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彩云 王恩旭 刘俊 吴荻 郑静静
[摘 要]寻求民族认同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是旅游者前往特定黑色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动机之一，但在黑色旅游研究中对民族认同与重游意愿关系的关注还相对较少。民族认同是否能够增强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促进和限制民族认同产生的因素又有哪些？针对此，文章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模型，构建了包括本真性、个体限制、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428份问卷进行PLS-SEM分析，对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与重游意愿之間的路径关系，以及影响民族认同塑造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民族认同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具有内部差异性，民族认同承诺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而民族认同探求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却是消极的，虽然这种影响效应并不显著;（2）本真性感知对民族认同的各个维度和重游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3）个体限制对旅游者的民族认同承诺和重游意愿有显著消极影响，对民族认同探求的消极影响则不显著。该研究结论将为如何在黑色旅游地塑造积极的民族认同、提升旅游者重游意愿、增强黑色旅游的教育功能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黑色旅游;民族认同;本真性;个体限制;重游意愿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4-0083-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4.010
引言
中华民族认同是动员各族人民在困难和挑战中奋力抗争、肩负历史使命的重要政治资源[1-2]。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自此，中华民族认同有了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1。在岁月的长河中，中华民族认同通过对历史的记忆和诠释不断被构建和发展[1]。每一次重大事件如海外撤侨、建国70周年国庆阅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在激发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强化了民族认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3]。在新时期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也一直有意识地采取多种措施培育全社会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如发挥教育的功能，发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作用等。
随着旅游休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旅游作为满足人类精神层面需求的消费活动，其教育功能也日益凸显。无论是基于乡村旅游的农耕文化教育，还是基于生态旅游的环境意识教育，抑或是基于红色旅游的思想政治教育，旅游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学习方式，对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4]。黑色旅游是一种与死亡、灾难和暴行有关的旅游现象[5]，自Foley和Lennon第一次提出黑色旅游这一术语至今[6]，黑色旅游研究吸引了众多旅游学者的关注[7]。研究者对黑色旅游的概念、类型、动机和体验进行了多种探讨[8-11]，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黑色旅游对于当代的作用与意义，如为反思生命和死亡提供机会、承载历史记忆、为未来提供启示等[5，12-15]。一些承载民族记忆的黑色历史遗迹和纪念性场所，诸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等，也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强化民族认同提供了途径和平台。
学者们围绕旅游对民族认同、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促进作用也开展了多种研究[16-18]。但这些研究通常将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视为旅游的社会效应，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认同对旅游者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些旅游者可能会出于民族认同多次选择前往特定黑色旅游地，一些旅游者虽然获得了民族认同的体验，但同时也表示由于过于压抑和悲痛而不愿意再次前往参观。对于特定黑色旅游地而言，重游既有利于目的地维持稳定客源、保持知名度，又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记忆传承、不断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民族认同的产生能否增强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促进和限制民族认同产生的因素有哪些？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以下简称纪念馆），基于“认知-情感-意动”（cognitive-affective-conative，CAC）理论构建了一个包括民族认同、重游意愿、本真性和个体限制的结构方程模型，既讨论了在黑色旅游情境下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与重游意愿关系，也对增强或阻碍民族认同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在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实践中，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为如何塑造积极的民族认同、提升旅游者重游意愿、增强黑色旅游教育功能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1 “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模型
“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模型认为，心灵三部 曲——认知、情感、意动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交互作用[19-20]，是某种态度和行为形成的重要因素[21-22]，个体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关注、记忆和加工，产生特定情感反应，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综合决策。这一模型框架被广泛应用于个体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研究中[19，21-23]。在旅游研究中这一模型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在目的地意象研究中的“认知意象-情感意象-意动意象”结构[24-25]和旅游者忠诚研究中的“认知忠诚-情感忠诚-意动忠诚”三阶段[26-27]，也有学者用这一模型来解释旅游者的环境友好行为[28]。基于此，本文同样将该理论模型作为概念框架构建的基础。当旅游者在黑色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活动时，感知到的本真性和限制是个体对信息的感知、评价和初步判断;在此基础上旅游者会产生某种或多种特定的情感体验，黑色旅游中旅游者的情感具有多样性，而本文聚焦的是民族认同情感体验;在本真性和个体限制影响下产生的民族认同情感则会进一步触发旅游者具有计划性和指向性的意向，即重游意愿。简而言之，在本概念框架中本真性感知和个体限制感知是旅游者的认知阶段，它们会强化或弱化民族认同体验（情感阶段），进而影响重游意愿（意动阶段）。
