》之言，文公收周余民，又献岐东于周，则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襄公以后，更无功德之君，复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纪》之言，不可信也。”魏了翁：《毛詩正义》卷6（下），宋淳祐十二年刻本，第151页。《困学纪闻》卷一一《史记正误》“《秦本纪》”条也说：“‘赐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取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诗正义》曰：《郑氏诗谱》言：‘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则是全得西畿。与《本纪》异。”王应麟写道：“案：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纪》之言，文公献岐东于周，则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王应麟于是认为：“《本纪》之言，不可信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1，《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第183页。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终南》”条又写道：“孔氏曰：《本纪》云赐襄公岐以西之地，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则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郑谱》则是全得西畿。案：终南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地理志》：秦地濒南山，近夏阳，多险阻轻薄。李氏曰：终南西距凤翔、武功，北距万年、长安。”王应麟：《诗地理考》卷2，明《津逮秘书》本，第28～29页。如果说“襄公亦得岐东”，甚至“秦境东至于河”，则秦文公“收周余民有之”或如王应麟所谓“取周余民有之”，应当包括“东至于河”的“周余民”。
但是，也有学者用《史记》卷五《秦本纪》说。如宋人欧阳修《诗本义》卷四《蒹葭》写道：“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宫。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欧阳修：《诗本义》卷4，《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22页。严粲《诗缉》卷一二《国风》引“欧阳曰”字句略异：“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遂取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盖自戎侵夺岐丰，周遂东迁，虽以岐丰赐秦，使自攻取。而终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尝以一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丰之地。”[宋]严粲：《诗缉》卷12《国风》，明味经堂刻本，第165页。《诗瀋》卷九《终南》：“史称秦襄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始伐戎，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如所言，则自《小戎》以下皆文公之诗也。孔氏以《史》不足具，襄公救周即得之，当如序说。”又说：“欧阳氏及《纲目》前编皆宗《史记》，不知《史记》本《鲁诗》耳。”[清]范家相：《诗瀋》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页。
不过，我们读《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其中明确说“文公踰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又强调原始资料来自秦国官修史书：“太史公读《秦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而秦文公执政时正当秦国史官正式启动历史记载的时代。王子今：《秦史学史的第一页：〈史记〉秦文公、史敦事迹》，《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秦记》开篇第三年的记录，应当郑重可信。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诗·秦风·小戎》毛亨序：“《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宋人李樗《毛诗集解》就此讨论，说到“文公十六年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其地”，没有论及“岐以西”“岐以东”地分。这样“周余民”及其“地”的指向不能明朗。但是所论关于周秦文化基本品质和风格的比较是很有意思的：“观周自后稷以农事开国，故其民有恺悌和易之心，而其风俗卒归于忠厚。……观《国风》之诗，其言多于耕耨播种之事，则可见矣。周文武所以能成周家之治者，以其后稷有以遗之也。始皇所以能混一海内者，亦秦襄公有以遗之也。观后稷之稼穡，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过历，观襄公之使民矜车甲，则可以知秦之传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有渐矣。”李樗：《毛诗集解》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9、232～233页。从“上农”与“矜武”的比较看周秦文化，则可以体会秦“收周余民”的人口政策的文化深意。指出秦始皇实现统一同“亦秦襄公有以遗之也”，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认识。
五、“收周余民有之”与农耕生产水准的提升
秦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具有非常明显的积极意义。此后秦国力的迅速提升说明了这一点。考古资料表明，“（秦人）东周初的青铜器，显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的风格”，这当然与“周余民”中手工业工匠转而服务于秦有关。战国前期秦墓“开始出现陶车、陶牛、陶囷之类的陶模型，为汉墓普遍存在的各种陶模型的先声”。⑤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8～139、203页。其中“陶牛”象征耕作动力，“陶车、陶牛”共同反映农田运输能力受到重视。王子今：《秦汉农田道路与农田运输》，《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青川郝家坪战国墓木牍考古发现与研究》，巴蜀书社，2018年。而最早以陶牛牵引的双辕车模型，就出土在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2件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两车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两根。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14页。李学勤指出，“至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件东周铁器，应推1978年在甘肃省灵台县景家庄1号墓出土的一把短剑。”这座墓的年代为“春秋前期”，发现地点在周人早期开发后来为秦作为东进根据地的地方。“剑的国别无疑属于秦国。”⑤雷从云统计春秋战国铁器的发现，“其国别当分属秦、齐、吴、楚、郑等国”，秦国列居第一。“器物的种类，以手工业工具和农具为多”。“年代估计为春秋中或晚期”的“凤翔南指挥1号墓出土的铁铲”“系铸成，形制和汉代同类器颇相近似”，雷从云：《三十年来春秋战国铁器发现述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206页。体现出制作工艺的成熟。铁制农具用于农田作用，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条件。
