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懿
摘要：曾巩在仕途和名声上都不如”八大家”中的其他几位，他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注入他的作品中，使得他的文章和诗歌平实有力，本文通过对曾巩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他的人生态度有一定的了解。
关键词：曾巩;八大家;人生思考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9.003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9-0005-02
一、综述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仕途上和名声上都似乎不如其他几个文学家，但他的文章依旧凭借着严谨的论述和文章中体现出的人生哲学为后来的人所称道学习。关于曾巩文章中体现的人生哲学，有论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唐亚飞的《曾巩对陶渊明的接受探析》认为陶渊明对曾巩有着重要的影响[1]，但他仅从有关饮酒的诗进行分析就得出这是曾巩对陶的接受与模仿，证据不够有力;喻进芳的《曾巩面对不遇人生的思考》认为曾巩从儒家的心性理论中获得精神的支撑点，藉立言来弥补功业不著的遗憾[2]，虽然曾巩认为立言是大贤的自我要求之一，但和“功业不著”之间的关系不够有说服力，即曾巩立言可能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不一定是为了弥补内心的遗憾。本文对曾巩的作品进行归纳总结，按作品体现的人生哲学来进行分类，认为他各个时期的作品情感虽然都随着处境不同而变化，但他都能通过儒家的理想使自己内心平静，坚定自己的人生理想。
二、曾巩散文中体现的人生哲学
曾巩与王安石不同，即使有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领袖赏识他，他的官运也没有飞黄腾达过。好友王安石官至宰相，而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王安石也没有提拔自己的旧友。《宋史》中也记载：
“巩负才名，欠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3]，他本人的墓志也说：“公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试”[4]。“不遇”是很难通过所谓主观意愿去改变的事实，那么曾巩是如何解决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与不被重用的冲突？接下来通过分析曾巩作品来分析曾巩的具体措施。
（一）确立儒家的理想
曾巩对儒家可谓忠心耿耿，他“家世为儒，故不业他”[5]p232，在《粱书目録序》他大肆抨击佛教，认为是“佛......为中国之患”[5]p215，要以儒易佛。这种斩钉截铁的态度，也为他得到了“淳儒”的称号。作为一个儒家的卫道者，曾巩如何一步步确立自己的理想？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略知一二。庆历元年曾巩入太学，他第一次给欧阳修写信的时候就谈到了大贤的特点：
明圣人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5]p231
而他想要“慕观圣人之道于执事”[5]p232。这篇虽然是曾巩的自荐信，但他文中体现了他宏大的儒家理想：行圣人之道。具体来看，贤者是明白百世之前的圣人之心，并使圣人之心使百世后的人所明白。在他眼中，儒家的大贤就是作为圣人思想的一个接力手。这篇文章雖然在赞扬欧阳修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上的努力，表达他想向欧阳修学习圣人之道，其实也是曾巩本人的人生理想。
曾巩在与欧阳修的书信中多次谈及了他的理想。在他落第的时候他写了《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见弃于有司，环视其中所有，颇识涯分，故报罢之初，释然不自动......诚其材资召取之如此故也。[5]p233
他的淡然是建立在对自己学识的自信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之上的，有欧阳修这样的一代宗师赏识他，他确实可以忽视俗世的评价。在后文又谈到了沿途所闻，见到了许多因饥荒逃难的难民们，都展示一个“醇儒”对国事民生的关心，这也是他在陷入人生低谷的时期支持他继续坚守理想的动力。关于从政的理想，后来曾巩在《上欧阳舍人书》中开篇提出：
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一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5]p235
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庆历四年[6]p30，曾巩因落第在家中，他依旧关心着国家大事，当时正是范仲淹等人施行「庆历新政」的时候。曾巩知道后，也向欧阳修叙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认为对于北宋改革是十分急迫的。他对于国家之运行很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也很想在官场上施展一下他的才华。这与范仲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不谋而合的。
可以看出，曾巩有着儒家知识分子一贯以来的民本思想。论语》中谈到学而优则仕，将自己所学习的知识在就任中展示出来，为民生、国家谋求福利。《南轩记》中他谈到：
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5]p231
就讲述了他读书的目的：所学的广博，但坚守的理想是十分简要的;说的道理虽然简单易懂，但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博览群书后依旧坚守儒家的思想，并以追求圣人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这种儒家的理想深深根治在曾巩的脑海中，他的一生也都在追求着圣人之道，他的责任也不可谓不重了。
（二）偶现的归隐之心