1.2 认知：本真性与个体限制
1.2.1 本真性
本真性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它的寻求、实现与动机相关，也与想象相关[29]。黑色旅游中的本真性研究是以遗产旅游中本真性的大量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同时，由于死亡和悲剧事件的展示和解释具有敏感性[30-31]，死亡和灾难的商品化又为本真性的讨论增加了新的维度[7]。Heuermannh和Chhabra认为，黑色旅游地展示的本真性类型与其本身的黑色程度有关[32]。从黑色旅游波谱来看，处在波谱最浅色端的黑色旅游地通常不具備地点的真实性，景点解释的教育功能也相对较弱，这类旅游景点通常被视为是缺少本真性的，而处在黑色旅游波谱最黑暗一段的黑色旅游地则与之相反[33]。
地点的真实性、真实的物品和对死亡、灾难的解释是影响黑色旅游中本真性感知的重要因素[34-35]。地点的真实性是某些死亡和灾难地的固有属性[30，35]，同时，它又为本真性的感知提供了特定的空间[36]。由于客观主义本真性与客观的对象相关，真实的物品是保证客观主义本真性感知的物质基础[37-38]。对死亡和灾难的适当解释能够缩小当代旅游者与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距离[30]。当旅游者沉浸在与过去悲剧事件的联系中，他们会获得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体验反过来会诱发一种存在状态，并促进旅游者对自我的了解[38]。纪念馆通常被视为是处在黑色旅游波谱的最黑色一端[11]。基于以往研究大多将本真性视为包含客观主义本真性和存在主义本真性的多维度概念，并证实本真性感知对旅游体验和行为意向有积极影响[39]，本文同样将本真性感知视为旅游者对正向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加工阶段，即认知阶段，并从客观主义本真性和存在主义本真性两个方面对本真性进行衡量。
1.2.2 个体限制
休闲限制层次模型将休闲限制分为个体限制、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并认为个体限制对参与休闲活动是最有影响力的，个体只有克服个体限制，才有可能面临更高的限制层次[40-41]。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大量实证进一步发现个体面临的限制并不具有严格的层次性[42]。这一理论自应用到旅游研究中以来，学者们在不同的旅游情境下研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限制感知的影响[43-44]，并讨论了感知限制与目的地意象感知[44-45]和旅游偏好与决策之间的关系[46-47]。
作为一种更多地涉及伦理道德问题的旅游形式，相较于结构限制和人际限制，前往黑色旅游地的旅游者通常面临更多的个体限制，且这种个体限制在未参与者身上往往表现得更加强烈[11，15，48-49]。从情感方面来看，黑色旅游地不仅会引发旅游者恐惧、害怕的情感，而且受民族性的影响，一些黑色旅游地还会引发旅游者愤怒、怨恨甚至是耻辱的情感，这些情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旅游者对黑色旅游地的体验，影响其前往黑色旅游地的决策[50-51]。从文化来看，文化禁忌不仅会影响黑色旅游地的宣传和推广，同时也会影响旅游者的认知和态度[52] 。对于国内旅游者而言，参观纪念馆的旅游者既存在情感，也存在文化上的限制，且这些限制往往会对旅游者的体验和参与意愿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本文将个体限制感知视为旅游者对负向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加工阶段，也就是认知阶段，并从情感和文化两个方面来衡量旅游者的个体限制。
1.3 情感：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并不是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意识，而是基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不断构建的结 果[53]。它对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地区的稳定有重要作用，也一直是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们对民族认同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多种相似却又有差异的界定，由于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的概念，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民族认同是个体对所属民族的一种归属和情感依恋[54]。本文从国族1角度强调的对整个中华民族认同是全体社会成员对自己族属和族体的情感性归属[55]，是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和内核，也是进行思想动员和鼓舞人心的政治资源[1]。鉴于这种认同与国家认同方向是一致的，英文“national identity”既能翻译为国家认同，又有民族认同的含义，所以本文在文献处理时，如果能够判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没有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刻意的区分。
黑色旅游地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痛苦或黑暗的过去，作为延续国家社区记忆的重要象征空间[15]，黑色旅游地在构建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56]。国家和政府希望借助特定黑色旅游目的地来构建某种认同，比如以色列教育部创立大屠杀教育之旅——生者的前行（March of the Living），以构建高中生对其犹太身份的认同[57];强调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中国政府往往也借助黑色旅游地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增强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10，58]。现有研究证实，对旅游者而言，寻求民族认同既是旅游者选择前往特定黑色旅游地的动机[10]，又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体验的重要主题[56，59]。通过游览特定黑色旅游地，旅游者能够获取在特定时期与所属民族历史相关的知识、文化和信息，并产生情感上的归属和态度上的承诺[60-61]。故而，本文将民族认同视为受旅游者本真性和个体限制感知影响的情感状态，即情感阶段，包括民族认同探求和民族认同承诺两个方面。
1.4 意动：重游意愿
在旅游研究中，对重游意愿的关注由来已久。它可以看作是旅游满意度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游后行为意向和忠诚度的一个维度[62]。作为一种游后的旅游决策和选择意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既与旅游动机和期望相关[63-64]，也与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对目的地意象的感知相关[64-65]。黑色旅游重游意愿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前往黑色旅游地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学者们通过验证性分析证实旅游动机[11]、旅游者的认知和情感体验[48]以及个体限制[48-49]会对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以“认知-情感-意动”框架的研究中，重游意愿是旅游者意动阶段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同样将重游意愿视为旅游者在认知和情感的作用下有意识的选择倾向，即旅游者在认知阶段和情感阶段影响下的意动阶段。
