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1976年，浙江宁波的一家无线电厂成功研发电子计算器。我当时在建筑工地编制工程预算，大量计算不胜其烦。看到工厂的高调宣传，我窃喜终于可以摆脱算盘了。
这台机器采用分立元件，用钨丝数码管显示，体积大于现在的电话机。而此时，日本已开始大批量生产掌上卡片型电子计算器，采用英特尔定制芯片。对后发国家来说，关起门来发展经济，等于放弃较高的发展平台，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制造新的落后。
中国虽然人多，但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矿产资源严重不足，产业体系虽完整，但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短时期内难以形成较强竞争力。
浙江改革开放前与全国一样，强调发展重工业，强调建立“小而全”工业体系。1970年，浙江增加煤炭职工1.6万人，抽调几十万农民搞小土煤窑。三年夺煤大会战，产量仅到计划目标40%，以失败告终。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乡镇企业及个私经济的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积极发展轻纺工业，努力融入全球产业分工。1978年至2019年，商品出口年均增长23.8%，比全国高9.3%。1953年至1978年，浙江经济年均增长4.9%，比全国低0.9%；
1978年至2019年，年均增長11.8%，比全国高2.5%。
商品出口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1980年至1990年），全国商品出口以美元计增长3倍，第二个10年增长4倍，第三个10年增长6.3倍。这第三个10年也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GDP年均增长10.6%。2011年至2019年，全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跌至3.5%，GDP年均增长回落至7.1%。
中国快速发展也对发达经济体形成冲击。虽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及科技巨头与中国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份额也曾高达30%以上。然而分阶段的长期（1952年至2019年）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约为负0.6。
历史教训和当下实践都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大进大出，一定是高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今，全球化正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化的“小冰河期”或许正在来临。与此同时，国家和地区间的交往关系，历经长时期演化，正在进入价值法则主导时期，陷全球化于更复杂境地。
全球化第一阶段，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阶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1520年，据估计阿兹特克有1200万人口，而1600年这里仅剩100万人口，消失的人口不是死于与西班牙人的战争，就是死于西班牙人带来的传染病等。
全球化第二阶段，即利润至上的贸易法则阶段。臭名昭著的黑奴“三角贸易”，是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1853年，美国人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而在此前的1840年，英国人用炮舰强行要求与满清政府通商，愚昧的清政府一败涂地。
全球化第三阶段，即超物质利益的价值法则阶段。由于财富泉涌、财富增长效应边际递减，中短期物质利益影响弱化等因素，价值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近期物质利益的影响。诚然，价值法则也具有物质利益内涵，但这是一种长期化的物质利益。因此，对于一些发达经济体而言，或许已经可以在一些具体时点和事项上说“价值重于物质利益”。
正是在这一人类交往关系的演化下，不能低估价值法则在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对外关系中的影响。文化和制度冲突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常态，如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千年冲突，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等。因此，在价值法则主导发达经济体对外交往关系的阶段，所谓价值法则其实只是单边准则，较难形成共识，从而严重影响全球化。
由此导致，猜疑取代信任，指摘取代商议，对立取代合作。现在尚未出现对抗，显然应以政治智慧努力避免。
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一是产业链优势，典型的如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生产经营，具有全球最高的性价比优势；
二是物流优势，长三角具有世界其他大湾区所没有的两个超级大港，以及最密集的企业空间分布，物流效率较高；
三是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成本较低，收益较高，内外循环相得益彰；
四是勤劳智慧肯吃苦的文化优势，这在长三角地区尤为显著。
中国在中低档次商品生产经营方面仍占全球较大份额，而在高技术及敏感学科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的交往则出现弱化，由此累及重大技术进步。这对国内近期发展影响相对较小，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或有较大影响。2020年12月30日中欧签订投资协定是一个突破，或许将对这一局面有所改变。
全球化大河奔腾不息，当下全球化的若干问题，只是历史前进的小浪花，不必过分担忧，关键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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