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凝宁
学院派男作家邹贤尧，是中文系出身的大学教授，起初在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后来转向电影教学，写作则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的“副业”。科研和教学的反哺，再加上创作期间对现实人物和真实事件的采访和资料收集，使得邹贤尧的文学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技巧上，既有深刻理性的思考，又有创新俏皮的表现。他充满侠骨柔情的文字，描写了日常生活与普通个体，又展现了时代历史和人性关怀，注重文学理想的追求和对人们心灵世界的探索。其小说集《空中隐约的耳语》（其中大部分在《作家》《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中塑造了很多女性人物，但并不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模糊化、表面化的特点。这些“失语”的形象特点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是邹贤尧呈现女性生存处境的叙述表达策略，融入了知识分子对女性的深沉关怀。这些在男性话语中呈现的女性个体力量和话语权力，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况，从中也可以透视一定社会文化和文明秩序的缩影。
一、故事层的女性人物特征
（一）美好的外形和“被看”的身体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往往处于“被看”的位置，且大都数合于男性的审美标准和心理投射，受到男性价值观念的评判。西蒙娜·波伏娃指出：“女性通常会被对比为客体。她本质上被看成是身体和肉体———满足男人的欲望和愉悦、繁衍后代的物质载体。”《空中隐约的耳语》中女性人物所呈现的外在形象都是美的，吸引男性注意并带来愉悦感的。美好纯净的梁晴（《深呼吸》）、清澈热烈的葛式扬（《陀螺》）、风韵妩媚的陆雯婷（《中文系》）、窈窕宁静的伍婕妤（《文学史》）、外形漂亮的叶自美（《傻子与数学家羊》）、美到引起争打的伯母莲莲（《伯母与麻雀》）、莹润丰满的女博士（《导师与钥匙》）、清秀动人的爱莲（《飞翔与滑行》）、清纯脱俗的蓝妹（《湖边的雪人》）等等，这些女性外形都带给故事人物和读者如沐春风的体验，在男性话语下形成了一个既定的形象框架。
《中文系》中的漂亮女生陆雯婷在赵蒙身这一男性人物视角的关注下，其“涂了口红的嘴唇”一共出现4处，分别是初次出场、男女独处一室、舞台上；
口红印出现2次，分别是与两位不同男性接吻时；
有关身体香气的描写出现3次，都出现在男女近距离接触时。红唇和体香都是较为个人和私密的部分，象征诱惑与亲密，而赵蒙身对这些的特别关注也表现了他对女性外在身体的需求和渴望，女性形象在男性欲望下被简单化、表面化。男女人物发生身体接触时，前后以赵蒙身“对着天花板的口哨”为起讫，极尽展现男性获得肉体和欲望满足后的快感。这种流于表面、源于生理欲望的男女交往，展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认知和审视，体现了女性被认可度的微弱。
《文学史》里的女大学生伍婕妤，同样因为窈窕外形吸引很多男性以及男主人公“我”的注意。在“我”的视角里，伍婕妤频繁在舞厅中“展示”自己的身体。男女对话时蒙太奇式的描写展现了“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伍婕妤的外形上，思考判断其舞女身份，此时对话本身的意义是丧失的，女性的声音是丧失的，只留下物质的外表供人审视。同样，从横向来看，闺蜜杜微辗转往复还是只能通过去舞厅“出售”身体才能勉强支撑生活，伍婕妤最后还是通过用身体“卖笑”来挣钱，“我”因为思念伍婕妤，爬上了另一个女性的身体……在男性世界里，女性的身体与女性个体存在被分离开来，女性沦落为徒有外形的存在，其个体价值一定程度上缺失。从纵向来看，陆雯婷和伍婕妤都是具有一定知识教育背景的新时代女性，理应具有内在精神世界的进步性，但是她们被外界看到的还是只有外表和身体，其作为女性和个体本身的内在魅力并没有被關注到。时代在发展进步，但女性的地位和存在意义依旧是被忽视的。
（二）负面的内在气质
女性敏感、细腻、感性等与生俱来的性别特质往往会在男性视角中表现为刻板印象，有时候会走向夸张、神经质的极端。在文学世界中，女性人物在男性的对比、压制和批判下，不断暴露缺陷和劣势，而这种负面形象的呈现，不一定都带有对女性的有色评价，而更是暗含了作者对女性形象背后所透露的社会环境的审视和批判，对霸权话语环境的揭露与警醒。
