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
在“大跃进”的鼓舞下的留学岁月
我在1954年到苏联留学，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历史专业。在留学的五年里，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等等，虽然规定留学生中不开展“反右派”运动，但也进行了学习，还搞了一项“向党交心”活动，有些同学交心的结果是被认定“政治上不可靠”，被遣送回国。
新闻报道各种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报道农业大丰收，一亩土地产几万斤的粮食。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不但自己相信，而且向苏联同学宣传。不过他们对这些数字根本不信，认为从科学上讲完全不可能。国内号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就利用暑假，和苏联同学一道到南方的农村帮助收割小麦。国内的大学生纷纷自己编写教材，我们历史系的中国留学生，商量编写共产国际的历史，每人各包一段或一个专题编写。我负责编写的是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的活动，为此查阅当时各种报刊图书的资料。这一时段正好是国内大革命时期，苏联人对中国的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真理报》几乎天天在头版报道中国的消息。我们编了一本厚厚的共产国际的历史，交给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的人民大学的老师杨光远。后来我曾经问他这批材料的下落，他说全都丢失了。这太可惜了，里面有许多材料还是有价值的。
我们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毕业前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毕业论文答辩。我的论文写的是1925年“新反对派”同斯大林的斗争，我的同学徐天新写的论文题目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我们的共同导师是卡尔纳托夫斯基教授。卡尔纳托夫斯基教授颇有来头，在国内战争期间曾经担任过红军旅长，后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然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执教，曾经担任历史系主任。卫国战争胜利以后，斯大林开展“反世界主义”的斗争，卡教授因为在30年代初写过一篇关于托洛茨基的文章，被指为贩运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被开除党籍，流放到边远地区。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恢复名誉，回到列宁格勒大学，继续讲授苏联史，他开的国内战争专题课，非常受欢迎，可惜我做的课堂笔记，在“文革”期间烧毁了。许多同学都找他指导毕业论文，他是教授中指导毕业论文最多的一位。
我们历史系的旁边是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那时中苏关系好，我们通过科学院图书馆的东方阅览室可以借阅到特藏库里保存的禁书，看到反对派的著作。我在毕业论文中直接引用了大量的反对派的言论。在论文答辩时一位评委说，直接引用反对派的言论，等于给他们做宣传，这在我们国家是不允许的。虽然斯大林去世已经几年，对他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但是他们的学术规范还是相当保守的，他的这个指责相当严重，幸亏卡尔纳托夫斯基教授为我辩护，这才顺利过关。
马甫罗金教授是我爱人耿睿勤的论文指导教师，是系里的名教授，担任过好几届系主任。据说，全部俄国史，包括苏联史在内，他都可以不用备课，直接上课堂讲授。每次给我们讲课，他都带一杯水放在讲台上，不过从没有见过他饮用。在斯大林的晚年，他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出党，解除职务。斯大林一死，第二天他就提出申诉并恢复了党籍！这真有点像中国古语说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集训——从“纠左”到“反右”
1959年夏，我们完成了五年的学习，高高兴兴地返回祖国，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报效祖国。
回到北京，安排我们住在魏公村的外国语大学集训。由于我们脱离国内时间太久，所以组织各种报告，给我们介绍国内的形势。头一两个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纠左”，给我们讲了大跃进中的各种问题。到8月中旬，学习基本结束，准备分配工作了，这时庐山会议结束，突然通知，暂停分配工作，继续学习，又有一些领导给我们做报告，风向大变，全面肯定三面红旗，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对国内形势的评价反转。这样我们又学习了一个多月，到10月初才分配工作。
那时康生给我们做报告，要我们做中苏友好的桥梁。我们的同学金重远（后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见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提议并起草了一封信，欢迎赫鲁晓夫来访，我们签了名。那时候我们怎么会知道中苏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写这样的信纯属多余。不过我们在苏联学习了五年，和苏联同学的关系确实很好，对苏联自然是有好感的。