2 研究假设与模型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旨在从民族认同探求和民族认同承诺两个维度探究民族认同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在黑色旅游情境下旅游者民族认同体验产生的强弱程度受旅游者感知的影响，本文又将本真性、个体限制纳入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关系的构建中。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本文的概念模型探究了在本真性和个体限制感知的双重影响下，民族认同情感体验与重游意愿的内在关系。
2.1 民族认同与重游意愿的关系
虽然已有研究证实某种形式的认同，如地方认同[66]对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但直接验证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相对较少。故而，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构建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的关系。一是民族认同与黑色旅游参与意愿具有相关性，民族的自豪感、归属感以及责任感会对旅游者游览或是重复游览黑色旅游地产生正向影响[56]。而Podoshen和Hunt则发现，一些犹太人出于对身份的认同，不仅不愿意参观位于德国和波兰的大屠杀遗址，甚至拒绝前往德国和波兰进行任何旅游活动[51]。二是从黑色旅游的内驱力来看，在旅游者前往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多样化动机中，责任、义务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动机一直处于重要地位[10，67-68]，即旅游者既有的某种认同和情感归属是旅游者选择前往黑色旅游地的动力。基于此，本文假设：
H1：民族认同对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
H1a：民族认同探求对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
H1b：民族认同承诺对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
2.2 本真性与民族认同、重游意愿的关系
在本真性与认同的各自研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提及。一方面，存在主义本真性包含着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因素[38]。另一方面，认同的构建离不开相关的客观物品、展示和解释[69]。现有研究已经证实本真性有塑造旅游者认同（如自我认同、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和影响旅游者体验的作用[38，70]。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黑色旅游地在客观物品的展示和解释中倾向于向旅游者传递民族认同的信息[71-73]。Wang等证实客观主义本真性和存在主义本真性都对民族认同有显著积极影响[74]。因此，本文假设：
H2：本真性感知对民族认同有积极影响
H2a：本真性感知对民族认同探求有积极影响
H2b：本真性感知对民族认同承诺有积极影响
本真性感知能够增强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并 促使旅游者产生重游意愿。Shen指出，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与饮食本真性正向相关[75]。Park等证实，本 真性通过满意度对重游意愿产生间接影响[76]。本真性对重游意愿的影响还体现在其调节作用上，如Ramkissoon和Uysal发现，本真性在旅游动机、信息搜素行为、目的地意象与重游意愿的关系上具有调节作用[77]。黑色旅游地的本真性感知是增强旅游者体验、促进重游意愿的重要前因[74] 。鉴于此，本文假设如下：
H3：本真性感知对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
2.3 个体限制与民族认同、重游意愿的关系
相对于旅游限制与参与和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限制因素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Cohen指出，在黑色旅游中令人极度不安的因素不适用于教育的目的[37]。旅游限制往往会导致负面的目的地意象感知[46]。本文构建个体限制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主要是考虑到：（1）有学者指出，需要将黑色旅游限制研究与旅游体验等其他变量相联系[15];（2）以传统书画景觀为例，研究者发现，对景观体验的限制将导致景观的实际功能丧失，使景观不能有效提高旅游者对场所的感知和对文化的认同[44，47]。由此可见，感知到的个体限制既会影响旅游者是否愿意参与和民族认同相关的活动，又会影响旅游者对民族认同信息的接收和体验[40-41]。因此，本文假设：
H4：个体限制感知对民族认同有消极影响
H4a：个体限制感知对民族认同探求有消极影响
H4b：个体限制感知对民族认同承诺有消极影响
旅游限制会对旅游者的参与意愿和旅游决策产生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学者们也认识到，不同类型的限制因素对旅游者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如Hudson和Gilbert认为，对于参与过滑雪的旅游者来说，他们更多地受到时间、金钱和经济的限制，而未参加过滑雪活动的旅游者则明显地受到个体限制的影响[78]。Huang和Hsu通过对已经游览过香港的内地旅游者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结构限制和人际限制，缺乏兴趣这一限制对旅游者的重游意愿有显著消极影响[64]。以黑色旅游地为例，Zhang等同样证实个体限制中的缺乏兴趣这一维度对重游意愿有显著消极影响[48]。基于此，本文假设：
H5：个体限制对重游意愿有消极影响
根据以上对变量之间关系的论述和“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
在考虑本文研究目的和背景的前提下，本文变量的测量基本上是借鉴已有的研究。
（1）在问卷设计的初级阶段，本真性感知的测量参考的是Chhabra关于博物馆的真实性的定义[79]及Kolar和Zabkar使用过的量表[39]，包含客观主义本真性和存在主义本真性两个子维度。个体限制感知包含情感和文化两个子维度，均是借鉴Zheng等、郑春晖等和Zhang等在研究黑色旅游时使用的量 表[11，15，48-49]。本文旨在测量旅游者游览纪念馆之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故而民族认同的测量结合了李瑞等、Phinney和Ong使用过的量表，包括民族认同探求和民族承诺两个子维度[60-61]。重游意愿参考的是Tosun等使用过的量表[65]。
（2）在问卷确认阶段，笔者首先通过英汉双向互译保证测量题目的准确度，并在结合专业人士（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和博士研究生20人）意见的基础上，考虑具体的研究情境对一些题目的表述进行了同义的替换和调整;然后邀请去过同类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旅顺日俄监狱和纪念馆，20人）以及从未参加过类似旅游景点的人员（20人）对问卷进行填写，征询他们对问卷题目可理解性的意见;再依据此次小规模前测的结果，通过与专业人士的讨论对问卷的一些题项（删除该题项后变量的Cronbach"s α有明显提高或是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题目表述的含义雷同或者重复）进行了删除和适当修订;最后再次询问之前的受访者对问卷题目的感受，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修改后的问卷更加清晰明了，便于理解。
最终的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潜变量感知程度的测量，主要包括本真性两个维度，其中，客观主义本真性3个题项，存在主义本真性4个题项;个体限制包括文化和情感两个维度，各3个题项;民族认同分为民族认同探求和民族认同承诺两个方面，各2个题项;重游意愿3个题项。采用Likert 7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第二部分是基本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月收入、学历与职业等。
