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内部深层矛盾问题自觉自发推行的强烈变革。它指向对党的长期执政最具威胁的内源性风险，以党内矛盾运动为根据自发驱动，放大党的内部深层变革引发系统性重构。党的自我革命具有自洽的运行机理，能够在自组织基础上推动党的肌体的净化、修复与发展演进，是新时代党中央重塑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效实践形式。
关键词：自我革命;党内政治生态;逻辑契合;共振增效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4-00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党中央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取向、宏观思路和基本策略研究”（17ADJ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杨（1991-），男，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党的学说。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彻底解决了自身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刮骨疗毒的意志革除了许多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将整党治党成果引向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提升，意在培育与强化党的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一种内源性驱动模式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深入“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荡涤一切附着在党肌体上的肮脏东西”，最终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全面净化与系统性重塑。党的系统内环境的创设，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长期的良性反哺。
一、自我革命与优化黨内政治生态的内在关联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党实践中以解决自身深层矛盾和问题为靶向，自觉自发推行的强烈变革，是一种由内而外对党的肌体进行排毒杀菌、提升免疫力的有效自我组织形式。新形势下，党中央推进自我革命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具有高度的逻辑契合：它们一同致力于解决对党的长期执政最具威胁的内源性风险，重启党的自我修复功能的运行机制;以党内矛盾运动为根据强化自我驱动，排除外力干扰对社会环境需求主动回应;放大政党内部深层变革引导整体性重构，打破利益固化促进党的动态优化。
（一）内源性指向
党内政治生态是政党系统各主体要素同党内外环境生态因子之间，通过非线性联系及生态化互动形成的系统内环境综合。党内政治生态为保持自身秩序稳定，不会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全面的相互渗透与交流，它依托于政党系统边界可以有效限制外界影响向党内的输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接受或抵抗来自社会圈的冲击”[1]。由于系统边界对外力干扰的削弱与屏蔽，可以认为党内政治生态的生成、运作及优化过程主要是由党的内部相互作用造成的，“这个复合体的总体变化就是各要素变化的（物理的）总和”[2]。这种逻辑关系清楚定位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进程中敏锐察觉到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主要问题出现在党内，“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3]，因而最终明确了刀刃向内的指向。
系统论认为：“系统的自组织，作为一种客观的、普遍的现象，体现在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自发运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发地形成结构的过程之中。”[4]党内政治生态也是处于动态演变进程中的自组织系统，它可以自发地对内部污染进行排除与消解，对受损部位进行恢复与重塑，并通过政党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整体优化及组合方式的结构性重组走向稳定有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治党形式带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一方面以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引发了党内政治生态各要素的联动提升;另一方面在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疏通政党权力传输脉络为中轴调整党内关系，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全党，推动政党内部的体制再造。这种实践形式实际上是通过自发调整内源性的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来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优化。
（二）主动性驱动
学术界一般认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是党的事业发展形势与党内问题倒逼下的被动适应，即“不是它的自发、自主过程，而是被外部动力驱动的组织过程或结果”[5]。但实际上，党内政治生态可以依靠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联系及生态化互动关系生成自我发展的驱动力，自发走向稳定有序。“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就可以称为系统自组织。”[6]在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下，党内政治生态可以自发建立精细复杂的组织结构、形成稳定合理的运行模式、创造健康有序的表现形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党的自我革命机理融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践，目的就是发扬自我革命鲜明的自我指向性，一方面全力查找附着在党的肌体上的病毒，消除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类风险，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另一方面培育党内政治生态优化演进的内生动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态排除和消解外部干扰、内部矛盾的自净能力。
借助自我革命的实践形式推动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是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它较之于外力驱动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它是一种由内而发的自主变革，能够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演进注入生机活力，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内生稳定性形成良性反哺。其次，它不打断、不叫停党内政治生态各项机制的正常运作，故而可以避免因深层变革引发全局振荡，保持自身结构不变形、基本功能不流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规划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策略，摆正外界环境同党内政治生态的关系，更加注重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外界环境压力的主动承接，发掘党内政治生态发展的自我驱动与自组织演进。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彻底的革命精神不断压缩、铲除党内消极腐化现象的生存空间和土壤，积极营造清正廉洁的党内大气候;“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7]，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涵养党内政治生态。这些举措强调党内政治生态优化演进的内在根据，从其内部的组成要素及组成结构的优化入手，推动党内政治生态的发展。
（三）重构性变革
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与重塑并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或局部改造，而是事关系统整体形态和运行方式的全局性、方向性、根本性变化，是“从一种结构转变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结构，属于革命式的转折”[8]。革命本身就强调变革的急剧性和暴烈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9]。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则是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态的变革程度、规模、范围、频次、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期彻底改变过去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局面，以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的态度和决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10]，真正将从严治党管到位上、严到份上，刹住党内歪风邪气，让党内正气充沛，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全面好转。
