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功:公学中兴的幕后功臣

时间:2022-08-03 10:36:24 浏览量:

章玉政

中国公学的诞生与衰亡,有如昙花一现,关于公学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过往,却沉淀在岁月的记忆里,永远闪耀着炫目的光辉。

胡适之所以能开创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离不开副校长杨亮功的默默付出。

啃下“硬骨头”

1928年7月初,杨亮功接过中国公学校董会的聘书,正式出任副校长之职。胡适接手时的中国公学负债累累,经费入不敷出,基本靠教职员垫款维持日常运行。所以需要杨亮功做的,只有四个字:白手起家。

因经费困难,杨亮功将学校职员数压缩到了最低额。秘书长及总务长均由校董兼任,其中总务长不支薪,另有教务长、秘书、书记、会计,事务、斋务各一人,注册组4人,图书馆2人,加起来不过14人,平均每44个学生仅有一个职员。每当学校招考,注册组4人无法应付时,就动员所有职员全体上阵,苦中作乐,众志成城,倒也别有一番滋味。胡适身先士卒,校长薪金每月仅支100元车马费,兼课每小时4元,缺课还须按照钟点扣除。这一度连其他校董都感到过意不去。

对于薪金待遇,胡适、杨亮功其实都没有特别在意。当时,他们更多考虑的还是中国公学的重整问题。当务之急,有三大校务问题需要处理:一是院系调整,二是聘请教授,三是整顿校风。可以说,件件都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没一件是个轻松的活儿。

好在有胡适的支持,杨亮功“初生牛犊不怕虎”,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啃硬骨头”——重整院系。这也是胡适的意见。

在何鲁担任校长期间,中国公学仅有学生三百余人,却设有文、商、法、理、工等四个学院,十七个学系。胡适认为,“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所能担负的”,于是决定裁撤合并。根据胡适的意见,杨亮功等人自1928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和法学院,其余院系也一律裁并,将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将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之前的商学院并入社会科学院商学系,其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这样,何鲁时期的四院十七学系便变成了胡适、杨亮功时期的两院七学系。

经过整合后的院系,在实力上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胡适尤其重视院系“领头羊”的队伍建设,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并邀请高一涵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的人选,如政治学系主任罗隆基、数理学系主任胡耀楣、经济学系主任刘秉麟等,亦是一时之选。

1929年春,中国公学再度调整院系,变为三院六系,即“文理学院,属此者为文史学系,数理学系;社会科学院,属此者为政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院,属此者为普通商学系,银行会计学系”。至此,胡适、杨亮功时期的院系调整基本到位。

在胡适、杨亮功的精心经营下,经历驱逐校长风潮的中国公学迅速恢复元气,声名远播。杨亮功到校后不久,即着手办理招生,但由于当时风潮刚过,一切尚未理顺,报考者仅有百余人,最终录取三十余人。到了1928年8月底第二次招生,报名人数已逾千人,最终择优录取了三百余人。等到1929年秋季开学,学生已增至一千三百余人,以至于原有的吴淞校舍已无法完全容纳,只得将社会科学院搬至上海闸北八字桥租房上课。

学生“挑”名师

胡适的好友、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渭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究竟处在什么位次,最主要的就是看其聘请教授的素质。对于这一点,胡适与杨亮功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即便中国公学再穷,也要出高薪聘请名师!

在给教师的薪金上,胡适和杨亮功绝不吝啬:别的学校每小时讲课费5元,中国公学就开出每小时6元的条件,吸引名师加盟。加上胡适凭借自身在学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亦促动不少学人前来帮忙。

对于教授的聘请,胡适和杨亮功相当慎重,“我们认为一个学校的优劣,完全看它所聘的教师为准,故美国教育界曾有一句流行话:‘教师如何,学校如何。一般学生上学,与其说是选择学校,毋宁说是选择教师”。中国公学当时采取的就是自由选课制,凡不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根本就无立足之地。

据中国公学毕业生徐鸣亚回忆,胡适、杨亮功时代的中国公学,不像现在的大学,教务处把各班的课程表排好后,学生们就按照课程表上课。那时,教务处只负责把聘好的同一科的教授姓名和上课时间公布出来,由学生自行挑选。学校规定30人一班,超过了30人,系主任不签字,学生再去另选。达不到30人的课程,自然取消,开设这门课程的教授自然也就无书可教,只能走人。

即便设置的门槛如此之高,但在胡适、杨亮功的努力延聘下,中国公学还是在短时间内云集了大量教育界的精英,比如社会科学院院长由高一涵担任,主要教授则有张慰慈、刘秉麟、杨鸿烈、陈顾远、刘英士等人;中国文学系则由陆侃如、冯沅君主持,聘有沈从文、马宗霍、白薇等人;英文系则有梁实秋、袁昌英、蒯叔平、叶公超、谢子尧等人,“大致说来,全校所聘教授以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人选较为整齐”。

社会科学院院长高一涵,安徽六安人,生于1885年。1928年4月,胡适接手中国公学,高一涵遂应邀到校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本科教授。于是中国公学里多了一份传奇。据中国公学毕业生江厚垲回忆,中国公学时代的高一涵“喜欢剃光头,高高的个子,戴副金丝眼镜,穿着长衫,国语不離合肥音”,“教我们欧洲政治思想史,因为讲解清晰,材料丰富,选读这课的人很多,而且听得津津有味,真佩服他的精力过人,他能自早晨九时上课,直到十二点多钟下课,接连四堂,一气呵成,虽休息时间亦不停止讲授。而且不看书本,讲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他站了四个钟点倒毫无倦容,我们坐在底下听讲的,反有些‘吃勿消,真是说来惭愧”!那时,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上、中、下册已经出版,各大学开设这一课程的,均相率采用,一时间洛阳纸贵。

