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胤辚
摘 要：弗洛姆从人本主义出发来构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哲学体系。他深入揭示道德发生异化的本质，并阐明了人本主义道德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拓展的新方向。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弗洛姆通过对现代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剖析与反思，追溯了主体异化的本质。道德的复归是对主体异化所导致道德异化的修正，也是道德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关键词：弗洛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异化;人本主义;自由王国
面对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所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一直在着力构建与拓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内容体系，来探索解决社会伦理问题的途径，并相继完成了《逃避自由》（1941）、《为自己的人》（1947）、《健全的社会》（1955）等著作，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弗洛姆深入揭示了西方工业化社会下“机械化”生活所造成自我的单向度生活，由此引起道德秩序的松弛。弗洛姆依据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汲取与批判，以人的自我道德复归为切入点，指出了人本主义是道德哲学的最大的命题，并重新阐述了“道德哲学”。在此基础上，弗洛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指明人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的启迪意义，与此同时，人在道德实践中遵循人本主义的原则，也是完成道德复归的基础。
一、对人同自己的道德类本质相异化的批判
艾瑞克·弗洛姆（以下简称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深入剖析并批判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弗洛姆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健康”和“不健全”的社会，而导致出现“不健全”社会最核心的原因是由于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发生了异化;在现代化工业的世界里，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劳动的生产分工不断成熟，逐渐使得人的社会活动扁平化。在马克思所剖析的劳动异化的基础之上，弗洛姆提出了科技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并以此展开批判与思考。弗洛姆在对于人的异化进行了深入批判的基础上，继而提出了健全的社会是适应人的需要的社会，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成为他人手段的社会，健全的社会更是让每个人的幸福和个人的发展都能得到满足的社会。
“道德”（Morality）一词源于拉丁语“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一般所谓的道德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对人民的生活及其行为起着价值判断与指导作用[1]。道德是潜意识的超意识形态思想，弗洛姆曾言：“在意识背后潜伏着无意识的现实，无意识才是人的真实意图的体现。”[2]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人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是所有道德行为发生的承载者。弗洛姆对于道德行为主体——人，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客观存在的主体人受物化影响先发生了异化，继而导致了人的附着物——道德也随之发生了异化。弗洛姆解释道：“异化概念植根于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之上，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人的存在和他的本质的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或者，换句话，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3]
弗洛姆认为人本主义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的建构具有塑造作用。弗洛姆指出道德行为亦是获得自我满足的方式，在爱他人、帮助他人的时候，获得自我的幸福感。道德是同理心的衍化，更是人本主义正确的范式;道德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字面所被赋予的意义，在社会中人绝非独立存在的个体，每个个体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意義;每一个个体构成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公民，亦有什么样的国家，健全的社会和国家一定是弥漫着奉献的人本主义色彩的。弗洛姆从历史唯物主义、理性的批判以及劳动异化三个方面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也在后工业化时代批判了人的异化，揭示道德所发生异化的本质。
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成为道德产生并且发展的根本，人类生存与生产方式的发展、文明水平的提高、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程度的不断紧密，道德作为社会的公序良俗，更是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调节器”。因现实客观的存在发展需要，使得道德产生、发展、成熟。但在资本逐利本质下，科学技术也随之发生异化，成为资本攫取利润的工具。与此同时，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确化，使得人的精神活动和生命活动被分离成两个部分。
第二，理性的批判使得理性本身得到了解放，理性促进了思想的运动以及道德的成熟。就如弗洛姆自己所说的：“理性的目的在于理解，理性致力于找出表面现象下面的东西，认识包围着我们的现实世界的核心和本质。理性并非没有功能，其功能不在于延长肉体的生存，而在于推动思想和精神性存在的发展。”[4]140
第三，以劳动异化为链条，将异化传递到现代工业社会的每一处角落，人自我的异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资本主义的分工协作日益成熟，人与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的相异化更加严重，使得人完完全全成为资本的附庸，由此导致了人自我异化的不断加深。人开始丧失自我感，失去了人为中心的地位，逐渐成为达到经济目标的工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失去本有的联系，原有关系不复存在，道德受异化影响，使得道德与人相疏远。
