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城市发展路线
古代城市
城市美学
关键字（段）
城（市）一般会有城（墙），但也不一定。城墙据说跟坝关系密切，能防水，但主要功能应是防人，防抢东西的敌人。
由于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法地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根据地势的高低安排社会的贵贱。
中轴原则对我们民族的等级观念影响至为深远。平日老百姓圆桌聚餐，都要推举出一把椅子为上座呢。
如今城市挥之不去的王霸气，我想除了权力和利益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因年深月久而习焉不察的审美传统。
真要感谢老舍先生这样的现代平民作家，为世人描画了斗拱歇山雕梁画栋之外的那个被人声、人情捂暖的贫寒世间。
“旧社会”变“新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帝王将相的私园成了公园。如果没有这场现代变革，平民百姓真没必要为“悠久而灿烂的古代园林艺术”自豪到泪目。
烟火气是平民生活的声色气味，不等于脏乱差。“西安温度”没有用王霸置换烟火，而是用简朴与时尚的交融为烟火气更新换代。
前些时从北京去了趟西安，不禁想起刘家往事。刘邦是沛县丰地人。丰说城不城，大概镇的规模。刘邦行三，青少年时代是镇上的顽主。刘家老爹也不是多正经人，平日跟些嘎杂子琉璃球打得火热，酷爱斗鸡踢球。刘老三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上进心。他后来去咸阳服徭役，目睹帝都的氣派、今上的威风，立下好男儿要活就活成这样的大目标。再后来，目标实现了。目标刚实现，沛县帮的萧丞相就大兴土木。刘老三说，天下一惊一乍指不定归谁呢，老萧咱造它呢！老萧说，正因为天下方定未定才要大造特造：不炫不酷谁看得见您，您又镇得住谁呀！刘老三赢就赢在从谏如流上，于是在长安造起亭台楼阁，并把刘老爹送进深宫颐养天年。庄严肃穆的深宫里，刘老爹的规格待遇上了天，幸福指数却跳了水。老三见老爹郁郁不乐，找人一问，居然是住不惯：刘老爹虽企盼儿子在万人之上，自己却只习惯在万人之中，苦苦怀念在丰的日子。刘邦说这还不容易，在长安边上建了个一模一样的新丰，把旧丰的老街坊整体搬迁了来。
从刘家的往事里，可以约略见到古往今来城市发展的两条路线：殿堂对市井，王霸对烟火。
宫的底子
人类是抱团的动物，城市是扎堆的地方。最早的城市是村——比如说小王村。小王村后来添丁进口，成了大王村。大王村后来挖环壕、起围墙，版本不断升级，成了“国”（都），真的有了王，并向四周收保护费及存在税。《禹贡》里评定九州土色、列举各地物产，想必也是为了课税大摸底吧。城（市）一般会有城（墙），但也不一定。城墙据说跟坝关系密切，能防水，[1]但主要功能应是防人，防抢东西的敌人[2]。敌人不光外面有，里面也有，因此城内套城，墙内筑墙。[3]到了国家阶段，国（都）几乎等于国王的住宅及办公厅。一般的城可看作国（都）的简写本，因为城的首长都是“分身之君”（黄宗羲语）。一百年前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比较了东、西方城市之后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不过是行政机构的堡垒，或官员的驻地。这话未免绝对化了，未必尽合数千年间的百城烟水，[4]但确实犀利。
中国早期的城市尤其是都城，跟畿服的“天下”一样，俯看是由里而外的同心圆，侧看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城的主体是宫，然后是“仕者近宫”，再然后是“工商近市”，再再然后是“不仕与耕者近门”。出了城门还有“郊”，郊以外就是“野”了。[5]国王自己玩不转养心殿储秀宫，勋贵自己也运行不了马大人胡同铁狮子胡同，他们需要各种碎催烧陶运菜、吹喇叭抬轿子。碎催在“市”或“门”一带打工，起先都不一定让住城里，后来放进来成了“国人”，是因为需要他们的24小时不间断服务，跟现在的住家保姆差不多。“郊人”类似城乡接合带的北漂，是提供这类服务的重要人才池。
早期帝王的“都市观”很可能是：宫城≈都城。秦都咸阳原在渭河北岸，那里有甘泉宫、望夷宫以及荆轲刺秦的咸阳宫，后来扩容到南岸的阿房宫、兴乐宫、上林苑，于是便有了“渭水贯都”格局。嬴政在黄土高坡上修了好多宫殿，还用各种“道”将其勾连在一起。实力、气魄在那儿，始皇可能真是想“表汧（后称千水）以为秦西门，表河（黄河）以为秦东门”，把整个关中都当了帝都。汉长安城，宫殿就占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还不算城外的宫殿。[6]当时也搞南水北调、西水东输，甚至还修了“飞渠”（渡槽），河水笑入皇家林苑。王公贵族的陂塘也喜分一杯羹，可以荡舟，船上张着伞盖，四面围着帐幔，船夫摇着橹，唱着江南采莲歌（恕我稍作演义）。普通市民则使用用不了太久就会污染的水井。
