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超
摘 要：墓葬用来安置去世的人，是人类死后的纪念形式，并沿用至今。我国的古墓葬由出现到各个时期受各类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从鸦片战争后到我国近代史的过渡时期，仍有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辞世后沿用古代礼制营造墓葬，如建于长沙岳麓的曾国藩墓。文章旨在根据作者实际项目经历对清代官员下葬礼制进行思索及研究。
关键词：古墓葬;《钦定大清通礼》;曾国藩墓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3.046
1 墓葬的定义
墓葬，是人类对死者尸体或尸体残余按一定方式埋藏的特定场所，一般由地上、地下两部分组成。高等级墓葬的地上部分多有一定规模的封土（或坟丘）和陵园（墓园）建筑，如黄帝陵、明清帝王陵、孔林等建筑格局和建筑物保存较完整的墓葬，一般均纳入古建筑加以保护，墓园建筑消失或倒塌时归入古遗址加以保护。
墓葬的主体位于地下，一般由墓室、棺椁及其周边土石环境组成。墓室通常开挖（凿）于自然土石之中，历史时期存在用砖、石、木等材料构筑墓室的情况。我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开始，已经出现了墓葬的萌芽;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了明确的墓葬，即是按照一定的形式对死者进行埋葬;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均发现了墓葬，并出现了墓地，这时的墓葬已经初具规模并拥有了一定的制度，在墓葬形状、排列、入藏方式、随葬品等方面均出现了一定的制度与规律。由此可见，远古时期的人们因对逝去之人的追忆，具有了形式上的需求。
商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王族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创立、等级制度的明确，让不同人群的墓葬祭祀等形式有了更高、更具象的要求。这一时期的贵族墓葬有着庞大的规模及复杂的墓室结构，通常为大型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周边布设墓道，面积可达三四百平方米，深度15米左右。除王陵外，其他贵族也有类似规格的墓葬，但也只是形相似﹐规模仍有很大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有20余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10平方米，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王族、贵族的墓葬出现人殉和人牲，随葬品极其丰富。商代墓葬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
西周墓制沿袭商代，至春秋晚期﹐统治阶级的墓葬在地面上会使用夯土筑出坟丘，现存最高可达十余米，还有在墓室的地面上建“享堂”的情况。战国时期﹐墓室形制简化，但棺椁等级形制依然严格，棺椁上会施以彩画，十分精美。在战国晚期，已少见人殉。西汉中期后，陶质明器的加入是中国古代墓葬随葬品的一次重大变革，此时墓葬中已经见不到人殉了，从商代开始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且墓葬的形式已由地下转为地面。
唐代帝陵大多都是“依山为陵”，著名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为中心﹐其规制之高、规模之宏大﹐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宋代仿木结构墓室开创了墓室的另外一种风格化演绎。
明清时期，墓葬在平面布局、选址等因素上更加考究，出于布局考虑，墓园多朝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情况，墓园规模大小不一。在陵墓及贵族墓葬中，神道及神道兽被广泛使用，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