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是一个自身结构层次由简单到复杂、表现形态由无序到有序的飞跃与突变过程。“突变指的是系统通过失稳从一种组织状态变成另一种组织状态，这实际上是系统的整体上的质变。”[11]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起点与终点，它中断党内政治生态的常态化渐进转型，代之以强力的、激烈的自我革命方式释放政党内部失稳、放大深层变革、引发要素涨落，最终冲破旧的体制与结构的僵化束缚，推动党内政治生态远离封闭平衡实现动态演进。在政治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态整体表现形态的转变是连续改善、逐次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转变速率会因组成要素及组织结构的优化而逐渐加快，最终实现整体形态的变化。因此，党中央在优化与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中尤为关注党员队伍主体、党内制度、党内政治文化、党的作风等组成要素的优化，并着力完善与更新党的体制机制，目的就是为党内政治生态的发展演进注入生机活力，推动党内政治生态整体形态实现快速跃迁。
二、自我革命融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践的内在机理
实践逻辑的高度契合，使得自我革命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促进成为可能。就实际效果来看，党的自我革命深度融入党内政治生态的生成、运作与发展机理，在自组织特性的基础上衍生出更为高级、具体的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自我演进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助益党内政治生态排除和消解党内外环境污染、修复与重塑局部受损区域，还能保证党内政治生态正向有序演进。
（一）自我净化保证整体运行稳定存续
自我净化是党内政治生态对党的内部矛盾及外界环境干扰的自发应对，是在自组织机制基础上衍生的对政党系统内环境的自我调节、自我管理效能。党内政治生态的自我净化效能使其处于一个不断优胜劣汰、吐故纳新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党内政治生态为适应外界环境压力与自身发展需求，往往会改变与外界环境的联系方式及内部各要素间的组合结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组成要素本身，包括优化或除掉某些要素。在同外界环境的相互联系与交流中，党内政治生态可以排出内部劣质要素，并选择、吸纳、同化外界先进要素，以一种新陈代谢的方式保证自身组成要素的最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清除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不当利益关系及商品交易原则，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以各种“明规矩”替代“潜规则”，坚持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替代“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这些举措在党员主体和党内环境影响因子方面完成了一系列优胜劣汰的“替代”工作，进一步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除此之外，党内政治生态通过自我净化效能还可以增强对外界干扰的免疫力。党内政治生态为保证自身存续必须同外界环境进行交流，但外界环境的输入又泥沙俱下，“一些负面的东西还会不断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12]，有的甚至对党内政治生态的正常运转形成冲击。而苛求外界输入纯而又纯无异于走向僵死的自我封闭。自我净化为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一种拓展广耐受性的方式，它可以增强党内政治生态对外界环境扰动的承载力与包容度，使其能够在受到扰动后恢复和保持原来的整体性特征。就實践表现而言，自我净化无法助益党内政治生态对外界干扰的抵御或屏蔽，而只是一种具有迟滞性的补救与修复效能。当党内政治生态的表现状态因外界污染激起震荡时，自我净化会减消这种震荡，“一直减消到系统到达平衡状态为止”[13]。
（二）自我修复重构生态要素结构完整
“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14]74在以往的党建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过度依赖于外界指令的干预，而忽视了自我修复能力的培育，这成为当前党内政治生态脆弱易损的症结。自我修复是党内政治生态受到内外界环境影响发生紊乱无序倾向时，自发启动的故障排除与“伤口”治愈。它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重建党内政治生态的完整性。主要包括巩固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边界、还原其内部的组织结构、补充流失的政党主体因素及生态因子等。二是恢复党内政治生态的正常运转。主要包括强化党内政治生态内部各要素间的非线性联系、重新确立同外界环境的稳定交流关系、重启系统内部各运行机制等。党内政治生态自我修复的理想状态是完全恢复如初，但在实践中往往并不能如此，只要党内政治生态能够恢复到组织结构完整、功能发挥稳定、整体运行有序即可认为得到了修复。
受到病毒感染的人治愈后体内会产生抗体，一段时间之内不会重复感染，相比普通人多了一层对抗病毒的“盔甲”。自我修复效能对党内政治生态也具有同样的增益。在排除污染源、生态基本恢复之后，自我修复效能能够及时填补要素空缺、堵塞系统漏洞，进而帮助党内政治生态对特定问题产生拮抗，有效防止同类问题反弹回潮。就这一层面而言，党内政治生态的自我修复超越了对系统正常运行的简单维系，它在问题修复与生态复原的基础上衍生了“二次发育”的倾向，具有一定的发展性。新时代，在恢复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整改暴露出来的问题，“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攻克什么问题”[15];另一方面，着重查找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空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制度漏洞，及时填补了党内政治生态的要素失位，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态脆弱易损的局面。
（三）自我演进推动系统正向有序发展
党内政治生态内部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及反馈关系，这使它总是能够保持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演进方向。党内政治生态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一种最基本的自我完善形式，主要表现为系统组成要素的丰富、组织结构层次的增加等。一般认为，党内政治生态内部的复杂程度越高，其整体表现形态越不容易受到区域波动的影响，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党内政治生态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中，最初往往会产生冗余的要素和结构，这为它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的进一步优化，这些多余成分通常会被剔除。故而，稳定、纯净的党内政治生态内部的要素组成及结构层次显得十分清晰和简明。为建立运行高效、科学规范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党中央在2018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其中规定“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16]，明确指出要在机构职能系统完备的基础上破除机构重叠、权责交叉、效率拖沓等弊端。这同时为党内政治生态削减多余要素、精简结构层次等作出了努力，成为党内政治生态内部简约化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党内政治生态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发展的核心在于自身稳定性的增强。党内政治生态在发展演进中能够通过密切内部要素组成之间的非线性联系、改善整体结构形态、巩固同外界环境之间的交流关系来增强自身的稳定性。然而，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复杂系统真正地处于稳定状态之下：只要它维持着其结构，它就总是稳定的。”[17]党内政治生态稳定状态的维持也并不是完全静止的，它一方面需要同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局部失稳与层级波动的扰动。因此，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是在整体表现形态、行为模式和结构功能不变的基础上达成的动态均衡。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原因，党内政治生态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18]。但由于党内政治生态的自稳定性，这种局部地区的污染并没有放大为全局性波动，党内政治生态整体稳定有序的全局没有变，积极向好的正向发展势头也没有变。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路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协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践，在实践路径的规划与预设中更加注重二者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共振增效，这使得自我革命的治党方式向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的融入更加科学高效。
