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创业人才成长的地理轨迹研究

时间:2022-04-07 12:16:42 浏览量:

裴晨雯 屈卓然

摘 要:本文以赴美上市民营企业创始人为例,探究高端创业人才成长的地理轨迹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解释地理空间与人才成长的密切关系。运用CV分析法整理创始人成长中重要的节点信息,运用定量统计和可视化方法探寻、展示他们成长轨迹的相似性,并运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定性分析探究其动力机制。最后得出结论:(1)赴美上市民营企业创始人是一个高学历、广阅历的群体。他们的成长轨迹中的重要节点呈现出较高的聚集性。(2)创始人的就读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科教实力较强的省会城市。硕博阶段创始人的出国率高于本科,就读地点也更加集中于美国。(3)创始人的就业城市集中在国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香港五座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国外的就业地点集中在美国。(4)一个城市的累计就读次数与该城市的科教实力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一个城市的累计就业次数与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教资源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关键词:民营企业创始人;地理轨迹;作用机制;机制分析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们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障碍,对促进跨国、跨地区的经济交流、信息流通、经验共享等具有重大意义。研究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利于丰富创业理论,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扶持创业人群提供参考,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人才跨国创业的知识溢出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1]。

已经有一些学者分别针对某一具体领域高端人才的成长轨迹进行了研究。李瑞[2]等以中国科学院1192名院士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方法识别和分析了他们成长的时空规律及演化机制。牛萍等[3]从人才的特征、创业过程、行为等角度分析了高层次科技创业人才的成长特征。郑希宝等[4]关注80后创业群体,分析他们作为知识经济成功创业者所具有的特质及其对创业成功的影响。黄敬宝[5]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探究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创业环境对中关村青年创业人才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很少筛选、整合相当数量的创业群体,系统地分析其成长的地理轨迹所蕴含的空间特征规律及其背后的根本机制。

本文从上市民营企业创始人成长的地理轨迹出发,使用CV分析法[6],筛选出创始人学习、工作的重要节点,运用统计分析以及可视化方法,寻找创始人成长轨迹中的相似之处,并作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从而探索空间结构背后的机制和启示。

一、研究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内容

地理空间与人才的塑造、人才的成长是有密切联系的。本文选取中国概念股企业创始人为研究对象,运用CV分析法,整理民营企业创始人学习、工作的重要节点,从而描绘出他们成长的地理轨迹。然后运用统计分析、可视化方法,探寻和展示其成长轨迹的相似性。由此得出的这种时空分布规律必然与地理节点的环境背景紧密联系。所以,本文最后通过定量计算相关性系数和定性分析,对规律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索和讨论。

(二)研究方法

1.运用CV分析法收集、整理创始人学习、工作的重要节点信息

通过互联网查找中国概念股企业创始人的履历,提取有关的信息,包括创始人的出生时间、创业前接受高等教育(本、硕、博)的地点及年龄、创业前工作地点及年龄、创业企业所在地点及年龄。记录地点所在城市、经纬度位置,形成基础数据库。最终整理得到205名创始人的节点数据。

2.运用定量统计和可视化方法探寻、展示成长轨迹的相似性

首先,统计分析创始人就读城市的分布情况。分别统计每个城市的累计就读次数,排出名次表。利用基尼系数来定量分析创始人就读城市的聚集态势。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G是基尼系数,n代表城市总数,u代表城市累计就读次数的均值,Yi、Yj分别代表第i个、第j个城市的累计就读次数。

G的取值在0-1之间。G值越大,创始人就读城市的聚集程度越高。当它们完全均匀分布时,G值为0,当它们完全聚集在一起时,G值为1。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创始人就读城市分布不均衡。

运用ArcGIS软件制作创始人就读城市与就业城市分布热力图。热力图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直观地展示数据的分布。通过热力图可以观察到创始人轨迹中的聚集区。

3.运用相关性系数和定性分析探究规律产生的原因

选取教育事业费、高校数量、科学事业费来描述一个城市的科教实力,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12],与城市的累计就读次数作相关性分析。

从经济、教育、科技三个层面分别选取GDP、职工平均工资、高等学校数量、科学事业费支出4项指标,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与城市的累计就业次数作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是通过两组数据的秩差来定义它们的相關性的一种统计学方法。假设(x1,x2,…,xn)和(y1,y2,…,yn)分别为变量X、Y的一系列取值。x-和y-分别表示X、Y的平均值。则X与Y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

其中,xi、yi分别为原始数据依据其在总体数据中平均的降序位置被分配的等级值。

若ρ>0,则两变量正相关。若ρ<0,则两变量负相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在没有重复数据的情况下,若两个变量完全单调相关,则ρ为+1或-1[7]。

二、高端创业人才成长的地理轨迹特征

(一)教育经历

所调查的205名创始人中,创业前最高学历为高中学历的有2人,最高学位为学士的有103人,最高学位为硕士的有66人,最高学位为博士的有34人(如下图)。相较于同龄人,可视为高教育水平人才。

我们统计了每个城市的累计就读次数(如表1)。经计算,基尼系数为0.6645,大于0.5,说明创始人就读城市呈现较高的聚集性。其中,北京的就读次数遥遥领先,为99次。上海的就读次数约为北京的1/2,位居第二。武汉、成都、南京的就读次数较多,在10~20次间。不难发现,这些城市都是省会,他们拥有较高的声誉和较强的教学实力,因而对学生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杰出的培育能力。一方面,它们吸引着优质生源,成为众多学生就读的优先之选;另一方面,它们给予莘莘学子以优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为日后的成才、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