和恩师欧阳修及好友王安石不一样，曾巩没有像他们身居高位，他在外游玩的时候写的诗，偶会会体现他内心的悲凉与不甘。《丹霞洞》中他是这么说的“：吾徒于时直何用，欲往未得心茫然”[5]p32这种茫然的状态让他怀疑自己的理想，他也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来排解。这时候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归隐，希望在归隐中寻得内心的安宁。在他的诗文中偶尔会体现有归隐之心。在过彭泽》中曾巩写道：
渊明昔抱道，为贫仕兹邑。幡然复谢去，肯受一官絷？予观长者忧，慷慨在遗集。岂同孤蒙人，剪剪慕原隰。遭时乃肥遯，兹理固可执。独有田庐归，嗟我未能及。[5]p34
这里谈到了陶渊明不肯受官职隐居家中，其中引用了《易》中的“遯”卦，卦曰“肥遯，无不利“，有的时候逃避官场远离小人是吉利的。结尾还表达了对陶渊明有自己精神归宿的羡慕之情，自己却不能像他一样潇洒。曾巩还有两首以菊花为题的诗歌也表达了一种归隐之思：
《菊花》其一菊花秋开只一种，意远不随桃与梅。游人有几爱孤淡，零落
野水空岩隈。层层露萼间枝叶，金靥万个围苍苔。直从陶令酷爱尚，始有
我见心眼开。为怜清香与正色，欲搴更惜常徘徊。当携玉轸就花醉，一饮
不辞三百杯。[5]p36《菊花》其二
东篱菊花今已开，万物各自相驱催。却寻桃杏那复有，旧树惨惨空墙隈。
年光日日已非昔，人世可能无盛衰。朱颜白发相去几，势利声名相抑排。
三公未能逃饿死，九鼎竟亦为尘埃。乃知万事皆自枉，有便只宜持酒杯。[5]p44
两首诗虽然题目都一样，但其中之情感大有不同。如果说其一中谈到的菊花、酒等意象只是简单的通过陶渊明的典故来表达自己赏菊时刻的心情，那么其二的意象就凄冷许多。这首诗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像是之前的曾巩，光看这首诗，曾经的理想都仿佛丢在了脑后。但我们也知道，诗歌表现的只是一时的情感，并不是贯穿曾巩一生的，曾巩酒后发的牢骚并不能认为是曾巩思想的一种转变。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以看到，道无法施行的时候选择归隐也是符合儒家之要求。
可以看到，在曾巩的仕途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也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会沮丧，也曾想过要归隐逃避，那么是否归隐是曾巩的最终选择？
（三）“得其行时则行，不得其时则止”
仕途的不顺让曾巩对自己的遭遇有着深刻的反思，他在作品中也得以窥见他的思考。
首先，他深刻地认识到“不遇”在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在许多文章中他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唐论》中他认为：“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5]p140而在这个时期之后“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5]p140自己有不遇之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文章结尾他又说“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很显然他劝诫的对象也包括他本人在其中。
其次，他将“不遇”与命运观相结合，认为这是“命”决定的。
《说苑目录序》“：古之圣贤非不欲有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5]p191有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上》
能不能得到要看命数。第三，他认为要伺机而动，应时而变。<南轩记>中谈到了他对处事准则的看法：
得其行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5]p286
他还是坚持阅读那些教人「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5]p286的书本，坚持自已的儒家理想。南轩是他盖的书屋，就像是陶渊明的草庐一般是他的一个寻求精神安宁之地。但他却不是逃避，而是在归隐和世俗事务之中寻求一种平衡。而在《学舍记》中他也提出安于贫困的要求：
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5]p284
安于粗衣淡食之贫困现状是为了等待自己愿望的实现，就像颜回一样的儒者“一箪食，一瓢饮”一般，有自己的追求而安贫乐道。
陈晓芬在《传统与个性：唐宋六大家与儒佛道》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了曾巩求得内心平衡的思维方式，并总结出两种曾巩常用的方法，第一是寻找可资宽解的参照对象，第二是从劣势中寻找优势，这两种方法使他始终不离道之核心，使他的心灵终归平衡。[7]通过对处境的反思而达到一种宠辱皆忘的境界，在有机会做官的时候他做得比别人都要好，在低落的时候也不会放弃自己对理想的追求，这就是曾巩从人生低潮中所学到的人生哲学。
《宋史·曾巩传》记载了他当地方官员的时候如何有效率的为官，这也是他身体力行儒家之道的体现吧。
三、总结
曾巩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时期他对人生的思考都是随之变化的：初入官场想要大展身手;遭遇挫折流露归隐之心;最后坚定信念应时而变。从始至终只有他对儒家理想的追求是始终坚定不改的。需要注意的是，要将这些综合考虑，我们才能认识一个立体的曾巩。这就是曾巩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曾巩能名列八大家之一，除了文章过人，他作品中体现的他对人生之思考也是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
[1]唐亞飞.曾巩对陶渊明的接受探析[J].东华理工大学学報（社会科学版），2016，35.
[2]喻进芳.曾巩面对不遇人生的思考[J].赣南师范学院学報，2011，5.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王焕鏣.曾南丰先生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6]陈晓芬.传统与个性：唐宋六大家与儒佛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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