3.2 数据收集
本文的案例地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事件。这座建立于1985年的纪念馆既是为了纪念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同时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铭记历史。2018年10月19日—26日研究组在纪念馆的出口处随机发放问卷，整个过程为期7天（周一不开馆）。选择在出口处发放问卷的原因是希望每一位随机选择的受访者都基本上完整地游览了整个纪念馆。问卷发放采取一对一方式，随机选择受访者，告知他们本文的研究目的，询问其是否愿意帮助填写自助式問卷，并承诺得到的数据只用于学术研究，不会用作其他商业用途，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600份。在剔除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后，共得到428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71.33%。在428份有效样本中，男性所占比例为57.9%;受访者年龄集中分布在18～40岁，占比89.7%;55.4%的受访者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80.6%的受访者是第一次来纪念馆。
4 数据分析
本文用PLS-SEM（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的方法探究本真性、个体限制、民族认同与重游意愿的关系。相较于常见的CB-SEM（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它不要求数据服从严格的正态分布，并且适用于构成型模型、复杂模型和高阶模型的分析。虽然一些学者对将特定维度组成单一构念的做法表示怀疑，但本文研究的本真性、个体限制和民族认同这3个变量都包含了相应的子维度，高阶的层次结构模型（hierarchical construct models）确实能够简化模型的复杂路径，以得出具有概括性的结论[80]。
4.1 测量模型检验
测量模型是用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来评价的。如表1所示，一阶变量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706～0.920之间，高于临界值0.70。一阶变量的组合信度值（CR）在0.862～0.916之间，均高于0.70的要求，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是用平均变异抽取量（AVE）来测量，表1显示一阶变量的AVE值均高于0.6，达到了大于0.5的要求。Fornell-Larcker准则要求一个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应该大于它与其他任何变量 的最高相关性，模型中的一阶变量均符合这一要求。鉴于Fornell-Larcker准则在评估区别效度上存在不足，本文同时采用了Henseler等提出的HTMT（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方法来检验区别效度[81]，这一方法要求异质异法相关要小于单质异法相关，即二者的比值要小于1，当这一比值小于0.9时可视为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由表2可知，除了民族认同探求和民族认同承诺之间的HTMT值为0.923略高于0.9之外，其他变量之间的HTMT值皆小于0.9。鉴于这两个变量的区别效度符合Fornell-Larcker准则，且模型的其他衡量指标皆符合相应标准，这一略高的值被视为是可接受的。
本文还检验了二阶变量本真性和个体限制的信度和效度。它们的一阶构念的系数都高于0.8，符合高于0.6的标准。二阶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和组合信度也符合相应的标准。综上可知，模型中每一个变量的信度和效度都基本符合其对应的要求，整个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下一步将对结构模型进行估计，以验证上文提出的假设。
4.2 结构模型检验
结构方程路径系数显著性的检验使用了PLS中bootstrapping程序（with 5000 bootstrapped，其他均为默认值）。图2和表3展示了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H1验证的是民族认同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其中，民族认同探求（β = -0.094，p = 0.205）并不能明显地提高旅游者的重游意愿，甚至会对重游意愿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但这种消极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民族认同承诺（β = 0.169，p < 0.05）则能显著地增强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即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
H2本真性对民族认同的积极影响完全成立，即本真性对民族认同探求（β = 0.592，p < 0.001）和民族认同承诺（β = 0.609，p < 0.001）都有显著积极影响。
H4验证的是个体限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可以看，出个体限制对民族认同探求（β = -0.045，p = 0.328）的消极影响并不显著，而对民族认同承诺（β = -0.112，p < 0.01）有显著消极影响。
H3和H5分别验证的是本真性和个体限制对 重游意愿的影响，由表3和图2的结果显示，本真性体验能使旅游者产生重游的意愿（β = 0.446，p < 0.001），而个体限制则可能成为旅游者重游的障碍（β = -0.119，p < 0.05）。
由图2可知，整个模型对重游意愿的解释力为30.0%，高于20%阈值，由此可见，模型的预测具有较好的有效性。PLS-SEM的整体拟合优度指数（global goodness of fit index，GOF index）是由变量AVE的均值和内生变量R2均值的乘积平方根得到的，通过计算得到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为0.522，高于Wetzels等提出的最大效应值，他们认为GOF指数临界值0.10、0.25和0.36分别代表了小、中、大效应值，这表明模型拟合效度良好[82]。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本真性、个体限制、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通过路径分析讨论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对重游意愿有不同的影响，民族认同承诺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而民族认同探求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却是消极的，尽管这种消极影响并没有通过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这种差异现象可以用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有不同的内涵和性质来解释[61]。民族认同探求更多的强调对民族文化、知识和历史的了解，对于已经获得这种体验的旅游者来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不会产生重游的意愿。而民族认同承诺对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这一结论与以往研究中认同对重游的影响相符[66]。这是因为认同承诺更强调态度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归属，是一种相对积极的依恋情感，这种个体与所属群体之间的积极情感会促使旅游者多次前往特定目的地以不断寻求和强化某种身份上的认同，甚至会认为前往某地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旅游者已经游览过某地，他们仍旧會产生重游、向家人亲戚朋友推荐并带家人亲戚朋友游览的意愿。
