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印度发生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大暴发，4月下旬以来，总病例数以每天超过30万例的速度向2000万逼近，死亡人数也在快速增加。医疗挤兑已经无以复加，火葬场也已经无力处理急剧增加的尸体，民众自己架起柴堆焚烧死去亲属遗体甚至导致连木柴都紧缺。氧气供应不足使得很多患者快速地死去，年轻人本来对新冠病毒抵抗力强，也因为得不到氧氣而大量死亡。
说是一幅末日景象，也不为过。
西方世界抗疫的失败，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灾难，全球化被阻断以致出现强大逆流，对外部对象的仇恨在各国社会蔓延，整个现代世界都已经陷入系统性紊乱。
全球化最让人类自豪的地方，是它实现了经济上的全球分工合作，然而今天我们发现，事情非常矛盾，那些真正对整个系统具有颠覆性的因素，往往不但不能通过合作来控制，人类的行事反而会与自身的根本利益相违背，一起养大魔鬼。
就拿新冠病毒来说，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强有力地压制住它，那么经济活动、生活来源、共同福祉都会被摧毁，而社交疏离，是在肆虐早期唯一有效的办法。然而，人们正是打着保护经济活动、生活来源和共同福祉的旗号，拒绝社交疏离，持续地给魔鬼喂食，直到最后无力回天。
简化一下这个过程，可以表述为：我们最怕某种结果出现，却用实际行动去促成它的出现。
现代社会看似强大，其实脆弱不堪。不但脆弱，它还天生地带有一种自毁倾向。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早就有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2015年逝世，没有看到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导致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几近崩溃，否则他一定会感到自己的学术成就得到了至高的认可。贝克认为，后现代社会（今天）是一个风险社会，它的主要特征是，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
人们正是打着保护经济活动、生活来源和共同福祉的旗号，拒绝社交疏离，持续地给魔鬼喂食，直到最后无力回天。
社会是什么呢？依然是人类—按照某种机制（包括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组织起来的人类。那么贝克的意思就跟前面那句话差不多同义：现代社会天生地带有一种自毁倾向。贝克认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
“西方”二字并不是意识形态名词，而是代指作为主流和榜样的制度，在西方理论家看来就是现代制度本身。发生在美国、印度的事实，完全吻合贝克的理论预期。
莫迪为了拉选票，组织了他口中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同时自第一波疫情暴发以来，政府就没有真正坚决地执行过封城措施。不同党派执掌不同的地区和城市，抗疫过程中也会互相在舆论、措施和资源上牵制对方取得成效。疫情从来就没有平息过，在印度认为取得阶段性成效从而放松防疫措施的时间段里，日确诊病例仍然有数万例。人们一般把第二波疫情归因于大壶节等传统节日造成的人流聚集，但在疫情期间允许如此规模庞大的人流聚集，不管有何种苦衷，反映的还是社会内部失控，没有力量来阻止危机的发生。
现代政治制度是从对人性恶的假设中走出来的，人都是自私的，规则是用来规范自私行为的边界，以让合作成为可能。这没有错，但是，它有效实现的前提是各方遵照规则都能从中获益。一旦这一前提被动摇，那么制度本身就会转变为促成恶的机制，人们正是依照约束行为的制度来突破约束。
人类应该从新冠疫情中认识到，制度的核心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治理效果。然而一旦疫情远去，还是会一切如常，一起等待下一次的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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