焠炼尖锋本色

时间:2022-03-01 10:32:16 浏览量:

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一直摸着石头过河。

避暗礁,渡险滩,爬坡过坎……

“大国顶梁柱”的市场经济之路,真的是困难重重。

放权让利——首钢试行“扩大自主权”

1979年初,在国家层面酝酿对大型国企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改革时,时任首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冠五亲自策划报告,上报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请缨成为改革试点单位。

1979年5月,首钢成为8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之一。

同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放权让利”,以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

改革之初,首钢人的思想并不统一。公司各级党组织在全体职工中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又反复进行改革理论的学习、承包制的教育。通过一系列举措,很快统一了大多数人的认识,使改革举措顺利实施。

推行经济责任制,打破平均主义,确保做到“三个百分百”,是首钢改革的重要举措。即每名职工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之后,周冠五又提出了“利润包干”,即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的利润由公司按4:3:3比例(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自主分配使用。

当年,首钢就创造了3.1649亿元的利润,除去上缴部分,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万元。

尝到了改革的甜头,首钢在“利润包干”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方案: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2%上缴国家,超额部分归公司。超额部分按照60%用于生产发展、2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20%用于工资奖励的分配方式,自主支取使用。

首钢利润承包制,被评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的突破和改革”。自此,首钢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没有自主权的“生产车间”,转变为拥有一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企业。

联产计酬——步鑫生大胆“搞活经营”

1984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浙江省委支持和提倡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出要积极支持改革创新的干部》的文章,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随后,中央指示全国推广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由中央指示全国推广一个人,在步鑫生之前只有两位,分别是雷锋和焦裕禄。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党支部副书记的步鑫生,对企业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隶属于原海盐县二轻工业公司的一家企业,步鑫生走马上任时,企业已濒临破产,每年生产的四五十万件衬衣,有近一半都堆在仓库里。

改革,用步鑫生的话来说,就是被“逼”出来。

首先,就是打破“大锅饭”,实行“二定一保”联产计酬制。即定个人工种定额、定车间日产定额、保产品质量。

个人按工种定额完成,实行实超实奖、实欠实赔,超产不封顶、欠产不保底。制定车间生产份额,月产量超额,个人超产部分按车间超产幅度核增;月产量达不到定额,个人超产部分按定额不足幅度核减。

在通过超产奖励激发职工积极性,提高产量的同时,公司还专门制定了工艺质量标准,对生产过程实行规范化管理,并与产量一起考核。

其次,砸了“铁饭碗”,完善了福利制度。员工请病假,每天只发4毛钱生活费。对平时工作表现好的员工给予额外补助,对懒惰的员工则毫不手软予以辞退。

最后,步鑫生在搞活經营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探索,把企业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

1983年,海盐衬衫总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24个省、市、自治区,成为全县首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028.58多万元,利润58.8万元,上缴国家税款49.5万元,分别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4.3倍、4.2倍和2.6倍。

破除三铁——许继集团医治“大国企病”

1984年,试行厂长负责制拉开序幕。当年底,36岁的王纪年正式挂帅许继集团。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纪年把火分别烧向当时“大国企病”的聚集之处——人事、劳动、分配制度,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长效机制。

1985年,许继集团开始推行单一领导制。在集团所属各中层单位,只有一位行政领导,一律不设副职。单一领导制不仅是减少了几名干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形成高效精干、反应灵敏、决策准确、指挥有力的领导体制,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当年,许继有职工1800人,中层干部120余名。如今,职工增加到4100人,中层干部只有80余人。

不仅如此,许继集团还取消了任命制,干部实行三年一竞聘。

对于不同岗位的员工,许继集团采取了不同的收入激励分配方式:一线工人实行定额劳动奖励,管理人员实行定量化考核奖励,科技人员先后实行按科技成果提奖、年薪、职能工资的分配制度。

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许继集团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大胆地将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量化纳入分配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把市场带给企业的压力分摊到每一个员工,将企业利益同职工利益联系起来,并形成“流水不腐”之势,企业的用人机制充满了生气。

