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
[摘 要]学者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学者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学者和散文研究专家陆续已对学者散文做过精准的定义和研究。学者的学识和涵养，都会令学者写作散文能够在散文文体和散文艺术本性上更加孜孜以求。学者散文即便表面上看似无法可依、率性自由，骨子里其实对散文的样式、文体、边界等方面都有着自觉不自觉的艺术追求。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如果能将知识者的精神追求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就自然会拓宽当代散文写作样式、文体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李洁非以“文人散文·漂泊者·阅读史与写作史”“批评家随笔：一个人的文学史与批评史”“自由无碍散文观与‘袖手清谈‘豆腐滋味”的学者、批评家和文人散文创作心态与写作理念，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
[关键词]文人散文 漂泊者 批评家随笔 自由无碍散文观
新民兄邀约为李洁非散文写作评论，从未有过的欣喜与紧张压力山大……欣喜是，不仅所赐命题和写作对象，实至名归，位分和水准在那里，好的写作对象总是让人跃跃欲试，明知写作难度也心有知其难而愿意迎难而上的味道……不知从何时起，笔者将写作有难度、有挑战性的评论和论文，当成了人生的一件既有压力又有快意的事情。有点像严歌苓说自己的写作：写作之于她，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严歌苓所形容的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的写作状态——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她说这时的她是活到了淋漓尽致。她说自己，一连多日不写，新陈代谢都不对了[1]。对此，真是高度同感的。当被交与学者散文之李洁非篇的命题时，笔者心里很清楚，这一次写作的挑战，恐怕会像严歌苓所说的，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半点玩世不恭、半点消极怠工都不敢有的。而另一方面，笔者又心里有着隐秘的期待和欣喜，期待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可能就是巨大的写作的甜头和一种极致快乐。欣喜还在于，把评论李洁非散文的任务交给笔者，再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认识李洁非至少十五年了，从进入文学所工作那一刻起，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以他的文学批评和散文乃至小说写作名扬文坛的李洁非，竟然那样年轻——彼时45岁，岂不是正当年？总有学界师友相问：李洁非年纪很大了吧？还有赠刊赠书的，在收件人姓名处赫然写着“李洁菲 收”。误以为李洁非年纪大的人，多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念大学的，没有亲身经历80年代的文学现场，没有那份幸运能够目睹英雄当年之勇之叱咤文坛评论界，方才生出这般误会……而搞错名字的，就更加“槛外人”和与批评界疏离了。读到这里，你或许要奇怪：评论李洁非散文，怎么扯远了？不远不远。了解了这些，反而可以让我们更近地走近李洁非的散文。程光炜在他的《小说九家》前言中就曾说，他对当代文坛，可能抱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但有着见面之缘，与小说家就可并非只是隔着小说作品纸张的距离，他明确说：“写小说评论，是不能完全不知道作家本人的，尤其是写与自己同时代的小说家们。”对写作对象要“知道”但又不能“非常熟悉”和有“个人私益”，这才能写起来没有心理负担和可以灵感忽现。借其言明我们之志：写李洁非的散文，是不能完全不知道李洁非本人的，而笔者有幸能与其是一个大的研究所的同事，这是笔者来解读李洁非散文的第一重便利了吧。
第二重的便利，是笔者的书柜里，专门有一格，摆放着李洁非几乎全部的散文集，别人买不到的，笔者也都有：作为读者不免沾沾自喜，作为研究者，心里还是一紧，对写作的难度心知肚明。《袖手清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翻了一半的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9月版）、《李洁非散文》（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版）、《豆腐滋味》（泰山出版社1999年2月版）、《书窗如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漂泊者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不要说还有堪称历史非虚构叙事散文随笔的《龙床》《典型文案》《典型文坛》，等等。
