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印
关键词：四部分类;学术史;经史关系;魏晋南北朝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史学著作附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经下，唐初史臣撰《隋书·经籍志》时，把史学与经学分列于经、史、子、集四部中，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经史分途并获得学术自立在学术发展史上结下的果实。据目前确切的文献记载，晋代学者苟勖撰《中经新簿》，对图书文献实行四部分类，把史学著作排在子学著作之后，四部序列是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史”在“子”后。而在唐初撰成的《隋书·经籍志》中，四部排列顺序却是经、史、子、集，史部位于经部之后，子部之前，这表明唐初史臣撰修《隋书·经籍志》时，明确地把史部地位升居子部、集部之上。这个变化深刻表明汉唐之间史学既摆脱了从属于经的附属地位，又与文学相别异道，逐渐划清与文学的学科分界线，并在图书分类中与子学换位，实现史学在四部中地位跃升，从此确定了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序列位置。這个序列位置后世因袭不改。直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类观念和分类体系的传入。史学与子学在四部中位置的变换，在表面上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及其位置的变化，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发展及学术分野在图书文献分类上的反映。较鲜明地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日渐兴盛和诸子学逐渐衰微的学术发展大势。
一《中经新簿》以四部分类图书
《汉书·艺文志》依刘歆的《七略》，把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六类，外加一个辑略。确立了中国古代图书文献分类的基本格局。西晋初年，荀勖受命整理校核图书，在郑默《中经簿》的基础上，因革损益，撰《中经新簿》，把图书文献分成甲、乙、丙、丁四部，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确采用四部分类的文献目录学著作。遗憾的是，《中经簿》《中经新簿》都已亡佚。对于二者的学术传承关系，《隋书·经籍志》的“总序”记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日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日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日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显然，唐初史臣明确肯定苟勖的《中经新簿》继承了郑默的《中经簿》，此说应该可信。《中经簿》虽然亡佚无存，内容无从考查，但其学术贡献历来得到学人的一致认可。汉代刘歆编撰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目录学著作，学术史价值很高。郑默任秘书郎20多年，埋头整理校核图书，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传统，边校书，边编目录，撰成《中经簿》，这是《七略》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官修图书目录，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末之乱对图书文献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汉书·儒林列传》“序”这样说：“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矣。”西晋建立以后，政治渐趋稳定，文化劫难暂时息歇。晋武帝司马炎极力倡导孝治天下，大量的皇家藏书和征集采掇的图书也急需整理校核。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县古墓中出土了《汲冢竹书》，竹书的蝌蚪文字需要释读，内容需要整理，晋武帝便诏令荀勖对这些散乱无序的图书文献整理校核。《晋书·荀勖传》记载，荀勖“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
荀勖整理校核图书的成果《中经新簿》已经亡佚，其具体内容难以详考。据梁代阮孝绪《古今书最》考证，《中经新簿》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其中还著录有16卷佛经。关于《中经新簿》著录文献的总卷数，《隋书·经籍志》“总序”记为29945卷。二者相差9010卷。卷数相差的原因尚不明确。
苟勖的《中经新簿》与郑默的《中经簿》在内容上具体的继承关系，目前限于资料的缺乏难以说清，但已散佚的王隐《晋书》残存这样一条佚文：“苟勖，字公曾，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错乱，又得《汲冢竹书》，身自撰次，以为《中经》。”据此，我们可知荀勖撰《中经新簿》既继承了郑默《中经簿》的成果，也受刘向、刘歆和班固的影响，尤其是受刘向《别录》影响最大。而《隋书·经籍志》的“总序”所言“苟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这句话的意义很深刻，表明荀勖对郑默既有继承，也有变更和发展。荀勖究竟变更和发展了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郑默的《中经簿》是否采用四部分类，目前还难以确定，学者们的意见也颇有分歧。余嘉锡认为《中经簿》还是依《七略》之例采用七分法。他说：“三国之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七录》、《隋志》不言其体例有所变更，知其分类犹沿《七略》。但其书不见著录，盖荀勖《新簿》既行，默书遂废而不用耳。”余嘉锡之论得到学界较广泛的认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郑默已经使用四部分类图书文献，这种看法只说是合理推测，还缺乏文献资料的直接证据。因为《晋书·郑默传》只说郑默“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日：‘而今而后，朱紫别矣。”别朱紫，只是说把图书文献作了分类，并且用不同的颜色予以标识，郑默究竟如何对图书文献进行分类，目前难以详考。
从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荀勖一方面“因《中经》”，即继承郑默《中经簿》的学术思想和目录学基本体系，另一方面“更著《新簿》”，即变更郑默的七分法为四分法。阮孝绪的《七录序》对此说得很明白：“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
