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翔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恽代英写于1920年的诗作《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从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传播革命真理，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郭沫若回忆说，恽代英对革命很有贡献，“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1]本文通过对五四时期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和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的考察，勾画其向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转向的思想轨迹，并着力呈现部分五四知识分子对救国路径的不懈探寻及其“力行”姿态。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时期的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是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内部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它发起于1919年6月30日，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学会成立后，在北京设立总会，在南京和成都设立分会，在湖北、上海、杭州、天津、广州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在法国会员最多，设有巴黎分会，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南洋等处也有会员。[2]根据《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学会宗旨如下：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信条包括：一、奋斗；
二、实践；
三、坚忍；
四、俭朴。[3]
通过刘仁静和王光祈的介绍，1919年10月1日，恽代英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入会后恽代英与王光祈的联系更为密切。[4]除了通信之外，恽代英很赞同王光祈的某些言论。10月26日，恽代英在日记中提出：“若愚（王光祈）说，杜威现在亦成了中国的偶像，因为差不多我国人对于他的话没有批评，只有承受。这话实在很有道理。又说，团体活动可从结小团体起，这种小团体不要甚么精密完备的章程，便订了的章程，亦还随时可以斟酌改变。这所说，恰如互助社的办法。”[5]
这种思想层面的共鸣，促使恽代英与王光祈成为挚友。10月27日，王光祈等人由北京抵武汉。下午，应恽代英邀请，王光祈在中华大学发表演讲。[6]在该日日记中，恽代英写道：“王若愚君来校，因介绍入﹝少年﹞中国学会，并请其演讲‘动的训练。” [7]余家菊在回忆中也提及，王光祈经过武汉的目的是征收学会会员。[8]
入会后的恽代英热情参与学会事务。据刘仁静回忆，恽代英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在学会月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和通讯稿，推动了学会会务工作开展，同时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9]少年中国学会机关有评议部、执行部和编译部，恽代英曾被少年中国学会大会选举为第二、三、四、五届评议员或候补评议员。[10]从某种程度上讲，少年中国学会其实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联盟，会员在地域上来自五湖四海，会员的专业及研究取向亦是五花八门。“少中会员的一百多人中，所习的专业和他们想从事的事业，以及实现少年中国的方法，是各式各样的。这很清楚的表现在所填的终身事业志愿表上。有些是从事社会科学的，有些是研究文学的，有些是从事教育的，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的，有些是从事工程技术的。”[11]
1920年10月至1921年11月底，在学会第三届执行部所组织的一次会员终身志业调查中，恽代英表示：“终身研究之学术”为社会进化论、人生哲学和教育学；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为教育运动和共同生活运动；
“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为本年在武昌，明年在衡州，以后不拘一处；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为当教员编书。“备考”一栏，恽代英提出：与同志创办的利群书社，于朋友大家团体修养、团体意识都有补助，只是大须费力维持。通过从事乡村小学教育工作，奠定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并逐步征服资本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12]
1920年秋，恽代英曾造访湖南衡阳，本想在衡阳为实现“未来之梦”开辟一个活动基地，但因该地条件不够理想而转去宣城的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3]恽代英很可能在1920年11月赴宣城任教前填写了上述调查表。从该表内容来看，此时恽代英对他心仪的“共同生活”充满了期待，因之将其列为“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企望通过“共同生活”的社会试验，进而实现社会主义。
参加南京大会
1921年6月17日，恽代英离开宣城，其中一个目的即准备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少年中國学会第二次年会）。7月初，南京大会在东南大学梅庵召开，出席会员23人。南京大会的核心要点在于讨论学会的宗旨主义问题和政治活动问题，在7月2日会议上，会员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在讨论宗旨主义时，邓中夏主张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
邰爽秋则提出学会本无规定一种主义的必要；
方东美认为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规定得很好；
穆济波提出无彻底研究和具体计划，总不易谈主义；
左舜生认为大家努力向社会做各种事业，自然会产生共同主义。[14]
在上述复杂情势下，为了团结和集聚社会革新力量，恽代英以“调和派”[15]的姿态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不是人人愿意开展主义的研究，也不是人人都有时间能力来研究它，期盼大家都认同一个主义并非现实，只求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或许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彼此互助。[16]但如果会员在思想层面存有分歧，仅求最小限度的一致，那么学会的价值何在？黄日葵对恽代英的主张表示了怀疑。[17]
在讨论关于是否应容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问题时，恽代英强调参与政治活动应受容许，革命的政治活动也当然应受容许。不过，会员从事政治活动不宜影响到学会的全部事业。[18]7月2日的南京大会是冗长而激烈的，从上午九时半直至晚上八时结束。[19]7月3日南京大会原定讨论4个会员提案及下次年会问题[20]，但该日恽代英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举动，他临时提出“学会前途的危险，应讨论如何决裂”一案，指出学会面临分裂的危险。[21]
对此“危险”，恽代英提出了学会“不分裂”和“理智指导的分裂”两种方法，会员讨论良久，并无结果。[22]总之，南京大会对于学会核心议题宗旨主义、政治活动及学会前途等讨论虽然进行了表决，但并没有达成实质性共识，而是提出在月刊上详细讨论。[23]南京大会上的激烈争论，实质是发生在各以政治改造、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而邓中夏的态度尤为激进坚定，邰爽秋、方东美、穆济波等具有明显的学术倾向，而恽代英虽然认同学会需要主义，但表现得较为和缓。[24]
几个月后，在给杨钟健（时为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之一）的一封回信中，恽代英袒露了他在南京大会上的心路历程：“我在南京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然当会及会后均见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25]信中恽代英还表示很希望将少年中国学会改造为“波歇维式的团体”（布尔什维克团体），恽代英进一步解释说：“我在南京态度和缓，其实是已失望，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表示。‘其次又不可得，终于令我想到破裂，以达到最高的希望。”[26]