二、道德哲学：人本主义对现实的超越
弗洛姆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弗洛姆认为道德哲学应是道德与人性结合的延伸，人本主义对于现实的关怀便孕育于此。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就提出了“哲学史本身就应该是哲学的”。在道德哲学史的视域下研究道德哲学，可以追溯至当代西方伦理学者麦金太尔，在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发后，麦金太尔批判道：“伦理学成了一门以康德术语来界说的学科。”[5]
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切当代的道德的内容都是对同时代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状态的体现。由此可知，道德哲学的发展史就是社会的发展史。在唯物史观视域的框架下，把道德哲学从空中楼阁拉回到了现实的世界，并赋予了道德哲学“人本主义”的特质，祛除了困扰道德哲学研究形而上学的伦理困境。弗洛姆认为道德是人实践于社会的伦理反映，道德作为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意识亦会随着社会经济状态的改变而改变。后工业化时代，当科学技术的发展超乎人类预期，技术逐渐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的生活也随之有了之前未曾想象的变化。技术使得主体的人充满了不确定性，道德作为人伦理思想的体现，也无法避免被异化的命运。弗洛姆强调人异化本身的最核心驱动力在于对人性的否定与颠覆。在这一切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与道德在人所生存的物质世界里“分道扬镳”。
弗洛姆力图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时代，重新构建道德哲学中的核心——“人本主义”，弗洛姆认为“人本主义”更是人的本质回归、伦理与幸福的回归。正如弗洛姆自己所强调的“在异化世界范畴中被视为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正是病入膏肓的人——尽管这里所说的不是个人的疾病，而是社会性的缺陷。”[4]162基于“人本主义”向现实关怀的回归，弗洛姆从四个维度对“人本主义”做了论述。
第一，“人本主义”（Humanism）最早出现于拉丁文里的“humanitas”一词，字面意思是“人性”以及“万物之灵”。历史积淀，人本主义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欧洲的文艺复兴推动了伟大的人文运动，以自然人的“人性”去冲击教会的“神性”;以及对于自我的发现，孕育了西方理性人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实质变成了非理性的人本主义，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理论与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论”等为典型，把非理性本体论化。而在弗洛姆看来，在一定程度上，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以及发现世界的手段，理性的人本主义是道德上升至哲学的思想桥梁。弗洛姆正是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进行了扬弃，并且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广阔视域之下建构以人为本的道德观。
第二，人本主义是道德哲学的核心本质。弗洛姆在汲取和融合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之上强调，由劳动异化所延伸的技术异化与理性的丧失，再加之在资本逐利之下科技的放任自流，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的异化又促使了全社会全方面的异化，人也将会处在一个焦虑的环境之中，道德沦丧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信任荡然无存。道德哲学不是仅限于哲学的思辨，而是立足于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现实行为准则。在弗洛姆看来，意志的自由建构了道德的本质，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伦理从人本主义出发，摆脱异化的现实的干扰，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思想的自由，也是个体精神价值的展现。
第三，现代工业社会下的人本主义。弗洛姆认为西方社会在经历一个衰败以及去人性化的过程，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环境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在技术异化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之下，工业时代“赢利社会”特征越发明显，有着欲望与情感的人也在日益丧失生活的中心位置，人在日常生活中感觉不到自我存在，自我也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列斐伏尔指出：“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普遍意义上的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都不是十分了解，或者说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了解得不够充分。”[6]
弗洛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工业时代下，经济、技术、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同时期生活的人，不可能置身事外，人自我也发生剧烈且深入的变化。一切本真的类本质被现实以最扭曲的异化所改变。技术的进步促使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抽象化和量化远远超出物质的范畴，作为自为的人也变成了量化的价值的体现。道德行为作为人伦理观念的具体化表现，当主体的人都在异化的社会中，在精密的劳动分工体系和流水线机械操作之下，被冠以物化的价值体现，自我意识被束缚上枷锁，人本主义的种子便很难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中萌发。弗洛姆阐述道：“马克思绝对没有忘记不仅环境造就人，而且人造就环境。”[7]现代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分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机械化的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随之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与此同时，受影响的意识也会反作用于客观存在。