1999年,许继集团完成了传统机械加工企业向高科技企业的转变,市值达到16.5亿元,高新技术产品销售额占总收入的67%。

四定四保——石化总公司“对国家承包”

1983年,中国的石油产能已超过1亿吨,位居世界前十。但是,当年国内生产的化学纤维只有40万吨。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部门和地方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石化总公司,提高石化行业生产效能,为全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工业的改组、改造、联合,摸索并闯出一条路子来。

经过考察,李人俊和陈锦华成为石化总公司筹备小组负责人。从1983年5月上旬开始,筹备小组先后派出9个工作组,到20个省、市、自治区沟通企业交接事宜。仅半年时间,就将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38个企业收了上来。企业上收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实现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集中统一。

资产到位后,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改革目标,成为关键。

从1984年4月上旬开始,中国石化总公司先后召开了3次经理(厂长)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最终拿出了公司1985年到1990年的《进一步推行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案》。这个方案以“四定、四保、四包”为投入产出的内容,对国家实行承包。

“四定”是国家给中国石化总公司定产出、定投入、定税种税率、定留利办法;“四保”是国家给石化总公司保原材料、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保生产建设必需的资金,保统配材料和设备,保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四包”是石化总公司对国家包财政上交,包主要产品产量,包新增加的技术开发、自主开发和新产品试制资金,包产品质量。

之后,中国石化总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申请国外商业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大刀阔斧上项目,恢复建设了大庆、齐鲁、扬子、上海等4套30万吨/年乙烯工程和镇海、乌鲁木齐、宁夏等3套大化肥工程。这是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早期实践。

合资合作——大亚湾“借贷建设、售电还钱”

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从筹建、诞生到建成,与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兼广东核电党委书记王全国的努力密不可分。

1978年4、5月间,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随国务院领导出访西欧。在参观了法国核电站后,他的脑海里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解决广东电力匮乏的问题,核电或许是一条出路!

在王全国的主持下,从1978年下半年起,广东省开始调集专业人才,组织核电建设队伍,并着手核电站的选址工作。

1982年,国务院终于做出同意广东核电站建设的决定,将大亚湾核电站项目正式确定下来。

大亚湾核电站引进的是法国M310技术,总投资高达40亿美元。而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在1978年仅为206.4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为了解决建设资金,大亚湾核电站采取了“借贷建设、售电还钱”的全新模式——向银行借贷进行建设,建成后将电卖给香港换取外汇。在当时国家财政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杀出了一条解决我国核电站起步建设资金不足问题的“血路”!

1984年,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王全国被任命为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广东核电党委书记。

正当大亚湾核电站筹建的各项工作顺利推进时,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恐核”情绪在国内迅速蔓延,刚刚起步的大亚湾核电站随时面临夭折的风险。关键时刻,王全国两次致电国务院领导,力陈“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必要性。

“建核电站不能改变。”党中央一锤定音!

经过此次事件,王全国意识到宣传核电知识的重要性。随后,他接受了记者采访,就核电站的立项、审批、谈判、选址、安全、质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并表示完全有信心把广东核电站的质量建设好。这篇报道发出后,这场风波得到平息。

1994年2月,历经7年建设,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運,我国商业核电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蛇口模式——“外向型212业区”横空出世

1979年10月4日,随着一声震天巨响,深圳蛇口五湾的一座山头瞬间被炸开,土崩石飞。这就是改革开放“第一爆”!我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园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招商蛇口前身)横空出世。

工业区启动的第一个工程

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对于招商蛇口,对于深圳经济特区,对于改革开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码头后方堆场施工中,需要清理大量淤泥,换填石渣和开山土。这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工人们需要昼夜不停地施工,才能保证工程按照既定工期完工。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吃着“大锅饭”的工人们按时上班,“七平八稳”地开着运泥车清淤,工程进度十分缓慢。

看着工期越来越紧,时任蛇口工地党支部书记沈长林,组织支部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把工期赶回来。经过商讨,一份“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奖励方案经支部通过,提交到蛇口工业区党委。

