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傅鹰、叶笃正、涂光炽、余国琮、邓稼先、庄逢甘等128人在“威尔逊总统号”上合影。图片|中国科学报
“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1949年前我国去美国的学者及留学生有5000多人，50年代归国的有1200人。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海归，在新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年秋天，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王德禄和杜开昔开始了一项“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他们先后采访了44位科学家。
这些采访形成的105盘磁带由于种种原因被尘封了20年。2013年，收录了31位科学家口述的《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访谈录》出版。当年采访的这些科学家如今在世的不到10位。打开这些科学家的尘封往事，也就打开了他们每个个体的独特故事，更打开了那个时代下新中国科学的一段独特历程……
半个多世纪前的海归
对于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张存浩，人们在关注他的科学成就时，发现这位“大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一名海归。张存浩上世纪40年代到美国留学，拿到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后于1950年10月回国。
半个多世纪前，像张存浩一样的海归有不少。数据显示，1949年前在美国的学者及留学生有5000多人，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有1200人，他们中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约占60%。
这是一张老照片，在一艘大船的船尾上，100多位年轻男女或坐或站，有的还抱着孩子。已86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涂光楠也在其中，“我是底下最左边的，平头”。
1950年8月31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号”，从美国途经日本横滨开往香港。这些年轻人通过不同途径拿到离开美国的证明，踏上回到祖国的路。照片上的人青春洋溢，有傅鹰、金荫昌、邓稼先、叶笃正、鲍文奎、庄逢甘、余国琮以及涂光楠的哥哥涂光炽等128名归国的学者和留学生。
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两波归国高潮。第一波归国高潮在1950—1951年，有1000位左右的科学家回到国内，当时他们主要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来的。在回国途中，每条船上都发生了很多故事。
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进入敌对状态，美国政府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终于使美国放松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限制，1954—1956年出现了第二波回国高潮，这波回国潮中约有200位科学家归国。
师昌绪1952年申请回国时，美国移民局限制他离开美国国境。为了争取早日回国，中国留学生向美国各方人士寻求援助，他们甚至给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师昌绪就是那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1954年，他还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箴言报》的专访，向媒体表达了自己回国的愿望，并连同照片一起被刊登在报纸上。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同意分批释放被扣留的中国留学生。1955年4月，有76人被允许回国，师昌绪就在这份名单上。他是乘坐1955年6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的。
这样曲折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1951年9月20日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谢家麟、王德宝等8位留学生被拦截回美国。1954年王德宝绕道法国回国;1955年初，谢家麟在美国政府让步后才回国。闵恩泽则是托朋友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条件是9个月以后辗转回大陆，于1955年10月回国。
“威尔逊总统号”。图片|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
不平凡的“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世纪50年代，“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一艘来往于中美的普通邮轮。但对于新中国来说，它却承载着太不平凡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中美之间所有航班全部停航。要回中国，必须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从旧金山到中国香港。
在被迫害期间，面对检察官的指责，钱学森毅然作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1949年9月30日，“克利夫兰总统号”船上搭乘的20多名留学生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就是梁思礼。梁思礼不仅留美期间成绩优异，还参加了留美科协。1949年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即刻踏上归途，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是搭乘这艘船归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3月下旬，华罗庚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
华罗庚在香港逗留期间写了一封《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并很快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總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字里行间洋溢着拳拳报国之心，在广大留学生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新中国的国防、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实践急需大量高级人才，也进一步促进国内各方齐心协力争取留学生早日回国。1949年年底，由当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集有关政府部门及群众团体共15家单位组成“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由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担任主任委员。
然而，回家的路并非坦途。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更加敌视新中国。然而在他们内部，如何对待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去留问题，却有着不同的主张。美国移民局希望赶走这些学生，而美国国务院则要把他们扣留下来，以免这些人回去帮助新中国。
1951年10月9日，美国移民局颁布了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明确规定，理、工、农、医科的留学生禁止回中国大陆，如果企图离开，将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从1950年到1954年，先后有近百名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政府扣留，受到禁止出境约束的人数有几千人。
这其中，钱学森的归国路显得尤为漫长而艰难。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海关扣押，钱学森也被美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起来。
在被迫害期间，面对检察官的指责，钱学森毅然作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钱学森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写给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的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作为让步条件，中国政府释放了美国11名军事人员。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他们发展了中国科学
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海归，他们的名字注定要载入新中国的史册。
自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设立以来，每年颁给两位科学家，到2019年共有33位科学家获奖，获奖者中，半数以上有留学经历。同样的，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
“这批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设、科学人才的培养上起到很大作用，尤其在‘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价值很独特。”北京市长城企业战备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这样认为。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做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关注到留美归国科学家这个群体。
1986年，王德禄结识了来自美国、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学的科学史学者杜开昔。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在1988年秋天开始了一项“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他们先后采访了44位科学家，以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为主。
侯祥麟，化学工程学家，1950年6月回国，参与国家“十二年科技规划”，筹备石油部研究院。
王守武，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1950年10月回国，参与国家“十二年科技规划”，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晶体管工厂，负责筹建半导体研究所。
吴仲华，工程热物理学家，1954年8月回国，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燃气轮机专业。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图片|看点快报
疏松桂，自动控制及系统可靠性科学家，1955年9月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留美的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关系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
“原来苏联给我们设计的后处理厂是个老式作坊，用沉淀法进行后期处理，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方法。我建议用萃取法，这是现代化工常用的方法。上级说苏联设计的东西任何人不得改動，即使是改也要做到万无一失。以后我每次开会都要提意见。”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工与核能专家姜圣阶告诉王德禄这样一段插曲。后来终于同意姜圣阶用萃取法，这个厂也扩建了，并且生产制造氢弹所需的材料。
“对于1977级之后的几届大学生来说，我们的老师中有些是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因此，王德禄认为，中国现在取得的成绩和几代留美、留欧的学者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回国后不但对中国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还影响了几代人。
◎ 来源|综合中国科学报、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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