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贵州籍本土导演，电影成为欧丑丑表达情感和生命体验以及宣传家乡的最好媒介，她以独有的眼光和成长经历，用细腻、平实的镜头语言叙说着贵州原生态文化之美，展现出该地域少数民族神秘的风土人情，彰显了黔人坚守了几千年初心未改的信仰。
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女性形象的重视成为其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欧丑丑以她敏锐的女性眼光审视现实社会中女性的生存方式，勾勒出少数民族村寨中普通女性的生活现状及人生命运图景。这种对女性的关注，是欧丑丑同影片中女性情感共鸣的结果，也是女性对女性相知相惜的认同，更是她成长的真实体验。在欧丑丑的少数民族电影《阿娜依》《云上太阳》中，可以将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笼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女性，可以称之为“现实中的女性”;另一类是无意识闯入的“他者”，即来自于异国他乡的非本民族的女性，称之为“异域的‘他者女性”。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女性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地位中从来都不是以“他者”的身份存在，而是具有话语权的主体。她们既是民族文化、爱情、生命等的创作者与维护者，也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和命运的主宰者。
一、欧丑丑在电影中叙写的现实女性形象
有学者这样评论女性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1]可见，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对文学作品创作的巨大作用和意义。同样，这句话也适用于视听兼备的第七艺术——电影。纵览电影自诞生之初直至现在的发展历程，女性已然成为电影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塑造了无数经典的银幕女性形象。
就此而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电影重要且无法避免的内容。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既表达了影视创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反映了时代进步，也寄托了他们自身的理想信念。
从电影《阿娜依》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阿婆、阿娜来看，充分体现了导演欧丑丑对女性的赞美之情。在欧丑丑的镜头下，阿娜们常常置身于大自然中，她们或坐在风车旁绣最漂亮的图案，或在风景秀丽的田野里唱最好听的歌，并承担着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面对现实生活的艰辛，她们乐观积极、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
阿婆作为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女性，在失去丈夫、儿子、儿媳的悲惨命运面前，她并没有发出“祥林嫂般的哀怨”，而是豁达、乐观地面对现实生活。阿婆作为阿娜唯一的亲人和其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在阿娜的爱情方面，她说：“苗家女人活一辈子，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心上人，要不那飞歌唱给谁听，那漂亮的绣花衣服又穿给谁看呢？”她一方面希望阿娜遵从内心，自由选择并认真对待爱情和婚姻，不要受到外界事务的干扰;另一方面，从阿婆对阿娜爱情的态度方面，也说明了她认为“家庭”是女性最终的归宿。当然，阿婆也是婚姻爱情自由的践行者，虽然阿公早早离开了阿婆，但阿婆在向阿娜讲述自己的爱情时，依然神采飞扬，幸福溢于言表。在临终时，阿婆敢于正视死亡，唱着对丈夫满满的爱和思念与世长辞。
影片中阿婆这一女性形象，同时也是千千万万善良、勤劳的中国传统女性的缩影。通过对阿婆形象的塑造，一方面表现了以阿婆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女性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老一代阿婆们以坚强、平和、无奈的心态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一个鲜活饱满的女性银幕形象需要展现女性自身的欲望。影片《阿娜依》在塑造阿娜这一女性形象的时候，着重以阿娜的情感故事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对于阿娜来讲，她既渴望获得独属于自己的爱情，又对阿婆和阿公的绵长爱情充满向往。阿娜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阿宝，村民们都认为阿娜和阿宝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然而，在阿娜到侗寨送绣线的路上，婉转空灵的木叶声深深印刻在阿娜的心里，也打开了阿娜情感的欲望之门。之后，木叶声成了阿娜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木叶声让阿娜确定救命恩人就是那个吹木叶的人，木叶声也成了姊妹节上阿娜选择心上人的依据。同时，空灵悠扬的木叶声也让阿娜清晰地审视自我的情感归属，看清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她拒绝青梅竹马的阿宝的主要原因。可是，现实总是那么的不尽如人意。作为侗寨最年轻的歌师，阿娜的心上人阿憨卻在六月六的赛歌中突然失声。这一突发情况造成了阿憨违背迎娶阿娜的承诺，失信于阿娜。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感困境，阿娜并没有退缩，而是勇于迎难而上，主动接受爱情的考验。她用自己的宽容、善解人意给予阿憨自信和爱的力量，并敢于接受阿憨的“不完美”（不能成为侗族最年轻的歌师）的事实。如同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所说：“真正的爱情应当接受他人的偶然性，就是说，接受他的缺点、他的有限性、他的无缘无故的言行。”[2]可见，阿娜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既要有战胜情感挑战的勇气，还要用一颗包容之心来接受爱人的“缺点”“有限性”等不完美的地方。她要做到“用她的力量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我。”[3]这表明，女性在追求纯粹爱情和寻求两性精神上契合的情感时，既要获得自我的成长，又要承担着“拯救”男性的重任。阿娜就是这样一位敢爱、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她不同于以阿婆为代表的上一代传统女性在“一间屋子”里被动地等待爱情的到来。
