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珉朗
路内是势头正劲的70后作家，蛰伏五载后，他于2020年推出了第七部长篇小说——《雾行者》，小说以铁井镇开发区的文学青年和普通工人两大形象序列为经，以1998—2008十年时间为纬，勾画了这座江南小镇的社会变迁史，洋洋570多页，为当代文坛奉献了一部具有分量的力作。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响，入选了“《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2020《收获》文学榜”等重量级文学榜单。此前有关路内的研究已十分丰厚，如有研究者分析了“先天的反理想、反道德”的路小路形象a，还有论者提炼出他“自觉地对1990年代进行文学重构”的写作追求。b本文拟从主题表达、意象营构以及与相关作品的对比性分析这几方面探求《雾行者》的思想艺术特色。
一、以文学为志业？
1919年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谈及在当时的德国年轻人献身学术事业的危险处境：“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c韦伯所说的这一处境和《雾行者》中的文学青年非常相似，小说至少涉及了三个文学小群落，一是无锡某普通大学文学社的周劭、端木云、辛未来、李玫等社员，二是重庆文学笔会上的玄雨、沉铃、李东白、小川等作家和编辑，三是混迹于BBS文学论坛的吴铭翰、阿满、木马等，这三拨人的交汇点则是周劭，由此构成一个相对闭合的环形人物结构。1990年代末期，这三拨文学青年都对写作抱有极大的热忱，实际上，90年代已经不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种读者蜂拥在书店只为等待一本小说出售或者众人像拥戴明星一样观赏顾城读诗的80年代典型的文学嘉年华场景早已不复存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由此，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作为精神产品的纯文学的市场份额很快被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所挤占。正是在此萧条境地下，小说里的文学青年们仍然以一腔热情投注在文学写作之中。可是，从1998到2008年，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大转型时期，因而小说中反复出现“你曾经是文学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一始终萦绕在字里行间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追问。可以说，正是对这一问题寻根究底的质询，才触发了这部小说的文本生成机制。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两个曾经的文学青年重逢后，总是执拗地、直白地却又小心翼翼地以至于神经质般地、试探性地询问对方你还写诗吗？你还写小说吗？答案也都不出意外的一致，是早就不写了。周劭和端木云曾经在上海的保健品公司做销售，公司破产后去看仓库，其他人也都从事新闻、广告、纪录片、经商、公务员等与文学无关的行业。这些人在放弃最初的文学理想时，有的很快转变了非此不可的思维方式，有的则经历过一番痛苦的精神挣扎，如辛未来说放弃文学就像放弃爱情。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再写作了呢？实际上这些文学青年在1990年代的文学活动都只局限于相对闭塞的小圈子中，在当时并未产生过业内的影响，也就是说，这是一群尚在文坛边缘游走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他们缺乏能够推介或营销作品的平台与机构，也不认识能够将他们引入主流文学圈的作家大腕，端木云和周劭所在的大学文学社，只是無锡一所普通大学的自发性学生兴趣社团。而一众作家围绕着的文学编辑沉铃也只是重庆一份不知名文学刊物的普通编辑。至于网站上的BBS文学论坛，则更属于民间玩票性质的文学爱好者聚集地。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他们都与文学/文坛的中心相距甚远。而从90年代的文学生产机制来看，一个作家的成名与崛起是大型文学机构、文学名刊、出版社和文学编辑等多方势力协同谋划的运作结果。比如当时《山花》 《大家》 《作家》 《钟山》所打造的“联网四重奏”活动以及《钟山》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联手推出的“新市民小说联展”，还有由安波舜主导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系列丛书等，都培育了不少文学新人，如韩东、邱华栋、朱文、东西等人就是藉此登上文坛。反观端木云，他的中篇小说集只能通过沉铃的关系自印出版，他也不太可能在重要的文学期刊上抛头露面，更不要说《雾行者》中其他更为边缘的文学青年了，当他们普遍无法通过创作确证自我价值时，必然会对自己的文学追求产生怀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无法靠此谋生。当然，纯粹以文学创作作为职业的谋生工具本就十分困难，这几乎是古今中外通用的一种社会潜在规律。从晚清开始，写作这项精神生产活动已经可以通过出版商提供的润笔费牟利，尤其是一些通俗文学作者甚至可以藉此致富，但即便如此，“单纯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数量极少，对绝大部分现代作家来说，他们多数还有其他兼职”d。因此，1999年周劭和端木云急于去美仙瓷砖公司就职也确是生活所迫。