学者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学者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学者、世所公认的散文研究专家先已对学者散文做过精准的定义：“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散文较之散文家的散文和小说家散文，更显“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笔者并不敢如已有学者的观点，断言学者散文是更加“贴近散文本体”和更加“是散文写作的正宗”[2]，但学者的学识和涵养，都会令学者写作散文能够在散文文体和散文艺术本性上更加孜孜以求。即便表面上看似无法可依、率性自由，骨子里其实对散文的样式、文体、边界等方面都有着自觉不自觉的艺术追求。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如能将知识者的精神追求与文体创造相融合，自然会拓宽当代散文写作样式、文体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即便是李洁非本人也曾经专门撰文探讨过“文不一定如其人”，但是学者散文或许是能够将传统的文章学，与现代、当代白话体写作作出最为契合的榫接，在古今文体演变的发展历程中，镌刻下深深的足迹和烙印的一类。学者散文最终能否达致“文道合一”状态，尚不可过早断言，但他们对此的自觉追求，让他们在當代散文写作中，肯定是最有希望的一脉。学者散文的文笔、文气与样式、文体特征等，都值得我们做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 、文人散文·漂泊者·阅读史与写作史
如果你细心，会发现拙文题目是“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窃以为，仅仅以学者散文来定义和涵括李洁非散文，尚不精准，李洁非的散文与别家“学者散文”所不同的是，他别立出了学者散文当中“文人散文”的新宗和一脉。记得很多年前，曾听李洁非说过，现代时期我们是不缺文人的，但当今社会即使有知识分子、有知识者的称谓，但能称为“文人”的人已经罕见，或者说几近断绝。何谓文人？有学识之外，有着精神之自由、独立之思想，等等，或许还有非常关联经济基础的一面——文人是靠写作、稿费来生存和生活的。时间既久，无论如何已无法从记忆里复制和还原出李洁非的原话，但大意是如此。这话听了，足以让人一惊。是啊，现在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知识者、学者，是靠稿费来维持生计的呢？
莫要因为关系金钱，就羞于谈及这个话题。稿费及其相关，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就关联着文人和文人写作的传统。时人其实已经注意到现代时期曾有过一段稿费的“黄金期”，也意识到近现代出版史上，稿酬制度之与出版、刊物报纸发展的重要关系，而稿费与稿酬制度所催生的文人、文人写作和新文化、新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许也值得进一步地探究。20世纪30年代，好像是文人稿费的“黄金时期”。据当事人回忆，《大公报》于1934年1月按胡适建议，开设基本作者队伍是名流学者（笔者注，请注意，都是“名流学者”）的《星期评论》专栏。这些名流学者以胡适为首，包括丁文江、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人。每篇稿费40元，按篇付酬。徐铸成1932年担任《大公报》特派记者兼驻汉办事处主任。据他回忆，当时白米3元一石（笔者注，一石=120斤，此处斤为市斤），鸡蛋1元可买大约120个（笔者注，目前1枚土鸡蛋的价格就超过1元，可见当时文人学者稿费的购买力是相当可以的）。那时他“除薪给贰百元外，又兼为沪、宁两家报纸发新闻电，共为百元。加上湖北分馆之津贴（年有一千余元），生活颇为富裕”（参见《徐铸成回忆录》）。时鲁迅稿费千字6元，茅盾月薪50元[3]。另据考证：鲁迅1933年1月在《自由谈》上发表《逃的辩护》和《观斗》（两篇均不长，皆千字文）。从《鲁迅日记》可以查到當年2月8日《自由谈》给付稿费12元。鲁迅晚年（1927年至1936年）在上海生活时期，主要靠卖文为生，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生活。鲁迅在这一时期，月收入在500元及以上，可以说生活（物质生活）比在北京等其他地方时还要好。从有记载的鲁迅家一日三餐食谱，也可见证其物质生活水平如果从鲁迅而立之年开始计算，此后的24年，鲁迅差不多平均收入16.8万元/年，平均到每月，也是1万多元，这个数字无论考虑当时的物价，还是从主要都是稿费（外加版税和编辑费）的角度考虑，都是十分可观的[4]。所以，连原文章标题“中国稿费变迁小史：稿费，不仅触动文人的神经”，都被改成了“鲁迅用稿费轻松在市中心买房：中国稿费变迁小史”这样近乎噱头、赚眼球的标题。无非是在告诉你几个关键词：稿费、文人与稿费，和现代时期文人的稿费可能超乎你想象地厉害。
李洁非本人也毫不讳言自己对于赚稿费的看法。在散文随笔集《漂泊者手记》“批评编·屐痕历历”的“题说”里，他坦言：“最初什么都写的，散文、小说、评论和随笔;目的很朴素：我喜欢手稿变铅字的滋味，也想赚稿费。”尊重个人隐私，我们不便打听和详悉李洁非稿费收入的情况，但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收入，在2013年之前实际比较低的情况，李洁非应该属于文学所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稿费收入远远超过实际薪水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和批评家了。稿酬只是影响李洁非文人散文写作观的一个方面，更多地涉及李洁非“文人散文”文体样式、文体特征的深在缘由和艺术特性，恐怕要从他的具体散文写作，从他自谓系“漂泊者”的成长史和心理世界，从他广泛涉猎的阅读史并进而影响到了他的散文写作，形成他独特文人气质的写作史等方面予以考察。
