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群?刘丽群
摘 要 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是以融通、共生、共享、共贏为特征和指向的发展模式，是基于普职等值的整体统筹和融通，是系统内部规模、质量、结构与效益的协同促进和共生，是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无缝衔接和共享，是与区域社会对话和沟通的开放融合和共赢。当前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教育在内部结构和质量效益上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但在规模及其与教育系统内外衔接沟通方面协调性不高。
关键词 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09-0033-05
新时代背景下，“协调发展”已成为主流发展观，是我国未来发展重要的目标和方法论。现阶段有关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分析、战略意义和国内外经验的描述，究竟什么是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现状怎样，评价协调发展的维度如何呈现等相关问题，是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后续研究的对话基础，需要进一步厘清。根据“协调发展”语义语用及其理念生成的社会学意义，本研究认为，“协调发展”是“协调”与“发展”的天作之合，协调是发展中的协调，发展则是协调基础上的发展，是以融通、共进、共享、共赢为特征和指向的发展模式[1];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协调发展是发展智慧的集大成，是由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谋生性发展、工业文明的增长性发展而来[2]，是现代和谐文明出现的标志性特征，是发展的高水平阶段。基于此，我们自上至下、由内而外聚焦四个方面来阐释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完整内涵和格局特征。
一、融通：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是基于普职等值的整体统筹
“整体性是系统、要素和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3]，“考察各孤立部分是不能理解各级系统的”[4]。从整体和关联的角度审视中等教育系统协调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核心和直接表现在于普职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和融通的状态;而这个过程的相互关联和协调取决于整体宏观行为的产生，它需要政府从宏观角度去审视和把控，并创建一种和谐的秩序性，即完成整体统筹的过程。后瓦尔拉斯非主流宏观协调理论认为，整体统筹的协调是由与制度相关并由制度决定的因素所决定的，提供有效的制度约束是协调的核心[5]。而制度的提出和设计取决于对制度获利者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基础，综合国内外中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历史，普职等值和融通是整体统筹和普职协调的思想基础和实践路径。协同学认为，“新的洞见早就潜伏在意识之中，但它们是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的……通过涨落（恍然大悟）出现的一个新的序参数（也即新思想），能够制服、联系和支配各个方面。”[6]普职等值的思想只有真正融入到中观和微观的关键程序和环节中，并作为重要参数出现时，普职融通和协调才能实现;而要促进新思想转变为重要参数，政策干预和调节依然是关键。印度在信息技术类人才培养方面卓而不凡，主要依托的就是政策支持;为在普通教育中推行职业教育，印度政府自独立以来，高密度颁布了数十个形成梯度的法案、政策、报告或建议，从宏观导向、经费支持、职业教育资格标准、专业学位制度、国家技能资格框架到微观层面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呈现了系统而明晰的政策方案[7]。
从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看，20世纪下半叶，整体统筹的趋势是下调中职比例，迅猛发展综合高中;美国的综合高中大约占高中学校的95%左右;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家中等教育阶段也是以综合高中为主体，在英国威尔士和苏格兰综合高中的比例甚至达到99%[8] 。而且，这些国家在体系机构机制方面也有配套设置，在统筹和协调高中综合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英国的“教育与就业部”“教育与技能部”[9]。我国自2010年以来，从政策、理论到实践，都开始倡导普职等值并实施普职融通，这为高中阶段在普职融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以江苏省为例，其多年来普职比能够接近或者达到“大体相当”，这与其教育统筹制度设计是分不开的;2017年，江苏省成为唯一实现1∶1招生比例的省份;江苏省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构建了中职与高职“3+3”、中职与本科“3+4”培养模式，限制普通高中入学率，持续增加中职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在2019年明确提出将中职生均财政公用经费提高到普通高中的1.5倍。
二、共进：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是规模、结构与质量效益的协同并进
从教育系统内部来审视，规模影响人才的数量，质量与结构决定人才规格，它们都是衡量教育协调发展程度的基本观测点;高中教育普职内部协调发展表现为普职自身规模协调、结构协调与质量效益协调。
（一）规模协调是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基础内涵
高中阶段普职规模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配比才是协调的？普职规模大体相当是不是最好的配置比例？新时代背景下，老百姓对于美好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产业转型越来越快速，劳动力市场对从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普职规模是否保持“大体相当”，需要多方考证[10]。有学者甚至尖锐地提出，传统上规定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比例的政策安排应该仔细检讨[11]。作为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供给方，高中阶段普职规模比在一定程度上受经济发展规模的影响与制约，合理的普职规模及预期目标应当与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及预期目标相适应。2010-2018年间，我国高中普通学校招生数、规模比呈现增长的趋势，而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和规模比则呈现环比下降的趋势，见图1。参考崔晓迪对于中职规模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观测方法，根据中职学校毕业生数与地区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计算，形成2010-2018年中职规模协调度走向，见图2。图中显示，协调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印证了图1中呈现的招生规模趋势。显然，现阶段的普职规模比存在不协调的状态。在中等教育普及背景下，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的规模是面向全体的，当前许多国家认同“把技术与职业教育计划设计成一个综合性的、全员性的系统，以便能够涵盖所有学习者的需要”[12]。近年来，比利时、瑞典、葡萄牙、西班牙、芬兰等欧盟国家高中普职兼修以及参加职业教育的总人数迅猛增长[13]。
