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强 王宇澄
摘 要 全球化自由贸易是近数十年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但近年来发达国家却遭遇了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持续恶化，劳动力组织的密度与强度也逐年减弱。本文认为，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与工会等劳动力组织的衰败，是全球化曾经发展稳定，近年来却面临强大政治阻力的重要原因。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分配效应，使得国内部分群体因自由贸易而受损，从而形成了反对全球化的潜在民意基础。尽管“嵌入式自由主义”等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等补偿政策巩固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基础，但它们没有在理论层面与实际层面对于补偿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给予足够的考虑。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模型，再现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并进而分析了经济不平等、劳动力组织因素对理想的再分配方案的可能范围，以及实际的再分配方案的影响。最后，本文利用OECD国家2001—2018年的宏观数据验证了文中提出的理论假说。
关键词 全球化 收入不平等 劳动力组织 嵌入式自由主义 补偿假说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近数十年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世界各国之間的贸易额迅速增加，资本、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越发频繁（参见下页图1）。不可否认，以自由贸易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全球化，有效地促进了国际生产的分工与专业化，从而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升了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然而也要看到的是，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反应存在很大差异;全球化在近些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反制浪潮。近年来在全球范围盛行的民粹主义浪潮，其主要立场之一便是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特朗普上台及其保护主义政策、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全球性事件，就凸显了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挫折与困境，以及这些事件背后对全球化的抵制情绪。
全球化之所以会引发可观的反对意见，是因为除了促进经济体总福利之外，全球化的另一大经济效应在于对国内经济分配的影响。根据经典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 （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预测，在资本（包括一般意义的物质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技能、等等）相对充裕、劳动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自由贸易会使资本要素价格上升，而使劳动要素价格下降（Stolper & Samuelson，1941）。于是，这些国家内部以低技能工人为代表的，资本禀赋较少的低收入群体更容易成为自由贸易的受损者，而他们也正是当今民粹主义浪潮的主力军（Mayda & Rodrik，2005;Autor et al.，2013;Inglehart & Norris，2016;周强、陈兆源，2019）。于是，为了避免受损者构成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阻力，国家利用再分配等经济政策对这些群体进行经济补偿，是换取大众对自由贸易政策持续推进的支持，克服全球化阻力的一种可行方式。事实上，这一观点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即“补偿假说”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Ruggie，1982;Rodrik，1998;周强，2018）。
然而，有关理论对这一补偿政策的实际可能性讨论不足。首先，经济不平等放大了全球化自由贸易对经济中个体的福利效应，也增加了通过再分配实现充分补偿的难度。其次，再分配的补偿政策是内生于实际的政治过程的。全球化创造了需要补偿政策的经济环境，但政府的相关政策并不会自动形成并实施，而是通过一定的政治过程内生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以工会为代表的劳动力组织能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个体间的组织之所以会对再分配政策产生影响，是因为再分配政策是一种公共品，而经济中的个体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会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最终导致此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工会等劳动力组织能够克服这一问题，强化政府再分配的程度，从而使得自由贸易政策得以持续并促进经济体中每个人的福利。特别地，能够统合各行业工会的“泛利性工会”能最大程度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带来更合意[一般而言，所谓“更合意的结果”就是指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再分配结果（Pontusson，2005）。
因此，本文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工会组织衰落，有助于解释补偿政策失效、自由贸易受阻与民粹主义兴盛的现象：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加深了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低收入人群的负面冲击，从而阻碍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进，甚至会威胁到形成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工会组织的衰落导致低收入人群的动员水平不足，进而导致政府的再分配程度不足，无法如“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所预想的，通过政策手段来换取民众对贸易自由化的普遍支持，以解决收入不平等对贸易自由化的不利影响。
本文将依次从理论、形式模型与实证检验的角度，分析经济不平等和工会为代表的劳动力组织与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关系。第二节将提出“嵌入式自由主义”与“补偿假说”的基本观点，以及在前人研究或现实状况中，针对这一理论所提出和反映的质疑;第三节将具体阐述经济不平等与劳动力组织会如何影响充分补偿自由贸易受损者的可能性;第四节将建立一个描述这个政治经济过程的形式模型，将前两个部分所提出的观点模型化;第五节将利用OECD国家的宏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六节将给出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如下几点：（1）利用“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解释了全球化进程在西方国家遭遇了民粹主义阻力，并结合经典理论与当今现实的差异之处，说明了探讨西方国家福利政策收缩、再分配不足的原因的重要性;（2）在分析经济不平等对补偿政策的影响时，试图摆脱以中位选民为标准分析经济不平等的既有范式，而是从一种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不平等与经济政策的关系进行规范分析，从而凸显一般认为被日常的政治过程边缘化，但又会对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群体（例如当今西方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3）在经典的再分配政策（亦即政府规模）内生化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激励相容的组织因素，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典模型在解释现实时面临的局限。换言之，本文也是在经典的多数制投票模型中放松独立决策假设、容许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的一次尝试。