小说隐含作者一方面对这些文学青年放弃文学表示无可奈何的惋惜，另一方面则对仍然坚持写作的端木云进行充分肯定。端木云从美仙公司辞职后，就在广州的城中村租房写作长篇《人山人海》。这个形象凝聚了作者个人的一些切身体验与内在心结。作家路内1998年就在重庆为一家台商看仓库，这与端木云的履历高度重合。作为一名70后作家，90年代的路内没有趁着期刊、出版社接连造势的东风迅速崛起，而是辗转于各个工厂和广告公司之间，当然也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做到创意总监和首席提案手的位置，但始终与文坛离得很远，直到2007年才在《收获》上发表长篇处女作，可谓大器晚成。路内很快就以不俗的写作实力在文坛站稳脚跟，他可以说是一个文坛逆袭成功的典型案例，在越来越讲究文化出身和学习资历的文坛，完全靠个人的努力由技术工人转型为知名作家——当然他十分反感评论家给他贴上“工人作家”的标签。从《雾行者》这些文学青年的坎坷遭遇中，我们可以窥见隐含作者对于文坛某些较为固化和圈子化的运行法则以及无学历、无背景、无人脉的最底层文学青年出头艰难的愤懑。而当所有其他同伴都或高升、或退隐，纷纷淡出文坛之时，端木云始终坚守的对于纯文学创作的不灭的热情就特别可贵地显示出来。对于消费时代的文学初心的肯定，正是这部小说最为重要的写作意图。实际上，八九十年代许多高校文学社团就走出过一批日后卓有成就的作家，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的刘震云、张承志、海子、西川，山东大学云帆文学社的韩东、杨争光，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的邱华栋、王家新，烟台师范学院贝壳文学社的张炜等。这些作家都曾有过端木云的结社经历，因而端木云们对当代文学的建设意义不容忽视，尽管这种意义在当时并未得到明确显现。
二、“洞穴式”空间意象的文化意涵
在《雾行者》中，两位男主人公的职业是外仓管理员，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种，其主要职责就是看管仓库里的大理石、瓷砖等货物，并且每隔半年就可能要调换位置。端木云以一种拟叙述者的口吻说“仓库是一种象征”。e那么，仓库究竟具有怎样的象征意涵呢？在小说中，仓库里的环境是非常逼仄的——“年久失修，光线黯淡，梁上挂着仅有的一盏灯泡。”f而仓管员的日常生活就是“每天对着库区发呆，看看书，听着电台情歌，爱上某个小姐甚至昏了头想娶她，但最多六个月，这一切都会结束”。g除了仓库以外，美仙公司总部所在的铁井镇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理单位，它“孤零零地戳在三省（江浙沪）交界处”。h铁锁镇开发区除了工厂，只有游戏厅、网吧、洗头房，与居民区还有一定距离。但这里充斥了几万名打工仔，他们文化素质低下，经常打架斗殴，构成了一个建基于江湖伦理法则的边缘人社会圈层。更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第五章中，几位写作者探讨了文学中的滥俗意象，其中就有尼采的深渊、潘多拉的匣子、卡夫卡的城堡等。我们发现，仓库、铁井镇和这些文学“滥俗意象”组成了一个空间意象谱系，它们是小说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舞台，同时也暗含着与小说主题、人物、思想紧密联结、相互生发的内在玄机。这组空间意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洞穴比喻，居于洞穴的囚徒只能看到“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i因此他们只会把这些阴影看成是最真实的存在。此外，还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引入的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由一个瞭望塔和环形建筑中无数的小囚室构成——“全景敞视建筑展示了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j在铁笼之内，囚徒只能被监视而无法窥见囚室外的世界，福柯藉此揭示了权力在现实社会的各级机构组织中无孔不入却又极为隐蔽的超强渗透作用。小说中仓库和铁井镇开发区这两个最主要的意象，也可以看作某种洞穴式空间，或者深渊、城堡和潘多拉的匣子。它承载了这些经典文化空间意象固有的象征意涵，是一个更为细密而复杂的综合体。