中国早期都城的主体是宫，然后是“仕者近宫”
战国以来的大一统运动也好，帝制运动也罢，至秦汉大功告成，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其实帝王本人的想法一般比较朴素，无非秦二世说的“作宫室以章得意”，或前引萧丞相把刘皇帝说乐的那席话。而理论高度则要靠等着往里挪、向上挤的打工仔了。只要激励机制到位，打工仔的创造力不可低估。被发到西北守边防的山东人娄敬，就是在迁都问题上一言兴邦而一举姓了刘。意识形态打工仔们在君权和天命之间媒婆似的忙个不停，“五德之运”“天人感应”实属千禧年级别的理论创新。当然忽悠蒙事的也不少，徐福、卢生还中了标，和他们的“长生不老工程”相比，今天那些社科首席专家或学科带头人弄到的钱真不算个数。
天命谁也看不见，[7]但特殊领域的专门人才能看见，国家的天地四时之官，民间的张仙姑马道婆，[8]都能通过一些迹象得见权力的神圣合法性。有些迹象比较low。还是天象有品位，尤其星空，神秘而深邃。北极星是天上的头子，皇帝是地上的头子，“天极”和“皇极”之间，不只是老子和儿子，而且是镜前和镜中的关系。于是秦的咸阳城“象天极”而“则紫宫”（北极星及其团伙），汉的长安城也被附会成“斗城”（北斗南斗），其政治含义很明确，即杜甫说的“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所以，天象之学在历代跟导弹、核潜艇的学问一样，都禁止民间研习。
如今城市建筑美学看着高大上，其实缺少想象和情意，只会用堆砌、排比、重复
权力/财富美学自上而下俯瞰狭窄嘈杂的背街小巷，不眼黑就怪了，最好是整体拆迁，能第三季度完成别拖到第四季度。至于那里的四时景色、晨昏情味，别说美学五保户了，就是各种美学通论、专论也未必想得起来。这些年兴起的胡同怀旧之旅，多聚焦曾经的公馆侯门，矮门矬户没人关注——住过穷名人可以通融，如初来京师的齐白石[17]、过了花期的赛金花。所幸历代还有“竹枝词”之类闲杂人等，否则文学史的这部分真成清一色的势利小人了。真要感谢老舍先生这样的现代平民作家，为世人描画了斗拱歇山雕梁画栋之外的那个被人声、人情捂暖的贫寒世间。相比之下，大宅门由于庭院过深、烟火几无而抑郁症、妄想狂高发，有的甚至都成了凶宅。
我出生在北京，到现在六十多年了。对于我，北京最柔软的部位是胡同，胡同最动人的时刻是黄昏：天光渐隐，灯火初上，小饭铺飘出的炊烟里满是归家的身影。二十年前，我有次骑车从二环转入北锣鼓巷时，天上开始飘雪，雪花在一家后窗的灯光里如醉如痴，就像小时院里胡同里疯玩的我们，那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雪景。其实，无论巷多窄、室多陋，只要窗台上摆着几盆娇生惯养的花草，门槛上卧着一只气定神闲的老猫，就足以让人流连不舍。读者会说，您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没错，正是。有“情”人不会做“硬”指标的俘虏，他们会由表及里、由心而物再由物而心，用生活的厮磨、情感的投入来体会朴素中的美色、平凡中的佳趣。而无“情”人看到的所谓“美”，大都浅表、无机、冷淡、速溶。
无论巷多窄、室多陋，只要窗台上摆着几盆娇生惯养的花草，就让人流连不舍（黄纪苏/摄）
平民的世界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城市会越来越远离“自然”的城市，越来越成为“统一规划”的产物。[18]但正因为如此，主导规划和设计的社会管理者除了自信恐怕更需自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部下认为的那么睿智，还因为以他们罕有其匹的资源、近乎绝对的权力，但凡心思偏一点、手艺潮一点，造成的损害可就不是一点而是一大片了。应该说，手艺还在其次，心思最为重要。
说说城市的广场吧。十年前，西安的一些高校邀我去和同学们交流，有天没事我溜达到小雁塔那儿的广场，见一群“汉服运动”的青年正朗诵祭文，我后来把稿子要过来拜读，那文采和激情真把很多主流报刊甩出好几里地。我也特别怀念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的年代，太心旷神怡了！那只蓝蝴蝶从我手中飘然远引，渐渐融化在湛蓝之中。当我把它从碧海青天往回拉时，会感到几分迷惘：它这是返乡呢还是离乡？我去各个城市，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到广场上转转，看跳舞的、轮滑的、唱歌的、甩响鞭的、谈情说爱的、议论天下大事的、像我一样戳那儿傻愣着的。我很认同有人讲广场是“人民的空间”，但我想改一个字——“人”改成“平”。说广场是“平民的空间”更接近实际，而“全民的空间”——也就是说大人物也来此与民同乐——则是尚遥远的理想。广场的精气神不在名稱，也不在面积，而在谁在那儿、干什么。有的三四线城市，巍峨的政府大楼像布达拉宫，正对的巨大广场像雪域高原，因为远离居民区，人迹罕至，也不知给谁修的、修它干吗。真还不如把钱分了，为每个居民区弄个小型广场或空地，让大叔大爷上午下棋唱戏，奶奶姥姥中午推小贝贝晒太阳看世界，大妈大姐晚上跳鬼步僵尸舞呢。