在集训期间，还有一事不妨说一说，这就是要求所有归国留学生向海关交出随身带回來的收音机，电唱机、照相机、打字机等等，理由是这些东西流入市场会成为走私品。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自用的私人物品，没有任何理由予以没收。这大概是由于张春桥鼓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但这算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我手头有一架照相机，是儿童用的极其简单的“接班人”照相机，也就值100多卢布而已！不过它的镜头很好，我在苏联拍了不少照片，现在已经成为珍贵历史资料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集训期间最大的项目，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是1954年出国的，那时候国家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在这一年首次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去留学，五年后几千名留学生学成归国，国家非常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显示了祖国对我们寄予的厚望！
9月24日下午，通知我们集合，用车子把我们拉到中南海，在怀仁堂前面，大家排队站好，等待领导人接见。大家的期待很高，都准备见毛主席。1957年毛主席在百忙中到莫斯科大学接见过留苏学生，大家估计，这一次肯定还会来接见的。不过出来接见我们的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没有毛主席，这使大家有点失望。后来我们猜测，中苏关系出了问题，所以降低了接见从苏联及东欧归国的留学生的规格。
接见时按惯例拍照留念。许多同学手中的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文革”中都被抄走或烧毁，只因为其中有不少被打倒的“走资派”。我手头的这一张倒是完整无损，弥足珍贵！不过接见数千人，所以照片非常长，我手头的这张仅仅是局部，即有我们这班同学的那部分照片。
接着就是建国十周年的国庆，那时我们的兴致很高，早上参加了庆祝游行，晚上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盛大联欢晚会，最后从天安门步行回到位于魏公村的外国语大学。
10月初终于分配工作了，我们夫妻两人，还有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余大章和孔熙忠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徐天新、郭华榕、严志梁分到北京大学，陈之骅分到人民大学，曹特金和张友伦分到南开大学，金重远和曹增寿分到复旦大学，张椿年、孙娴、徐顺娟、陈启能分到学部近代史所。
出国留学是有保送单位的，这保送单位大概也就是未来回国的工作单位。我的保送单位是中央编译局，指定的学习专业是“马列主义基础”，实际上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才知道，斯大林死后这个专业已经取消，所以我就改选了苏联历史专业。取消“马列主义基础”专业，这是苏联最早的“非斯大林化”的措施之一，国内消息不灵，还派人去学习这个专业！
“无产者”
——回国后的日常生活
中央编译局的鲁老头来外国语大学把我们接到编译局，从这时起，我就一直在编译局干了60多年。
留学苏联的学生，看来是“天之骄子”，但回国后实际上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1954年出国的时候，每人发两个帆布箱子，里面配备了供五年之需的服装鞋帽。五年过去了，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消耗掉，尤其是衬衫内衣之类的东西。回国时增加的就是一箱子书籍。
编译局很照顾我们，因我们有刚出生的女儿，分给了我们两间房子，好像是破格的。
安家落户，问题就来了。国内物资紧缺，布料、棉花等都是凭票供应的，发的布票根本不够置办被褥之需，睡觉的整套卧具（被子、床单、枕头等）只好借用机关的。吃饭也是问题，平时可以吃食堂，但是节假日食堂不开，必须自己做饭。但是市场上买不到铁锅，买不到水壶，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是巧妇难做无锅之饭了！国外收到的家书对国内物资紧缺是只字不提的，告诉我们的是形势一片大好。如果知道的话，带个锅盘瓢碗什么的回来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好不容易买到砂锅、水壶，总算可以用来煮面条，熬稀饭了，解决了做饭烧水的问题。
参加工作第一年是实习期，给我们发的工资是53元，这同1954年出国前在留苏预备部学习时的津贴差不多，那时伙食费16元，津贴36元，一共52元。一年后实习期满增加到56元，这是压低的，领导说，我们是中央单位，要做表率。实际上分配到其他单位的同学第2年都是62元！几年以后，有同志提出申诉，才给我们增加到62块，这62块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最初的工作
我到编译局的时候，主持工作的是副局长姜椿芳一人，局长师哲去山东省委工作，副局长张仲实调去捷克布拉格工作，副局长陈昌浩因病休养，直到“文革”之初才见过一面。我被分配到研究室工作，研究室原先是研究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的，很快就改名为国际共运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任务是为中苏论战、反修斗争服务。
1960年是列宁诞生90周年。这一年中央发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大文章，中苏两党的分裂公开化，但是我们对中苏的分歧并不了解，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姜椿芳副局长布置我写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列宁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的意义》，我知道这是对我这个新生的一种考察，认真地写完了文章，很快就在《文字改革》杂志上刊出。姜局长大概还比较满意，接着又安排我写两篇文章。第二篇文章题目是《列宁论不断革命》，好像是《光明日报》给姜局长的约稿。我觉得讲不断革命，还应该讲一下革命发展阶段论，这当然有点针对性。不久稿子退回来了，说是因为“稿挤”。我看了退回的稿子，发现已经做了排版的编辑处理，但在我讲革命发展阶段性的地方有个编辑的批语：“为什么反复讲阶段论？”我这就明白了，退稿实际上并非因为“稿挤”，而是因为说了一点不合时宜的话。