（一）由内而外
由内而外是指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率先以自我革命的方式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进而推动优化成果溢出政党系统边界引领社会生态及社会风气产生变革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9]，党内政治生态的表现及党的作风好坏都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一个时期以来，党内一些部门“四風”问题增多，腐败问题严重，致使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便会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甚至会制约社会文化发展、影响社会风气。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治国必先治党的基本策略，并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来抓，提出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0]。在实践中，党中央大力整治“四风”问题，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制度执行、强化刚性约束。经过几年的持续发力，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为引领社会风气、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表现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外界环境压力，它可以主动选择、改善或创设更适宜的外界环境。在开放环境中，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表现状况能够为群众所亲切感知，群众会依此形成或重塑自身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与政治价值，并形成与政党倡导较为一致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这便是党内政治生态与党的作风对社会风气的带动效应。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着力抓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党的作风建设，另一方面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优化，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创设清明的社会环境，实现了社会生态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良性反哺。如此一来，党内政治生态同社会生态相得益彰，加快了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好转。
（二）以点带面
生态学理论认为，影响生态环境的生态因子具有非等价性，在一定条件下，诸多生态因子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据此，可将不同生态因子分为主导因子和次要因子。其中主导因子的变化能够引发其它因子的生态联动，最终引起环境中全部生态关系的变化。因此，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可以是主导因子率先优化引起系统整体演进发展，这也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实践逻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实践中一方面强调党内政治各要素的整体优化，注重各项举措的整体推进，防止单兵冒进和顾此失彼;另一方面注重区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整体政策安排与具体政策推进的关系，具体划分各项举措的主次位序、优先差别。习近平指出：“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21]实践证明，率先解决“四风”问题，整治切口小，重点突出，不仅实现了党的作风好转，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还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打开了有利局面。
党内外环境中的诸多生态因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在与其它因子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综合作用中对党内政治生态产生影响。故而，党内政治生态只有在各部分、各要素协同优化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更加完善的整体性结构与聚合性功能。但在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演进总是局部区域或重点要素的率先突破，而其它部分的优化则相对滞后，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往往会制约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稳定程度。中国共产党在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中，不仅注重聚焦问题、突破重点，率先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严重和作风不良等问题;还强调“把握全局，注意协调，力争最大综合效益，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22]，坚持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协调共进，为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优化打下基础。
（三）以上率下
以上率下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进程中，对党的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教育引导领导干部讲究党性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约束手中权力、防止腐败侵蚀，强化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效应，为普通党员形成先进表率，推进党员主体的整体优化。党的领导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专业能力、权责态度和行为作风等方面对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影响。“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12]反之，党的领导干部出现问题，会给所在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带来严重危害。如广东茂名曾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在主要领导的负面影响下，茂名官场在干部任用中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严重，“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23]。经调查，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涉腐，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政治生态。
共产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员队伍总体向好，党内政治生态才能实现整体净化。党员队伍整体质量的提升不仅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以自我革命精神认真进行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同时普通党员也必须主动检视自身，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要求必须从党的上层组织向基层组织延伸、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普通党员做出榜样，“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24]。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改造党员主体、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开展了多次主题教育，其中有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严三实”主题教育，也有逐渐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些主题教育加强了党的自身队伍，有效整治了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落后问题，对优化党内政治生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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