二、全球化中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假说及其挑战
经典的经济学分析已表明，自由贸易可以增进贸易双方的国民总收入，促进贸易双方的国民总福利。但与此同时，它会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产生影响。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对经济中每个人带来的影响不可能是均等的。即便整个国家因自由贸易而受益，国内也一定存在收益较多以及收益较少的群体，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经济利益受损的群体。事实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低廉的低端商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造成了重大影响，其低端制造业遭遇的打击尤为剧烈。尽管低端商品的价格下降，但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加上外来移民劳动力的直接竞争，使得低端制造业的工人面临工资下降甚至失业的巨大压力，而这正是这一类群体反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因（蒙克，2019）。
自由贸易的分配效应为政府干预经济以调节或缓解这一效应提供了充分理由。尽管经典经济分析认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多会造成效率损失，但考虑到政府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某种程度上的结果公平，因此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是有必要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也指出，[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一个版本是：在适当的凸性假設下，任意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在适当的财富转移后成为价格机制的一般均衡结果。具体内容及证明参见马斯-克莱尔、温斯顿和格林（Mas-Colell， Whinston & Green，1995）。政府可以通过特定的财富再分配，使得市场配置达到更合意且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但从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自由贸易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不以维护公平为唯一目的，更能够通过经济补偿来巩固大众对全球化本身的支持。对此，“补偿假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给出了经典解释。
“补偿假说”最早来源于随着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政府对经济的介入规模（即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随之扩大的经验事实（Cameron，1978;Ruggie，1982;Katzenstein，1985;Rodrik，1998）。作为自由贸易带来的后果，政府再分配的扩大可能是因为国际分工专业化，国内产业趋于集中，从而增强了工会在再分配政策中的议价能力，由此深化了国家的再分配（Cameron，1978）;作为巩固自由贸易的手段，再分配可以补偿自由贸易的受损者（Ruggie，1982）;即便不属于直接的转移支付政策，政府支出还可以作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方式，克服国际经济波动与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Rodrik，1998）。在此基础上，鲁杰（Ruggie，1982）在“补偿假说”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讨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与19世纪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区别：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不同，战后各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不降反增，而这种介入及作为其具体表象的补偿政策，正是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能够得到各国的政治认可，从而能够长期稳定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关键原因。
总结各方观点，“补偿假说”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主要机制是（参见图2）：（1）贸易开放导致国内资源配置的调整，扩大了国内经济风险，导致国内出现受损者;（2）受损者因自由贸易形成了补偿政策的需求;（3）政府有能力且有意愿回应受损者的补偿需求;（4）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政府支出等方式满足了这一需求，从而换取了受损者对自由贸易的支持。
然而，也有学者对“补偿假说”以及“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理论机制提出质疑。在补偿政策的需求侧，艾弗森和库萨克（Iversen & Cusack，2000）指出，国内经济的主要风险事实上并不来自全球化，而是技术进步所致的以去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内部的结构转型。因此，政府规模的扩张并不源于自由贸易，而是去工业化进程。而且他们认为贸易开放并不一定导致国内经济风险增加，因为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1）国际价格不稳定性大于国内价格不稳定性;（2）贸易集中而非分散风险。贸易开放是否会扩大国内经济风险，还取决于国内的生产与市场结构。而在政策的供给侧，与“补偿假说”针锋相对的“效率假说”则认为，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也可能会受到全球化的限制（孙伊然，2010）。例如，资本的跨国流动会使政府进行社会支出的能力被全球化所削弱，资本的外流与外流威胁也会制约再分配政策;国家间的要素竞争（如通过减税进行资本竞争）会导致各国不得不采取自由化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政策本身是否具有充分弹性，使其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存续，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疑问与争议（熊跃根，2010;郑宇，2018）。