研究发现，黑色旅游地的本真性感知对民族认同探求和民族认同承诺都有显著积极影响。相较于Wang等将民族认同作为一个整体探究其与本真性感知的研究[74]，本文更加具体地探讨了本真性感知与民族认同内部维度之间的关系。这说明本真性的感知能够增强旅游者与过去历史的联系，激 发旅游者对特定事件的意义解读，进而强化某种认同[83]。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出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展示和解释特定旅游地点和事件时会致力于培育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的观点[58]。在这种情况下对有形的元素和符号、无形的氛围和精神的认识和感知，会让国内旅游者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
研究发现，个体限制对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有不同的影响。个体限制对民族认同探求的消极影响不显著是因为本文调查的是旅游者在纪念馆的一种游后感知，对于已经来过纪念馆的旅游者而言，他们已经通过游览纪念馆增强了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了解，即就民族认同探求体验而言旅游者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限制的协商[64]，而由情感（诸如害怕、恐惧、愤懑、压抑）和文化禁忌而表现出来的个体限制则会影响旅游者在参观过程中对纪念馆想要传达信息的接收和体验，从而弱化旅游者积极的民族认同体验。
研究发现，在黑色旅游情境下本真性体验对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而个体限制则对重游意愿有消极影响。这一结果与既有的本真性、个体限制与重游意愿的关系研究相符，即本真性和个体限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本真性感知是预测重游意愿的积极因素[75-77]，而个体限制则是预测重游意愿的消极因子[48，64，78]。同时，这也证实了黑色旅游情境下的本真性和个体限制感知与其他类型的旅游情境一样，对旅游者的行为决策和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
5.2 理论贡献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现有旅游研究对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的研究基本上将认同的产生视为最终的结果[16-17]，对认同产生之后的影响关注较少。本文从民族认同体验出发，探究认同的产生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并发现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对重游意愿有不同的影响。这强调了黑色旅游中培育积极民族认同情感的重要性，对理解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示。
二是黑色旅游中本真性的研究更多地涉及伦理和道德问题[30，37]，与遗产旅游研究相比，黑色旅游中对本真性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将本真性视为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的前因，这有助于认识在黑色旅游中本真性感知对旅游者体验和重游意愿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黑色旅游本真性研究。
三是旅游限制对认识黑色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有重要作用[15]，而目前黑色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大多从动机出发[67-68]，对黑色旅游限制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在现有黑色旅游限制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探究了个体限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还验证了其对民族认同体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黑色旅游限制研究存在的不足。
5.3 管理启示
本文也为黑色旅游地的实践和管理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培育积极的民族认同情感和责任意识。本文发现，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可能会引起不同的结果，民族认同体验单纯地停留在民族知识、历史和文化的了解阶段不足以激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黑色旅游地应该借助过往的历史，从受害者的角度唤起旅游者对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意识，培育旅游者对整个民族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同时，有计划地定期举办集体性的纪念活动和仪式，不断刺激和唤醒民族记忆，让人们形成作为民族的一份子有责任有义务参观和重游特定黑色旅游地的意识，从而实现由民族认同到重游的良性循环，实现教育功能和旅游功能的统一。
第二，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增强本真性感知。本文发现，本真性对民族认同和重游意愿有积极影响。当前，旅游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视觉上的参观和体验，因此黑色旅游地应该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来进行展示和解释。如在展示与悲剧和灾难事件有关的物品时适当地运用解释以增强旅游者的感知;借助虚拟现实手段营造黑色空间和氛围为旅游者充分了解过去的历史、认知自我提供机会;通过提高旅游者的互动与参与感强化旅游者与过去事件的联系等，以使旅游者更好地感知本真性。
第三，弱化对旅游者体验和决策行为有消极影响的因素。本文发现，个体限制会降低旅游者的民族认同体验和重游意愿，鉴于大环境背景下的文化禁忌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或消除，黑色旅游地在营销推广中，应该尽量弱化其与文化禁忌相悖的方面，如尽量不提及“墓地”“尸骨”和“冤魂”等字眼。在路线设计上，提供不同黑色程度的参观路线以供不同需求的旅游者进行选择，以增强旅游者的心理安全，减少旅游者可能产生的个体限制。
5.4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是采用高阶模型忽略了对变量具体维度之间关系的讨论，未来研究可以聚焦于各变量具体维度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对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二是本文模型的提出和检验是基于人为灾难黑色旅游地，未来研究可以在其他类型的黑色旅游地中对这一模型进行验证。三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来纪念馆，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对初次参观和多次参观的旅游者做进一步的区分对比，未来可以依据游览次数对旅游者进行分组讨论，以进一步分析限制因素对民族认同、重游意愿的具体影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赵超.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J]. 探索， 2016（6）：
51-58. [ZHAO Cha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J]. Probe， 2016（6）：
51-58.]
[2] 蔡荃， 欧阳润清. 社会认同理论视阈下的“五个认同”[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21（3）：
76-80. [CAI Quan， OUYANG Runqing. "Five ident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J].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19， 21（03）：
76-80.]