创始人就读城市主要集中在国内,出国留学则主要选择美国的城市。京津冀和江浙沪是两大聚集区。其中,京津冀地区以北京为中心,呈现圆环状向外热力值逐渐降低的趋势;而江浙沪地区则是自上海向西热力值逐渐降低,一直辐射到中部武汉等地区。本科阶段,国外城市的热度较低。经统计,本科阶段出国留学的创始人累计7人,占总数的3.4%。硕博阶段,江浙沪的热度有所降低,而美国东部主要城市的热度显著上升。在所统计的硕博就读地点中排名前8的国外城市全部为美国城市。

(二)工作经历

整理所有创始人创业前就业的城市,并统计了每个城市的累计就业次数(如表2)。经计算,基尼系数为07510,大于0.5,说明创始人就业城市呈现较高的聚集性。其中,北京的就业次数遥遥领先,为190次。上海的就业次数约为北京的2/5,位居第二。深圳、广州、香港的就業次数较多,在40~20次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俗称“北上广深”,是中国内地经济实力最强的四座城市,而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是一座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一方面,这五座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可观的政治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孕育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为求职者的优选之地。另一方面,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提升自我的舞台。在这种高效、成熟的环境中,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机遇,并有机会与优秀的同仁交流,从而开阔眼界,激发斗志。这为他们的成功创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创始人的就业城市与硕博就读城市的分布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由此推断大多数创始人在完成学业后更倾向于在当地参加工作。但就业城市分布热度图中,北京的热度更高,江浙沪的热度有所降低,而美国旧金山和纽约附近的热度有明显的升高。这两个地区也是我国华人的重要聚集地。

三、高端创业人才成长规律的动力机制分析

(一)就读城市

经前文的分析,一个城市的累计就读次数与其科教育实力密切相关。教育层面,我们选取城市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和高等学校数量。教育事业费不仅代表了一个城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整体教育质量的高低。高校数量可以体现一个城市对人才的接纳量和教育资源的丰度。科技层面,我们选取科学事业费支出来反映一个城市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支持。所有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创始人的平均出生时间为1972年,考虑到数据获取问题,我们最终选择各指标统一使用2000年的数据。考虑到台湾城市的就读次数受创始人籍贯等因素影响,所以在此不纳入考量。除去这些城市后,创始人就读城市总共29个。

使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分析各指标与城市累计就读次数的相关性并检验其显著性,所得结果如表3。

城市累计就读次数和所选指标之间都呈正相关关系,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在教育投入方面,越多的教育支出经费意味着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我国较高位置,才有可能拿出更多的支出支持教育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城市教育政策的体现。高等院校的数量表明了一个城市的教育容量,同时高校数量多的城市对人才有更大的吸引力,也能更好地培养人才。科技水平则表现了一个城市对创新的重视和支持,该能力强的城市能更好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性,有助于培养优秀的创业家。

(二)就业城市

工作地点的选取和城市的诸多因素相关。有创业意向的个人更容易选择投资金额高、科研水平领先、人才聚集的城市。因此在诸多指标中我们选择了经济、教育、科技三个层面的指标。经济层面,选取城市的GDP和职工平均工资作为经济指标。教育层面,我们选取城市的高等学校数量,这是由于很多高校毕业生都有在毕业城市就业的倾向。科技层面,我们选取科学事业费支出。一个城市的科技水平和创新创业联系紧密,尤其是本世纪初互联网创新热潮中的企业家都更青睐于科技研发水平高的城市。

所有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考虑到本研究所筛选的创始人主要工作时间段和数据的可比较性,各个指标均选取2005年的数据。排除国外城市和部分数据不全的城市后,共有41个创始人就业城市纳入考量。

使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分析各指标与城市累业就读次数的相关性并检验其显著性,所得结果如表4。

城市累计就业次数和所选指标之间都呈正相关关系,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GDP从宏观层面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和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高,对人才的接纳力更高,也有更多的机遇、更充足的资金扶持创新创业。平均工资水平则是一个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显示,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方面。越多的高校数量意味着一个城市在年轻血液和人才累积方面的优势。科技事业费则表现了一个城市对创新的重视和支持,更多的科技投入可以为创新创业提供经济、技术支持。

结论与讨论

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创始人是一个高学历、广阅历的群体。他们的成长轨迹中的重要节点呈现出较高的聚集性。其中,就读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国内科教资源充足、教育能力优良的省会城市。硕博阶段创始人的出国率高于本科,就读地点也更加集中于美国。创始人的就业城市集中在国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香港五座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国外的就业地点集中在美国。

一个城市的累计就读次数与该城市的教育事业费、高校数量、科学事业费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某种程度上而言,一个城市的科教水平越高,对人才的吸引力越高,并能利用优质的科教资源培养人才、成就人才,所以就读于此的高端创业人才较多。

一个城市的累计就业次数与该城市的GDP、平均工资、高校数量、科学事业费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强,也有更多的机遇、更充足的资金扶持创新创业;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在人才累积、支持创新创业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就业于此的高端创业人才较多。

参考文献:

[1]何会涛,袁勇志.海外人才跨国创业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基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06):1-8.

[2]李瑞,吴殿廷,鲍捷,邱研,王维.高级科学人才集聚成长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典型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07):1123-1138.

[3]牛萍,唐梦雪,瞿群臻.高层次科技创业人才及其创业企业的成长特征、瓶颈及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21(02):109-120.

[4]郑希宝.知识经济视角下80后成功创业研究[D].江西理工大学,2008.

[5]黄敬宝.中关村青年创业人才的成长机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8(04):83-91.

[6]Sandstrm Ulf.Combining curriculum vitae and bibliometric analysis:mobility,gender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J].Research Evaluation,2009,18(2):135-142.

[7]连强.综合区间数Spearman秩相关系数及其应用[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7(06):71-75.

作者简介:裴晨雯(2000— ),女,汉族,重庆人,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屈卓然(2000— ),女,汉族,山东人,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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