在实证层面，“补偿假说”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的实证结果也不尽一致。宏观检验主要考察各经济体的贸易开放程度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的相关性;而微观检验更关注需求侧的具体机制，如考察自由贸易对民众补偿需求的影响、补偿政策对民众的贸易政策态度的影响。然而，尽管多数微观检验支持“补偿假说”的理论机制（Mayda & Rodrik，2005;Ehrlich & Hearn，2014），但宏观层面的检验结论不一（Garrett & Mitchell，2001）。而且现实情况表明，尽管从整体趋势来看，再分配的程度随着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推进而增加（Kenworthy & Pontusson，2005），但依然存在大量因自由贸易而绝对受损的民众，从而在各发达国家推动了反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民粹情绪。充分的补偿政策在微观层面上可以换取个体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支持，但这一政策似乎并没有在宏观层面上成为现实。
如果结合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嵌入式自由主义”似乎难以解释这一政治现象，即自由贸易的受损者面对全球化的加深，并没有选择要求政府随之增加再分配，改善国家的福利政策，而是直接要求更严格的移民政策、更高的贸易壁垒。也就是说，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多属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而不属于曾兴盛一时的左翼民粹主义（Rodrik，2018;蒙克，2019）。
总的来看，“嵌入式自由主义”能够解释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干预的增强，从而克服外部风险、补偿全球化受损者的现象，但在近十余年中，这一解释似乎同时面临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
三、再分配的困境：经济不平等与劳动力组织
由上文可知，全球化引发了受损者的强烈反弹，因此政府需要为这些群体提供经济补偿。如果这一补偿是充分的，可以使这些受损者的经济状况恢复到非自由贸易的状态，那么他们就至少不会成为全球化政策的阻力，甚至会转而支持全球化进程。这表明，经济中个体的福利状况是决定其全球化政策偏好的关键因素。
因此，以上两方面考量为再分配政策指定了一个福利层面的目标：如果最终随着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深入，经济中所有个体都能从中获益，那么自由贸易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就属于帕累托改进——即任一个体的福利状况均没有蒙受损失，且至少一部分个体的福利得到改善。而属于帕累托改进的自由贸易政策自然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显然，自由贸易的受损者能够受到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的吸引，反映了过去一段时间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分配效应不完善而没有实现帕累托改进。于是，正如“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所认为的，这为国家采取再分配政策提供了充足理由。
那么在一定的再分配补偿政策下，自由贸易能否实现帕累托改进？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标准肯定了这一理想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认为，如果某一改变（如某项政策的实施）导致受益者的福利利得大于受损者的福利损失，那么受益方就可以对受损方进行充足的补偿，最终使所有人的效用水平提高，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这一改变也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尽管卡尔多本人没有讨论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问题，但这套逻辑可以应用到自由贸易问题上来：自由贸易促进经济体总福利的事实，使得其与再分配相结合，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成为可能。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福利国家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观点质疑自由贸易使国内总福利增加，且财富转移不造成福利损失的前提。例如，在全球要素竞争的背景下，对资本要素增加赋税会使资本外流，国内收入与税收反而减少。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说明，即便不考虑再分配对国内总福利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再分配的可行性依然面临挑战。首先，即便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承认了为受损者提供充分补偿，进而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理论可能性，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理论可行性的大小，即政策制定者能够进行充分补偿的政策空间。其次，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与受损者的身份以及政策带来的福利影响幅度在现实中往往难以清晰识别，想要设计出精准补偿受损者，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受益者不利影响的补偿方案，显然极其困难。最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对补偿的讨论仅停留在理论层次，而这样的补偿方案能否确实实现，还受到其他现实因素的影响。
简言之，充分补偿在理论上存在可能，不意味着这种补偿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意味着这种补偿确实能够发生——事实上，前者可能与经济不平等恶化的现实有关，而后者可能与劳动力组织的衰败有关。
（一）经济不平等与对再分配的要求
尽管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证明了通过再分配的途径确实有可能为全球化的受损者提供充分补偿，从而在社会中形成支持全球化的共识，但这一标准并没有对充分补偿的具体程度给予任何提示。更有可能發生的情况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补偿措施是存在的，但这种补偿的要求是规模极大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动而不断变化。这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不平等。尽管全球化本身是否带来了不平等的恶化，还存在较大的争议（Barro，2000;Dreher & Gaston，2008;Jaumotte et al.， 2013），但近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现实，不仅成为了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的一大成因（林红，2017），更为利用再分配化解反全球化的压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禀赋贸易模型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预测，经济中个体的禀赋将决定全球化自由贸易对其经济利益的影响：若个体拥有更多的相对稀缺要素或更少的相对充裕要素，那么全球化自由贸易对他/她带来的负面经济冲击也更甚。在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受损者集中在低技能劳工群体，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禀赋较少的人群，他们属于收入较低的经济阶层。因此，在这些国家，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且其经济情况越贫困，全球化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在此基础上，源于禀赋不平等的经济不平等，无疑将带来全球化影响的极化。经济不平等的恶化体现为低收入个体占有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禀赋的相对减少，故自由贸易对这些群体的负面效应也会更明显。简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恶化，会使自由贸易的分配效应更加凸显，而受损者的受损程度也更严重。
