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 沈慧俊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桑巨变。我们党与时俱进，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为初心注入时代内涵、提供丰富养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本刊特设“献礼建党百年：一位学子与一项伟业”专栏。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革命历史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被陈独秀“警醒起来”的新青年集结于建党伟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12名代表，7人先后留学：留学日本大学的董必武、留学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的李汉俊、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和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今东京大学）的李达、一大后留学列宁学院的陈潭秋与刘仁静，以及一大后获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经济学学士并之前留学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今鹿儿岛大学）的周佛海（后叛党叛国）、一大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的陈公博（后叛党叛国）。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篇提出三个“历史不会忘记”，其中之一是“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陈独秀一生五度出洋，均为东渡扶桑，其中四度为留学。正因为负笈东瀛，以师欧确立救国的思想基础，以办刊奠定革命的社会基础，以结社夯实建党的人才基础，陈独秀才得以让历史铭记。
一、师欧：从法兰西到马克思
“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權”，如是“时事日非，不堪设想”（《扬子江形势论略》）。出生并成长于扬子江畔的陈独秀“越思越想，悲从中来”，遂断言，“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并执意“去到各国，查看一番”（《说国家》），以谋救国强国之道。陈独秀就此推出《扬子江形势论略》（1897年）。作为其人生第一本专著，该书受益于日本学人的《扬子江流域现势论》与《最近扬子江之大势》，且效仿康梁献策。由康梁文章，自幼“读八股，讲旧学”且“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的陈独秀，“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继而钟情于阅览《励学译编》（The Translatory Magazine），并热衷于捐资与代售。《励学译编》由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汪郁年开设的励学译社于1901年4月3日创刊，“采东西政治、格致诸学，创译本以饷天下”。所刊文章大都转载自《译书汇编》，由东京留日学子组建的励志会于1900年12月6日创刊。陈独秀遂决意赴日，1901年11月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补习，再入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研修。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向陈独秀徐徐打开。
甫一留日，陈独秀便加盟励志会。该会1900年春成立，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200余名成员皆为留日的中国学生。是年12月6日，鉴于“其时败衅（庚子国耻——笔者注）之余，同人留学斯邦，眷念故国，学惟输进文明，厥惟译书”（《改正体例告白》，《译书汇编》1902年第9期），《译书汇编》在该会创刊（自1903年4月27日更名为《政法学报》），“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冯自由语）。该刊集中译介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如“卢骚（今译卢梭）之《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今译《论自由》），斯宾塞之《代议政体》”（冯自由语），主推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潮。留学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秦力山以“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为宗旨，于1901年5月10日在东京创刊的《民国报》亦然。其创刊号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写道：“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作者希冀“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秦力山及《民国报》助力陈独秀走出康梁学说。更有甚者，陈独秀留日同窗好友邹容在其“义师先声”（章太炎语）《革命军》中对法国大革命纵情歌颂，视之“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这位“革命军马前卒”欣然以“卢梭诸大哲”后继者自居。陈独秀对法兰西思想大快朵颐，以至于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卷首语（即《敬告青年》）从六个方面确立新青年之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标准皆以法兰西为师。而创刊号封面顶端印有“青年”（La Jeunesse），刊发的陈独秀三篇文章，均提及法国大革命，且开篇即为其所撰《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视天赋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为近世欧洲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