读了李洁非的散文随笔，尤其了解了他的“漂泊者”心理，就不难理解他的文人散文观和文人散文写作伦理形成的心理基础了。没有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成长经历和个人成长史带来的气质禀赋，就不大可能形成他气质独具的“文人散文观”。李洁非在他的《漂泊者手记》自序中，开篇就是独句成段的：“漂泊者，是居无定所的人吧？”然后紧跟一句独句成段的话：“我想，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接着他说到自己曾借谈友人思乡散文的机会，感叹自己“无根可寻”，并自述了缘由：自己的家庭祖籍宁津县（现代时期是河北治下），现隶属山东，固执而怀旧的父亲坚称自己老家在河北，而对于自己，无论是河北还是山东，都是回不去的祖上的“原籍”，既从未踏上那块土地，故此就无感性的认识。而自己虽出生在安徽合肥，但在合肥没有任何的亲戚，又由于是生活在远离市区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连安徽合肥的方言都不会讲，18岁去复旦念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待在别处的时间竟然超过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对于生活了很久的北京，他也没有认同感。他说：“这样的经历，使我内心有一种无所执的状态，实际上也不知究竟该执什么。”而李洁非文化上的生长、成长背景，也是无根与漂泊的心境[5]自序1-3。大家不要小觑这个“漂泊者”心态，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文人散文观和文人散文写作实践能够形成的创作主体所必须具备的心灵史、心理基础，并形成文人散文相应的艺术特性。
熟悉海外华人写作的研究者会很清楚，离散、漂泊无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心理，地理迁移当中的困扰、精神的不适及其所带来的文化上的错位归属，与於梨华、白先勇、聂华苓等前辈海外华人作家，与严歌苓、张翎、陈河等这一代海外华人作家精神气质的长成，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严歌苓曾经在《花儿与少年》后记中明确解析过，迁移会是地理、心理和感情上的。严歌苓自言受纳博科夫影响很大，那种失却感情上的“家”（李洁非这里是“家乡”）的概念、处处归而不属，可以让小说家（严歌苓等作家也写作散文）拥有异乎寻常的敏感，给创作带来丰富的文学语言和荒诞而美丽的世界。李洁非不仅在个人成长经历上，在文化境遇上遭遇古老的中国及其文学，自从被迫走出它的老屋之后，就一直“在路上”——无根、漂泊、选择和改革成为其中的关键词。李洁非的散文随笔，是地道的文人气质。而漂泊者的心态，其实有益于他形成对文学批评对象的敏锐的辨识力。无论对日常生活中的诸事，还是他的“散文散谈”的散文艺术观和文体观，他认为的散文当“袖手清谈”，或是当品出“豆腐滋味”，抑或是应“书窗如梦”……都能发现与他的“漂泊者”心态丝丝缕缕的关系。
光有漂泊者的心态还不够，文人散文还需要一种浓淡很是相宜的能“宅”而且擅长“宅”的心态和能力。李洁非恰好就具有这种能力，不仅具有，还刚刚好，不多不少，恰如其分。他在与书名同题散文集的代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当中，曾经侃侃讲来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住房的依赖，他甚至观察到了儿子小时候最喜欢做的游戏之一便是搭窝。他毫不吝言自己对于家庭也倍感依赖，家和写作都成为他安置自己心灵的一处住所，亦即心灵的家园。不要说他都写在这个序里了，笔者都曾有幸听到一耳朵他讲过他只有待在家里才感到自在。序里，他自拟自己的写作就如孩子们喜欢的搭窝棚没什么两样。“以便躲在里面自己同自己说话，不受打扰地想一些自己关心的事情，在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画出一条线，从这条线的里面探头向外张望，远远比置身于外部世界成为它的一员来得有趣”。“写作，的确给予我们一种很奇特的空间，一方面使个人天地同外部世界隔挡起来，另一方面又保持了这两者间的某种通道因而不是完全把人隔绝封闭在孤独状态中”[6]代序1-4。
正是由于这种“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写作心态，方才成就了他的学者文人散文中可以“张望”世事、思考世事人生以及思索人性的能力和品性。身处“房间”向外探看，我们来看看这本《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散文随笔集里，李洁非都看到了什么？在“活著”篇里面，他写了《说说我的“懒”》《少年伙伴》《旅途中的女孩》《我们的“普咪”》（笔者注，李洁非家养过的一只猫咪）《户口变更》《吸烟》《劝酒》和《售货员的脸》等;在“世事碎语”篇里，他写了《“读”人不倦》《也谈宽容》《乞丐的“变迁”》《细说时尚》《“嗲”字咏叹调》《书生意气》《不谈爱情》等;“边缘文谭”篇收了《沉寂与黯淡》《鸡毛和过瘾》《“当代”小说重“历史”》《为谁写作》《文体的迷误》《艺术人格之于创作》《中国的严肃作家》《欲读“社会小说”》《把文学还与民众》《“精神”或“物质”》;“文明的怀想”篇收了《龙之吟》《山顶洞之火》《思圆明园废墟》《后宫中的美丽凶残》《谁在古代当才女》等。而李洁非另一本散文随笔集《书窗如梦》，比《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更多谈到了文化、文学、文坛和自己读书的所思所想，从其中分列的篇类名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像“文坛印象”“文化批评”“读与思”等，但依然是凭栏——实际上是凭借“书窗”——他把“书窗”当成了自己向外探看的通道和窗口，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散文研究专家陈剑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在散文文体上的自觉与建树，既有着得自五四散文精神的浸润，也充分汲取了中国古代文章学养料。他认为，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有良好的国学根柢[2]。李洁非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最初的志趣在于古典文学研究，并对古代文学多有涉猎，后来转向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但从他的散文随笔中，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古典文学学养积累自如地流淌在纸上，也让他的散文随笔更显文化底蕴，更显“文质彬彬”。