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风沉醉的夜晚》聚焦于同性恋群体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现实和主流规训上。影片以灰暗的基调奠定了忧郁的气息，以晃荡的手持摄影闯入同性恋群体的私密空间，以逼仄的构图呈现同性恋的生存实景，从而真实还原了这一边缘群体的窘迫处境。此外，在同性恋群体的塑造上，影片更是充分展现了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所裹挟的反叛、拼贴等风格，体现出亚文化以一种近乎暴力和愤懑的方式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但这一风格最终在文本表达的诗意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主流文化靠近，实现着主流文化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和商业收编。
关键词：春风沉醉的夜晚;同性恋亚文化;亚文化收编
尽管弗洛伊德曾表示，精神分析学派最反对把同性恋者从人类中分开来，视为异类。但由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同性恋群体就不得不以一种亚文化的边缘姿态负重前行。《春风沉醉的夜晚》作为反叛的“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既有着娄烨导演一以贯之的粗粝影像烙印，又恰到好处的以互文的方式对露骨影像进行了诗意的收编。影片中晃动的镜头、窥探的视角、情绪化的特写与喷涌而出的欲望交融在一起，以一种近乎暴力和愤懑的方式对主流文化进行着抵抗。但与此同时，激进的抵抗被文本自带的诗意所裹挟，夸张的文本注释与郁达夫小说里的情绪在画面里晕染开来，上一秒还在场的反叛与不羈便顷刻化作宣纸上的一朵莲花，归于恬淡，安于寂静。
一、视听塑造下的同性恋群体
影片一开始，晃荡的手持摄影机扫过乡间的小树林，迷乱与不安的情绪充斥了整个银幕，当镜头聚焦，画面上出现两个男人的面庞。泥泞的小路、清冷的细雨和不具稳定性的镜头，为影片奠定了一触即发的基调。直到后面，乡间小屋的镜头，观众才真正对这两个男人的同性情感进行了确认。在整部影片里，导演以“全知视点”的设定展现了不同视角的同性恋群体。首先，摄影机充当了真实反映生活的记录者，它穿梭于乡村、城市、住房与街道，用实景拍摄的手法，借用贴近生活的自然光线，以一种客观的角度讲述了两段不同的三角恋关系，尽管灰暗的影片基调也得益于对天气的选择。其次，摄影机会适时地侵入私密空间，以满足观众的“窥淫癖”。学者李银河曾指出：“同性恋的性观念与异性恋的性观念有很大区别，其中主要之点在于，前者必然是而且只能是以娱乐为其目的的;而后者却在娱乐的目的之外，还有生育目的。”[1]157正是基于此种娱乐性，同性恋的性行为变得大胆而频繁，摄影机便大量地捕捉这一特点，以近景或是特写的方式还原了激烈的同性之爱。最后，影片中以私家侦探罗海涛的主观视点多次出现的偷窥视角不仅是符合他个人角色设定的视点，更代表了银幕前的观众，亦或是当今社会上多数人对同性恋群体的好奇和惊愕，以郊区零零散散的树枝作为前景，从没有掩实的门缝中窥探进去，画面中的两个男人被挤压到构图的中心，作为不被主流文化所接纳的边缘人，成为大众窥视的中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无论是手持摄影带来的晃荡不安，还是灰调影像呈现的阴暗边缘，亦或是视点构图的压迫闭塞等，其背后都是影像陈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残酷现实。尽管同性恋群体在异性恋主导的社会中并非是“人人喊打”，但在我国其被接受程度其实并不高，同性恋群体活在满是压力的泥潭里，并且“他们所感受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痛苦的自责，而是来自对社会规范的恐惧”[1]330。尽管影片的表达中心专注于情感，较少直接探讨情感背后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同娄烨的“作者”书写一道早已融入影片的视听表达中，阴冷的天气是同性恋群体长期生存的大环境，晃动的镜头体现着同性恋关系的不稳定与脆弱性，特写和近景的面部表情满是惆怅与失落，体现了边缘群体中个体在自我认同中的迷惘，而主观音乐和客观音乐的充分使用则强化了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心理认同感，当紧张的关系、突然的变故或者激烈的情感溢于言表时，音乐予人强大的共鸣。这些无不体现出同性恋群体在传统社会中不被认可，即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尴尬处境。
二、影像陈述中的同性恋亚文化
巴特认为，主流文化的主要特质是一种假装为自然的倾向，一种以“正常化”来取代历史形式的倾向。反之，惊世骇俗的亚文化则是“以被禁止的形式（违反服装和行为规范，违犯法律等）传达被禁止的内容（阶级意识、差异意识）”[2]112。在影片中，各种精心设计的细节转化为影像符码，在与主流文化和社会规范相抵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首先，影片中大量呈现的同性性爱和亲昵画面乃是最明显的与主流文化和社会经验相抵触的部分。在大多数人看来，爱情包含的两个主体必然是一男一女，这既是从古至今主导社会的一种爱情价值，也是生理结构所决定的既定事实，而当男性取代了女性成为欲望的中心，观众（特别是异性恋群体）就被画面中违反常规的行为所震撼。其次，影片中同性恋活动的娱乐场所带有丰富的猎奇性，影片中“中天大舞台”既是同性恋交流活动场所的真实写照，也充分体现了亚文化“拼贴”的风格。在这里，同性恋群体撕下了被迫带上的主流面具，以江诚为首的同志摇身一变成为了婀娜的女子，豹纹抹胸裙、齐刘海假发、浓密卷翘的假睫毛以及鲜艳亮丽的大红唇等，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壮实的身躯和硬朗的面容上，这既是同性恋者脱下伪装给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嘉奖，也是以一种突兀的、不和谐的、与社会规范背道而驰的姿态对主流文化发起的抵抗。最后，影片中“同妻”角色的塑造体现了同性恋群体艰难的社会处境以及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思考。从同性恋角度来说，周围人的讽刺和挖苦使其难以真正地在社会上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如影片中林雪对其丈夫王平喊出的“变态”二字就是对同性恋作为正常性取向的全盘否定，而林雪大闹江诚对其说出的“你是个男人！”也传递着同样的观念，尽管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同性恋的认知从罪人、病人已逐渐过渡为正常人，但仍然存在很大一部分对同性恋不甚理解甚至歧视的人。于是，与影片表现的一样，同性恋不得不始终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游走，也正是由于这种不被社会和主流文化所接纳的尴尬处境，大部分同性恋者会选择与异性“形婚”，于是那些不被社会准则所接纳的同性恋者从“受害人”变成了“加害者”，我们的社会就成为了以道德之名迫使他人犯罪的凶手，而人人都可能是帮凶。