这表明，国家再分配的程度需要随之加深，才能满足充分补偿的条件。具体而言，如果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推进使受损者的实际福利持续下降，那么能够充分补偿这些群体的再分配程度也需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持续加深，实现充分补偿的再分配门槛也会随之提高。除此之外，如果个体福利还受到所处经济地位影响，那么经济不平等还会为再分配与经济补偿提出更高的要求。
尽管自由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尚无定论，但如上所述，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依然构成自由贸易本身的阻力与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不平等对为受损者提供充分补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再分配对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等方面造成的负面效应，又会进一步地约束再分配政策的补偿效力。在极端情况下，为了使自由贸易实现帕累托改进，我们不得不要求过高的再分配，而这反而会使当下或此后的充分补偿更加难以实现——也就是说，利用再分配等补偿手段换取民众对全球化自由贸易支持的可能性，会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再分配本身的持续加深而日益渺茫。虽然再分配本身可以缓解经济不平等，但当技术进步的不均衡等因素造成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时，经济不平等就会成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二）劳动力组织与再分配政策
尽管在适当的调节下，再分配有可能让自由贸易惠及所有人，赢得大众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广泛支持，但事实上，再分配措施并不一定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进而自然发生。也就是说，再分配政策改良全球化自由贸易的理论可能性，并不直接等同于实际可行性——再分配与自由贸易的结合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政治过程是决定再分配程度的主要渠道，本节将对再分配的政治可行性进行探讨。
解释国家再分配的内生理论，一般是从个体政策偏好的角度出发的（Meltzer & Richard，1981，1983）。然而，这些理论在分析从个人偏好到实际政策的转换机制时，较少考虑到个体间的组织因素，但这一因素对再分配政策的影响是显著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与劳动力组织受到侵蚀有关，而工会组织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意味着解释现实中的再分配政策不仅要考虑到个体的再分配偏好，还必须要考虑到从偏好转化为实际政策的政治过程——而在其中，以工会为代表的劳动力组织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例如，权力资源理论在解释再分配政策时，强调组织与政党因素在其中的作用（Korpi，2018）。这一理论认为，在西方政治左右分野的格局下，工会组织可以动员工人为更青睐再分配的左翼政党投票，从而促使各个政党调整其在再分配政策上的立场，最终加强国家的再分配力度（Korpi，2005;McCarty & Pontusson，2011;Pontusson，2013）。因此，工会等劳动力组织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使缺乏动员的低收入工人无法组织成为支持再分配的政治力量，去发动或参与反映劳工利益的政治运动，左翼政党因此走向衰落或是偏离劳工的利益诉求，这成为再分配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讨论美国当代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时也指出，抗衡力量在美国社会的逐渐式微与中产阶级在美国逐渐陷于困顿几乎同时发生，重建抗衡力量是美国能否成功应对当今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挑战的关键一环。（Reich，2016）有效且强大的工会组织是抗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式自由主义”面临困境也反映了双重运动的失衡（孙伊然，2010）。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考量工会等劳动力组织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传统观点对工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其原因集中于工会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例如，具有议价能力的工会使工会成员的工资高于有效率的报酬（即边际产量）。这一方面拉高了产品价格，削弱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工会带来的工资刚性反而造成失业问题的恶化，而失业带来的经济不安全感往往是民众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原因之一（Inglehart & Norris，2016）。
然而，这些观点忽视了劳动力组织在宏观层面的国家再分配政策中起到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再分配政策，或更青睐再分配的左翼政府是一种公共品。这意味着每个人为争取再分配政策所投入的资源，都会惠及所有与其情况类似的群体。因此，无组织的劳工群体成员在争取再分配政策时，必然存在集体行动困境，也自然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不愿意为再分配政策投入充足资源。尽管偏好再分配的低技能劳工人数占优，但由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他们反而会在再分配政策中处于劣势。
而工会组织作为工人与政治之间的“中间组织”和工人阶层动员的机制，能够相当程度上解決这一集体行动问题。工会的动员功能体现在劳工之间建立了强制关系，使与劳工利益攸关的决策权统一于工会团体之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会组织通常按行业划分，而这些组织之间可能存在或紧密或松散的联系，协调各工会的联合组织所具有的实质权力也有大有小。倘若工会之间是高度分散的，那么各工会便有可能以其他工会的利益为代价，扩大自身成员的利益;而在工会集中的情况下，泛利性工会，也就是具有强协调能力的工会联合体，将争取所有劳动者的普遍利益，而非只针对一小部分劳动者，并且往往有很强的集体行动能力。特别地，泛利性工会可以缓解各产业工会间的集体行动困境，避免形成有损宏观经济的工资驱动的通货膨胀（Garrett，1998）。因此，泛利性工会尤其体现了各行业工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与权力结构，进一步地统一了工人阶层的经济决策权。虽然劳工个人的决策权被集中于工会，但这反而更有利于整个劳工群体投入充足资源，促进再分配政策在自由贸易环境中的深化，实现让所有成员更满意的经济结果。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组织的普遍衰败，使全球化的受损者失去了能够促进再分配的集体行动机制，于是实际的再分配结果不足以实现充分补偿，从而助长了反全球化的政治现象。