荀勖的《中新簿经》为何把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其日甲、乙、丙、丁者，甲乙丙丁非名也，因其中所收之书为例不纯，无可指名，而姑以是名之也。”余嘉锡所说甚是，苟勖用甲乙丙丁命名史札记》作“序”时评价说：“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
李充之后。南朝各代官修文献目录基本上采用四部分类，但刘孝标撰修《文德殿书目》却把诸子中的术数、方技单独析出而成为一个部类。对此，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
六朝官撰目录皆只四部而已。惟梁刘孝标撰《文德殿书目》，分术数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啦撰其名录，谓之五部目录。盖取《七略》中术数、方技之书，自子部分出，使专门名家，司其校雠也，此最得汉人校书分部之意。
虽然刘孝标的《文德殿书目》五部分类及其排列具体情况不详，但是根据《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言“（李）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我们可以推断，刘孝标的《文德殿书目》把文献典籍按五部分类，只是在诸子类中把术数、方技单独析出各自作为一类，其五部及其先后顺序应该还是五经、史书、诸子、术数、诗赋，史部诸书位居经部之后，诸子之前的学术地位应该没有改变。
自从李充编纂《晋元帝四部书目》以后，官修图书书目一般都采用四部分类。而此期私修图书目录还出现了依刘歆的《七略》类例实行七部分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隋书·经籍志》“总序”载：
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日《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日《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日《文翰志》，纪诗赋;四日《军书志》，纪兵书;五日《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日《术艺志》，纪方技;七日《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显然，王俭的《七志》几乎完全模仿刘歆的《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把经学六艺，史学中的史记、杂传等合并为一类，即经典类。王俭把经、史并为一类。历来受到批评。学者们认为相较荀勖、李充来说，王俭《七志》中的史书没有独立成类，这是一种学术倒退。我们应该看到，《七志》虽然没有独立的史书类别，但是把史书并人六艺之中，与经同类，并居七类之首.这也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私修史兴盛，历史撰述数量众多，史学地位提升的肯定。《汉书·艺文志》是史附于经，而《七志》是史并于经，对于史学地位而言，二者并不同义。
阮孝绪在其《七录序》中说：“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技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缺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据此算来，王俭的《七志》名为七志，实有九志。
《隋书·经籍志》“总序”记载：“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阮孝绪在总结前代各种文献目录学成果的基础上，撰修《七录》，把图书文献分为七个类别加以整理条录，它们分别是：“一日《经典录》，纪六艺;二日《纪传录》，纪史传;三日《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日《文集录》，纪诗赋;五日《技术录》，纪数术;六日《佛录》;七日《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阮孝绪把史书归入《纪传录》，并且置于第二位，位居诸子、兵书之前。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这样阐述他对图书文献分类和排序的理由：
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纪传录》为《内篇》第二。
阮孝绪以其时史书众多，创立《纪传录》，位居经学六艺之后、诸子之前。唐朝初年，房玄龄等受命撰修《隋书》时史臣们将阮孝绪《七录》中的《经典录》更名为经部，《纪传录》改称史部，《子兵录》改名子部，方技、术数并入子部，《文集录》改为集部，佛、道文献附于四部之末。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中这样说：“《隋志》者，固《七录》之子，《七志》之孙，而《七略》之曾孙也。”
广义的史学起源甚早;狭义的史学，按杨翼骧先生所说最早当见于《晋书·石勒载记》中所言“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从学术发展史的过程来看，史学经历了经史不分、文史相混的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虽然从观念上来说.司马迁成史学一家之言，白寿彝先生认为这是经史在思想观念上分离开始，但是学术上史依然附属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荡，门阀当权，受时代激发，史家修史热情高涨，呈现出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史学因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学术上逐渐摆脱对于经学的附属，无论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何承天立史学馆，并立为儒、玄、文、史四馆之一，还是后赵石勒专门设立史学祭酒，史学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有自身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规范。在四部中，各类历史撰述从位居第三的丙部上升到位居第二的乙部，排在甲部五經之后，而诸子类著述在四部位序中从第二降到第三。“子”部和“史”在四部中部位的变化，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部升格”。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这些变化，《隋书·经籍志》从学术层面上进行了确认和定型。自此以后，史部稳居四部中第二序位。直到近代西方学术体系传人，不再以四部进行学术分类时为止。