“周余民”加入秦国农耕生产的意义，受到史家重视。钱穆说：“周幽王被犬戎攻击，秦襄公派兵援周，力战有功。等到平王东迁，襄公又派兵送周平王。因此周平王将岐周以西的地方封给秦襄公，从此秦国就列为诸侯。秦国再渐渐地翦灭泾渭平原的游牧部族，并且收容了周室的遗民。于是关中平原也都归入了秦国之手。”钱穆：《秦汉史》，中国文化书院出版部，1980年，第1页。林剑鸣在《秦史稿》中强调了“收周余民有之”对于秦史的特殊意义，以为“‘收周余民初步奠定国基”。他写道：“秦文公率兵至岐以后，虽然在五十年内领地没有显著扩大，但这个时期却是秦国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秦国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这里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这在客观上为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从国土的角度分析了秦国发展的新条件。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条件，表现为国民的增益，保障了“充足的劳动力”。林剑鸣在论说秦人占据“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的意义之后，又写道：“但是，还不仅如此。秦至岐后，就将原来在这里而没有随平王东迁的‘周余民接受过来。这些‘周余民的加入，对秦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重要的影响。”“秦在这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建国，又将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周人接收过来，就很快地放弃了原来的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而接受较高文明，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林剑鸣分析，“周本是一个农业民族，相传其祖先后稷就‘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周人的祖先从公刘时代起，就到岐山之下‘修后稷之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所以这里的人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汉书·地理志》）。到秦建国前夕，周人的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在生产工具方面，仅据《诗经》出现的名称就有：耒、耜、钱、镈、铚、殳、斧等等。农作物的种类已经有：黍、稷、秬、糜、芑、禾、穋、植、穉、稻、莱、菽，和麻、瓜、瓞、桑等，以及杏、梅、棘等果树。”论者接着写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今按：此说似不妥。秦人与“周余民”的关系，和周人与“殷余民”的关系不同，其间不存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对应关系。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意义，林剑鸣进行了如下总结：“这样，秦至岐的五十年，正是他们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的关键时期，也是秦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0页。当然，秦人在“至岐”之前是否经营“游牧经济”以及坚持“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的判断，还可以深入讨论。秦人在“西垂”地方应以畜牧业和林业为经济形式的重心。进入渭河平原之后，农耕经济的比重应当已经上升。而“收周余民有之”的历史变化，一定显著提升了农业耕作的技术水准。
有的论著写道，秦文公扩地至岐，“原留在这里的周的余民也归属于秦。至此秦才真正有了一块稳定的国土。这里位于汧渭之间的河谷地区，土地肥美，水草丰盛，宜于畜牧，而且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有着较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秦人承袭周文化的遗产，大大促进了秦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秦在西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页。以为“岐”地“位于汧渭之间的河谷地区”的认识是错误的。“岐”地在“汧渭之间的河谷地区”以东。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7～18、22～23页。而以为这里“土地肥美，水草丰盛，宜于畜牧”，其次才“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有着较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的表述，以为“宜于畜牧”的条件在农耕生产之先，也是需要斟酌的。不过，指出秦人在国土与国民两个方面全面“承袭周文化的遗产，大大促进了秦人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判断，是准确的。
“周余民”的融入，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利于秦人对周人的礼乐文明传统的继承。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秦人对周文化的吸收只限于物质的层面，而对文化的深层，即制度、价值层面则没有触及”。陈春慧：《从文化结构看秦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刘军社以为这样的认识“是不尽全面的”。他从考古资料出发，指出秦人在“宗庙与宗法制度”“埋葬制度”“礼乐制度”诸方面都对周文化有所“承袭”。可以说“春秋时期周礼通行于秦国”。刘军社：《秦人吸收周文化问题的探讨》，《文博》1999年第1期。秦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肯定“戎夷”之“治”：“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秦穆公于是称“由余贤”，以为“邻国有圣人”。《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92～193页。前引李学勤说，秦墓出土“东周初的青铜器，显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的风格”，所谓“显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的风格”的文物实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余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作用。但是总体说来，秦人对周文化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的继承是片断的、局部的、有所选择的。收纳“周余民”的直接意义，是对周人“较先进的农业”的学习，从而实现了农耕生产能力方面的进步。