[3] 徐黎丽， 杨丽云. 论中华民族认同的根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57（1）：
14-21. [XU Lili， YANG Liyun. 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J].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oin） 2020， 57（1）：
14-21.]
[4] 刘录护， 左冰. 城市中学生旅游的教育功能：
现象学视野的研究——以广州市某中学学生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10）：
63-71. [LIU Luhu， ZUO Bing.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tourism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Study of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A case study of students of a high school in Guangzhou[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0）：
63-71.]
[5] STONE P， SHARPLEY R. Consuming dark tourism：
A thanatological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2）：
574-595.
[6] FOLEY M， LENNON J J. JFK and dark tourism：
A fascination with assassin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96， 2（4）：
198-211.
[7] LIGHT D. Progress in dark tourism and thanatourism research：
An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heritag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1：
275-301.
[8] SEATON A V. Guided by the dark：
From thanatopsis to thanatour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96， 2（4）：
234-244.
[9] PODOSHEN J S. Dark tourism motivations：
Simulation，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topographic comparis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5（2）：
263-271.
[10] YAN B J， ZHANG J， ZHANG H L，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motivation-experience relationship in a dark tourism space：
A case study of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relics，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
108-121.
[11] ZHENG C， ZHANG J， QIAN L， et al. The inner struggle of visiting ‘dark tourism site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nstraints and motivation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8， 21（15）：
1710-1727.
[12] STONE P R. Dark tourism and significant other death：
Towards a model of mortality medi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3）：
1565-1587.
[13] BEST M. Norfolk Island：
Thanatourism， history and visitor emotions[J]. Shim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Island Cultures， 2007， 1（2）：
30-48.
[14] 謝彦君， 孙佼佼， 卫银栋. 论黑色旅游的愉悦性：一种体验视角下的死亡观照[J]. 旅游学刊， 2015， 30（3）：
86-94. [XIE Yanjun， SUN Jiaojiao， WEI Yindong. On the pleasure of dark tourism：
Death contemp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 （3）：
86-94.]
[15] 郑春晖， 张捷， 钱莉莉， 等. 黑色旅游者行为意向差异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9）：
1663-1671. [ZHENG Chunhui， ZHANG Jie， QIAN Lili， et al.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ark tourists behavioral inten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emorial of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J]. Resources Science， 2016， 38 （9）：
1663-1671.]
[16] 左冰. 红色旅游与政党认同——基于井冈山景区的实证研究[J]. 旅游学刊， 2014， 29（9）：
60-72. [ZUO Bing. Red tourism and communist party identity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Jinggangshan Scenic Area[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9）：
60-72.]
[17] 郭俊伶， 卢东， 金鹏. 红色旅游中敬畏情绪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7）：
1026-1031. [GUO Junling， LU Dong， JIN Peng. Study on influence of awe on tourists national identity in red tourism[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18， 34（7）：
1026-1031.]
[18] 张红艳， 马肖飞. 新格局下基于国家认同的红色旅游发展[J]. 经济问题， 2020（1）：
123-129. [ZHANG Hongyan， MA Xiaofei.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national identity under the new pattern[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20（1）：
123-129.]
[19] 刘向阳， 张程程. 组织中员工心态的形成过程研究——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视角[J]. 科技管理研究， 2011， 31（20）：
149-152; 214. [LIU Xiangyang， ZHANG Chengcheng. Research on mentality formation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employees based 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conation[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1， 31（20）：
149-152; 214.]
[20] HILGARD E R. The trilogy of mind：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conation[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80， 16（2）：
107-117.
[21] 彭丽徽， 李贺， 张艳丰， 等. 用户隐私安全对移动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隐私计算理论的CAC研究范式[J]. 情报科学， 2018， 36（9）：
96-102. [PENG Lihui， LI He， ZHANG Yanfe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user privacy security on mobile social media fatigue behavior based on privacy computing theory of CAC research paradigm[J]. Information Science， 2018， 36（9）：
96-102.]
[22] 张昆， 任怡林. 情感的中介效应：
网络游戏用户认知与使用行为意向[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0， 73（1）：
32-46. [ZHANG Kun， REN YiLi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A study on the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online game users based on the CAC framework[J].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2020， 73（1）：
32-46.]
[23] LIM S H， KIM D J. Do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online shoppers affect their shopping behavior？ From a cognitive-affective-conative framework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20（1）：
1-10.
[24] 周永博. 黑色敘事对旅游目的地引致形象的影响机制[J]. 旅游学刊， 2020， 35（2）：
65-79. [ZHOU Yongbo.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black narration on tourism destination induced image[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2）：
65-79.]
[25] AGAPITO D， OOM DO VALLE P， DA COSTA MENDES J. The cognitive-affective-conative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A confirmatory analysis[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3， 30（5）：
471-481.
[26] OLIVER R L. Satisfaction：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sumer[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433-434.
[27] AHN J， BACK K J. Influence of brand relationship on customer attitude toward integrated resort brands：
A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conativ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8， 35（4）：
449-460.
[28] LEE H M， SONG H J， LEE C K， et al. Formation of festival visitor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ttitudes：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conative component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9， 22（2）：
142-146.