法兰西情结虽力推陈独秀由“改良”而“革命”并由“康党”而“乱党”。这一转向却非根本性，其革命并不具有彻底性。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日本“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晨报》，1919年4月24日）。陈独秀首赴日本留学当年5月，日本学者片山潜与幸德秋水便创建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双双推出代表二十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理论最高成就的《我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曾应邀赴由张继、刘师培等留日学子于1907年7月在东京成立的社会主义讲习会（1908年更名为齐民社）讲学。该会机关刊物《天义报》推崇马克思学说为“最有俾于历史”，并首次发表恩格斯著作中文全译本。之前，《译书汇编》刊文便时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如留学京都帝国大学、日后在柏林理工大学获取博士学位的马君武于1903年2月15日在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视马克思为“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并正式确定“社会主义”这个汉译术语。由留日中国各省学生“破除地方团体意见”于1905年6月在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办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亦推波助澜。以“蛰伸”为笔名，享有“革命的圣人”（孙中山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毛泽东语）之誉的朱执信在第二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摘译《共产党宣言》并评述马克思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视马克思为“能言其（指资本主义——笔者注）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故而，陈独秀感念朱执信：“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1906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五号刊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用中文梳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该文作者“犟斋”为朱执信的政法大学（日本）速成科校友宋教仁。浸润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氤氲，陈独秀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信仰基座开始塌陷。
二、办报：从“老虎报”到新青年
“日夕观览，大鼓志气，大作精神，大托胸怀，大增智慧”（汪希颜语）。留日期间，陈独秀饱览旅日学人梁启超于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创刊的《新民丛报》及其前身《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刊）。“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苏报》，1903年5月26日）！鉴于此忧，效仿梁启超并批判性继承其新闻观，陈独秀视消息、思想和体魄为开启民智三要件，以积聚办报的革命力量。鉴于“思想言论，事实之母”（《苏报》，1903年5月25日），陈独秀1903年便决意在家乡安庆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因涉反清之嫌，迫于清廷淫威，该报未能如愿问世。是年8月7日，陈独秀在沪与其日后东京正则英语学校校友章士钊共同创办《国民日日报》。以“《苏报》第二”之誉，该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发刊词》）。随着各省白话报热潮涌动，翌年3月31日，陈独秀一手打造的《安徽俗话报》横空出世，奉“开通民智，救国图存”为宗旨，“以浅显的语言，让父老乡亲知道中国的处境”。以浅显的语言，让父老乡亲知道中国的处境，却实为以办报“梦想革新大业”，故“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因重心转向暴动，《安徽俗话报》遂于1905年9月停刊。
《安徽俗话报》可视作《新青年》诞生之前奏，《新青年》继承的却是《甲寅》杂志。1914年陈独秀最后一次留日，进入雅典娜法语学校研习法语，1914年5月10日与章士钊再度联手，共办《甲寅》杂志，以英国《旁观者》（Spectator）为模板。因甲寅年为农历虎年，该月刊封面绘有猛虎一头，读者谓之“老虎报”。以“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其量以发表之”为宗旨，该刊撰稿人以留日学子为主体，如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苏曼殊等。“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1914年11月10日，该刊第一卷第四号，陈独秀首次署名“独秀”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爱国心与自觉心区别在于，前者“情之属也”，后者“智之属也”。国家须“为国人（共）谋幸福”，否则“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如此国家，如袁世凯政权下的中国，国人侈谈爱国而缺失自觉，“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文章虽“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作者虽“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爱国心与自觉心》），却使留日学子哗然。章士钊回应道：“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八号，1915年8月10日）。陈独秀正深陷众矢之的，时就读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在《甲寅》第一卷第八号以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以正视听。“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李大钊视陈独秀为对祖国“深思挚爱之士”。此乃“南陈北李”这对早稻田大学校友神交之始。
最终让国人猛然惊醒的，并非“南陈北李”切中时弊的政论，而是袁世凯1915年5月9日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乘此爱国东风，章士钊以答读者问的形式盛赞陈独秀为最早鸣叫天亮的“晨鸡”。1915年5月，《甲寅》移师国内，陈独秀亦随之结束最后一次留日。归国返沪的陈独秀在参加汪孟邹举办的接风宴上信誓旦旦道：“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汪孟邹于1903年创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给新文化做了几十年媒婆，为旧世界播下数千颗逆种”（胡适语），《安徽俗话报》即由该社发行。“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915年9月15日，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青年》杂志创刊，由汪孟邹于1913年在陈独秀倡议下开办的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销售。“以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介绍的西方学说，首推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社会，即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除保留《甲寅》留学生作者群，《新青年》力邀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东北大学）肄业生鲁迅为代表的留日学子、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子、以巴黎大学博士刘半农为代表的留欧学子执笔。因被蔡元培视为“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陈独秀1917年初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北迁，1919年5月第六卷第五号开辟“马克思研究”专号，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习近平语）。留学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周恩来研读《新青年》刊发的《共产党宣言》，“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并誓言“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朱德谈及《新青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毅然留学德国并加入共产党。由《新青年》读者而中国共产党缔造者;陈独秀亦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而马克思主义者。