近年来，将作家个人阅读史与其作品进行复阅读、比对和辨识，对于作家个人阅读史和写作（或可称为“写作史”）之间作出考辨的研究，层出不穷。像有学者就对莫言的个人阅读史、文本考辨与小说技艺的创化生成，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莫言小说的基本技艺与阅读经验形成互为理据的循环论证，将莫言放置在“阅读—创作”这一朴素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作家在艺术上从借鉴、受影响到创化生成，最终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探索进程[7]。类似的作家阅读史的研究，还可见于对毕飞宇等作家的研究。而很多作家也提供了自己的“枕边书”，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原始资料。
即便如有的散文研究专家所说，学者散文作家多有国学功底，但是能够如李洁非这样（李洁非出生于1960年，是一名“60后”，“60后”本来应该是与古典文学割裂最为严重的一代人了），写作散文随笔时对古代典籍、典故信手拈来者，还是不多见的。这也是他文人散文气质尤重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他《翻了一半的书》序言中，李洁非讲道自己自幼喜欢阅读，连如厕、上学途中要手捧一本书，或许可以称作“手不释卷”了。而因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阅读习惯：因为喜欢阅读，从小坐着的时候总比站着多，躺着的时候又比坐着多;哪种姿势省劲，可以忘却身体重量和减轻由此分散开去的精力，就取哪种姿势。阅读而有鉴别力，是他欣赏和追求的阅读境界。而在《漂泊者手记》“批评编·屐痕历历”的“题说”中，他也自揭了自己最初的兴趣在古典文学上：“大学期间，兴趣在古典文学上，替自己做的打算，是将来从事明清文学断代史的研究。可毕业分配葬送了这理想。”——李洁非散文随笔的古韵、古典文学底蕴以及熟稔于心信手拈来可用的古典文学知识，都无不印证了他早年的阅读积累、阅读史和兴趣所在。
《翻了一半的书》所收散文随笔篇目，几乎篇篇都可见出他的广泛涉猎而自成一家鉴别之力的“阅读史”。在《放浪与风雅》中，他从诸子时代中国文人阶层刚刚开始滋生尚未形成自己典型特征说起，但他直言屈原已经是第一个有意识地用语言自我表现的人，紧随其后的宋玉又是如何立刻开了“风流才子”这一模式的先河;在魏晋时期“文人无行”风气中，阮籍、谢鲲等如何好色与无行;唐宋两代，如何倡优昌盛，与妓女交往成为文人间的新时尚;明初至中期，文人不得不有所收敛，但至晚明，享乐主义抬头所导致的文人的放浪形骸较诸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怪狷》一篇，李洁非从国学复兴中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乃至《辜鸿铭文集》再度被搬出，析解了辜氏精神的怪异，辜鸿铭自己对“辜疯子”的绰号竟也能欣然自受之。然后又细细条捋和剖析了中国历史上与“怪”相类的“狷”的品性的发生、发展和在历史上各个名人的代代传承，甚至援引了《老子》中的话，来证明狷和老庄谋求自在不拘、孑孑独立的人生境界深有渊源：“……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傻”是境界》，换作古典文学功底差的散文作者，不知会怎样写这样一个题目。李洁非以“老子曰：‘大智若愚。”——独句成段来开篇，然后就细细述来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种种的傻人、傻境界以及典籍中所记述的种种。他讲的那个承袭了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庄子《应帝王》中的故事，尽管我们早有所知，但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来写散文随笔未必能够记得起这个故事：有个叫“浑沌”的人，他有两个朋友“倏”和“忽”，“浑沌”对他们非常的友爱;一天，“倏”和“忽”突然想到应报答他的善待，便一起商议说：“人都有七窍，可以视听食息，偏偏‘浑沌就没有，多可怜呀！我们为何不替他凿出七窍呢？”于是便动手实行起来。7天后，七窍凿成了，“浑沌”却也就此死掉[8]31。
不要说《翻了一半的书》《书窗如梦》集子中所收的散文随笔，多与李洁非的几十年的阅读积累、日常的阅读密切勾连。就是散文随笔集《袖手清谈》（《袖手清谈》“茗余书话”之下所收的篇目，几乎篇篇来自他的阅读史，是由阅读而作的随笔）、《豆腐滋味》等所收的散文随笔，也常常是由阅读而起意写作散文，或是由写散文，不经意间透露了他自己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范围。在读李洁非散文时，笔者还抱了一点颇为“私我”的想法：通过散文，来了解他读了什么书，学习其读了什么书，对于自己写散文随笔和笔力的精进，想来定是有益无害的……而在李洁非文人随笔中，可归为文学批评随笔的一类，就更是来自其阅读，反映其阅读。而且他在自己阅读史之上所做的文学批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李洁非一个人的“文学史”和“批评史”——他带着我们重返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现场。尤其是80年代，距离今时有些久远，读了他的文学批评随笔，会引你深思，对很多后来仍然纠缠不明的问题，反而有了茅塞顿开之感。这不仅要感谢李洁非的阅读，还要感谢他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批评的真知灼见。正所谓当局者迷，他能当局而不迷，这不是一般的功夫，不由得不对其心生敬佩。