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中申说了现实物质与虚化记忆的内在关联——“当纯粹记忆被物质化的时候，它会引起感觉。”k深受柏格森思想影响的巴什拉将此观点进一步引申，从而阐释了文学作品中诸种空间意象（如家宅、抽屉、鸟巢、贝壳等）所联结的情感体验与文化象征，他说：“所有曾经的独处空间，我们曾忍受孤独，享受孤独，渴望孤独，接受孤独的空间在我们心中都是无法磨灭的。”l巴什拉所列出的空间意象与《雾行者》中的空间意象十分相似，它们都是封闭式的，在某种程度上与外界组织形成了显豁的隔离。与此类空间联系最紧密的情感体验自然是孤独，个体面对一个封闭空间和重复性劳动时所产生的那种孤独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劭和端木云也屡次提及仓库生活的无趣，他们每天都要检验瓷砖的排放位置或者参与进货、卸货活动，没有丰富而多样的人际往来，亦缺乏不断置换生命在地空间的旅行体验，尽管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城市，但他们所要面对的仓库总是被安置在冷清的角落之中，远离人群和闹市，罕有灵动的生活气息，这种工作对一个人的耐性有着巨大的考验。因而，仓库意象的最关键象征义无疑是孤独。从整部小说的思想架构来看，孤独不仅是仓管员生活的情感常态，同时又是每一个个体不可摆脱的日常情感体验。譬如农家女梅贞，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只给自己留200元，结果这些钱都被她哥哥侵吞了。当梅贞的两个仓管员情人都调走之后，她独自留在铁井镇和一群不熟识的打工仔在漫天烟花中迎接千禧年的到来。喧哗的气氛反衬出她极度伤感和迷惘的情绪。她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她的人生往往并不能由她自己做主，她明明知道和仓管员的爱情没有未来，却只能通过这种眩惑的情感刺激来解救致命的孤独、麻醉凡俗的人生，同时又不可遏制地陷入更深层次的孤独。《雾行者》的人物往往以孤独为生命的主体存在方式，这实际上揭示出某种现实人生的本相。孤独作为一种普遍的情感结构被世界思想家所共同体认是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多次种族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当在被那支撑着人并赋予人以意义的一切世界秩序所遗弃之时，人感受到了无限的孤独和无限的荒谬。”m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在长久看守着属于自己的仓库？从胚胎时期那个由母腹羊水构成的黑暗空间，到生命终结后被封锁进的棺木与萧索的坟墓，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与某种孤独的空间场域相伴，这是人类不可摆脱的情感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雾行者》体现了对人之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深度。
无疑，仓库作为《雾行者》的中心意象，是掘进这部小说意义系统底部的最重要工具。但小说出现的其他几个次级意象同样不容忽视，如第三章的標题迦楼罗，除了标题以外，整个文本未出现过任何一处与此意象相关的解释性内容。迦楼罗出自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属“天龙八部”之一，外形是一只大鹏金翅鸟，为大神毗湿奴的坐骑。传说迦楼罗以龙为食，能镇水灾。迦楼罗作为一只金翅鸟，可自由飞行于世界时空之中，这与小说主人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相似，因而，这个意象具有漂泊意涵。小说最切合标题的段落就是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周劭和前女友辛未来阔别十年重逢，在海雾中一边穿行一边追忆往昔。海雾弥漫，将街景涂抹成模糊状态，这恰似两位对话者业已消逝掉的十年，漫长却没有多少记忆点。海雾也是对人生难以把握的命运的象征，周劭和端木云们，乃至于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视作人生路上的“雾行者”，每个人的一生都行进在充满雾气的道路上，看不清未来的面目，只有任生活的洪流推着自己向前，现实中充满了镜花水月般的迷幻事件，每当回头看清了一点来时路，觉悟到某种世事的真谛与本质性道理，或喜悦、或悔恨、或悲伤、或释怀，却只能感叹一句“只是当时已惘然”。
三、从“追随三部曲”到 《2666》
与路内此前的作品相比，《雾行者》在文本内容与外部形式上有何延续，又具备哪些开拓性质素呢？从延续方面来说，第一，《雾行者》仍是路内惯写的工人题材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基本也都是技校、专科或普通本科毕业，因为学历不高找工作备尝艰辛，最后只能流徙于工厂生产线。同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基本雷同，都是进网吧、去舞厅唱歌、打群架、泡妞。其中往往有一个女性人物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如“追随三部曲”中的白蓝、于小齐、宝珠，《雾行者》里的梅贞，她们是小说男主肉身与精神倚赖的双重目标，男主对女主的爱慕、追求、恋爱或被拒是基本的故事线，从而形成较为固定的人物关系模式。第二，小说故事的地理区位都是城乡接合部。路内对处于边界位置的小镇总是情有独钟，如《少年巴比伦》中的戴城“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n，《追随她的旅程》中的“马台镇，深陷在郊区的农田里”o，还有《云中人》里的麦乡县。