邹贤尧通过对女性负面形象的描写，折射了当时不平等的女性社会地位，看似在调侃、贬低女性，实则是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讽刺。在人物的社会角色上，男性的社会关系更为丰富，男性可以进行工作和社交，而女性则退居家庭，社会身份缺失，人际互动关系相对狭窄，往往都与外部世界有一定距离和隔断，如《中文系》中男教授的妻子们的形象，有的甚至只能出现在男性交流的只言片语中，经济的不平等带来了话语地位的不平等；
在人物的思想觉悟上，女性受到来自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束缚和影响，容易墨守成规也容易被煽动，比如《爱传导》中的曾祖母在轰轰烈烈废除封建恶俗的号召下，没有意识到自由与人权从而没有主动地想要把脚放了。《伯母与麻雀》中激进热切的母亲，被成天的广播、口号、文件所煽动，大力打压父亲理性的声音，显得固执而无知。这些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大环境的负面思想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和毒害；
在人物的道德品质上，女性的行为表现被外界轻易地进行道德伦理的评价，反映了社会对女性一定的偏见。《中文系》中的陆雯婷被认为是为了谋求利益而投怀送抱，这种对女性形象的有色解读或是歪曲，暗示了当时女性的弱势群体地位。男性话语霸权使女性被迫且不自知地为男性行为“背锅”或是“解围”，这也让读者对男性的开脱行为有了别样的思考。这种具有对比和反转的叙事策略和效果，是作者低调而用心地对饮食男女生存状态的体察与表达。
（三）生存境遇
1.强权环境下的精神创伤
《伯母与麻雀》中被“囚禁”在家的伯母莲莲每日被嘈杂的鼓声、无尽的广播、父母的争吵等喧哗聒噪的声音包围。每每走出房门，莲莲都是在争吵中败兴而归，走进自己的卧室独自流泪，开始无数个难眠的夜晚。莲莲的生活空间不断缩小，从社会缩到家里，缩到自己的房间，缩到被子里，在被子里不断地缩紧，并且在这空间当中，她并不安心，而是无尽的惊恐无助，看似安稳地生活在家，实则面对的是极度紧张压抑的生存困境。作为新一代的女性，莲莲并没有摆脱妇女只能待在家里的禁锢，没有权力和足够的力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这一女性形象在大环境中是失声的、边缘化的。更进一步来看，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生存困境并没有也不会因为某一革命热潮或时代的过去而得到救赎，而是绵延的、迭代相承的。当年激进捕鸟的母亲，现在在铿锵有力的老歌声中激情跳着广场舞，年代的记忆又唤起了过往的伤痛，并孕育了新的伤痛，这何尝不是一种权力声音的象征和延续，人们又继续围困在另一种生存困境之中。
2.世俗观念下的自由丧失
《空房间》中，不想养育孩子的女性人物麦芮处于被要求生育的紧张环境中，无时无刻不被丈夫及婆婆的眼光和声音包围，在“麦芮月经周期律示意图”“隔墙有耳的婆婆”等外界的紧密关注中被窥探无遗。麦芮的自我表达和抗争总是被丈夫的话语压倒，不被理解和认可，被定义为“消极忧郁”。当麦芮严肃坚定地表达出拒绝生育这一想法后，遭到的是丈夫的不理解和生气，婆婆的指责和谩骂，遭到的是被做手脚的避孕套，被利用的诗集等等一系列为了生育所做出的欺骗行为，得到“你这是病，病得不轻，得治！”的指责和规训。“难不成你要断了我们景家的香火？一个妇道人家，生娃儿是她的本分！哪有母鸡不下蛋，母猪不下崽的？”婆婆的这句话展现了很多女性经常会面对的处境，在传统世俗观念文化中，生育是女性与生俱来的使命和功用，不生育就是不美好、不道德的表现。在这种带有明显伦理意味和规训色彩的妻性与女性自我意识的互动关系中，选择叛逆和斗争最终造成的是家庭破碎的消极结局，女性为主体自由的发声与抗争是不被认可的。
二、话语层的女性声音特征
信息如何被叙述者获取与表达，其所在的叙述位置以及感知程度的特点，涉及到隐含作者再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也包含着权力运用或话语权威表现的问题。权威叙述是叙述空间的占有和叙述“声音”的临在，这都跟两性在现实生活中对空间的占有和“声音”临在的多少成正比。男作家不可能完全了解异性的生理、心理体验，无法从女性角度出发去体会真正的细腻的伤痛。男性作家在刻画塑造女性形象时，对女性的内心及精神层面的活动表现得较为直白，即使男作家带着真诚的初衷去想象女性的心理，也可能因性别视角的隔膜而曲解真实的女性形象话语，形成另一种所谓的男性叙事霸权。邹贤尧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这种距离带来的障碍，但他也通过一定叙述方式的处理来更加真实地展现女性形象。