二、欧丑丑在电影中叙写的异域的“他者”女性形象
本文所说的“他者”并不是波伏娃在其女权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中所说的“他者”。这里的“他者”主要是相对于贵州地域的民族来说，即没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生活体验且来自于异国他乡的“外来者”。在《云上太阳》影片中，讲述了身患重病的“外来者”法国女画家波琳，偶然闯入贵州东南部丹寨大山深处的乡间突发疾病晕倒最后获救的感人故事。
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波琳受到的教育影响了她“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她认为“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比如波琳坚持要付房钱和饭钱才能留在麻鸟家，或者通过帮助麻鸟家造纸、干农活等“以工代金”的方式作为偿付。然而，这些看似坚强且死板的处事风格只是波琳外在的表现，实质上她因身患重病，其内在性格是软弱、逃避的，已失去活下去的勇气。面对重病即将死亡的现实困境，波琳内心充满了恐惧和迷茫，透露出无法主宰命运的无力感。
在《云上太阳》中，对波琳饱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塑造就是通过三次“死亡”考验进行展现的。第一次“死亡”是波琳突发疾病晕倒在水田里，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被麻鸟一家救回。这一次的“死亡”遭遇，让波琳感受到了麻鸟一家人的热情，对丹寨产生了兴趣，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自信。然而，她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并没有消失。第二次“死亡”的遭遇，让波琳深深喜欢上了这个无意中闯入的地方，对麻鸟一家或者说丹寨产生了依赖之情，并且在这里找到了绘画的灵感。从波琳的独白可知，原先她的世界是黑白的，感受不到爱与温暖，是善良、大爱无私的丹寨村民给予她打开心灵的“钥匙”。可以说，她的内心和精神不仅接受了异国文化的洗礼，驱散了生活的阴霾，而且实现了自我心灵的救赎。第三次“死亡”遭遇是波琳换上苗家女子美丽的服装同村民们载歌载舞时，却因身体原因再度犯病晕倒。这次“死亡”虽没有给出过多的镜头语言，但从飞向蓝天的飞机可知，波琳终于敢于正视“死亡”，并积极配合回国治疗。这也说明，她已经彻底放下绝望的心结，她的世界已不再是以往的黑白色调。
在三次面对“死亡”的现实遭遇下，波琳对生命的体验都不一样。由最初的一心求死到被村民感动而有了活下去的勇气，直至最后主动飞回法国治病，整个过程表现了波琳在现实遭遇面前顽强、隐忍的成长过程。
三、欧丑丑电影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体意识
“主体”是哲学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内容。“主体是人，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现实的、感性的、具有复杂的构成要素、多样的存在形式和独特的内在规定性的人。”[4]亦即主体是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之为主体，只有具备“自觉意识”的人才能称之为“主体”。对于女性来讲，这种“自觉意识”最直接的表现为“女性主体意识”。欧丑丑电影中所塑造的女性角色，都是生活在当下现实社会中具有鲜明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个体。
不论是《阿娜依》中的阿娜，还是《云上太阳》中的波琳，这些女性角色都是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困境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气和力量，她们按照自身的意愿进行个人的选择和自我发展，以求自我本质的创造性完成，懂得追求自我发展。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到他人身上。
《阿娜依》中的阿娜与阿婆相依为命，阿娜从小就表现出自立自强的性格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渴望成为游方场上最美丽的姑娘，因此，她夜以继日地跟着阿婆学习苗族刺绣。在同阿婆谈论婚恋对象时，阿娜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周围一切事物的主体，自己的命运需要自己去努力掌控，而不是被他人所左右。面对阿婆去世的事实，阿娜悲痛但不绝望，从她的内心独白可知，虽然阿婆走了，但阿婆未织完的布她要继续织下去。这说明，阿娜作为独立的个体，能够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事，有独立担当的一面。当然，影片为了突出阿娜作为主体的“完美”，这一女性主体还承担了“拯救者”的职责。阿娜拯救了“因失声”而失去自信的阿憨，并遵守先前的婚约承诺嫁给了阿憨。女性主体意识促使阿娜不论是在处理两性关系上，还是面对阿婆去世的事实上，都始终处于主导和主动地位，达到了主宰自己生活的目的。