正因为偏居一隅，这些地区经济并不发达，然而又由于紧邻上海或其他长三角地区大城市，常常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并引入较为新潮时尚的事物，所以就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诸种文化现象杂居共处的奇特地域风貌，比如农田旁边耸立着工业烟囱，虫鸣犬吠伴着KTV里的迪斯科音乐。无疑，戴城和铁井镇是路内贡献给当代文坛的又一重要文学地标，它们与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村等交相辉映。第三，都注重通过小说映射时代氛围。路内总是想方设法地尝试记录下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文化符码或历史事件，这使得他的小说富有浓郁的年代感。如《天使坠落在哪里》写道：“这个时期的戴城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都在经历着阵痛。”p其所反映的正是1995年中国社会发生着的工人下岗、外地人激增、拆房子三大社会性事件。《雾行者》记录了2006年后房产和旅游取代工业成为铁井镇的支柱性产业，因而开发区的工厂锐减，奥运会前的警力增加也使得镇上的治安大为好转。诸如此类的细节勾勒层出不穷，某种程度上路内的小说可以视作江南小镇的一部物质文化演变史，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古希腊的模仿说强调文学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功能，巴尔扎克亦通过鸿篇巨制《人间喜剧》镜子般地照射出19世纪法国社会的历史风貌，路内也继承了这种映射社会现实的文学追求。就开拓方面而言，首先体现在工人形象的文人化色彩。在此前的小说中，路内笔下的工人文化水平基本都很低，也没有对文学的嗜好，正如路小路的那句自述“我们这帮技校生，是不看书的”。q而《雾行者》中的工人则具有明显的文人化色彩，因此，在他们周边不仅有整日无事生非的街头混混，还有一帮文学青年，他们的交流的话题也就更为高端，常常是塞林格、伍尔夫、贝克特、《尤利西斯》等。其次，《雾行者》在知识的含量、结构的繁复和反映社会的深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路内此前的长篇，“追随三部曲”和《云中人》都是20万字出头，《花街往事》和《慈悲》都只有12万字，而《雾行者》近50万字，可谓是用心良苦的集大成之作。《雾行者》大量嵌入了经典文学作品和西方作家的知识性内容，这些附加性佐料无疑使得小说的文化底蕴大大增殖，但过度的使用难免有掉书袋的嫌疑。《雾行者》以铁井镇为小说地理中心，由此辐射到重庆、上海、北京还有结尾的西藏，从而突破了此前小说地理区域相对单一化的局限。再者，从语言风格来看，路内此前的大部分长篇都以调侃式的笔调为主，看得出王朔的痞子文学的些许痕迹，主人公往往青春飞扬，玩世不恭，总是一副混不吝的样子，常以俏皮话化解生活的窘境。从《慈悲》开始路内的语言就趋于稳重、沉静、厚实，《雾行者》又更进了一步。对比来看，路小路们对未来毫不担心，端木云们则对过去满怀惆怅，这或许可以归结为青年写作和中年心态的分殊。
波拉尼奥是拉丁美洲继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略萨之后的一代文学巨匠，路内多次表示对他的尊崇，并坦承《雾行者》受到了波拉尼奥的影响——“我从《2666》中看到波拉尼奥如何处理多线叙事。”r的确，从体积规模、结构设计来说，《雾行者》与《2666》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两书都是由分别独立但又具有内在联系性的五章构成，这种联系性有时非常隐秘，需要细读文本才能领会作家精心埋下的草蛇灰线，如《2666》第五章才揭示出第一章里的作家阿琴波尔迪的外甥哈斯是第四章里墨西哥连环妇女被杀案的嫌犯之一。《雾行者》第三章匆匆交代了郑炜的失踪就没有后文，第五章才由鲁晓麦揭开，原来是他自愿加入十兄弟的卷货计划，但计划败露，只能被灭口，而当时周劭和端木云浑然不知后面的暗潮汹涌。第一章里的邓文迪、王宏卫等人连环凶杀案也在第五章才揭晓是由林杰的复仇所致。从中可以看出《雾行者》针脚细密的结构设计。此外，《2666》的对话体也被路内借鉴，因此小说的内容主体都是由人物之间的对话构成，且其中交杂着大量的关于小说创作和文本评鉴的交流。从故事序列来看，《2666》的重要叙事关节点就是第四章中近两百起的妇女被杀案，波拉尼奥从不掩饰他对侦探小说以及福尔摩斯的偏爱，他甚至说“我本想成为一名凶杀案侦探，而不是作家”。s《雾行者》同样充斥着大量的连环凶杀案件，好几个章节的开头都是由案件引入，这无疑也是对《2666》的一种致敬。不过，《雾行者》与《2666》还有较大的差距，可以说是酷肖其形而未得其神。《2666》涉及的时空跨度极为广泛，从美洲到亚洲、欧洲，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东欧剧变，从斯大林迫害文人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探讨了20世纪诸多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而《雾行者》则局限于工人之间的江湖恩仇与文学青年的个人主义理想。从终极关怀来说，《2666》通过对20世纪层出不穷的人类悲惨遭遇的摹状拷问着人性恶的极限，并揭露了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当代官僚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弊病，正因此，《2666》才成为继《百年孤独》后的一部拉美文学巨著，在这样宏阔的历史视界与人文观照面前，《雾行者》所反复咀嚼吟味的文学青年一己的哀伤未免显得有些格局狭小。