秦“收周余民有之”，是向东方进取的历程中意义重要的步骤，既是明智的历史表现，也显现了秦文化的开放精神、实用原则与科学精神。对比秦占領三晋地方曾经“出其民”“出其人”的政策，《史记》卷71《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惠王八年（前330），“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第2307页）《史记》卷5《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第206页）《史记》卷15《六国年表》：魏哀王五年（前314），“秦拔我曲沃，归其人。”（第732页）《史记》卷5《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第212页）参看王子今：《秦兼并战争中的“出其人”政策——上古移民史的特例》，《文史哲》2015年第4期。可知对“周余民”文化资质与技术能力的明显看重。
六、对于“周余民”的文化追忆
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历史假设，以为“周余民”有相当强的实力，甚至可以支撑周王朝坚持“不迁”，以避免“东迁之谬”。宋人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取周地”条写道：“吕氏曰：苏氏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使平王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大，未敢贰也。”王应麟已经予以辩驳：“此论失于考之不精。岐丰之地，自犬戎盘据，旧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赐襄公，使之自取。其势非可以不迁也。”王应麟：《诗地理考》卷2，明《津逮秘书》本，第28页。以为当时“旧都非周所有”，据当时情势判断，“不迁”，显然是不可能的。
《史记》及《史记》解读者所谓“周人承之以文”，《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93页。《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司马贞《索隐》：“周人尚文，尊尊，谓尊祖之正体。”第2091页。“周人既纤”，《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9页。“后稷稼穑”，《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7页。世为传统，“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司马贞《索隐》：“言重耕稼也。”“重者，难也。畏罪不敢为奸邪。”张守节《正义》：“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都反映了“周人”“其民”的文化风格。《吕氏春秋·上农》写道：“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任地》亦引“后稷曰”。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682、684、687页。可知“为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的周人先祖“后稷”，《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页。是被成书于秦地的《吕氏春秋》看作“古先圣王”的。
有学者指出，周人重视农业，郊天祀典以“后稷”为配享神。秦人“‘畤郊上帝仪式中的神祇也具有农业神性”。原昊：《商周秦汉神祇的农业神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摘要第2页，第155页。其神学继承关系或许与“周余民”有关。“上农”成为秦基本国策，秦始皇琅玡刻石：“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45页。执政者“务耕织”，贾谊《过秦论》追述商鞅变法：“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279页。又《史记》卷48《陈涉世家》褚少孙补述，第1962页。极力引导鼓励百姓“力农工”，《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语：“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第255页）很可能确实受到“周余民”社会文化表现的影响。他们自秦建国初期就开始参与起先为周地，后来为秦地的农耕生产经营，成为秦农业成就的功臣。秦人可能受到“周余民”影响生成的尊崇具有“农业神性”“神祇”的文化基因，在遥远的新征服地区也有表现。里耶秦简和周家台秦简“祠先农”简文的内容，可以作为出土文献的证明。宋超：《“先农”与“神农炎帝”——以里耶、周家台秦简为中心的讨论》，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宝鸡，2009年9月;田天：《先农与灵星：秦汉地方农神祭祀丛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8期;田旭东：《秦简中的“祠五祀”与“祠先农”》，《西部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李国强：《周家台“祠先农”简的释、译与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周余民”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后世人民往往借相关追忆，以为多种思绪的寄托。宋人真德秀《送王子文宰昭武》诗写道：“樵川古乐国，谁遣生榛菅。往事忍复言，念之辄长叹。子往字其人，寄任良亦艰。伤哉周余民，十室九孤鳏。深心察苛痒，摩手苏痍瘢。愿加百倍功，勿作常时观。”[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记》卷257《西山先生诗集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0页。又《闽诗录》丙集卷11题《送王子文宰邵武埜》，清宣统三年刻本，第249页。又宋人冯时行《龙鹤祷雨》诗：“青曦弄骄晖，绍兴丙辰年。嗷嗷周余民，生理谅难全。令尹谢不敏，来上天公笺。一念如丝芒，已斡造化权。夜半雷绕山，雨出山之巅。凌晨眺四郊，草木亦欣然。”[宋]冯时行：《缙云文集》卷1，清赵氏小山堂钞本，第2页。诗句中，“周余民”以“十室九孤鳏”“生理谅难全”境遇，成为“长叹”“伤哉”的对象。文天祥《葬无主墓碑》：“借问葬者谁，承平百世祖。亦有周余民，战骨委黄土。”诗人所谓“雨衣淋漓，字画漫灭”，潇潇“风雨”，匆匆“道傍”，文天祥：《文山集》卷15别集，《四部丛刊》景明本，第340页。也是一派哀伤气象。
清诗又可见查慎行《重阳前四日沿海堤入邑城道中感赋》：“有如经战地，颠倒横僵尸。果然周余民，惨惨靡孑遗。赴死聚百族，偷生无一机。”查慎行：《敬业堂诗续集》卷3《余生集》（上），清乾隆查学等刻本，第32页。诗人言“战地”“颠倒”，“赴死”而“无”“生”“机”。这里“周余民”名号在“惨惨”的历史场景和文化氛围之中，体现出一种悲壮的精神。
又有文献可见以“保周余民，还夏旧物”作为“大德”之政、“恢复之功”之象征的情形。[宋]李正民：《天申节贺表》，《大隐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页。所谓“周余民”与“夏旧物”形成对应关系。其身份，成为遭遇冲击、摧毁的古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后世人们的“周余民”咏叹，多含同情意味。但是秦文公时代融入秦人社会的“周余民”，也许并没有特别深切的苦痛。他们作为农耕生产的技术骨干很可能曾经受到一定的尊重。
责任编辑：黄晓军
*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秦史与秦文化研究”（18XNL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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