（二）结构协调是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支撑性内核
结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质量和效益是否协调，结构与部分的秩序和功能（即过程的秩序）完全是一回事[14]。高中阶段普职结构协调主要表现在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专业结构等方面。在培养模式上，一些发达国家推动普职融合协调，在高层次科技人才早期培育方面创新了值得借鉴的案例，如美国的科技高中、STEM教育、职业群、职业生涯、职业专修模式以及高中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体验[15]，韩国的科技英才学校[16]，日本的超级全球化高中，澳大利亚的学校独立提供模式，等等。这些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高中综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在课程设置方面，澳大利亚创新学校与校外注册的培训机构（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zation，RTO机构）合作模式，学校出资购买RTO机构的课程模式[17];韩国实施普职教育“两轨一体化”改革，普通高中实行二元开放型课程体系，开设多样的职业教育课外活动课程[18];英国针对高中阶段学生开设整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课程的“拼盘式课程”，学生可获得普、职两类教育证书，如“A-Level 若干科目证书 + 若干国家职业证书”[19]。在专业方面，职业教育科类专业保持适当的结构，适度发展前沿的综合应用科类专业和人文社科类专业，这是保持人才培养张力和结构性协调的重要内容。2010年以来，我国中职专业涉及第三产业的专业数占比较大，为总专业数的52%，这与经濟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一致，同时表明我国高中阶段普职结构是基本协调的[20]。
（三）卓越的质量是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灵魂和终极目标
有研究者实证分析，教育质量对于技能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甚至超过教育规模的作用[21]。现阶段普通高中教育在“双重需要”的引领下，只重视“选拔基础上的升学”，忽视“职业发展与养成基础上的就业”，导致普通高中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办学模式、培养方式等方面趋于同质化、单一化、模式化;而“提供多样而富有特色的高中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质量提升的基础与前提”[22]。多样化发展离不开多元化评价的引导。美国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为落实课程“核心标准”，推动高中教育质量提升，于2011年开始试验与推广SCOBES高中评价体系，其框架性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纵向普职衔接与横向普职贯通的评价模式、多元性的评价工具以及不同模块的数据库等，其突出特点是满足多元个体发展的自由选择和能力水平基础[23]。印度政府于2013年制定的《国家技能资格框架》（National Skills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NSQF），对技术技能人才作了明确的规范[24]。制定普职两条发展系统以及试点综合中学的国家质量标准，并且构建核心素养发展为导向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这是保证质量和效益的重要环节。高质量的协调才是真正的协调，质量引导既需关注普通高中，也要全面重视高中学段的职业学校，保证进入到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都能真正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
（四）效益最大化是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价值体现
效益建立在结构最优和质量最强基础上，是规模、结构和质量相互促进和统一发展的结果性指标。教育效益主要体现在培养劳动力数量的多少和对社会作出的贡献;由于对社会的贡献很难量化计算人均创造的财富，我们从师生比、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就业率等方面来分析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的质量协调性。根据2010-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中阶段普职学校生师比情况见图3。2010年以来，我国高中教育生师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中职的生师比下降幅度相对较大，当然这与中职在校生数量下降不无关系。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方面，有统计表明，普高和中职生均教育经费的投入与国民人均GDP的增速是一致的，但区域之间差异比较显著。另据教育部统计公告显示，中职就业率从2010年以来连续保持在96.3%以上，高就业率的保持说明中职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一致，也表明中职在质量效益方面是基本协调的。普通高中则从高考升学率和大学就业率两项指标来观测其办学效益的协调性，有学者通过对面板数据量化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存在着发展不协调[25]。这表明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效益存在着区域布局不平衡、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不够等问题。总的来说，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的效益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尚未达到最好的水平，存在着区域差异。
综上分析，我国高中阶段普职内部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发展尚不够协调，普职系统内部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各要素协同并进必定是协调发展不能忽略的重心。
三、共享：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是高中阶段与纵向教育系统的无缝衔接
高中教育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拓展，是高等教育的准备和过渡阶段，它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是各国教育系统中发展最为曲折、形态最为复杂的衔接环节，其衔接不当会引发很多教育不协调的问题，进而直接关系到整个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如高考制度对于基础教育的捆绑、对于高等教育的扭曲，等等[26]。而高中阶段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衔接得当可以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和发展空间，帮助学生建构适合个性自由发展的有意义的生活，并实现充分发展。高中阶段普职教育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一方面体现在办学体制和招生录取制度的衔接，另一方面体现在修业模式、课程设置及其实施方面的衔接，通过建立无缝衔接系统可以降低由于制度衔接给学生发展带来的干扰和断裂，推动学生充分发展，并促进普职系统各要素的有序流动。