同样基于“平民空间”的理由，我一直认为，如果城市规划必须二选一的话，那么宁要一千个让普通艺人交得起场租、普通观众买得起门票的小剧场，也不要一座让世界亮瞎眼的大剧院——都能要当然更好。还有公园，起码对于中国来说，“旧社会”变“新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帝王将相的私园成了公园。如果没有这场现代变革，平民百姓真没必要为“悠久而灿烂的古代园林艺术”自豪到泪目。
建个金三角
2019年我去西安参加一个题为“城市的温度”的会议。会议源于叫作“西安温度：文化创意温暖城市角落”的一系列活动。这些由设计师们帮小店小铺小摊整容的活动，我虽无缘实地现场观摩，但通过阅读文字和图片资料，还是得到几点感想。
首先，整和不整真不一样。从前的这类小字辈，就说小饭铺吧，也就支个锅、摆张桌，再往前都不见得有桌，祥子柱子站着或蹲着就把卤煮火烧干了。那会儿买的只求个饱，卖的也不考虑什么情调色调。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回走进北京近郊的一家饭铺，我纳闷那饭桌上干吗放一笸箩煤呀？往近一凑，苍蝇呼地腾空而起，原来是一笸箩馒头。如今不一样了，顾客虽然还是平民，但赶大车的已经换成了开大货的，对于就餐环境的要求肯定高于以往。现在小饭馆的桌椅板凳普遍比过去干净像样了许多，大学生跟女朋友进去吃完了都还能继续聊会儿。不过，内外装修有创意实不多见，顶多挂些老玉米，摆个旧窗户框什么的，属于人云亦云，很少有让人记得住的。北京有个饺子馆我倒是记住了：开业时弄了个汉白玉石狮子放门口，下次再去已经黑不溜秋成了晾墩布的地方。相形之下，“西安的温度”对小店铺的捯饬就相当成功，设计者不但拿出了专业技能，而且明显用了心思。西安设计者们显然不是简单地面对一排参数，而是有体温地进入“常姐”“何师傅”的冷暖世界，体会他们啥条件啥特点、缺什么图什么，因形就势、顺水推舟，不生硬、不过分、恰到好处。烟火气是平民生活的声色气味，不等于脏乱差。“西安温度”没有用王霸置换烟火，而是用简朴与时尚的交融为烟火气更新换代。
再有，这个活动，如果我判断不错，应是基层政府发动民间组织，对身处市场经济最低端、面向最基层百姓日常之需的个体户进行帮扶。相对于不少地方领导视这类鸡毛小店为落后生产力，觉着既创造不了多少税收，还拖了市容后腿，影响政绩，早拆早好，西安基层政府无论是牵头还是点头“西安的温度”都值得称许，因为这才是“为民”——平民或草民。不仅“为民”，这里面还多少夹着些“民治”的意味，我是指让民间社会也参与到了城市治理中来——虽然不一定是主角。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大传统叠加七十年的举国体制小传统，使得国家权力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这样一个年深月久的格局的确有利的方面，但也有弊的方面，既要承认，也要反思。有天晚上我遛弯遛到空荡荡的王府井，见治安协警正阻止一对恋人摄影留念，让他们先去填申请表;人家问为什么，协警说因为你们用的不是手机是相机，而且带三脚架。[19]权力膨胀到了莫名其妙、无事生非的地步，光反思就不够了，也得改造。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个旧楼改造工程，至于最终改成什么样，流行过各种效果图，如一堆碎砖断瓦玻璃碴子，又如一坑秦始皇兵马俑。我个人比较中意的（我想大多数人也都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国家、市场、社会三者既竞争、又互补、又合作的金三角。有了这个金三角，王府井那儿的照相机就可以安放在三脚架上，拍下既奔放又祥和的画面了。我们都知道，自我扩张是每个生物体、也是每个社会组织的本能。因此我们也都理解，由一柱擎天的国家来领导三足鼎立的工程，实属逆性而为，非常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西安的这个活动才让人觉着格外有意思。
从刘老三/刘老爹的二人台，到社会、国家、市场的金三角，城市走过的路已经很长，接下来要走的也不会太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周天悦）
注释：
*笔者2019年秋去西安的西咸新区参加“城市的温度”研讨会，并做了“我所理解的城市烟火气”的发言。本文是回京后在发言提纲基础上扩展而成，特此说明。
[1]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