第四，人本主义的回归。弗洛姆认为人本主义从人的自我出发，最终也必然回归于人的本身，人必须自我拯救，使自己成为自为的人，在历史的发展中进步。道德的主体是人，人本主义回归于人是自我的涅。弗洛姆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是精神、物质、道德等满足的社会，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自为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基础之上。道德的实质是人的内心世界和自我行为的价值取向，弗洛姆强调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差异性的，差异性体现在各个方面。而西方的技术革命和资本逐利导致劳动分工，使得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更趋向于单一化，人所主导的价值取向不再任由人所主导，而由资本所支配和引导，人最终成为单向度的人。为避免陷于單向度的社会囹圄之中，弗洛姆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来使道德得以复归。追求马克思所提出的人全面的解放，人的全面解放亦不外乎人自我的发展与回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本主义回归自我的基本价值，亦是自我解放的途径之一。
三、人本主义的关怀——道德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正如美国哲学家佩弗所言：“我所提出的仅仅是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的概要。它的道德成分是一种社会正义理论，而不是关于道德的方方面面的理论。”[8]而弗洛姆则强调个人的自我意识自由构成了道德伦理的基础，将道德内化于人自身则是成为“自为的人”的解放之路。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全面解放”在伦理层面的意义亦是如此。弗洛姆通过糅合弗洛伊德人格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人学思想，进一步展开对主体人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人全面实质的解放应该是人回归于人的本体自我，而不是转向被异化了的自我。完成这一复归离不开人本主义对现实的关怀，回归于人自我是协调好道德与幸福的基础，从而可以真正步入马克思所说的“大写的人”发展时期。
弗洛姆认为现代工业化时代，由劳动异化所引起的社会的物化已经影响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自我都陷入异化现象的怪圈，缺乏理性与否定的精神。在人与社会的逐渐单向度化之下，出现了人与道德伦理可被量化的现象。由此而出现了道德沦丧、伦理秩序松弛、社会公序良俗混乱等问题，使得人道德与精神文明缺失，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面对种种问题，回归于人的自身的人本主义显得尤为重要，主体人是“目的”的对象，而不是“手段”的对象，人本主义走向现实是道德复归于人的基础，道德的复归，也使得道德对于人与社会的塑造力量更加清晰可见。弗洛姆归纳了道德的复归何以可能，并扩展了人本主义走向现实的意义，以及提出了自我意识对精神的塑造。弗洛姆又从三重视域分析了道德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飞跃的必然。
第一，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窥视道德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然。“马克思在用世俗语言表达宗教的救世思想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过去一切历史都只是‘史前历史，只是自我异化的历史;社会主义预告了人类历史、人类自由的开始”[4]200。弗洛姆指出马克思科学演绎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也是自我异化的“历史终结”;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本主义也随之冲破了异化道德观念的掣肘，回归于人自身;道德的复归，也消除社会存在“不健全”的伦理因素;人类社会发展至社会主义阶段，人本主义复归于人自身，将道德从物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二，从社会经济基础更替中预示道德通往至善王国的必然。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义过度强调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利益是现代工业化下人的主要动力，破坏人的自我完整性。同时，弗洛姆也指出人类情感的复杂性，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伦理意识的形成，已形成的伦理意识又深深植根于人性和人的存在状态之中，在相互影响之下，道德秩序不可避免地趋于松弛。社会主义通过一种更加合乎理性与道德，且更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使得人从经济利益的枷锁之中解放出来，进而更使得人注重自我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解放;人本主义在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中，不但让我们摆脱了荒蛮，也为人类勾勒出一条自我解放之路。
第三，人内心存在向善性与获得认同感的追求。弗洛姆强调人类自我情感的复杂性，以及获得认同感的欲望。对于人类情感中的认同感，弗洛姆认为人对于认同感的追求甚至于超过人类自身所存在的其他欲望。当一个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人性之中的向善的本性就会被激发出来，特别是当一个社会以追求道德为荣的风气蔚然成风时，人内心的向善性在追求认同感的过程中被无限释放出来，人的道德意识就借此产生了。道德意识又在大脑的系统整理之下，形成了道德观。在新的道德观的指引之下，道德塑造的链条将不断得以向前运转。
参考文献：
[1]任帅军.马克思道德观意蕴及其启示[J].伦理学研究，2014（69）.
[2]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M].徐俊达，徐俊农，译.北京：國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8.
[3]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59.
[4]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53.
[6]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 1）[M].Verso，2008：94.
[7]赵敦华.西方人本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8]R.G.Peffer.Marxism，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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