[29] KNUDSEN D C， RICKLY J M， VIDON E S. The fantasy of authenticity：
Touring with Laca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58：
33-45.
[30] MILES W F S. Auschwitz：
Museum interpretation and darker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4）：
1175-1178.
[31] FREW E A. Interpretation of a sensitive heritage site：
The Port Arthur Memorial Garden， Tasman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2， 18（1）：
33-48.
[32] HEUERMANN K， CHHABRA D. The darker side of dark tourism：
An authenticity perspective[J]. Tourism Analysis， 2014， 19（2）：
213-225.
[33] STONE P R. A dark tourism spectrum：
Towards a typology of death and macabre related tourist sites， attractions and exhibitions[J]. Turizam：
Me?unarodni Znanstveno-stru?ni ?asopis， 2006， 54（2）：
145-160.
[34] PEARCE P L， MOSCARDO G M.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in tourist experiences[J].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 22（1）：
121-132.
[35] KANG E J， SCOTT N， LEE T J， et al. Benefits of visiting a ‘dark tourismsite：
The case of the Jeju April 3rd Peace Park， Kore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2）：
257-265.
[36] RICKLY-BOYD J M.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Place matters[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3， 15（4）：
680-686.
[37] COHEN E H. Educational dark tourism at an in populo site：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Jerusale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1）：
193-209.
[38] WANG N.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2）：
349-370.
[39] KOLAR T， ZABKAR V. A consumer-based model of authenticity：
An oxymoron or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marketing？[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5）：
652-664.
[40] CRAWFORD D W， GODBEY G. Reconceptualizing barriers to family leisure[J]. Leisure Sciences， 1987， 9（2）：
119-127.
[41] CRAWFORD D W， JACKSON E L， GODBEY G.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leisure constraints[J]. Leisure Sciences， 1991， 13（4）：
309-320.
[42] GODBEY G， CRAWFORD D W， SHEN X S. Assessing hierarchical leisure constraints theory after two decades[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10， 42（1）：
111-134.
[43] PENNINGTON-GRAY L A， KERSTETTER D L. Testing a constraints model within the context of nature-based tourism[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40（4）：
416-423.
[44] 張宏磊， 张捷. 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体验的限制因素研究——以书法景观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7）：
28-34. [ZHANG Honglei， ZHANG Jie. On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 landscape experiencing：
A case study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7）：
28-34.]
[45] CHEN H J， CHEN P J， OKUMUS 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vel constraints and destination image：
A case study of Brunei[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5：
198-208.
[46] FUNK D C， ALEXANDRIS K， PING Y. To go or stay home and watch：
Exploring the balance between motives and perceived constraints for major ev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11（1）：
41-53.
[47] ZHANG H， ZHANG J， CHENG S， et al. Role of constraints in Chinese calligraphic landscape experience：
An extension of a leisure constraints model[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6）：
1398-1407.
[48] ZHANG H， YANG Y， ZHENG C， et al. Too dark to revisit？ The role of past experiences and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4：
452-464.
[49] ZHENG C， ZHANG J， ZHANG H， et al. Exploring sub-dimensions of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to visiting “dark tourism” sites：
A comparison of participants and non-participant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22（1）：
21-33.
[50] WANG H Y. Determinants hindering the intention of tourists to visit disaster-hit destination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7， 20（5）：
459-479.
[51] PODOSHEN J S， HUNT J M. Equity restoration， the holocaust and tourism of sacred sit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6）：
1332-1342.
[52] RITTICHAINUWAT B. Ghosts：
A travel barrier to tourism recover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2）：
437-459.
[53] KONG L， YEOH B S A.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ritual and spectacle：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Day parades in Singapore[J]. Political Geography， 1997， 16（3）：
213-239.
[54]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 1995（6）：
17-21;92. [WANG Xi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J]. Ethno-national Studies， 1995（6）：
17-21;92.]
[55] 彭福荣.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中华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应对[J]. 民族学刊， 2020， 11（1）：
1-7; 119-120. [PENG Furong. Identity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response to nationalism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J]. Journal of Ethnology， 2020， 11（1）：
1-7; 119-120.]
[56] TINSON J S， SAREN M A J， ROTH B E. Exploring the role of dark tourism in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young America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5， 31（7-8）：
856-880.
[57] NAGER A L， PHAM P， GOLD J I. March of the living， a holocaust educational tour：
Effect on adolescent Jewish identity[J].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2013， 52（4）：
1402-1414.
[58] ZHAO S N， TIMOTHY D J. Governance of red tourism in China：
Perspectives on power and guanxi[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489-500.
[59] ?AKAR K. Investigation of the motiv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ourists visiting the Gallipoli Peninsula as a dark tourism destin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24， 1-30
[60] 李瑞， 殷紅梅， 吴殿廷， 等. 旅游对民族社区居民民族认同影响测量及其社区对比[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42（12）：
68-74. [LI Rui， YIN Hongmei， WU Dainyan， et al. A survey on impact of tourism to residents ethnic identity of ethnic community and its community comparis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42（12）：
68-74.]
[61] PHINNEY J S， ONG A D.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7， 54（3）：
271.
[62] DO Valle P O， SILVA J A， MENDES J， et al.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destination loyalty intention：
A structural and categorica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Science & Applied Management （IJBSAM）， 2006， 1（1）：
25-44.