二、批评家随笔：一个人的文学史与批评史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家中，李洁非的地位、声名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室，在全国学界，都是響当当、威名远播的，李洁非、陈晓明、孟繁华等位名家，撑起了文学所昔日文学评论和当代文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和“黄金年代”……往日文坛的盛况和文学批评的繁荣与黄金时期，已无法原样重现，借由李洁非的文学批评，或许能通过一斑而窥豹一二。笔者特地将李洁非当年获冯牧文学奖的授奖辞照录在此，约略可见李洁非当年文学批评的“在场”及其富有创造性的见解，亦约略可见李洁非文学批评的稳健严谨而又在当时堪谓前沿新锐：“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注意到，李洁非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生态环境和都市文学、新生代文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见解。这是他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拓展与推进。近20年间，李洁非走过了一条既扎实又不保守，既新锐又不偏激的稳健而严谨的治学道路。在潮流纷繁的文学背景下，努力寻求中西文论的结合与交流，在总结本土文学实践的基础上，执著地摸索兼有民族性与开放性的批评话语，逐渐显示出了一个成熟批评家应有的品格。我们期待着李洁非在当代文学前沿的位置上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5]封底
李洁非从不讳言自己对于论文体写作的不喜和厌弃，他对以随笔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见解、文学批评，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并且将之付诸实践，兼又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近二十年前，他已完整表达过以随笔来写文学批评的观点：“随笔这文体最大的优长便是可自由出入理性和感性之间，既是思想的工具，又完全兼顾个人感受，且文无定法，任何议题皆可入文，谈天说地无所不至，义理人情尽显笔端，尤为重要的是，随笔不能无我，而必揆诸内心，由我铄外。”他甚至将之视为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自身的经验化的学术传统回归的现象，学者随笔或可视为“学术的日常化表述”。在李洁非看来，这是中国古典人文学术一贯的方式，“无论诸子时代、魏晋时期还是明清之际，也无论哲学、文论或批评，中国著作家的言说态度从来是个人的、感性的，所采取的形式包括语录体、笔记、小品、韵体……不一而足，惟独不用遵循概念、范畴和逻辑的严格架构的论文体”[9]2-3。
李洁非的《暴力与〈红高粱〉》，写于1994年秋，在当时一众批评家都指向了《红高粱》里大肆张扬的“酒神精神”，但在李洁非看来，“无论是批评家还是电影制作者张艺谋，都冲淡了《红高粱》其他的一些方面，尤其是战争和暴力”[10]187。“从《红高粱》之后，莫言好像沉在暴力意象中有点难以自拔了，血腥味、皮焦肉烂味、腐尸味从他小说字里行间扑面而来。莫言小说为何会对暴力产生迷恋，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睿智地点出了自己的童年、少年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走过来，“这个时代，不可能不对我们关于人性和历史的看法施加影响”[10]190。
而在李洁非那本“批评编”占了一半体量还多的《漂泊者手记》里，收了他写于1986年的《莫言的意义》，这篇文学批评的随笔真是让我叹佩不已。对于莫言当时《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秋千架》《球状闪电》《爆炸》等一系列作品，李洁非敏锐地指出他在初次接触莫言的小说时，即已在获得后印象主义绘画面前才能获得的艺术享受，他详析了莫言小说与梵·高绘画的相似性，认为莫言小说写到《爆炸》时，已能够纠正其早期对于视觉的倚重而达到“整体感官化”的层次。而种种彻底的感官化，把莫言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区分开来。李洁非并没有凌空虚蹈信口开河，他结合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并将莫言的小说置于东西方文论的背景中，指出莫言的艺术创作不是来自“形象思维”，更不是来自“逻辑思维”，而是来自“表象思维”。他进一步得出的结论，让我惊异不已。他说：“莫言使各种感觉趋向感官化，可以说正是他为这些感觉寻找‘能指的富有个性的艺术探索。”“由于莫言小说立足于表象、感觉等新的小说表现范围，因而也导致了新的物我关系的建设。在这里，物与我，主体与客体，自在与他在，开始失去截然的界限，成为互渗的‘共在。”“这种‘共在也影响到小说的文体和叙述方式，其最醒目的变化是，取消了人物的自述与他述的界限，甚至也取消了作者与人物的界限——在一组表象中，来自不同人物以及作者的感觉同时存在着，互补、交织在一起，以致最终不可区分（尽管并非区分不了）。”他还说，“试验，是他的小说的惟一意义，但同时也可能包含着最了不起的意义”[5]21-28。
让我惊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17年还有知名评论家在论述莫言小说感觉象征化的问题，认为：《檀香刑》之前，莫言感觉的狂放，更多是停留在具象化和物质化的层面;《檀香刑》之后，莫言将这种感觉巨型化和象征化了。把感觉推到一个超感觉的象征世界……而从具象性的感觉走向象征性的感觉，并将之视为系莫言写作风格的重要变化，也是莫言成为大作家所迈出的关键一步[11]。文章很有才气，但是很多问题好像并没有捋清楚，作者自己也说，有些理论问题尚未思考清楚……回看李洁非写于1986年的《莫言的意义》，他已经从文本、从逻辑、从中西文论各个方面，把莫言写作整体感官化的问题、表象思维问题、感觉趋向感官化问题，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毋庸置疑而又辞采飞扬地以一篇文学批评的随笔说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读这样的批评随笔，禁不住击节称快之余，也会心虚：比及前辈，我辈尚有差距……当勤勉读书、不倦写作，读书为文的道路上不敢懈怠而尚须孜孜以求。