三、结社：从青年会到共产党
“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01年10月首次留日，陈独秀即加盟励志会。以励志会为模板，归国后的陈独秀于1902年3月与柏文蔚等人在家乡安庆成立青年励志学社，拉开安徽近代革命序幕。皖省藏书楼，始于1876年开办的省垣安庆敬敷书院，1901年10月12日作为公共图书馆向皖省“有志学问之士”开放，为“备讲求实学、转移风气之用”（《中外日报》，1901年9月21日），并于翌年5月9日开办皖江公学。在此，青年勵志学社附设书报室，收藏陈独秀留日带回的西学书籍与进步报刊，组织每周集会演说，并以立志效命疆场的留日中国学生拒俄义勇军为榜样展开军事训练。陈独秀就此遭两江总督端方缉捕，遂于1902年9月再次东渡留日，入成城学校（1903年更名为振武学校，今成城大学）。该校源自1885年创建的文武讲习馆，是一所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清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面向中国学生开办的陆军士官学校预科，设清国留学生部，走出蔡锷、阎锡山、蒋介石等中国军界精英。
“择励志会之意气发抒者”，1902年冬，张继、秦毓鎏等成城学校同窗创立青年会。原本取名“少年中国”，因顾及“易招满清当局注意，不利进行，乃隐约其词，名曰青年会”（冯自由语）。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堪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陶成章语）以及“留学生界團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冯自由语）。陈独秀首批入会。陈独秀等人编译的《法兰西大革命史》展现法国大革命——一场推动法兰西由“旧天地”而“新乾坤”的“振古以来之大变革”。对革命星火杜微慎防，清廷专门派遣学监予以箝制。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等五名学生闯入学监姚煜卧室，“纵饶汝头，不饶汝发”（邹容语），陈独秀挥剪其辫，“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章士钊语），断辫悬于留学生会馆，并配有“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字幅。陈独秀就此遭驱逐出境，革命之志却愈坚。1903年5月17日，返乡的“游学日本陆军队退回之学生”（《苏报》，1903年5月20日）陈独秀联合成城学校同窗潘赞化等“皖城爱国会同人”“议补救之方，善后之策”，散发《安徽爱国会知启》，疾呼“家国兴亡，在此一举”。在藏书楼，陈独秀的“开演大旨”“词情慷慨，满座欷歔”，誓言“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三百余与会学子“众情踊跃，气象万千”（《苏报》，1903年5月25日）。“辟平日跑反之狂言，当尽死守土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苏报》，1903年5月26日）。安徽爱国会遂宣告成立，以“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为宗旨，126位青年学生首批入会，继而“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结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安徽爱国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25日）。清廷判定该会为“东洋游学回国之人”所“私设会社”，“演说悖妄之词，摇惑人心，实属荒谬，有违国家法律”（安庆府布告）。
“违法”之官方定性促使陈独秀革命手段极端化，热衷暗杀这种“个人浪漫的奇迹”（陈独秀语）。陈独秀毅然加入由留日学子、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主持人杨笃生在沪组建的暗杀团，参与1905年9月24日刺杀清廷五大臣。是年，陈独秀在芜湖任教于由留日学人李光炯开办的安徽公学（1903在长沙建校，时名安徽旅湘公学）。该校旨在播撒革命种子，从留日学子中招聘教员，如留学成城学校的陶成章、苏曼殊，留学政法大学的周震鳞、刘师培。迁芜的公学1905年春正式开学之际，以陈独秀为总会长的岳王会在校内成立，秉承岳飞“抵抗辽金，至死不变”（柏文蔚语）之志，重在挖掘新军的革命力量，“为安庆军界运动革命最先之组织”（冯自由语）。该会领袖熊成基于1908年11月安庆马炮营起义虽“所聚徒党，皆系素练之兵，所执枪弹，皆系最精之器”（《江督皖抚奏皖省兵变一律肃清摺》）却失利并惨遭镇压，陈独秀遂告别旧式会党并寻求“科学的革命运动”，以“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并“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向导》，1923年1月18日）。1920年，经五四运动而彻底觉醒的陈独秀撬动中国历史转折点。2月，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乘坐骡车逃离北洋政府高压之下的京城，三天风雪途中“相约建党”;3月，陈独秀委托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陈望道全译《共产党宣言》并为之审校;5月，陈独秀率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率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李汉俊筹划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原名社会共产党，经李大钊提议，8月更名为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委托俞秀松组建中国共青团发起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陈独秀确立《新青年》自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并委托陈望道自第八卷第五号起主持编务;11月，陈独秀委托李达创办并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份理论月刊——《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从留学中汲取救国、革命、建党的力量，由此判断，波澜壮阔的建党百年征程蕴含留学事业的推力，历久弥坚的建党百年初心深藏留学人员的定力。
编辑 王亭亭 校对 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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