三汉唐之间“子”“史”换位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文献分类排列中“子”学与“史”学换位，史学由第三序位升为第二序位，而“子”学由第二序位降为第三序位。这种变化表面上仅仅是部类排列序位的小小改变，其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学术发展动因。汉唐之间“子”“史”换位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乾嘉学者王鸣盛、赵翼等人对此就有较深入的考察和解析。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67"经史子集四部”条说：
《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
案：四部之名起晋秘书监荀勖《中经簿》，一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景（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惟荀勖稍近理，然子不当先史。诗赋等下，忽有汲冢，亦不可解。
王鸣盛对荀勖的《中经新簿》把史学著作排在诸子学著作之后表示不满，而把本属于史学范围的《汲冢竹书》置于诗赋之下更是有些愤怒和迷惑。赵翼的《陔余丛考》卷22“经史子集”条也对荀勖进行批评。他说：
古书分类未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汉哀帝时，刘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俭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绪撰《七录》。隋大业中许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部分者，自晋秘书监荀勖始，日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二乙部，则诸子及兵家、术数等;三丙部，则《史记》、《皇览》等;四丁部，则诗赋及汲冢书等。其中编次，子先于史，汲书又杂词赋内，位置俱未免失当，然后之以四部编者，实本于此。
赵翼认为荀勖的《中经新簿》“子先于史，汲书又杂词赋内，位置俱未免失当”，持论与王鸣盛相同。苟勖是晋代有名的学者，他撰《中经新簿》把子学置于史学之先，应该不是率意任性而为。而是当时学术发展实际在目录学上的反映。
春秋时期，私学勃兴，诸子百家议论蜂起，《汉书·艺文志》总体概括为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和小说共10家，确立了中国古代目录学上所说的诸子类的学术框架。虽然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致百家争鸣戛然而止，但是秦朝15年而亡。西汉建立之初，提倡文教，鼓励兴学，沉寂的诸子学再度兴盛。汉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学蓬勃之势稍稍受到抑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到了晋代，“子部之书。当亦无几。此所以合《汉志》四略之书归于一部也”。汉晋之间，诸子学相较于先秦时期来说的确有所衰落，一是著作数量少，二是出现不同子家合并趋势。明代学者胡应麟说：
古今书籍盛衰绝不侔。班氏所录九流：日儒、日道、日墨、日名、日法、日杂、日农、日阴阳、日纵横、日小说。而道家外别出神仙、房中。阴阳外别出天文、五行。纵横外别出兵家，而兵家又自分四类。盖汉时数家极盛致，然实则一也。后世杂家及神仙、小说日繁，故神仙自与释典并列。小说杂家几半九流。儒道二家递相增减.不失旧物。兵家渐寡，遂合于纵横。视旧不能十三。阴阳与五行、天文并合于伎术.视旧不能什七。名法间见一二.墨遂绝矣。
胡应麟敏感地注意到汉晋之间诸子学著作减少和合并问题。但是，由于诸子学著作基数大.晋初苟勖撰《中经新簿》集录四部之书时，诸子著作绝对数量仍占优势。同时，汉魏更替，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汉朝经学的绝对垄断地位和对学术的控制力相对减弱，以老、庄为内核的玄学思潮兴起，“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聃（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途矣”。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玄学家纷纷注解老、庄，提振玄学，相关的子学著作又大量出现。故此，荀勖在四部分类中以乙部为子部，丙部为史部，子部位居史部之前，这是符合当时学术发展实际的。
魏晋以后，汉代经学相对衰微，对学术和思想的控制力相对减弱，这给此期史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发展空间。史家撰史热情高涨，官修和私著皇朝史众多，出现了“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撰史盛况。
世变方殷之日，正是史家著述之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皇朝兴也渤焉，亡也忽焉，政权更迭频繁。在这纷乱时代，史家怀着深厚的历史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兴亡盛衰和社会变化表现出极大关注。并以不同的史学形式对皇朝兴亡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分析，为现实政治提供历史借鉴。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各自政权长治久安，也都不同程度地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以为现实政治的借鉴参考。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后赵石勒。《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石）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日：“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日：“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
这则记载内容很丰富：一是说明石勒重视文化建设，尤其喜欢读史书;二是讲石勒阅读史书着眼点在于“论古帝王善恶”;三是石勒并不是为读史而读史，而是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从历史中分析和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得失经验。