这份奖励方案,经工业区党委会研究同意后,最终确定:工地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每天必须装运40车的石料。超过定额后,多拉一车,就奖励工人4分钱。

从那一天起,蛇口工地上处处是热火朝天施工场面。一个月下来,工人们平均每天运泥100车以上,每人都能多拿100多元的奖金,整个工地也多创造出了130万元的产值。

正是从“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开始,短短数年问,蛇口工业区远离了“大锅饭”,形成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模式。

此后几十年间,招商蛇口的脉搏与时代紧密相连,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提供着宝贵经验。

邯钢经验——抓管理首先“抓成本”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一大批国有企业因设备老化、人员过剩、债务负担重和企业办社会等问题,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作为1958年成立的国有企业,邯钢也不例外。

1990年,火爆的钢铁市场急转直下,原本2000元一吨的钢材几乎在一夜之间降到1600元,这已经跌破邯钢最低的生产成本。同时,燃料、运费、原材料却一路上涨。

一落一涨,两面夹击。当年,邯钢生产28种产品有26种都出现了亏损。

面对如此困境,时任邯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刘汉章带领班子成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当时我们就吃准了一条,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转变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走向市场。”

刘汉章给总会计出了个题目:做一个保证邯钢所有产品都不赔钱的成本指标,做出来后分解到处室、分厂、车间及个人,并将指标完成情况与利益挂钩,让每个职工有家可当、有财可理、有责可负、有利可得。

经过几个月严密的测算,共列出了10万多个大大小小的成本指标,2.8万名干部职工人人有份。

这就是之后总结形成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经营机制,也是“邯钢经验”的核心。

1991年1月,新的经营机制正式实施之后,就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前三个季度,邯钢实现利税比上年同期纯增6351萬元,增长70%,位于全国同行业前列。从连续5个月亏损到“乾坤大挪移”般的翻身,邯钢巨变引起人们关注。

1992年4月,冶金部在邯钢召开现场会交流“邯钢经验”,提出在冶金行业推广邯钢做法。

1996年1月,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批转国家经贸委、冶金部《关于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学习和推广“邯钢经验”。

“邯钢经验”是在我国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内容十分丰富。简单说就是:搞企业就要抓管理,抓管理首先是抓成本;成本控制是有止境的,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正人先正己,从最高领导做起。

吴淞口岸——宝钢探索“企业现代化”

1978年12月23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2天,吴淞口岸打下第一根钢管桩,宝钢工程破土动工。

作为特大引进项目,宝钢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冶金部和上海市支持下,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从五湖四海汇集到宝山,组成了宝钢生产人员的基本队伍。其中,1.2万余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整个队伍的主心骨,在掌握引进技术、合格上岗操作、保证顺利投产方面,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1985年9月15日,宝钢一号高炉中国最大的4063立方米高炉——一举点火成功。1991年6月29日,宝钢二号高炉举行点火仪式,标志着二期工程基本建成。1998年底,由宝钢自筹资金建设的三期工程基本建成。

在建设宝钢期间,工程指挥部组织全体建设者和生产人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开展“三感教育”(即树立建设宝钢的光荣感、责任感、紧迫感)。

在生产经营中,宝钢在经营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实行集中、一贯管理体制和以作业长制为中心的基层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效率;推行精干、高效的劳动人事管理,追求劳动定员合理化,不断改革工资奖励制度,健全激励和竞争机制;把企业教育放在企业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不断激发和保护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92年,宝钢总厂定员由原设计的4万人,缩减到2.44万人。

1993年,在全厂实行每周五天(40/小时/周)工作制的同时,主体经营生产岗位再减2239人,全员劳动生产率按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计算,达到59.55万元/人·年,按净产值计算为40万元/人·年,实物劳动生产率296吨钢/人·年,人均创利税24.6万元/人·年。

到1995年,宝钢累计实现利税243亿元,国家在宝钢投资的原始资本增值了1.2倍。

之后的几十年,宝钢加快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企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改革开放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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