既然南京大会上“调和”非恽代英“本意”，会后他“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行动已经呼之欲出。当恽代英从南京回到武昌后，即在汉口志衷中学召开利群书社社员会议，传达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中的分歧，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27]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6月21日，利群书社在兵变中被毁[28]，亦在事实上宣告了恽代英一度倾心的通过“共同生活”社会试验，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梦想的破灭。
鉴于利群书社及武昌其他社团成员大都为学生，暑期活动较为自由，加之“共同生活”基地黄冈浚新小学状况乐观[29]，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与林育南等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各团体代表24人在浚新小学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宗旨包括：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30]
浚新大会还确定了共存社的组织机构、戒约、社员经济关系及选举等事宜。[31]相较之前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除了具有“组织严密，俨然一国家”以及“分社友社员”“注重消极修养”[32]等特点之外，最为突出的是提出明确的宗旨主义[33]，这表明共存社具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性质。当代学者Shakhar Rahav（夏海）亦认为共存社支持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34]共存社宗旨是恽代英的“最后手段”——革命，其成立标志着恽代英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转向。
结语
五四前后恽代英甚为注重个体乃至群体的道德修身，同时投身社会政治运动，企望通过社会改造成就澄清天下的宏愿。此种取向与恽代英饱含道德主义色彩的社会历史观不无关联，此前他一度以为道德进化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因此，恽代英之前发起成立新兴社团互助社，一定意义上即他养成和培植“善势力”的取径。
五四运动中，恽代英发出“国不可不救”的时代呼号，但他亦发现学生运动及群众运动所隐藏的某些不足，故而推动其进一步寻找“善势力”。在时人的社团认知中，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无疑是中国“善势力”的大集合，而加入该学会，显然体现了恽代英要凭借“善势力”来实现救国任务的目标。
五四运动后，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推动他在社会改造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恽代英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则是他成立革命团体共存社、实现政治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动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存社很快停止活动。[35]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36]，开始踏上革命新征程。在大革命期间，恽代英创办《中国青年》，凭借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卓越的宣传才能，吹响革命的强劲号角，逐步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在其思想转折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五四时期恽代英政治思想转向或为部分五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势下，在传统士人心态和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怀缠绕下，在西方思潮冲击下，推行各种社会改造试验的试错中，所展现出的思想衍变外在表征：从温和渐进的知识分子趋向果敢决绝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郭沫若：《紀念人民英雄恽代英》，《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
[2]佚名：《编者说明》，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18页。
[3]佚名：《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25页。
[4]1919年10月19日、10月25日和11月17日致信（片）王光祈，《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46、649、661页。
[5][7]《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49、650页。
[6]李良明、钟德涛主编：《恽代英年谱（修订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8]余家菊：《回忆录》，中华书局，1948年，第27页。
[9]刘仁静：《勇猛为革命而奋斗的战士》，《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4页。
[10]佚名：《少年中国学会历届职员名单》，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45-248页。
[11]杨钟健：《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58页。
[12]佚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26页。
[13]吴化之：《我们的师表》，《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1-122页。
[14][16][17][18][19][20][21][22]佚名：《南京大会纪略（节录）》，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54-357、359、360、361、354、353、364、364-365页。
[15][25][26]恽代英：《致杨钟健》，《恽代英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2、532、533页。
[23]佚名：《南京大会纪略（节录）》，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60、362、365页。
[24]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从最初的理想认同到政治思想的激烈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54页。
[27][28][36]《恽代英生平大事年表》，《恽代英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6-317、316、316页。
[29]恽代英：《致林毓英、林洛甫》，《恽代英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4页。
[30][31][32]佚名：《浚新大会记略》，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2、302-303、302-303页。
[33][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0-71、71页。
[34][美]Shakhar Rahav（夏海），Yun Daiying and Rise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Radical Societies in May Fourth Wuh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Doctoral Dissertation，2007，p211.
猜你喜欢 恽代英主义社团 恽代英：“我是共产党员，必须革国民党反动派的命”今古传奇·人物版(2021年4期)2021-04-26新经典主义小资CHIC！ELEGANCE(2019年28期)2019-09-12都是主义Coco薇(2017年2期)2017-04-25缤纷社团，绽放精彩学苑创造·A版(2017年1期)2017-01-19恽代英的对联，既有才又有情文史博览·文史(2016年12期)2016-12-27这是一部极简主义诠释片Coco薇(2016年7期)2016-06-28冬日 新碰撞主义Coco薇(2015年12期)2015-12-10我“家”社团初长成高中生·青春励志(2009年4期)2009-04-21文学社团简介高中生·青春励志(2009年4期)2009-04-21《中国青年》创刊人中国青年(1995年8期)1995-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