不止这些，李洁非当年身在文学现场，既能够当局者而不迷，又能够直击当时的文学现场，拨开层层文坛现状和各种复杂表象，直击很多文学现象的本质，对文学潮流、文学现象和作家写作，几乎是良医把脉般精准论断，稳健严谨又睿智新锐，彰显诸多真知灼见几乎是天才独具般的文学鉴别力、文学赏鉴的能力，以及对中西文论的了然于胸……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唏嘘称奇和叹佩不已的。即便时隔这么多年，他的文学批评随笔，再次读来，依然让人感叹其在当时即已富有的远见卓识。
前文已述，李洁非的《漂泊者手记》大半篇幅，是收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学批评随笔（在全书334页中占了238页）。他在25年前（1995年）就已经系统地梳理过20世纪70年代末起，“‘现代派就是中国文坛的一个高不可攀的梦想”，“当1980年王蒙的被称作‘意识流小说的一系列作品问世时，就引起了混乱、惊奇、兴奋”[5]5。他理性和冷静指出《布礼》等作品的产生，与现代小说的新经验、新形式的启迪分不开，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得出中肯评价：“八十年代初，中国一小部分作家已经感受到世界二十世纪小说潮流的各种新气象，从中得到震动，开始思变;但同时，出于诸多原因，主观的或客观的，他们未能在创作实践上直接与前者取得对应、直接运用其形式技法，而是依己所能而对中国既有的小说艺术常规进行某些变形，以此表明他们在精神上倾向于‘现代派的创新意识——这应该说才是合乎当时事实的一种评价。”（《最初的叙述变形》）写于1994年的《1985年的狂喜》，回溯了“1985”这一标志性年份里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发表，在一直延续很多年的文坛的整体性亢奋中，他在1994年就冷静指出：“像《你别无选择》这样的作品，确实给当时文坛造成了一种蜜月般的气氛，它象征着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的联姻、现实主义的大龄青年讨了一位现代派老婆。这个蜜月，等于为一直为其幼稚和荒废学业多年而苦恼的当代文坛施了成人礼，使它缺乏自信、浮躁的心理终于有了某种平衡感。然而，在我们通过‘现代派试题答辩的若干年后，回首重看这些作品，我们又会想到些什么呢？”写于1990年的《再说“矫情”》，反思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整个当代文学在作品内容和作品语言上的“矫情”问题。《王安忆的新神话》（写于1993年）现在读来，所提出和主张的种种说法、论断，依然立得住而且多有精彩发现，也曾被王安忆收在她一本集子里，作为代序。《先锋小说祭》（写于1994年），所提出的问题，时至今天都有启发意义。《“新写实”》（写于1995年），提供了详细的“新写实”“新写实小说”是如何被《钟山》杂志当作一个文学事件来操作，而在操作过程中又额外产生了很多复杂的因素。生动形象地再现、复现了当年的“文学现场”，价值不容忽视。
《袖手清谈》“茗余书话”所收亦是文学批评随笔，其中有对刘心武、韩少功、汪曾祺、莫言、贾平凹、邓刚、刘索拉、余华等作家的“作家论”。文字写得灵动而文采飞扬，比如他对汪曾祺《天鹅之死》一篇小说的分析，认为它与汪曾祺同时的其他小说很不一样，笔者很佩服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不要小覷评论家所做的作家论。程光炜在《小说九家》中，就为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余华、史铁生等作家写作了评论。在该书的附录《作家与批评家》里，关于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程光炜这样评价：“翻翻今天的文学史，当年的文学批评大都成了文学史结论，至少我们对于莫言、贾平凹、余华、王安忆、苏童、张承志、韩少功、刘震云、格非、王朔等作家早期作品的认识，都无出于其左右。虽然作为文学史的进一步深耕细作，这些结论还需继续质疑、细琢、翻转与充实。”[12]228你如果有幸读到李洁非所做的这些作家论，会发现他发现和提出并作出论断的很多问题、方面，现在看来，都已经成为文学史结论。近年来流行“一个人的文学史”的说法，意即在某位著名的批评家（或者文学期刊主编）眼里，会有一个按他自己的尺度来选定和评定“座次”以及重要程度不同位次的“文学史”，而好的评论家的评论，实际上也可以呈现出“一个人的文学史”和“一个人的批评史”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洁非的文学批评的散文随笔，就提供了——李洁非一个人的文学史和批评史。
超乎寻常的敏感是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具有的素质，李洁非偏偏又兼具古典文学的深厚学养，精神气质又是刚正不阿、极富古典文人隐逸的内在气度，所以为散文研究专家最为追慕的学者散文所具有的“文道合一”、学者散文作者应该是“文质彬彬”等精神品质，在李洁非身上，是气质鲜明的。家国情怀、学贯中西、对世间万事万物怀有宽容之心和理解之同情，在李洁非身上也一样都不少。在中国现代、当代散文演化的历程中，再细化一些，在学者散文的领域里，李洁非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看似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举，实际上偶然中蕴含着必然。他的古典文学修养、他的古典文人气质、他刚正不阿的精神品质，等等，无不助益成就了他不可多得的“当代学者·文人散文”及其品相。他在《漂泊者手记》“批评编·屐痕历历”的“题说”里，上来就感叹了一句（独具成段）：“做批评家，也许是我最不曾料到却又做得时间最长的一件事。”不唯如此，写出最好的“学者—文人”散文随笔，恐怕也是他预先不曾设计，却在他的个人成长史、阅读史、心灵史之上必然结出的珠玉和果实。
