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梅 姚露 常开霞
【摘 要】借鉴生态学共生理论，以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和汉族地区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例，建立民族共生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对各民族共生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以共生系数构建民族共生网络，通过计算民族共生网络的节点中心度、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势，反映我国各民族共生关系的演化进程。研究发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由强趋弱，少数民族的影响则由弱变强，民族间的关系由寄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向对称性互惠共生趋近;民族共生网络由汉、维双中心结构逐渐演变为维吾尔族单一中心结构，民族间的关系渐趋于弱连接状态。反映了各民族在保持各自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性上趋向民族生态的均衡和稳定，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化过程。
【关键词】共生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民族共生网络
【作 者】朱向梅，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姚露，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常开霞，中北大学人文社科科学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6-0045-015
一、引 言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术界便出现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相关理论，为民族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1]此后，学者们通过对“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入剖析，意识到中华民族在长期的交流积累下，已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2]，在政治层面，主权、人民和土地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3];在经济社会层面，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离不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4];在文化层面，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一体”本身具有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5]，应准确定位和把握中华民族及其各成分的联系和区别[6]。
国际上一直存在多元和一体的争论。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多元或少数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其意义，多民族意味着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7]35～41。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鼓励和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国家同化政策、美国熔炉政策等是对立的国家治理模式和价值观。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不同的文化会造成冲突和矛盾这一观点[8]84～100，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美国国内存在的多种文化会造成国内文化冲突，进而会造成人民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对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影响巨大，他们认为在国内的移民、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这对美国国家的特性、美国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造成挑战，因此主张熔炉政策，即将各种文化都融为一体，期望通过完全融为一体的文化实现国家一体化建设。
国内民族学界、政治界也存在着多元和一体的争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主张建立一体的国家、一体的认同体系，主张国家应采取去政治化、去区域化的方式进行民族治理，他认为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居民身份证的差异性、强调民族差异的优惠政策、鼓励民族聚居等政治化民族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意识和民族极端主义更加强化，利用民族身份去获取资源的意识也更加强化，不利于国家认同[9]。然而大部分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少数民族对国家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少数民族和东部沿海地区与汉族发展依然不平衡，如果不利用政治方法，不考虑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而采取所谓的平等政策是不能弥补少数民族现实上的发展不平衡和经济上的差异的，少数民族需要差别化的对待和保护[10]。
通过对“多元一体”国际和国内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研究集中于对内涵和辩证关系的考察、民族关系历史梳理及经验总结，缺乏对各民族间的“多元”和“一体”的复杂关系的实证分析和深入探讨。
“共生”起源于德国植物学家Anton de Bary[11]，近年来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领域被国内外学者引用。王涛、李君[12]等以民族共生村落为视角，对农户居住空间演变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其受多个维度的影响;马麒、韩富祥[13]以夏河地区为例，从民族经济交往出发，对民族间文化差异进行考察，认为文明共生是全球发展的基本原则;邵利、唐仲霞[14]将共生理论运用到民族旅游社区研究，证明了四个社区主体间的正向不对称共生关系;姚闳耀、杨维平[15]基于文化共生视角，分析目前民族数学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瓶颈，提出发展民族数学教育应以多元共生思想为核心;沈叶[16]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主體，基于共生理论考察其与文化生态的相关性，建议由政府进行宏观引导，提高监管主体的维护认知。目前民族共生研究大多以定性的、局部的研究为主，缺乏对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维度交往活动的宏观审视。