除了再分配政策之外，工会等劳动力组织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对自由贸易受损者的补偿。首先，工会在微观层次上是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保护劳工经济权益的主要组织，而这也是工会的主要经济功能;其次，集中化的工会组织可以通过增强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性，提升劳工阶层的凝聚力;更高的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性还可以带来更一致的收入分配，进而增进补偿所换取的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周强，2018）;最后，工会内部也可以建立某种再分配机制，从而补偿工会中的受损者。
四、模型
（一）模型基本情况
参照迈尔（Mayer，1984）的模型，我们假设经济体内存在两种要素：劳动L与资本K;经济中的每个个体拥有同质的一单位劳动，而每个个体i的资本禀赋ki不同。劳动与资本的价格分别为w、r。市场中有两种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x与资本密集型产品y，价格分别为1、p。
设所有个体的偏好都是同质且拟线性的：
ux，y=x+φy（1）
其中，φ′·>0，φ″·<0。于是个体i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i=vp，Ii=Ii-δp（2）
其中，Ii为个体i的收入。
设政府对所有个体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且采取单一税制，记税率为τ[暂时设其是外生的，第四（三）部分将讨论实际再分配的形成过程]，然后将收取的所有税款平均分配给每个个体。于是在给定的再分配环境τ下，个体的税后收入为：
Ii=w+r1-τki+τk-（3）
其中，k-是人均资本量。
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以及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可知，在资本相对充裕的经济体内，贸易自由化会使得商品y的相对价格p上升，从而使劳动价格w下降，资本价格r上升，因此dw/dp<0， dr/dp>0。
（二）“嵌入式自由主义”、充分补偿与经济不平等
“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政府需要为自由贸易的受损者提供充分补偿，也就是使自由贸易与再分配的组合不损害经济中所有个体的福利状况，以保证全球化的可持续性。
将（3）代入（2），可知个体i的实际福利为：
Vip，τ=w+r1-τki+τk--δp（4）
将（4）对p求偏导，解得全球化的福利效应为：
Vip=w′p+r′p1-τki+τk--δ′p（5）
显然，由于r′>0，因此该偏导数是ki的增函数。换言之，对于资本禀赋越多的个体，自由贸易对其福利的影响更为正面;若个体的资本禀赋过少，则自由贸易可能会损害其福利。
将（4）再对τ求偏导，得：
Viτ=rk--ki>0，若ki 这表明，对于资本量低于平均值，故容易受到自由贸易负面影响的群体，政府设置的再分配税率τ可以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这就是“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模型化体现。 设政府为了保证自由贸易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所设置的再分配方案是自由贸易程度的函数，即τ=τp，使得自由贸易在任何水平上的推进不会造成任一个体福利水平的损失，即：[若该条件不满足，则对于自由贸易程度的微小变化dp，从p-dp到p的变动便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于是这一变动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该条件只关注个体福利在自由贸易的某一水平p附近的变化状况。 ddpVip，τp≥0，i（7） 由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可知，只要自由贸易政策能够使受益者可以充分补偿受损者，那么自由贸易政策就属于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并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使所有人满意的帕累托改进。对（5）关于所有个体加总，可得全球化对总福利的效应为： ∑iVip=Lw′p+r′pk--δ′p>0（8） 自由贸易对总福利的积极影响，体现为上式大于0的假定。 既然再分配对资本禀赋较少的个体有利，那么为了分析使得低收入群体得到充分补偿的条件，我们需要考虑为使资本最少者（其资本禀赋记为kmin ddpVmin（p，τ（p））=w′（p）+r′（p）（1-τ）kmin+τk-+r（p）（k--kmin）τ′（p）-δ′（p）≥0 于是： τ′p≥-w′+r′1-τkmin+τk--δ′rk--kmin（9） 事实上，考虑到自由贸易可以增加总收入（即w′+r′k--δ′>0），故等式右侧关于kmin是递减的，而且当kmin足够小时严格大于0。[等式右侧关于kmin的函数体现为再分配调整幅度的下限，为： τ′（k）≥-w′+r′[（1-τ）k+τk-]-δ′r（k--k） 对k求导，整理得[考虑到（8）式已假定w′+r′k--δ′>0]： dτ′dk=-（w′+r′k--δ′）r（k--k）2<0 因此，个体的资本禀赋k越少，使得他福利不受损的再分配调整幅度的下限越高。这表明如果式（7）得到满足，则全体低收入个体的福利都不会受损。这说明了： 命题1：若再分配税率不随着全球化的增进而提高，则当资本最少者的资本禀赋足够少时，必然有个体会从中受损。而且再分配程度对全球化的反应幅度τ′=dτdp需要超过一定的下限，才能使全部低收入群体得到充分补偿。 同样地，使得资本最多者（其资本禀赋记为kmax>k-）的福利不受损，再分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调整幅度可以求得，为： τ′（p）≤w′+r′[（1-τ）kmax+τk-]-δ′r（kmax-k-）（10） 且等式右侧关于kmax也是递减的。 因此，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再分配方案τp需要同时满足（9）（10）两式。事实上，体现为kmin减小、kmax扩大的、即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会影响再分配方案同时满足（9）（10）两式的范围：再分配调整幅度的下限[由式（9）决定]会随着 kmin 的减小而提高，而调整幅度的上限[由（10）决定]会随着kmax的增加而下降。换言之，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会导致再分配方案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范围缩小，即增加了利用经济补偿满足受损者，同时不过分损害受益者利益的难度。 （三）劳动力组织与再分配政策 在讨论了再分配方案充分补偿低收入群体的条件后，本节将讨论再分配政策的实际形成过程，并讨论劳动力组织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原因。 经济中个体（以及组织）的再分配偏好，取决于个人（组织）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关系。若个人（组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则个人（组织）倾向于较高的收入税与较强的再分配。由于模型中的再分配不涉及效率损失，于是根据（6）可知，若个体的资本禀赋少于平均值，则他偏好更强的再分配，否则偏好更弱的再分配。然而同时由（6）可知，随着个体资本禀赋的增加，再分配为他带来的额外收益也会递减;直到个体资本禀赋等于平均值时，再分配将不对其福利产生任何影响。 假定初始的自由贸易程度（与前文一样，用商品y的相对价格表示）为p0并发生边际增加p0+dp、初始的再分配税率为τ0，其边际变动率ρ=dτdp的方向与幅度由全体民众投票决定（上一节讨论了ρ使得低收入群体得到补偿的条件），但每个个体为了表示对某一再分配方案的支持，需要付出参与成本e（ρ）dp，[参与成本可以理解为参与争取再分配过程，付出时间与精力带来的负效用。这里之所以假定参与成本的存在及其函数形式的特征，是为了保证在不考虑再分配帶来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低收入个体的再分配偏好是有限的，而且个体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他的再分配偏好也越弱。其中个体要求的再分配调整幅度越大，他/她所需要付出的参与成本也越高，即e′（·）>0，e″（·）>0;若个体不参与该过程，则视为支持再分配程度不发生变化。