（一）女性形象的缺席与退场
《空中隐约的耳语》中女性形象的出场和表现往往出现戛然而止，或是流于表面的情况，失去了被审视或者是自我表达的机会。与其说这是文本叙述对女性话语空间的忽视，倒不如在这样的叙述表达中看到所反映的人物真实处境和心理状态。作者叙述的着眼点不是女性沉默的性格本身，而是那些迫使女性沉默的现实环境。作者以“失语”和“缺席”等更具艺术自洽的形式来表现人物的“发声”和“存在”。
一方面，这种“失语”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的话语压迫继续深刻地影响女性。比如，女性在结婚生子等选择上失去了自由，其主体意识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除了上文提到的《空房间》中的麦芮，面对压迫却无力抗争，最后只能离开，没有再次发声的机会，只有男性拥有最后的表达权力；
相似的还有来源于真实故事的《榆树上的鸟窝》这一乡村题材小说，反映的是贫穷落后山区男子娶不到老婆，从小就订娃娃亲的情况，以及婚姻过程中的风波与纠葛。在这订单般的婚姻中，女性就好像陈列的商品，任由男性挑选甚至争抢，而争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女性本身的人格魅力或是人物之间的情感，而只是作为传统家庭结构中一份子的存在。在这场约定与失约、缺位与补位的过程中，女性只能退居男性话语背后。而面对这种婚姻困境和困惑，新一代的年幼观察者艾彬彬在翻山上学的路上试图理解，最后依旧以强烈敏感的敌对姿态面对女性的归属与占有问题。落后的农村传统婚姻文化还在延续，女性婚恋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权力依旧没有被重视，女性被动的处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另一方面，这种声音的缺失也源于教育层次和社会阶级的差异、文化环境造成的认知和心灵上的隔膜等等，这些距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远。男性的自我独白反映了对女性的不理解，鲜明地呈现出男性内心世界和思维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从侧面真实反映了女性边缘化的生存境遇。比如《文学史》里的伍婕妤在教室、舞厅、庵堂等特定场所的缺席和出席，以及“眼光陌然、空洞”等神情变化，都是通过“我”的观察、思考和评判得以呈现。“我”不断地疑惑与解惑，却没有真正走进心爱的伍婕妤本身，她的经历、动机、情感、需求等等个体性声音都没有被注意。最后随着消失和出家，伍婕妤这一女性形象又一次戛然而止，依旧只留下男性叙述者的声音。同样在《飞翔与滑行》中，男性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呈现“我”的忏悔式回忆与自我独白，男性心理和话语得到了充分表达。而女性人物爱莲一直保持模糊的在场形象，没有声音和行为反应。一直到最后“我”的离家与歉疚，都是男性的自我言语与感动。作者如此的叙述方式，使得隐含作者站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对这一男性主人公进行再审视，在剖析、反思中向读者揭开男性的内心世界，切身体悟女性在男性认知中的样貌。
（二）叙述策略中的话语权威
福柯的《话语的秩序》中阐述了权力和话语的关系，不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文学世界，“话语即权力”的现象和规律随处可见。在以男性力量为优势力量的社会中，女性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叙述、被支配”。艺术来源于现实并反映现实，艺术人物内心世界的呈现应该是遵循文本本身的艺术逻辑的，如果刻意为了追求在形式上的所谓的平等或是不平等，都是有违正常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邹贤尧深谙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通过男性叙述者的视角和话语，采取了独特的叙述策略，反而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女性话语语境，让读者在阅读中更加鲜明地感受到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地位。