综上，目前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各民族的“多样性”的复杂关系缺乏深入探讨，总体研究停留于多元一体辩证关系的微观考察和经验总结，也缺乏对中华民族各民族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维度上所结成的命运共同体内部结构的梳理和准确把握。共生理论的“合作”“共赢”理念与民族关系原则契合，其复杂的社会学价值对于解释和解决我国目前民族关系问题、开拓民族关系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据此，本文以少数民族自治区及汉族地区为例，基于共生度模型测算各民族间协同发展的情况以及共生模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共生系数构建民族共生网络，分析各民族间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以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化规律。
二、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广泛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政治共享使各民族在竞争中相互融合和渗透，形成了难以割裂的民族关系。[17]可以说，经济、文化、政治成了各民族交融的重要载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发展，文化交流又涉及了科技融合、教育融合等多个因素。[18]因此本文兼顾全面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在借鉴相关研究基础上[18][20]，提取与各民族地区交往情况契合并具代表性的指标，构建民族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以地区生产总值反映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或市场规模，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构建各民族的经济引力以反映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文化产业包括产业主体和文化产品，往往用文化产业机构数和地区出版数来反映。专利申请授权数是指一定时期内该地区获得授权的专利的数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的成果;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是指该地区从事科技或科技相关活动的总费用支出，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科技活动规模。因此从专利申请授权数和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来判断各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技术合作情况。高校毕业生数是指一个地区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的人数，反映各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各民族的政治参与情况可以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中各民族人数进行量化反映，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各年各民族地区人大、政协干部数量作为衡量指标。
综上，本文选取了2000～2018年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汉族地区的相关数据，其中汉族地区数据为汉族省份平均值，数据来源于各地区年度统计年鉴。首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解决数据量纲问题，进一步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赋权结果见表1。
（二）共生度模型
各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可以用质参量来体现[21]，为了准确把握共生单元间的共生关系，首先需要对质参量进行分析，确定质参量之间的变化关系。设指标n的权重为Wn，指标n所对应的样本值为Xn，m为指标个数，则质参量Z为：
共生度作为描述各质参量变化关系的概念，通常可以表示一共生单元质参量的变化对另一共生单元的影响作用[22]。因此，本文用αAB、αBA对A民族和B民族的共生度进行描述，αAB指的是A对B的影响率，αBA指B对A的影响率，则共生度的表达式为：
式（1）中，Zj为A民族质参量，Zj为B民族质参量;i与j指的是两个民族共生单元个数的集合。
例如，汉族质参量值为υH，藏族质参量值为υZ，则汉族对藏族的共生度αHZ可表示为：
藏族对汉族的共生度αZH可表示为：
通过散点图可以发现2000～2018年汉族和藏族的质参量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可得出下列方程式：
利用回归模型进行参数识别，再将式（3）（4）（5）（6）进行合并整理，可分别求出汉族和藏族对彼此的共生度：
依据共生度对共生单元之间共生模式进行识别，具体方法如表2所示。
一般来说，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及共生模式三部分构成，对共生要素具有外在作用的为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即所谓的“种群”。[23]我们把不同民族看作是不同的“种群”，由于各民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使得“种群”间从外部到内部产生了关联，从而构成一个共生发展系统。[24]根据表2，共生关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可以描述不同民族在共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判断双方是否处于均衡状态。[25]种群间一般以不存在共生关系为起点，渐渐发展至寄生关系，再由寄生发展为偏利共生，这种状态下一方受益，再进入到互惠共生模式，其中互惠共生包括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共生单元由寄生阶段逐渐进入对称互惠共生阶段，呈现出由不稳定至稳定，利益分配不均到利益分配公平的发展特征，展现了自然界中种群的共生演化过程，可以揭示民族间共生关系的内在规律。
（三）共生系数测算
共生系数是由共生度通过演算得到的指标，它反映共生单元的量化关系，體现出各单元之间相互影响力度。以汉族和藏族为例，计算方法为式（9）
三、实证检验
（一）共生度分析
通过Eviews软件分别对各民族间的指标数据进行线性拟合，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为各地区间线性拟合情况表，其中R2的值均在0.8以上，模型拟合程度较高，F统计量也处于较高值，模型线性关系成立，P<0.01，模型显著性高。进一步可以对共生度进行计算，并分析地区间的共生模式。