[为了表明这一假定的合理性，可以假定这样的政治过程：左翼政党提出再分配的调整方案ρ，每个个体可以决定是否付出参与成本i以支持之。若该方案得到了半数选民的支持，则该方案得到通过，否则再分配不随着全球化的边际加深而进行调整。 首先，我们考虑政治上可行（即可以获得多数支持）的、对低收入群体最有利的方案，即求解如下的最大化问题—— maxρ∑kj≤k-pVjp，τ+τVjp，τρ-N2eρ（1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再分配方案只需获得半数支持就可以通过，于是也只需有半数个体参与再分配过程、付出参与成本即可。该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kj≤k-rk--kj=N2e′ρe′ρ=∑kj≤k-k--kjN2（12） 这一最优政策方案记为ρ。 接着，在每个个体单独决策的无组织情形下，可以证明： 命题2：在无组织的多数决定制下，再分配调整方案ρm由中位选民（不妨假设他的资本量少于平均值）决定，即他最偏好的调整方案： ρm=argmaxρpVmp，τ+τVmp，τρ-eρ 其中m代表中位选民，即资本禀赋为中位数的个体。 证明：为了证明这一结论，首先需要证明：对于资本禀赋ki少于平均值的个体而言，随着本身资本量的增加，τ的边际增加为其带来的福利效应递减。由（6）可知： τVip，τ=rk--ki 显然，等式右侧是ki的减函数。这意味着在任何税率τ下，税率的边际增加对资本禀赋较多者的影响，都比资本较少者的影响要小。 接着，求解若某个体i决定参与再分配的调整过程时，他所偏好的再分配方案ρ。这相当于求解如下的最大化问题： maxρpVip，τ+τVip，τρ-eρ 其一阶条件为： τVip，τ=rk--ki=e′ρ 该式决定了个体i所偏好的再分配调整幅度ρiki。显然dρidki<0，即随着个体的资本禀赋增加，他（若决定参与）所偏好的调整幅度递减。 最后，可以证明中位选民所偏好的再分配调整幅度是无组织的多数制下可实现的最大值：考虑任一强于该幅度的方案（记为ρ′>ρm），则中位选民不会选择支持该方案，而资本量多于中位数的个体更不会选择参与，因此支持该方案ρ′的个体不占多数;而支持中位选民偏好方案的个体恰好可以获得多数支持，因此得证。 由命题2可知，无组织情形下的实际政策结果取决于中位选民本人的偏好，即一阶条件为： rk--km=e′ρm（13） 对比（12）（13）两式可知，无组织情形的再分配政策ρm必然弱于最优政策ρ。 这是因为 =e′（ρm）结合 e″（·）>0 便可知ρm<ρ* 。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随着个体的富裕化，他对再分配的支持力度也会减弱，于是在无组织情况下，社会存在一部分选择“搭便车”、拒绝付出参与成本支持再分配深化的个体。 下面考虑经济中的低收入群体间存在工会组织（可以不止一个），且具体的组织情况是完全公开的。在工会组织中，所有成员是否参与政治动员，是由工会统一决定的;工会组织同样也致力于工会成员总福利（即总收入扣去参与成本）的最大化。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 命题3：在各种组织情形中，囊括了全体低收入个体的“泛利性工会”可以使再分配可以实现的调整幅度最大，即实现最优政策ρ。 因为最优政策ρ是使得全体低收入个体总福利最大化的政策，而这正是“泛利性工会”的目标。图3反映了无组织情形与泛利性工会情形下实际再分配政策的对比。由“泛利性工会”总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12）可知，“泛利性工会”的政策偏好与资本禀赋为： keu=k--∑kj≤k-k--kjN2（14） 的个体相同，而且必然有keu 以上分析说明了劳动力组织能够起到促进再分配的作用。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当工会组织囊括了一部分资本禀赋较多、在无组织情况下不选择支持再分配深化的个体时，工会便可以强制要求这部分群体表示对再分配的支持。尽管这对于资本禀赋较多的工会成员个体是不利的，但其损失要小于再分配加深对禀赋较少个体的利得，从而实现整个工会总收入的最大化。于是，为了使这些成员没有拒绝参与再分配和退出工会的动机，工会内部也可以建立某种补偿机制——由于当经济中的任意一部分成员结成组织并统一决策时，其总收入不会低于无组织情况（因为结成组织后的决策目标就是总收入最大化），因此再次考虑到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工会中收入相对较低的个体向收入相对较高个体的充分补偿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个体间形成的组织有可能促进组织内所有成员的利益，这保证了个体间有主动形成组织的充分动机，而且劳动力组织是可持续的。 由前可知，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进，国家的再分配程度需要一定程度的加强，才能抵消自由贸易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不利影响。然而，再分配的加强也应有一定限度，否则高收入群体就会从中受损，从而抵制自由贸易的推进（因为过度加强的再分配是伴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进而发生的）。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工会规模的扩大将促进再分配的加强，并且工会组织自身会控制过度再分配现象的发生。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得到如下可验证的假说： · 假说1（补偿假说）：再分配政策能够促进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推进。这也是“补偿假说”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主要结论之一。 · 假說2（不平等假说）：经济不平等通过损害低收入群体的相对经济地位，成为民粹主义兴起、阻碍自由贸易推进的原因。因此，在再分配程度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会阻碍全球化自由贸易;再分配对全球化的推进作用也会因不平等的恶化而有所减损。 · 假说3（泛利性工会假说）：劳动力组织是解释国家再分配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会规模尤其是泛利性工会规模的扩大，将促进国家的再分配程度;这也将有助于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推进。 五、实证检验 （一）数据 由于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本研究选取了OECD组织中的17个高收入国家自2001年至2018年这18年的数据。[目前OECD组织共有38个国家。由于本文以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故排除了除欧洲、北美之外其他地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经济规模过小的国家（如卢森堡），以及2018年人均GDP不足20 000美元（以2010年为基期）的国家。北欧国家的经济制度与其他欧美国家区别较大（罗德里克，1998），故也不在研究考察范围内。这17个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英国与美国。本研究主要考察的变量包括： （1）自由贸易程度。与多数有关“补偿假说”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研究一样，本研究所选取的贸易开放变量为一国贸易额（进出口总额之和）占其GDP的比例。这一变量的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 （2）经济不平等程度。本研究使用了两个不平等的测量。第一，本研究选取了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这一数据库包含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历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同时包括可支配收入与市场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前者衡量了家庭税后或支付转移后收入之平方根的基尼系数，而后者衡量了税前或支付转移前的基尼系数。由于数据库对基尼系数的估计不一定完全准确，且数据库也给出了各系数估计的标准差，故本研究直接选取了各个基尼系数的期望值作为对于经济不平等程度的第一个测量。