三、 自由无碍散文观与“袖手清谈”“豆腐滋味”
看过不少学者写作的散文研究文章和评论，很多人都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自己对于散文的文体特征、写作和艺术特性等方面的看法。哪怕是对学者散文，也有专门的文章来谈……李洁非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他的文学批评随笔、日常生活散文随笔、文化散文随笔——其实都可以涵括在“学者—文人”散文随笔麾下，耀目在文坛、学界、评论界且熠熠生辉，当然是以他丰赡的写作实绩来体现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对于散文随笔这种文体，没有他自己的理解、思考和心得。
李洁非有一篇谈论散文的文章，深得吾心。《散文散谈——从古到今》是发表在学术、评论刊物的一篇长文，笔者甚至把它下载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笔者亦深以为然。恐怕也只有李洁非的古典文学素养，才能让他事无巨细皆娓娓道来般，把散文从古至今的发生、发展，悉数展现。他对散文从古到今的体式、分类、文体边界、艺术特征、散文的灵魂须惟性情等，都有细致剖析。对散文自现代时期以来，如何在中西影响之下，受Prose和Essay两种散文传统影响浸淫——并呈两脉或者两脉交融并收式的发展，从而完成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等等，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发现。对于李贽的“童心说”对散文的影响、关于周作人对于现代散文发展所起的作用，李洁非都有自己的分析和剖解，但笔者还是不出所料地发现，他最为推崇的是——庄子的散文观和为文境界。“散文在中国，有一位最佳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文学史上，称李白‘诗仙，称杜甫‘诗圣，而在散文中，我所心仪的配得上‘仙‘圣称号的类似人物，便是庄子。我们说庄子是天生的散文家，不仅仅因为他的文章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尤因其间文与人的天衣无缝、水乳交融”[13]。
在李洁非看来，庄文的境界，在于胸襟。其为人也，绝真率性、自由无碍。这种性情，正是散文内在天然的品格，而庄子其人与散文的品格，恰似天作之合，浑然如一[13]……李洁非虽然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曾经以大量的历史典故和人物实例，来说明“文不一定如其人”（《文未必如其人》，见散文集《豆腐滋味》），但是对于李洁非本人而言，他写作文人散文随笔，是他自己深厚学养的自然流淌，是李洁非本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他不仅有着作家、文人的“赤子之心”，而且做人、为文皆天然去矫饰，从无刻意而为和做作扭捏之态。这与他心中甚喜庄子，将庄子推崇为中国散文的“形象代言人”，是内蕴一致和精神暗合的。李洁非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毫不讳言他对庄子的喜爱。他在《袖手清谈·庄子之龟》中，上来就讲了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大意是：一天，庄子正在河边悠闲地钓鱼，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两位使者是想请庄子去朝中做事的。李洁非怎样写庄子的反应呢？李洁非是这样写的：庄子听后，竟依旧握着钓竿，头都不回一下，说出的话也答非所问：“我听说从前楚国有一只神龟，已死去三千年了;大王对它真的是非常敬仰呀——用精美的竹器盛着，上面还盖着很华丽的丝巾，高高供在庙堂上。不过有一点我搞不懂，你们倒替我说说看：从那只龟自己的角度看，它究竟是喜欢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当成宝贝供起来呢，还是更喜欢生前那种爬在烂泥中快快活活摇头摆尾的样子？”[10]87-88——李洁非借这个故事，借这个“曳尾之龟”的故事来说明先秦诸子中能以其本身的性格打动人、吸引人的，似乎只有庄子。他毫不吝惜笔墨来直言自己对于庄子的喜爱。他哪里仅仅是在说庄子？他是在借庄子言己之志，抒发自己的情怀和志趣。
李洁非将自己的一本散文随笔集命名为《袖手清谈》，其实是借“袖手清谈”言其散文观和写作散文随笔之志。他所说的“袖手”是什么意思呢？——当着“袖手”之际，敛神于内，杂念俱除，精骛八极，念由意而生，气随念而畅，不觉间，思闸豁然洞开，则伏案疾书笔走龙蛇……瞧见没有？这哪里是寻常的信口而说的话？是暗蕴着他的散文写作理念的。又说：“佛禅有言：‘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在李洁非看来，“书生的无用处，正是他的用处。”[10]序2-3在从他的《散文散谈——从古到今》一文中和散落在各处的文字，也可以看出，李洁非很少给自己的散文文体和写作对象设置什么边界，这与他对庄子的喜爱似乎也契合——一切皆顺其自然，顺势而为，讲究神、念、气、韵、思等的通畅和豁达无碍。世事何其嚣扰，他皆可取“袖手清谈”姿态。
李洁非还有一本散文随笔集命名为《豆腐滋味》，序言题为《说“豆腐滋味”》。在笔者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篇李洁非的关于散文随笔的滋味该当如何的“李氏宣言”。他说了三点，为何将自己的散文随笔集名之曰《豆腐滋味》。对于第一点，他说的是“文人替报纸副刊写的小文章，常自谦嘲为‘豆腐干”，云云。对于他说的第二、第三点，我忍不住要照录在此：