由表4可以看出，各少数民族及汉族之间的共生度及共生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并根据表4绘制各民族共生度图，见图1～图6。
1.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共生模式
2000年汉族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为负，新疆维吾尔族对汉族的共生度为正，双方为偏利寄生模式，维吾尔族寄生于汉族;2001～2018年，双方共生度为正，进入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在此期间汉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一直小于维吾尔族对汉族的共生度，反映出汉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上的变化对维吾尔族的影响更大;汉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不断增加，维吾尔族对汉族的共生度不断减小，说明维吾尔族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对汉族的影响在逐渐增加，即维吾尔族对汉族的推动力在增加。
汉族对藏族、壮族、蒙古族、回族四个民族的共生度为正，四个民族对汉族的共生度也为正，说明在2000～2018年汉族分别和四民族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这些民族对汉族的共生度均大于汉族对它们的共生度，反映出汉族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对这些民族的影响大于它们对汉族的影响，汉族对四民族的共生度在不断增大，四民族对汉族的共生度在不断减小，说明这四个民族对汉族的影响推动作用在逐渐加强。
从多民族关系的时空演进来看，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相对比较大，尤其是汉族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影响始终最为显著，其次是与壮族、藏族的关系，但是这种影响从2005年以后开始减弱，而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开始逐渐增强，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互在加深并逐渐趋向均衡。
2.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共生模式
藏族和壮族双方的共生度均为正，在2000～2018年双方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但藏族对壮族的共生度小于壮族对藏族的共生度，反映出藏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上的变化对壮族的影响更大;双方共生度都在不断增加，说明双方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对彼此的影响推动作用不断增加。
2000～2001年藏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为负，维吾尔族对藏族的共生度为正，在此期间双方处于偏利寄生模式，维吾尔族寄生于藏族;2002～2018年，双方进入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藏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一直小于维吾尔族对藏族的共生度，反映出藏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上的变化对维吾尔族的影响更大;但藏族的共生度不断增加，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不断减小，藏族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对维吾尔族的影响推动作用不断减小，维吾尔族相关指标的变化对藏族的影响增加。
藏族和蒙古族，藏族和回族的共生度均为正，说明藏族和蒙古族、藏族和回族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在2000～2018年藏族对蒙古族、回族的共生度大于蒙古族、回族对藏族的共生度，反映出蒙古族、回族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变化对藏族影响更大，藏族对两族的共生度不断减小，两族对藏族的共生度不断增加，随着时间发展，藏族各指标的变化对两族的影响增加。
从多民族关系的时空演进来看，藏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烈的，同样也是从2005年以后，双方关系稳定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并与其他民族关系保持相对均衡。
3.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共生模式
2000～2001年壮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为负，维吾尔族对壮族的共生度为正，双方处于偏利寄生模式，维吾尔族寄生于壮族;2002～2018年双方共生度均为正，两族进入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壮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小于维吾尔族对壮族的共生度，反映出壮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上的变化对维吾尔族的影响更大;壮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不断增加，维吾尔族对壮族的共生度不断减小，说明维吾尔族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对壮族的影响推动作用不断增加。
壮族和蒙古族、壮族和回族在2000～2018年间双方共生度均为正，均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壮族对蒙古族、回族的共生度大于蒙古族、回族对壮族的共生度，蒙古族、回族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变化对壮族影响较大，壮族对蒙古族的共生度不断减小，蒙古族对壮族的共生度不断增加，壮族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发展对蒙古族的影响在增加，蒙古族反之;壮族对回族的共生度在不断增加，回族对壮族的共生度亦然，双方经济、文化、政治等发面的发展对彼此的影响不断增加。
从多民族关系的时空演进来看，壮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烈的，同样也是从2005年以后，双方关系稳定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并与其他民族关系保持相对均衡。
4.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的共生模式