这里可能存在衰减偏差的问题，即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会系统性地偏小。本研究使用的衡量经济不平等的第二个测量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这一数据库包含了世界各主要国家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例情况。本研究采集了各国收入前10%与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作为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变量。前者份额越大，后者份额越小，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越严重。 （3）国家的再分配程度。在多数关于“补偿假说”的宏观实证研究中，这一变量均体现为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因此本研究也利用这一变量;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宏观变量也可以体现国家的再分配，如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等。政府消费与总税收占比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而社会开支占比的数据来自OECD组织的公开数据。 （4）工会密度与集中度。其中，工会、工资设定、国家干预与社会契约数据库（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Unions， Wage Setting， State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Pacts）涵盖了各国历年有关于工会组织的大部分数据，本研究选取了工会密度与工会联合会的集中度，分别代表一国劳动力组织的规模与集中程度。工会密度即为工会成员数量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工会联合会的集中度则为由一国各工会联合会的成员比例，经赫芬达尔（Herfindahl）指数所计算得到的有效工会数目。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N=1∑ni=1pi2 其中，N是有效工会数目，pi是第i个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占所有工会联合会的成员比例，n是工会联合会总数目。 （5）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人口总量等，均来自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人均GDP数据以美元计价，以2010年为基期。 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计量模型与结果 本研究的计量模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经济不平等对补偿政策效果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察工会制度对实际补偿程度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根据豪斯曼（Hausman）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特别地，本模型在检验“补偿假说”，即分析各国政府支出与自由贸易的关系时，因变量是下一年的贸易总额占比，而将本年度的贸易总额占比作为自变量之一。因此，本实证模型实际考察的是，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加快自由贸易的推进“速度”。这与“补偿假说”和“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不矛盾：自由贸易的政治阻力不一定会直接使全球化进程倒退，但足以减缓全球化的深化进程。如果这一论断得到实际证实的话，那么即便政府支出的减少与自由贸易的持续推进相伴随（Garrett & Mitchell，2001），但政府支出減少对自由贸易的负面效应仍然可以在统计分析中体现。 下页表2显示了贸易开放、再分配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在控制了人均GDP、人口与时间趋势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占比对贸易占比增量的效应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然而，当加入了基尼系数与政府支出占比的交互项后，政府支出占比项的系数变得显著，且交互项的效应为负。这表明再分配政策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作用之所以不明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恶化，这一推动作用也逐渐减弱。从具体数字上看，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政府支出占比增加1%导致进出口总额占比的增量，就会减少0.2%左右。举例来说，在一个经济相对平等的经济体中（基尼系数为0.25），政府支出占比增加1%可以使下一年的贸易总额占比增加1.25%;而在一个经济相对不平等的经济体中（基尼系数为0.30），政府支出占比增加1%只能使下一年的贸易总额占比增加0.40%。于是这同时证明了假说1与假说2，即在控制住经济不平等状况下，政府的再分配确实可以促进自由贸易的深化，但不平等状况的恶化会减弱再分配对全球化的积极效果。除此之外，人均实际GDP对贸易开放有积极影响（每增加1%，下一年贸易总额占比增加0.2%左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总人口对贸易开放有显著消极影响（每增加1%，下一年贸易总额占比下降 0.1%左右）。这些结果均与多数的有关实证检验相符，而且反映了贸易开放国家集中于人口较少的富国的事实，于是这些因素需要在实证模型中被控制。 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工会组织通过增进国家的再分配政策，而有助于自由贸易的推进。或许有人会担心工会组织在微观层面造成的效率损失，以及组织本身可能会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为了排除这一可能性，模型3和4考虑了工会密度变量。首先，由于工会密度变量的数据存在缺失，因此模型3只对该数据非缺失的样本依照模型2进行回归，模型4则把工会密度作为一个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从结果可以发现，考虑或者纳入工会密度变量不会影响政府支出占比和交互项效应的方向与显著性;而且工会密度变量的效应为负但效应极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在控制了再分配政策后，工会因素不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其他途徑发挥显著影响（或者，这些影响确实存在，但被相互抵消了）。 表3显示了工会的密度、集中度等因素对国家再分配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否控制人均GDP、人口总量等变量，劳动力组织密度对政府再分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会密度每增加1%，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也增加0.12%至 0.13%。工会联合会有效数目对再分配具有负效应，即随着劳动力组织的分散化，国家的再分配程度也会下降;但这一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说3，即工会等劳动力组织确实促进了国家的再分配。除此之外，经济不平等、人均GDP对政府支出有正效应，而总人口对政府支出有负效应，这些结果均与多数的有关实证检验相符（Meltzer & Richard，1983）。 （三）稳健性检验 我们对以上的结果从三个方向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上述结果所选取的变量，尤其是政府最终消费比例（对应政府再分配程度）、基尼系数（对应经济不平等程度），并不一定能完全地刻画所代表的因素。