[2] 在上古丛林世界里，无城（墙及池）等于无敌，《淮南子》：“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禹的和谐社会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过，各种墙越起越多。
[3] 《管子》里就说：“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閈勿可以不关……塞其途，弇其迹，使民勿由接于淫非之地。”
[4] 例如刘老三的出生地丰，很可能属于祝融作的那种城市。《世本·作篇》：“祝融作市”，颜师古注：“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史记·苏秦列传》描写的齐都城临淄，感觉“自然城市”的成分也不低，比韦伯的典型（ideal type）要复杂多面。
[5] 城里三六九等，城乡之间更是两重天。不少古诗选里都收的宋代绝句《蚕妇》道：“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汉代商人可以卖罗绮但不能穿罗绮，到南北朝谁都可以穿，但不是谁都穿得起，包括城里人。
[6] 参见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7]《韩诗外传》：“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那副懵呆相比折耳猫还cute。
[8] 上古“夫人作享，家有巫史，无有要质”的盛况不会因颛顼帝派员“绝地天通”、清理无照经营、搞神学国有化而扫地净尽，如今隔上一年半载都能撞上个巫婆神汉，更别说去古未远的秦汉之际了。
[9] 阙维民：《“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4期。
[10] 寺庙、集市多少也兼做市民的公共空间吧，就像三十年前胡同居民每天蹲公共厕所议论国事，气氛比政协人大都活跃。
[11] 据英文维基百科“Thermae”词条，古罗马浴室附带图书室的说法，似乎只是根据浴室壁龛所做的推测，文献上并无明确记载。
[12] 班固《两都赋》称长安“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按说商贩们除了上货卸货、唱收唱付等生存行为，总应该也有些“生活空间”吧？
[13] “北里”的雅集上，主角多为新科进士，配角则是担任“席纠”“酒纠”的声妓，她们似乎比今天的三陪女还多一层节目主持人的身份，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些，但毕竟不能像三陪女那样跟老板“双向选择”。
[14] 即便是专制主义爆表的明清，那时文献中的城市也洋溢着烟火气，如《醉醒石》写南京：“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娈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
[15] 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 据《西京杂记》卷二，汉成帝本来喜欢踢球，群臣却认为九五之尊只宜劳心哪能劳体，于是发明了光运动手指头的弹棋。又据朱玉麒，波斯的泼水游戏东传有两线，南线经由印度、缅甸传入中国西南，形成云南少数民族的新年节日“泼水节”;而北线到了长安被大唐君臣叫停，因为不成体统。参见朱玉麒：《泼寒胡戏在唐代长安的境遇——以张说的变化为中心》，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权力美学迫害的首先是精英人群，一个个被金缰银索捆成大闸蟹还得意得冒泡。不过也有醒过味的，例如当了皇妃的贾元春，以及在殿堂里憋得难受，微服到市井烟火中寻开心的皇帝皇子。财富美学也多是金镶玉嵌那一套，小的器物还好一些，轮到建筑只会跟着宫殿亦步亦趋。山西那些财主大院，跟工艺美术商店摆着的玉雕八仙过海差不多，都是投入大量劳动时间产出索然无味的东西。倒是江南的一些亭台池沼，闲适随意中漂浮几分诗情画意。
[17] 记得多年前遛弯遛到前门外的一条胡同，一个破烂大杂院门口挂牌“齐白石故居”并“谢绝参观”。
[18] 太远太近的都不提了，元大都的设计者是根据“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麗宏深无以雄视八表”的最高指示，由刘秉忠担任设计师建造的，据《元史·刘秉忠传》，“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19] 笔者写这段话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的2020年1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