三、文本表达里的诗意收编
“收编是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对体制外的文化进行再界定和控制的过程，是主导文化放弃武力或暴力方式对亚文化进行柔性遏制、招安、整合、消毒和缓解的过程。”[3]如前所述，同性恋亚文化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呈现出对主流文化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在电影中表现为激烈的同性性行为、随意拼贴的服装打扮以及独特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从而透露出一定程度上的晦暗与暴力，但导演并没有奋力维持这一种基调，他将一份浅浅的诗意注入粗粝感十足的影像内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法调和着同性恋亚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的诡谲，从影像表达的层面上淡化了同性恋的反叛与不同寻常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流文化对同性恋亚文化的收编。
首先，花的意象贯穿了整部影片。画面初显，可见三朵被“禁锢”在玻璃钢内的“荷花”，一板之隔，将三朵荷花泾渭分明地分至两边，象征着影片中复杂的三角关系。玻璃钢里的“荷花”不同于池塘里真正的荷花，无根茎，任飘摇，正如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同性恋者。荷花/同性恋者也出现在课堂上孩子们朗诵的课文中，“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出自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文中的荷花看似灵动活泼其背后蕴含的是朱自清先生难以排遣的忧愁。荷花/同性恋者最终变作刺青/回忆印在心上，尽管斯人已逝，但深情长存。正如荷花只是普世之花中最为普通的一种，同性恋者又何尝不是普通人里最普通的一群。其次，大号白色竖体字幕铺陈影片情节、渲染情感氛围。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竖体字幕大都出自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当竖体字配合着运动的画面，好似与古代文人画有着“异质同构”之美，文字背后的点滴心境与盎然诗意恰好印证着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言说。电影与文学的“互文性”使得影像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能指”。文本里蕴藏的诗意气质则冲刷着亚文化自带的反叛与边缘，当亚文化赖以存在的风格变得不再犀利与尖锐，便自动地向着主流文化靠近。
此外，电影本身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在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商业收编中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出现了越来越多同性题材的电影，当同性恋亚文化通过影像的方式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时，其“危险性”被排除，正如“在亚文化风格的‘秘密物品被陈列于大街上的唱片行和连锁店之际，亚文化的越轨行为在教室、法院和媒体中变得既‘可以解释又毫无意义。一旦亚文化风格被抽掉了不健康的意涵，它就变成了适合大众消费的物品。”[2]162于是，同性恋亚文化在电影中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在商业形式上被收編了。
四、结语
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将关注点集中在同性恋群体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现实和主流规训上，影片重点刻画了两段复杂的三角关系，用非主流的同性之爱去碰触被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所保护的异性恋，两段不同的感情，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都指向了同一种悲哀感受——既有死别，也有生离，其背后隐藏的是同性恋群体尴尬的处境。首先，影片以真实的笔触客观地记录了爱情发生的过程与爱情破碎的结果，既从全知的视觉上呈现出最本真的同性恋生活现状，又从听觉上对其进行情绪的渲染和情感的升华;其次，影片中大量的性爱镜头和雌雄同体般男性异装癖的陈列以及对“同妻”问题的指涉实现了从电影文本到文化研究层面的探讨，引发了大众关于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最后，导演将电影与文学作品并置，古今中外文人墨客直抒胸臆或是借景抒情的小说、散文、诗歌等都恰合时宜地融入情节发展的逻辑中，如虎添翼般与人物的悲欢离合达成了某种诗意的契合，这种契合模糊了同性恋亚文化自带的反叛与抵抗，使其从一定程度上向主流文化的平和与大众靠齐。值得思考的是，当同性恋亚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收编，无论它是否真的违反了自己反叛的使命无条件顺从主流文化，还是强势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商业诱惑致使其被迫“大众化”，同性恋都将被无差别地安置在正常的社会规范之内，这会不会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呢？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出版社，1998.
[2]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 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2.
[3]胡疆锋.意识形态 媒体 商品：亚文化的收编方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1）：158-159.
作者简介：雷子欣，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