1.他人话语下的女性人物
前文分析了大量男性叙述者观察视角和叙述言语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总体呈现沉默、缺席、戛然而止的特点，而在女性叙述者口中，女性人物依旧面临失声和不被肯定的窘境。在同名小说《空中隐约的耳语》中，叙述者“我”深夜倾听旧时闺蜜肖尘的往事和心事。过程中，叙述者多次暴露自己的在场身份，如此对距离感的提醒不断加强了叙述声音的权威性。并且，多次外界因素对内在故事叙述行为的打断，进一步消减了肖尘叙述的地位和权威，使这段回忆与情感变得无助与可笑。在通话的末尾，“我”“有那么一刻也怀疑它的真实性，觉得是梦，是臆想”，认为这是肖尘因为执念而想象出来的假象。此时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行为受到了质疑，即便倾听对象是无话不谈、相互理解的好姐妹。在多重叙述的从属关系上，第一层故事的人物“我”利用叙述者的叙述权力审视并议论低一级的敘述，对肖尘的叙述提出质疑和批判，消磨甚至否定了肖尘这位女性人物的声音，否定了生命经历和个体存在的真实性。作者在这里设定女性叙述视角是合乎艺术逻辑的，但他并没有刻意地迎合所谓对女性的关照和优待，而是依旧冷静地反映了当代女性的人际现状和精神困境，认可和关怀变得遥不可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不断缺失。现实和回忆、电话语境和现实语境间不断跳转的叙述结构，让读者在期待与反转中对女性产生悲哀和无奈。此外，叙述铺排以“手机显示‘当前通话质量不佳字样”作结，以“我”的“胡思乱想”和肖尘定格在屏幕上“痛苦而焦灼的神情”戛然而止，更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空间供读者进一步回味与阐发。
2.男性话语面前女性的失声
在面对男性话语权威时，女性虽然在场，却依旧没有对主体意识进行发声的力量。《傻子和数学家羊》这篇意识流形式的小说中，在拥有傻子和儿童双重身份的叙述者严夏的视角下，叙述内容呈现的逻辑顺序是跳跃的、混乱的，看似缺乏可信度，但在小说的特殊语境中反而更真实纯粹地展现了他人讲述的母亲和严夏看到的母亲。在对叶自美的罪行揭露时，已经查明真相的警察支开叶自美直接与其丈夫沟通，女性在涉及自身身份的语境中丧失了在场的权力。在如此话语权力不平衡的环境下，女性的“缺席”成了“存在”的前提和方式。当警察面对叶自美进行指摘时，“哼，你不说，我代你说”的重复出现让叶自美不断受到话语压迫，丝毫没有自我表达的机会。“我好像听见妈妈哭了，妈妈的嘴好像张了张”，叶自美微弱的情感流露和表达欲望通过“傻子”儿子的模糊感知似有似无地展现出来。虽然受到男性视角的限制，作者在这里灵活地以他人观察的视角由外向内地表现女性人物的精神情感状态。
从整体叙事上来看，《傻子与数学家羊》通过傻子儿童的视角以及单方面的罪行指控来试图还原历史真相和人物形象，而这种不可靠的叙述者以及其中穿插的不确定叙述的标识，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叙述者的话语霸权，暗示读者不要寄希望于叙述者提供全部的真相，女性真实的经历和内心也许与男性叙述者的认知存在出入。读者可以通过推敲叙述语言背后的内容，对人物的性格、情感作出深层解读。作者通过叙述铺排营造较为客观的评价氛围，避免了女性形象成为被叙述者主宰的扁平形象，为被叙述的女性留有一定的主体表达空间。
邹贤尧一直秉持着社会政治历史的认知价值与文学价值相互融合的文学创作理念，即使没有宏大严肃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描写与反映，但也将体现着时代政治因素的日常生活真实地表达出来。所以他的创作常会带有沉重的时代气息，与一部分有相关记忆的“大众”实现共鸣，同时也能在春风化雨中为另一部分年轻“大众”提供认识时代的通道，从而在文学中生发出现实意义，真正做到“文学反映生活”，在浮躁喧哗的文学世界开辟回味感动与安稳一隅。邹贤尧关注时代历史中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和現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展现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微妙关系。而在这关系中，我们对女性形象的重点关注，不论是故事层面和叙述层面的追问与理解，也是人类的精神探索与启迪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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