[63] BALOGLU S. A path analytic model of visitation intention involving information sources， socio-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and destination image[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0， 8（3）：
81-90.
[64] HUANG S， HSU C H C. Effects of travel motivation， past experience， perceived constraint， and attitude on revisit inten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9， 48（1）：
29-44.
[65] TOSUN C， Dedeo?lu B B， FYALL A. Destination service quality， affective image and revisit inten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st experience[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5， 4（4）：
222-234.
[66] MOHD S， ARIYANTO H H， KIUMARSI S. The effect of place attachment on visitors revisit intentions：
evidence from Batam[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9， 22（1）：
51-82.
[67] 陳星， 张捷， 卢韶婧， 等. 自然灾害遗址型黑色旅游地参观者动机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遗址公园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7）：
979-989. [CHEN Xing， ZHANG Jie， LU Shaojing， et al. Visitor motivations in natural disaster site dark tourism destination：
The case of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Museum[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7）：
979-989.]
[68] 王金伟， 杨佳旭， 郑春晖， 等. 黑色旅游地游客动机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研究——以北川地震遗址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9， 34（9）：
114-126. [WANG Jinwei， YANG Jiaxu， ZHENG Chunhui， et al. Effect of tourist motivation on destination image with a dark tourism site：
Case study of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Memorial Site，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9）：
114-126.]
[69] MARINE-ROIG E. Identity and authenticity in destination image construction[J]. Anatolia， 2015， 26（4）：
574-587.
[70] JIANG Y， RAMKISSOON H， MAVONDO F T， et al. Authenticity：
The link between destination image and place attachment[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7， 26（2）：
105-124.
[71] WEAVER D， TANG C， SHI F， et al. Dark tourism， emotions， and postexperience visitor effects in a sensitive geopolitical context：
A Chinese case stud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8， 57（6）：
824-838.
[72] SHARPLEY R， STONE P. The Darker Side of Trave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ark Tourism[M]. Bristol：
Channel View， 2009：
109-128.
[73] PEZZULLO P C. “This is the only tour that sells”：
Tourism， disast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Orleans[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09， 7（2）：
99-114.
[74] WANG E， SHEN C， ZHENG J， et al.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we in dark tourism[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1， 24（8）：
1169-1183.
[75] SHEN S. Intention to revisit traditional folk events：
A case study of Qinhuai Lantern Festival，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16（5）：
513-520.
[76] PARK S Y， HWANG D， LEE W S， et al. Influence of nostalgia on authenticity，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
The case of Jidong mural alley in Kore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Administration， 2018：
1-17.
[77] RAMKISSOON H， UYSAL M S.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authenticity，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ur， motivation and destination imagery on cultural behavioural intentions of tourist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1， 14（6）：
537-562.
[78] HUDSON S， GILBERT D. Tourism constraints：
The neglected dimension in consumer behaviour research[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0， 8（4）：
69-78.
[79] CHHABRA D. Positioning museums on an authenticity continuu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2）：
427-447.
[80] EDWARDS J R.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An integ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1， 4（2）：
144-192.
[81] HENSELER J， RINGLE C M， SARSTEDT M. A new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discriminant validity in 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5， 43（1）：
115-135.
[82] WETZELS M， Odekerken-Schr?der G， OPPEN C V. Using PLS path modeling for assessing hierarchical construct models：
Guidelines and empirical illustration[J]. Mis Quarterly， 2009， 33（1）：
177-195.
[83] TAZIM J， HILL S.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indicators of authenticity：
The place and space of cultural and heritage tourism[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9（4）：
353-372.
Do Tourists with a Stronger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Have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Revisit？
—Taking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s an Example
SHEN Caiyun1， WANG Enxu2， LIU Jun3， WU Di4， ZHENG Jingjing1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Jangho Architecture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3. Tour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4.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has confirmed that a dark tourist destination， which carries a painful or dark history， has the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a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 hopes to build a certain identity by drawing support from specific dark tourist destinations so a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enhance the populaces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seek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accepting patriotic education are not only the motivations of tourists who choose a specific dark tourist destination but also reflective of an important theme of tourists experiences. However， some tourists who have visited specific dark tourist destinations， while gaining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lso said that they were too depressed and sad to consider visiting again.
Specific dark tourist destinations are sites of tourists repeated visits; thus， they not only have 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maintaining a stable source of tourism and remaining popular， but they also perform social functions：
promoting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memory inheritance，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Most existing studies regard national identity as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ocial effect of tourism.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visit intention in the study of dark tourism. Can national identity enhance tourists revisit intentions？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and restrict the emergence of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s an example， draws on the cognitive → affective → conative （CAC） model， and introduc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that was constructed to include authenticity，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visit intention. It not o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visit intention， but it also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428 questionnaires via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PLS-SEM）， the pape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inter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revisit intention; the commitment to nation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visit intention， whereas the influence of the exploration to national identity on revisit intention is negative （though this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2） the perception of authentic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visit intention; and （3）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ones commitment to a na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 whereas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xploration to national identity is not significant. Th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fills up a deficiency i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visit intention in dark tourism. At the same time， it adds to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cep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on the affective and conative stages of tourists in dark tourism. The paper finding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enhancing revisit intention among tourists by shaping a positive national identity， so as to realis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dark tourism.
Keywords：
dark tourism; national identity; authenticity;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revisit intention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吴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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