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安顺
器识，指人的器度与识鉴。
丰子恺推崇恩师李叔同，继承其思想精髓并总结出一个观点：“先器识而后文艺。”这种文艺观，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换句话说，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事实上，李叔同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劝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时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常言说：“为文先为人”“人品决定文品”“文如其人”。说的也正是人品至上，文品与文章次之的道理。学者王国维总结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人，如果没有文学天才，就凭着他们的人格力量，也足以流芳千古。可以，世界上如果没有高尚伟大的人格，就不会有高尚伟大的文学者。
司马迁著书《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是，他为了写成此书，以极大的勇气选择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隐忍苟活。在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时，时年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中书令是掌管宫里诏诰答表等机密文书，设在宫内，由太监担任。实际上，司马迁接受了这个职务，等于向世人宣布，他就是个太监。汉武帝是在继续污辱他。后来，司马迁在家中写《史记》时，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大字报侮辱他：“鱼跃龙门变成龙，还看鲤鱼雌与雄。假若非雄也非雌，跃上龙门也非龙。”遭此侮辱，司马迁对他的朋友说，不进宫怎知宫廷秘史？不和帝王将相打交道，怎知他们灵魂善恶？不应招，史书又怎生去写成？
对文人而言，器识就是看他们的性情、胸怀，如何宽广博大，与众不同。据说张居正13岁时考举人时，本来是通过的，可是主考官不让其中举人。原因是，主考是为了保护他，不能让他养成少年得志的轻狂自大，将来难成大器。因此，我想起了唐伯虎与蒲松龄，他们两人都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却在后来的仕途误入了歧途。虽然一个成了书画天才，另一个成了中国文坛的文学泰斗，那是发挥了才情的文艺之幸，几乎与器识无关。
伟人毛泽东谈古代文人参政言政时，也倡导器识为先。他读《明史》时，颇为欣赏教书先生朱升，将他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于1972年改提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战略。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对政治改革家欧阳修也一样，在读《朋党论》时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却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毛泽东在读曾巩的《唐论》时批注“此文什么也沒有说”，读苏洵的《谏论》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便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泽东爱读古代文人史论、政论文章，却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可以说，书生意气和政治器识之间，毕竟隔着一道深不可逾的心灵鸿沟。 编辑：修远 xdyszzs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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