而在中国公学毕业生倪思榖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高一涵的政治学课程和他的大板烟斗:“高教授一手拿着粉笔,一手拿着大板烟斗,器度轩昂地走进教室,室内虽有一百多学生,但是鸦雀无声,静悄悄地等待他。高教授的这门政治学既没有指定课本,又没有发讲义,完全是口授笔记,他先把纲目写在黑板上,然后按照纲目的次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授,他讲完一节,便走近窗口,吸几口板烟,休息一会儿,正好让同学们利用这一点空隙,把笔记整理完毕,再听他继续讲下去。那一股悠闲的情趣,或许在今日的各大学中已经不能看到了。”高一涵的政治学课程,是把政治学和政治思想综合起来讲授,条分缕析,贯穿古今,自然深得学生的青睐。9197817C-B3DB-46D1-B43F-621A2A32D3BE

如高一涵般在学生中享有较高声望的教师,还有张慰慈。有学生回忆张慰慈的政治学课程,“条分缕析,清楚异常,所以颇易记忆”。在当年,他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一度声名远播,堪称风云人物。而让中国公学毕业生江厚垲印象深刻的,是张慰慈翻译的《骂人的艺术》这本书:

有一次上课,中间休息,坐在我前排的女同学忽然看书而拍起课桌来,我抬头一望,便觉得此书有一看的必要,为欲研究拍桌的原因,下课后立即设法买到一本,一口气读完,深觉颇有至理。例如其中有一段,大致说:“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立刻回骂,要忍得住气,在那里等机会,等到他说错了话,有了漏洞,你立刻抓着他这句话反驳,气得他要死。别人看来,他很凶恶,骂个不停,而你却一表斯文,态度安详,因而产生好感,批评他不是。”诸如此类的骂人艺术很多,无怪这位女同学看了要拍案叫绝呢!

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就是想不受学生欢迎都难。遗憾的是,高一涵、张慰慈在中国公学任职的时间都不太长。离开中国公学后,两人都先后走向了仕途。一代风流人物,空余后人慨叹。

“铁腕”正学风

中国公学历任掌校人都推崇自由包容的治校原则,对于学生的管理一向不太严格,这在给学生营造无拘无束学习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不免催生一些漫无纪律的“捣蛋分子”,甚至严重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

杨亮功到任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整顿学风。当时中国公学有些学生,既不注册,也不缴费,亦不上课,却长期居住在学校宿舍里,赖着不走。杨亮功了解情况后,雷厉风行,贴出布告,正式开除那些“捣蛋分子”。

中国公学一向强调学生自律,自招收女生以来,并不禁止男女学生互进宿舍,以致一些浪荡少年不自检点,随意登堂入室,如入无人之地。杨亮功下令整顿这种风气:“美国大学男女学生交往虽很自由,但宿舍门禁森严,规定会客仅限于在会客室,十时后,即禁止会客。”这一决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学生纷纷斥责他是开历史倒车,认为他思想落伍,不足以执掌全校事务。杨亮功坚持己见,甚至将一名在校外行为不检点的女生直接开除,以正校纪。此事闹到胡适那里,胡适也赞成杨亮功的做法。他说,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即便是80岁的老太婆会见异性来宾,都必须有第三者在旁做证,随意进入卧室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几经整饬,中国公学校风大为好转,成为上海滩上一所拥有较好声誉的私立大学。

很多外校的学生,听到亲友或同学说起公学的良好风习,纷纷转学前来就读。一些过去身上带有不良习气的人,在这里也失去了挥洒的空间。杨亮功记得,同乡好友柏文蔚的公子柏心静刚转入中国公学时,言行举止之间,无不带有纨绔子弟的味道,但在这里却无人喝彩,形影孤单。结果,不到一年,他就变得彬彬有礼,与同学相处融洽,仿佛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这让杨亮功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人为求适应环境,自不能不有所改进。青年有视现实的环境如何而向善的或恶的方面发展的冲动。一个学校有优良环境,可使坏学生转化为好学生,反之,一个学校的学风不好,好学生就有可能变成坏学生。

许多年之后,杨亮功在撰写自传时,曾满怀深情地回憶起服务于中国公学的时光:

我在公学这一段期间,工作极有规律而生活单纯,家眷住上海,我寄宿于学校。每周三晚上回上海,第二天早上赴真如,因为我兼任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统计两小时的功课。午餐后,回吴淞。星期六晚回上海,星期一晨回学校。在校中每日除办公时间外,早晨照例巡行全校一周,晚十二时在就寝前须至学生宿舍查看一遍,因为恐怕学生于电灯熄灭后燃烛看书的缘故。当我穿过大操场至学生宿舍时,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北斗低垂,万籁皆寂,这种情景,有非平时所易领略者。

这一份过往,这一份情怀,已深深铭刻在杨亮功的心中。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一书)9197817C-B3DB-46D1-B43F-621A2A32D3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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