于是我们的第一和第二个方向的稳健性检验将在保持基准模型不变的情况下，分别替代对于再分配和不平等的其他测量指标，来检验结果是否稳健。其次，全球化自由贸易有可能对各国的经济不平等产生影响，经济不平等也有可能与影响自由贸易的其他因素有关，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于是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尽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本节的稳健性检验主要考察假说1、假说2的稳健性。首先，表4基本复制了表2的回归分析，唯一的变化是在各模型中，代表再分配程度的政府支出比变量被替换为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与表2类似，在没有考虑经济不平等与工会直接影响的模型7中，社会支出对自由贸易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模型9中，经济不平等对社会支出影响的效应是负向且显著的。从具体数字上看，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每增加一个单位，社会支出占比增加1%导致进出口总额占比的增量就会减少0.13%左右。以上文提及的例子来说，在一个经济相对平等的经济体中（基尼系数为0.25），政府支出占比增加1%可以使下一年的贸易总额占比增加0.6%;而在一个经济相对不平等的经济体中（基尼系数为0.30），政府支出占比的增加几乎不影响下一年的贸易总额占比。此外，对比模型9和模型10可知，在控制社会支出与经济不平等后，工会对自由贸易的直接影响仍然不显著。人均GDP、总人口等控制变量的效应与基准模型相近。因此，验证结果告诉我们，表2的分析中对于政府再分配变量的选取是稳健的。 其次，我们变换不平等的测量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反映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变量被替代为收入前10%群体或收入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将主要汇报基准模型（模型4、模型10）变换不平等测量指标后的回归结果。在下页表5的模型11、12中，代表经济不平等的变量被替换为收入前10%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模型13、14中，该变量被替换为收入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前者取值越大及后者取值越小，代表经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严重。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经济不平等对政府支出、社会支出影响的效应依然是负向且显著的。从具体数字上看，收入前10%群体的收入份额每增加1%，政府支出、社会支出占比增加1%导致进出口总额占比的增量就会相应地减少 0.09%、0.04%左右;而收入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每降低1%，政府支出、社会支出占比增加1%导致进出口总额占比的增量就会相应地减少0.22%、0.15%左右。人均GDP、总人口等控制变量的效应依然与基准模型相近。工会密度对贸易开放的直接影响也依然不显著。因此，检验结果表明，我们对于经济不平等变量的选取也是稳健的。 最后，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排除在基准模型4中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在这里，对于内生性问题的顾虑在于，全球化自由贸易有可能对各国的经济不平等产生影响，经济不平等也有可能与影响自由贸易的其他因素有关，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表6报告了利用工具变量法排除内生性的结果。本模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应当与（本期的）经济不平等高度相关，而与影响（下一期的）自由贸易程度的其他（本期的）变量无关。于是，本模型采用了下一期的基尼系数作为工具变量。由于经济不平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故基准模型中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于是，本模型还采用了下一期的基尼系数与政府支出比例的交互项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6所示。这表明本模型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对比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的模型15与基准模型4可以发现，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因此排除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两模型比较的豪斯曼检验结果为chi2=3.46，p=1.00，即两模型的回归系数没有显著差异）：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政府支出占比增加1%导致进出口总额占比的增量就会减少0.7%左右。人均GDP、总人口等控制变量的效应依然与基准模型相近。工会密度对贸易开放的直接影响在模型15中反而为正，但在统计上依然不显著。 六、结论 本文在近年来全球化自由贸易在西方发达国家遭遇政治阻力，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下，再次审视了政府再分配与自由贸易的关系，尤其是“补偿假说”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我们认为，尽管再分配有可能为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受损者提供充分补偿，但近年来经济不平等恶化、劳动力组织衰败的现象为这一模式带来了挑战：前者使充分补偿的门槛提高，增加了充分补偿的难度;后者使需要补偿的受损者难以被组织动员，使得充分补偿无法在政治过程中实现。本文利用部分OECD国家自2001年至2018年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 以上結论可以对“补偿假说”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尽管“嵌入式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可以解释战后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巩固与发展，但对应的实证检验却结论不一;特别地，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实证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再分配的实际政治过程以及劳动力组织因素的讨论可以为两个层面之间建立起联系——宏观并不只是微观的简单加总;无论是确定社会偏好的政治机制，还是劳动力组织等中观因素，都将影响实际的宏观结果。 与此同时，这些结论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近年来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多属于右翼民粹主义，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翼民粹主义。面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对部分群体带来的损失，这些群体并没有选择要求更深入的再分配，而是选择了抵制全球化与自由贸易。除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原因，以及全球化本身对再分配造成的约束之外，经济不平等恶化及有效劳工组织的长期削弱，也为通过再分配以实现充分补偿带来了困难。 参考文献： [1]林红. 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J]. 国际政治研究，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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