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就相继建立了普职教育系统纵向一体化的体制和模式，为高中阶段学生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借鉴和示范。如，美国高中与高等教育制度上的衔接堪称无缝衔接的典范，美国绝大多数两年制学院和四年制大学采取开放灵活的录取方式，不对申请人进行淘汰性审核;形成了学生自由选择发展的转学机制[27]，这为高中阶段普职协调发展构建了宽阔的牵引通道;美国现有3万余所高中，其宗旨、质量与规模尽管存在差别，但在学生修业方式上都采用学分制与选修制;课程设置多类型、多层次，在高中阶段除了“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AP课程）、双注册—双学分课程（Dual Enrollment Transition Program，DE课程）、天才学生学术项目（AGifted and Talented Academy）等类型外，也有中高衔接的职业拓展课程，例如“职业和技术教育项目”（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CTE）。有些课程则是高校开发的推广项目或高校与高中的合作项目[28]。英国和澳大利亚则采取普职等值的衔接模式，实施普职等值的职业资格制度，不同层次职业资格与相应普通教育文凭具有升学与就业的同等效力，职业资格的获得者具有获取各类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芬兰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可相互转换，普通高中与多科技术学院、职业高中与普通高等教育也可有序流动。据我国有关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只有不到4%的中职学生有机会升入普通高等学校，不到5%的中职学生进入高职院校，这种比例无法满足中职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普职系统的上下直通和转换力度还有很大拓展上升的空间。
四、共赢：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是高中与横向区域社会的开放融合
系统论认为，每一个系统都是开放的，它在连续不断地与周边系统进行构成与破坏中维持着生命力。高中教育普职协调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个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29]。高中阶段普职规模和结构配置的数据来源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种类的需求，这从客观上表现为二者之间相互包容和开放合作的正向适应状态。有学者就中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全国31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来分析职业教育规模、结构、质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结果显示，21世纪初期，我国职业教育在保持适度结构比例的前提下，其规模适度扩大对经济发展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职业教育占总体教育的比例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30]。还有学者指出，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占比例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为0.33[31]。据此统计分析，2010-2018年间，我国职业教育所占比重在逐年递减，2018年我国中职所占教育比重为0.426，见图4。这说明，总体上我国中职的规模符合经济发展要求，普职比是基本协调的。而发达国家的中职规模要高于我国平均水平。但进一步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区域间的普职比是不协调的，中部和西部的中职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U型，尤其是西部不少地区的规模只有34.5%，低于区域临界点37%，职业教育规模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而东部地区普职比已到瓶颈，进入质量提升阶段。
概而言之，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不仅是数量上的规模大体相当，也不只是形式上的机械融通，而是一种从数量到内涵、从形式到特质的整体和谐和价值均等，是基于普职等值的整体统筹和融通，是系统内部规模、质量、结构与效益的协同促进和共生共荣，是纵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无缝衔接和共享，是横向与区域社会对话和沟通的开放融合和共赢。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协调发展的格局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整体统筹和融通方面协调性不够;在结构和质量效益上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但是在规模协调性上还存在一定不足;在与初中和高等教育的衔接方面，共享度不高;在与区域社会的开放融合方面，局部区域已开始活跃，初步走向和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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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is a development model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ion， symbiosis， sharing and win-win. It is an overal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represents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and symbiosis of scale， quality， structure and benefit in the system， it is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and sharing with basic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t is also the open integration and win-win through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regional society. At present， the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in China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n internal structure and quality efficiency， but the coordination in scale and the link with the education system inside and outside are not high.
Key words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permeability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uthor Liu Huiqun，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Liu Liqun，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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