在总结历史经验这个层面上，史家的情怀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高度契合，皇朝史撰述呈现兴盛景象。据历代文献著录，仅是此期史家撰修的东汉史就有13种，三国史14种，晋史23种。这些历史撰述虽多亡佚，但从周天游辑校的《七家后汉书》、乔治忠校注的《众家编年体晋史》即可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历史撰述的热情和历史认识的深度。其他史学领域，如家史、地方史、民族史、佛教史、道教史撰修也都受到史家重视，历史撰述成果丰富。出现了瞿林东先生所说的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如属于地方史范疇的各类“郡书”撰述情况，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我们根据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著录的文献统计，晋代撰修的史部著作共有601部，而成于晋代的子部书籍仅230部，二者相差371部，历史撰述数量大大超过诸子著作。晋代以后，一方面是史学多途发展。另一方面是诸子学著作逐渐减少，学术发展面貌出现了较大改变，所以有必要从图书目录上作出适当的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集中反映在李充编纂《晋元帝四部书目》时“换其乙丙之书”，即把历史撰述兴盛的史部上升为第二位，把著作量数相对减少的百家诸子降到第三位。“史”与“子”在四部序位中的此升彼降，表现出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位置调换，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和诸子学逐渐衰微的学术发展大势。诸子学这种衰微的趋势在唐宋以后表现更为明显，近代学者江琮在《读子厄言》第一章《论子部之沿革兴废》中说：“古人著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之言，而后可以名日子书。唐宋以后，诸子道衰，类书繁起，抄胥是务，剿袭相因。亦裒然列名于子部之中。子书之体不明，先民之绪遂湮。无惑乎？诸子百家之学响沉景绝于后世，而缀学汲古之士所以拭然而惧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出于鲜明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史经世，以史达志，积极撰述皇朝史、家史、民族史、地方史，为史学争得了应有的学术席位。但是，史学要在学术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必须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属性和学术规范。如果还是文史不分，文学与史学纠缠在一起，文与史划不清学科界线，史学既不能摆脱对于经学的从属地位，也难以在四部中立足。而汉唐之间文史相别，各自异路发展，为史学超越子学、跃居四部次席创造了学科发展条件。
人们常说文史不分。说的应该是文学研究要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熟悉史学研究方法;而史学研究者也应具有相应的文学素养，文学与史学不能决然对立和分隔。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文学与史学是有较清晰的学科边界的。在先秦时期，经与史、史与文之间缺乏明确的学科边界。如《春秋》是史之经，《诗》是文之经，《史记》既是史家绝唱，又是无韵《离骚》，史与文纠缠绕结。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经、史、文三者具有同源性。若从史学的角度来看，《隋书·经籍志》提出经源于史的看法。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些学者眼里似乎又是“六经皆文”。六经既皆“史”，又皆“文”，文史之间的学科界线不清晰。对于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缘故。这些神话与传说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相沿下来，纂著历史的人。必为长于文学的人。”李大钊在讨论我国史学的起源时清楚看到早在先秦时期文史不分的学术景象，也强调古代史学家往往就是文学家，二者身份具有高度统一性。在学术发展的视野中，史学虽然努力逐步摆脱经学控制;但如果文与史仍然绕缠在一起，史学没有自身的学科属性和独立的学术规范。很难实现对子学的超越。正在这个时候，萧统在文史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文与史开始分道而行。萧统在《昭明文选序》中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日《文选》云耳。
萧统编《文选》，究竟收编哪些文章，需要有一个选文标准。萧统表示，他编选文章的标准有三。其一，儒家经学著作虽然重要，但不予编选。萧统排除儒家经书的理由是“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这只是借口托词，实际的原因却是儒家经学著作重在思想和教化而不在“文”。其二，老、庄等诸子百家之文不选，因为这些诸子著作“繁博”“事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其三，历史著作酌情选编，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撰述排除在《文选》之外，而历史撰述中那些“综缉辞采”的赞论、“错比文华”的序述，不仅富有文采，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思想很深刻，萧统酌情选人《文选》中。故此，《文选》选编了干宝的《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的《宦者传论》和《逸民传论》等史论9篇、《班孟坚述高帝纪》等史述赞4篇。用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9篇史论、4篇史述赞既有深刻的历史见识，行文表述又富有鲜明的文学特性。符合萧统所说的“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选文标准。萧统在《文选序》中所表达的文章选编标准清晰地表达了他文史相分的基本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落实到《文选》编选的实际工作中，文归文，史归史，即使是司马迁的《史记》，也被果断地阻隔在文学门外。
萧统的《文选序》表明，南朝时期一些学者已经明确认识到文与史的区别。并明确地把追求叙事完整准确的“记事之史”排除在“文”之外，说明在当时人观念中。已经感觉到史学著作与文学著作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二者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学科。“文”抛弃“史”。这对于逐渐离经自立的史学来说是好事。使史学逐渐摆脱对于经的依附過程中同时逐渐摆脱了与“文”的纠缠，形成并完善了自身的学科属性和学科规范。这为史学超越百家诸子、实现史学在四部中地位跃升扫清了学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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