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的共生度变化趋势一致。在2000年，维吾尔族对蒙古族、回族的共生度为正，蒙古族、回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为负，维吾尔族和两族处于偏利寄生模式，维吾尔族寄生于蒙古族、回族。2001～2018年，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共生度为正，双方进入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维吾尔族对蒙古族的共生度大于蒙古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反映出蒙古族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变化对维吾尔族影响较大，维吾尔族对蒙古族的共生度不断在减小，蒙古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度不断增加，说明蒙古族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对维吾尔族的影响不断减小，维吾尔族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对蒙古族的影响推动作用增加。维吾尔族对回族与维吾尔族对蒙古族的共生关系演变过程相同。
5.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共生模式
蒙古族和回族在2000～2018年间双方的共生度均为正，双方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蒙古族对回族的共生度略小于回族对蒙古族的共生度，回族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变化对蒙古族的影响推动作用略小于蒙古族对回族的推动作用，双方共生度均不断增长，说明双方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对彼此的影响推动作用在增加。
通过各民族共生度的时空演化进程可以发现：1.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相对比较大，但是这种影响从2005年以后开始减弱，而少数民族對汉族的影响开始逐渐增强，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在加深，互相交融、相互渗透，结成一体。2.2002年以前，维吾尔族寄生于其他民族，反映维吾尔族在此阶段高度依赖其他民族，依靠与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获得发展，而且这种交往交流交互会以减少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3.此后各民族均进入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尤其是进入2005年，各民族间的关系趋于稳定、均衡，但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始终较为显著，意味着其他民族对维吾尔族的影响均较大，但各民族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中能够共同发展，共同进步。4.我们发现，两个民族共生度相差较多时，共生度大的一方随时间不断减小，共生度小的一方随时间不断增大;而当两个民族共生度相差较少时，如藏族和壮族、回族和蒙古族，双方共生度接近，共生度随时间同步增加。各民族共生度的变化反映了各民族间关系逐渐趋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民族间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发展变化对彼此的影响不断趋于均衡，达到双向共赢，共同发展的稳态。
2000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其范围包括了五个自治区和7个省份。此后，“十大工程”相继开工，高校毕业生志愿者的加入、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以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0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3.25%，2003年迅速增长到23.09%，宁夏回族自治区则是由11.77%增至18.08%。西部大开发政策加速了汉族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民族间的融合渗透和双向互动越发强烈，使我国民族关系在2000年以后出现明显转折。
（二）民族共生系数分析
共生系数反映的是两两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程度，由共生系数可以揭示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探查民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通过式（9）求出各民族间的共生系数，绘制民族共生系数图（图7）。
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共生系数一直在0.5以下，共生系数均逐渐增加。藏族对蒙古族、回族的共生系数在0.5以上且逐渐下降;藏族对维吾尔族的共生系数在0.5以下，2002年以后逐渐增大;藏族对壮族的共生系数略小于0.5，呈平缓趋势。壮族对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的共生系数演化趋势与藏族相似。维吾尔族对蒙古族、回族的共生度在0.5以上且不断下降。蒙古族对回族的共生系数在0.5附近轻微波动，但一直处于0.5以下，两组接近均衡状态。总体来看，在2002年之前，由于新疆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的寄生关系，共生系数呈现短暂的不规律性。2002年以后，各民族共生系数变化趋势规律性明显，共生系数值较大的呈下降趋势，共生系数值较小的呈上升趋势，整体向均衡值0.5靠拢，说明各民族间的影响力度逐渐趋于均衡状态。但是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的共生关系趋于均衡的速度相对滞后，仍处于不稳定的发展状态。
此外由共生系数的概念和内涵可知，共生系数为0，说明共生单元相互独立，若为1，说明各共生单元完全融为一体，而0.5是均衡态、和谐态，反映生物种群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关系，说明共生单元间虽相互影响又存在差异。各民族共生系数趋于0.5，说明各民族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互相影响，在融合中保持独立发展，验证了民族间的“多元”格局和各民族求同存异的发展状态。
（三）民族共生网络分析
通过对复杂数据的网络化，可以系统的反映共生单元间的概貌及相互关系[26]。本文利用两两地区间的共生系数构成共生系数矩阵，并进行二值化处理，运用制图软件Netdraw绘制出共生系数网络图，通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计算各节点的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及网络中心势（表5）。节点中心度主要用来解释各关键词在共词网络中的关联程度，一般来说，中心度越高的节点，与其余节点的关联度越高，在网络中占有核心地位。网络密度用来形容网络的结构复杂程度，其值越大，说明网络越间的联系越多越紧密。网络中心势指的是网络节点的集中趋势，说明该网络是否具有较高的中心趋势。