相较于《阿娜依》中阿娜主动的女性主体意识，《云上太阳》中波琳的女性主体意识主要体现为她在精神上寻找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一方面她要战胜身体上的“怪病”，另一方面她要有准确地自我定位以及同命运抗争的行动。波琳有自己所坚持的原则，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如她误会麻鸟一家偷她的相机，得知事情真相后，她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诚恳地道歉。还有，虽然她身患重病，但是她不希望别人把她当作病人或者一个“弱者”来看待，她希望通过“以工代金”的方式向麻鸟一家付饭钱和房租，为此，她多次尝试挑装满造纸原料构树皮的担子。然而，这一切只是波琳坚强的表象，而实际上因身患怪病，她在生与死的困境面前非常痛苦。她的生命没有了灵魂，她不知道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琳已失去了对生命的思考，她放弃改变自我的机会，被动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从她第二次面临“死亡”的内心独白可知：她的人生只有黑白二色，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充满了抵触，心被一把没有钥匙的锁紧紧地锁住。然而，丹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园生活，村民和麻鸟一家的善良、热情、大爱无私的品格让她感受到了温暖和爱。尤其是当她知晓寨民们要用他们的神灵——锦鸡给她治病时，她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寨民们的帮助和特别的爱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可是疾病让波琳处于两难选择，一方面她在丹寨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另一方面疾病留给她的时间却不多了。为了不麻烦寨民，波琳决定不再消极被动地等待死亡，她选择在这个美丽、纯净的地方自杀。具体来讲，波琳的这次主动的“自杀”行为，实质上既是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死亡，同时也是其身体和精神获得重生的时刻。在她准备跳崖自杀时，寨民的歌声再次成为打开她心结的钥匙。可以说，这是一次主动寻找主体生命真正成长的一次‘自杀行为。病愈后的波琳重回苗寨，身穿苗服，在教室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成为一名外籍教师。此时的她具有了真正的女性主体意识，脱离了心理的枷锁，在真正自由的精神世界选择对自己有意义的生活，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正因为如此，波琳发出了“如果说我的故乡在法国，那这里（苗族丹寨）就是我的家”的呐喊。她“不仅在精神上找到了‘自我，而且在寻找失落的世界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也该属于她自己的世界。”[5]这个置身于自然之中、远离城市喧嚣的“世界”（贵州人热情善良好客等品格及原生态之美），让她感受到了归属感，给予她温暖、依靠的港湾，实质上是波琳寻找到了心灵归宿和精神依靠的“世界”。
不论是阿娜，还是病愈后的波琳，她们都体现了“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生活的主人”[6]的女性主体意识。在经历暂时困境磨砺之后，她们的生活都是显性的、具体的，都在客观现实社会中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阿娜婚后实现了她想和心上人一起走遍村寨教孩子们唱歌、刺绣、吹木叶等传承民族文化的愿望。波琳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在贵州成为一名外籍教师。可以说，“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扬，才能推动女性充分展示自身的价值，确立其社会主体的地位和作用。”[7]
总体而言，欧丑丑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有别于传统电影中柔美的女性形象，也异于当下“女汉子”式的女性形象，亦不同于少数民族电影中承担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女性形象，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真实而完整的。一方面，她们是具有彻底女性主体意识的个体，另一方面，这些女性也是无依无靠的个体，她们在现实社会中身体和精神上都是孤单无依的。《阿娜依》中的阿娜自小同阿婆相依为命，《云上太阳》中的波琳独自一人生活在边远的贵州村寨，又身患重病。虽然她们人生会面临无法躲避的现实命运和困境，但是她们并没有妥协或甘于命运的安排，而是勇于面对现实困境，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这些女性形象都是独立、坚强、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个体，面对现实困境，她们认同苦难，但不沮喪或彻底悲观绝望，能够依靠自身能力主动化解生活对她们造成的伤害，从而获得从量变到质变的成长，获得由内到外的生命的升华，进而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并以此获得永驻心中的那枚生活的“太阳”。
参考文献：
[1]陆文彩.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初探[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
[2][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739，576.
[4]王喜平.当代哲学的主体论域[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
[5]洪永春.“五四”以来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衍变、发展略论[ J ].通化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3）：1.
[6]谭林，丁娟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探索[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291.
[7]贵阳市妇女联合会.筑城妇女理论文集[C].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46.
【作者简介】 秦雪影，女，江苏徐州人，贵州师范学院文传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贵州师范学院校级教师项目“贵州题材电影的主体形象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8YB008）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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