1959年“反右倾”运动结束后，编译局紧接着又搞“反官僚主义”，矛头是针对姜局长的。主要是批他的文章，说他的文章歌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党过生日》引起的，但当时我们一般干部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作为副局长好像也没有看准政治风向的变化。
“反官僚主义”运动结束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兼任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处处长王惠德来编译局担任副局长，姜椿芳就不再管全局的事务了。新领导班子关注的工作重点已经不是翻译，而是为反修斗争服务，我们开始了“灰皮書”的编译工作。
50年代编译局翻译马恩列斯著作主要是从俄文翻译的，因此一直请了苏联专家作为顾问，我来编译局的时候，苏联专家是伊万诺夫。1961年，是巴黎公社90周年，局里决定出一本《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们，由组长杨威理牵头。他同时又是编译局图书馆的馆长，他决定把这本书编得像样一点，要求在这本书后面附上人名索引、名目索引。在编译过程中，请伊万诺夫跟我们讲巴黎公社。他的讲座叫我负责翻译。我想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检验，因为刚回国，听说都还可以，现场翻译比较顺利，并且口译完了，马上就整理出完整的讲稿，但是在翻译中不小心，把孔德译成了康德，老同志给指出了。这提醒我要更加小心工作。
中苏两党闹翻了，苏联撤退专家。伊凡诺夫也奉命回国，走前编译局开了一个欢送会，姜局长用俄语讲了送别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姜局长说俄语，他的俄语熟练流畅。伊万诺夫走了以后，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发现送给他的几本毛泽东著作都留在原处，没有拿走。
编译局搞副食品生产
进了编译局，看到到处都是大字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但笔伐，还不断开大会口头批，挨批的都是那些下放到山东锻炼的干部，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说了一些实话。
但是形势并没有因为开展“反右倾”斗争而变好，饥荒延伸到首都，也波及我们单位，粮食定量不断削减，刚开始大概每月有30斤左右，后来降到二十五六斤，这个数额现在看是完全够了，但是那时候肉、油等等都是定量供应的，量很少，很快就感觉到饿的味道。机关组织人培养“小球藻”，用柳叶制作“人造肉”，每人每天供应几杯小球藻，完全不解决问题，很多人开始出现浮肿，我除了浮肿，还得了严重的胃溃疡。
“小球藻”“人造肉”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上级给编译局拨了一块土地，作为副食品生产基地。基地位于北京小汤山阿苏卫村，编译局的干部轮流到基地干农活，种老玉米、白薯、各种蔬菜。中直机关还组织人到内蒙古的大草原打黄羊，把羊肉分配给各单位。
编译局的生产基地配备有拖拉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把拖拉机同公社生产队交换成了马，这马大概也是饿的，根本干不了活，还经常倒下，这就需要找人把马抬起来，后来把马换成了驴，也不管用，最后把驴换成了绵羊，这成了笑话。结果所有的农活，全靠人工，这也好，为后来的五七干校劳动做好了准备。
那时小汤山相当荒凉，只有一条小街 有几个小铺，还有一个温泉澡堂，有好多内蒙古人到这里来泡温泉，治疗皮肤病。我第一次去泡温泉，水温大概有50多度，我不知道厉害，在水中泡了一阵就晕倒了。现在阿苏卫是北京市的一个垃圾填埋场，它大概也包括我们的副食品基地。
60年代初，中宣部找我们开会，说上头说了，蘇联农业十年徘徊，后来斯大林搞了集体化才找到出路。中宣部布置我们查苏联农业材料以证实这个论断。所谓十年徘徊指的是苏联20年代搞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20年代苏联的农业恢复得很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但是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农村搞“全盘集体化”，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酿成了1932- 1933年的两年大饥荒，使苏联的农业一蹶不振。我们的调查最后不了了之。
横渡昆明湖——编译局的体育活动
编译局的所在地原来是一个漂亮的小花园，50年代建了一个三层的办公楼，院子的亭台楼阁和假山还完整保留着。西头有一个小水池，原先还可以划船，后来改成游泳池，编译局的许多干部及其子女，都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
尽管粮食困难，体育活动还照样开展。中直机关每年都组织横渡颐和园昆明湖的游泳比赛，编译局和 文联机关编在一个小组，从龙王庙游到对面的排云殿。我从小喜欢游泳，在家乡的大河学会游泳，在苏联，我在涅瓦河、波罗的海、黑海都游过，横渡昆明湖自然不在话下，还取得了小组第1名的好成绩。由于营养不良，医务室给每人发一小包葡萄糖，补充能量。后来毛主席横渡了长江，为纪念这一壮举，中直机关每年还在什刹海后海组织大规模的游泳活动。现在无论昆明湖还是什刹海都是禁止游泳的。
“文革”期间，姜椿芳局长被诬指为“苏修特务”，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出狱后见到我，就问你还游泳吗？还游得那么快吗？我很惊异他怎么记得这种小事，他告诉我们，关在监狱里孤独一人，为防失忆，就不断地回想局里每一个人的情况和特点，活跃自己的脑子，也正是在秦城监狱，他构想了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蓝图。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崖丽娟 姚亚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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