进一步运用制图软件Netdraw分别绘制出2000～2018年民族共生网络图，发现2000～2018年民族共生网络大致分为八个阶段，如表6所示。
由表6可以发现：1.双中心向单中心的变化。由网络中心势和节点中心度反映，2008年之前，维吾尔族和汉族的点度中心度均为100，网络中心势小于等于50%，网络呈现汉、维双中心状态;2008年以后，汉族中心度开始减小，维吾尔族点度中心度保持不变，网络中心势从70%不断增加至100%，网络呈现维吾尔族单中心状态。2.网络密度趋于减小。由于各民族间共生系数逐渐趋于均衡值0.5，小于二值化均值0.583，使矩阵中取值为0的节点增多，节点间的联系由强变弱，网络密度降低。说明随着各民族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政治交互，不断融合发展，彼此的影响力差值越来越小，由强关系趋于弱关系。由此推论出民族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1.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减弱;2.维吾尔族依然高度依赖其他民族而寻求发展;3.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趋向均衡和稳定。
密网由强关系组成，有利于相互监督、动用资源、培育信任和相互认同，但会带来系统僵化以及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和高昂的监督成本。疏网由弱关系组成，有多个结构洞，疏网有利于获取更多异质性资源、创新、保持活力和个性，但依赖性会降低。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除了新疆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保持强联系，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弱连接的特征。民族关系由强联结转变为弱联结，各民族早期（2000～2008）以汉、维为中心构建的强联结网络，表现为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烈影响和大力支持，同时维吾尔族也受到其他民族的较多影响和支持，这种资源支持到一定程度（2008～2018），少数民族得到长足发展，与汉族的关系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逐渐减弱。
从各民族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各指标增长率以2008年为转折点，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2008年之前，汉族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5.65%，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8.28%;2008年以后，汉族为11.22%，少数民族为11.39%，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均快于同期的汉族地区，但增长速度逐渐减缓。2008年以前，汉族地区高校毕业生年平均增长率为23.77%，少数民族年平均增长率为25.60%;2008年以后，汉族地区为3.95%，少数民族地区为7.44%，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均快于同期的汉族地区，但增速也在趋缓。第十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占13.91%，第十届政协少数民族委员占11.71%，均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这些数据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由于各民族地区的基础薄弱，前期政策措施成效显著，地区间的交流和相互推动作用快速加强，使得考察期前期民族关系网络呈现出强连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地区的基础有了明显提高，2008年以后，迅猛发展的势头逐渐减弱，各民族地区逐渐进入稳定的低速增长，从而使考察期后期呈现弱连接。
四、结果与讨论
由共生度和共生系数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各民族间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各民族间存在相互影响，但影响力度有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影响趋于均衡。整体来看，民族间的关系演变符合共生发展规律，在考察期，部分地区由偏利寄生发展为非对称互惠共生，藏族和壮族，回族和蒙古族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小的共生度差值，更加接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由共生网络和中心度、网络密度及中心势可以看出，民族共生网络由汉、维双中心结构逐渐演变为维吾尔族单一中心结构，民族间的关系渐趋于弱连接状态。实证结果验证了我国民族呈现出相互影响、协同发展的“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客观存在，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构建。
民族共生关系涉及多个维度的相互竞争、相互适应和相互融合，是一种区别于某个民族个体独立发展，以多民族协作为基础，实现相互激励和共同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发展路径。各民族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政治交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依赖，并不断互补，构成复杂的民族共生系统。民族共生系统可以促进民族间的信息共享，推动各族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整合，激发各方的进化优势，形成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把共生学说应用于民族关系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实现各民族“共赢”和“共存”、完善民族关系提供科学佐证。有利于客觀准确地识别民族关系，把握其发展趋势，更好地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 华涛.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民族构成复杂性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J].民族研究，2019（3）.
[2] 马茜.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J].回族研究，201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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