四、余论
学者丁帆呼吁“抓住时代的机遇，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重树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出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的人物谱系，是每一个现实主义创作者应该遵循的小说创作的真理”。t路内正是一个致力于建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者，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开始，他就执着地勾画着1990年代市镇社会的生活变迁，那个由化工厂、农药厂、糖精厂、建材厂、农田、唱歌房、网吧、逼仄的街道等多重视觉景观构成的城乡接合部，正是具有时代印记的典型环境。在《雾行者》中，端木云和周劭不仅仅具有文学青年的身份属性，他们还与由俞恒、林杰、杨雄等组成的十兄弟一样，属于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发达而数量急剧增长的一个特殊群体——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为了谋求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得不走异路、寻异地，成为大地上的流寓者。他们背负着个人与家庭的使命，在陌生的区域结成底层联盟，以实现自我保护和势力扩张，他们有一套“江湖儿女”的生存法则。他们经历着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闭塞的乡土，在喧闹的厂区又缺乏世俗意义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是千千万万个北漂、沪飘、广漂、深漂的缩影。因而，他们就是中国社会21世纪之交的“典型人物”。《雾行者》的核心抱负在于为文学青年正名，悼亡一个属于文学的黄金年代，更在于记录一个转折时代加之于流徙工人的心灵瘢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
【注释】
a张艳梅：《边缘青春与普遍时代——路内小说简论》，《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b刘欣玥：《路内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再见路小路，再见》，《文艺报》2018年5月30日。
c[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页。
d施龙：《清末：现代文学制度萌芽期》，丁帆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efgh 路内：《雾行者》，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40页、6页、15页、236页。
i[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2页。
j[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0页。
k[法]亨利·柏格森：《物质与记忆》，姚晶晶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l[法]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m[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頁。
n路内：《少年巴比伦》，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o路内：《追随她的旅程》，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p路内：《天使坠落在哪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q路内：《十七岁的轻骑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
r路内：《路内：我可能把做其他事的耐心都用来写小说了》，《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5日。
s[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普照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页。
t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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