其二，关于豆腐这一食品，据我所知，乃纯粹的中国人的发明，并且，是一项种瓜得豆、意料之外的发明。吾籍皖省淮南有一八公山，相传汉淮南王刘安曾聚八公（门下八客）在此炼丹，不意却点化出豆腐这一世间原所未有的美味来。我读前辈们的随笔（例如周作人先生的《知堂书话》、曹聚仁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隨笔》等）的体会，也有些类似——原是当作消遣的闲文漫不经意地读，绝不像对待煌煌学术专著那样正襟危坐，但结果，往往在学问上得之良多，甚或反而在煌煌学术专著之上。
其三，豆腐虽味至美，蛋白质质量极高（远胜肉禽），兼具药用（《泰山药物志》载“豆腐性甘味寒而能清热，有散淤积，和脾胃，消肿胀，下浊气，解毒气，清血利等功能”）;但身价却低，不摆珍馐的架子，平易近人（故，清梁退庵在〈豆腐〉一文中赞其“家常日用，至与菽粟等”），真正是不问贵贱、老少咸宜——这也很像是随笔的个性。[14]序言1-2
之所以这样大段照录，是因为笔者的复述，将会抹杀原文自具的辞采，亦不足以尽述李洁非散文观是如何体现在具体写作中的。上面文字，仅仅是一篇短短的序言，却不仅尽述了李洁非本人对于散文随笔该当如何的观点——他的散文观，而且兼又落笔在实处。这几段文字的写作，已经充分体现了他如何将自己的古典文学学养积累、他的阅读史、他的个人志趣文人旨趣，等等，都用上面的文字“实践”体现了出来。他最后总结道：以此三点，则形状像豆腐干的随笔，其内旨至味亦确乎可与豆腐比附。就随笔的作者而言，努力制作“一品豆腐”;就随笔的读者而言，厌食膏腴时品一品豆腐的清淡，想必都是很有滋味的事情[14]序言2。除此之外，尚须补缀一笔，李洁非在《豆腐滋味》等集子中，还收录了《欧画味赏记（四十六则）》，这四十六则赏画笔记，是他作于1992年4—9月间。是他写完两本小说学后，难得有一段闲暇，便去图书馆借来好几种画集，细细玩味，并参考了《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圣经》以及一些绘画史著作，做起观赏笔记来[15]151-154。笔者读他所作这些赏画笔记时，既叹佩他的观察力的敏锐和对于细节的发现能力，也感叹须由一个内心澄明干净的文人的眼睛来观之，写之，才能成就这些毫无赘字、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艺术随笔的诞生。《大师之私人生活（札记）》《袖手清谈》，写到了莎士比亚、狄德罗、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弗洛伊德、劳伦斯、海明威，都是他读写这些人的名人传记的感想和心得。读之，佩服他能写出这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短札，即便写这些名人的“无行”，你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压抑或者觉得脏污之感——这都得益于作者李洁非自己的品性和精神品质。而且，这些其实算是短篇幅的非虚构散文，必须对原著有很好的素材提取能力和剪裁能力，李洁非作为学者、批评家、散文家、小说作者等的能力，都包含在里面了。
李洁非的学者·文人散文，实在是体量巨大、种类繁多，几无选材和文体的边界……浅言不及其大义、精义，草草赘语如上，也不能尽述其学者·文人散文随笔之好……把这遗憾，化作景仰，常留心间。
[参 考 文 献]
[1]严歌苓.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EB/OL].“文化之源”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MP-RP92zt8N01RwXN-KCPQ，2018-08-02.
[2]陈剑晖. 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J].中国文学批评，2020（1）.
[3]李勇军.民国稿费：鲁迅千字6元，茅盾月薪50元，曹禺的《雷雨》没给钱[EB/OL].“凤凰网读书”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7y5ygxx1SbE9ngm_oXpcUQ，2020-04-20.
[4]李怀宇.鲁迅用稿费轻松在市中心买房：中国稿费变迁小史[EB/OL].“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w36AWSZfdH__dpld4NG4pA，2016-10-06.
[5]李洁非.漂泊者手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李洁非.看得见风景的房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7]郭洪雷.个人阅读史、文本考辨与小说技艺的创化生成——以莫言为例证[J].文学评论，2018（1）.
[8]李洁非.“傻”是境界[C]//翻了一半的书.长春：长春出版社，1997.
[9]李洁非.主编微言[C]//书窗如梦.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
[10]李洁非.袖手清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11]谢有顺.感觉的象征世界——《檀香刑》之后的莫言小说[J].文学评论，2017（1）.
[12]程光炜.小说九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3]李洁非.散文散谈——从古到今[J].文艺争鸣，2017（1）.
[14]李洁非.豆腐滋味[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9.
[15]李洁非.欧画味赏记：四十六则[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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