墓葬形制及布局多为沿用元代规制，并编入《清史稿》《钦定大清通礼》等史料中。随着国家局势的动荡，鸦片战争后中国古代史终结，宣告历史进入近代及现代阶段，此过渡时期仍有沿用古代礼制营造墓葬的现象，但此时期的墓葬又因时局动荡以及思想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也体现出时代独有的特色，比如我国的古建筑。墓葬在其形制、选址、碑刻、神道兽等体现上，无不与历史及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分类中，古墓葬也作为重要的一部分被单独立项。
墓葬从远古时期直至明清时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简易的埋葬纪念，到墓穴棺椁的规制，从地下到地面的形制演化，再到选址注重布局朝向的礼制更迭，墓葬描述出祭祀礼仪这一人类祭奠仪式的具象表现。明清时期的墓葬相较于前朝，表现出形式简化、礼制清晰、留存量较大的特征。另外，相较于其本身的体量规制，更加注重选址朝向等特征。本文旨在以曾国藩墓这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浅谈清代官员祭祀礼制的一些思考。
2 曾国藩墓简介
曾国藩墓原位于长沙金盆岭，同治十三年（1874），曾国藩夫人欧阳氏去世，择善化县平塘（今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为墓地，曾国藩墓遂由金盆岭启迁，于十一月初五日夫妇合葬于此。其后，其子曾纪泽遵清代公侯葬制修建了拜台、石阙、墓庐、牌坊、神道、御碑亭等建筑，至光绪三年（1877）全部竣工。
曾国藩墓的原状规模宏大（图1），占地約3000平方米，墓葬坐北朝南，墓冢由糯米混瓷浇筑，墓围由花岗石砌成，有祁阳石墓碑五通，分主碑和附碑，主碑刻黄自元（清末书法家、实业家，湖南安化县龙塘乡人）正楷“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图2），附碑刻有龙凤行云图案，凿工精细，栩栩如生。墓正前方有60平方米的石拜台，东、西各立石阙，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墓庐槽门相连，通道两边有石人、石马、石狮、石虎各一对，墓庐前有御碑亭，墓庐内立赑屃驮碑，花岗石质，高2.776米，宽1.08米。碑文系李鸿章撰写，黄自元书，楷书字体，记叙了曾国藩生平事迹，再往前奉旨而立有曾氏牌坊。曾国藩墓的墓园建制体现了典型的清代公侯葬制。
曾国藩墓原有本体格局由墓塚、神道、牌坊、墓庐、御碑亭构成。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墓葬的石质构件被周边居民拆去做了建屋的基石，导致墓园的整体性较差，重要文物散落周边或丢失，墓园满目疮痍。
3 墓葬与礼制的关联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在南京故去，当时他与长子曾纪泽及其弟曾国荃在南京府中散步时发病不治，据其生前心愿“叶落归根，归湘为便”，故将其灵柩运回湖南，原葬于长沙金盆岭。同治十三年（1874）起迁，与夫人欧阳氏合葬于现址。
依据史料记载，曾国藩生前在归湘守灵的几年间，未带兵打仗，此时便为自己选下了当今墓葬的选址，当时曾国藩位高权重，精修儒家思想，与伏龙山下桐溪古寺当时的住持私交甚好，生前即与住持商议死后下葬于此地，但当时的住持并未同意他这一决定，住持认为曾国藩在当时的朝廷中虽位列文臣，但又带兵征战，且战功卓越，征战多年，身挂戾气，并不适合下葬此处，并认为墓葬悬于寺顶非祥兆，所以此事亦不了了之。后来桐溪寺住持先于曾国藩身故，这也就成就了后来的曾国藩墓选址的落成。前文提到明清时期之祭祀礼仪在平面布局、朝向、选址等因素上更加考究。在曾国藩墓上得到了积极的体现。曾国藩墓不仅在平面布局上的设计别具一格，在选址上也极其考究。曾国藩墓所处的伏龙山在地理位置及朝向上基本符合坐北朝南的基本历史习惯，且其东、西两侧各有一处低岭，连同其北侧一处体量较大的高岭将其围合，南侧一处水塘居于其正面，整体呈现出非常直观的背山面水、稳居其位的态势。《堪舆管见》中提到龙即为山脉，且龙分贵贱，曾国藩墓所处的伏龙山山脉周边秀丽巍峨，俊伟轩昂，气象尊严，重重开帐。经云：贵龙重重出入帐，贱龙无帐空雄壮。所谓帐，是山脉起伏且中正挺秀，曾国藩墓的选址极其复合古代堪舆学的选址逻辑，这也使其墓的选址及朝向极其符合明清时期墓葬建制的特征（图3）。gzslib202204051956根据《清史稿》卷九十三志六十八十二（凶礼二）以及《钦定大清通礼》卷五十等史料记载，公、侯葬制对碑之规格、石人和石兽的数量、用地大小皆有表述，曾国藩墓在其选址用地、基本规制上均与礼制相符，但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仍有礼制外的特点，具体如下。
碑刻：曾国藩墓的主碑刻为穿云龙图案（图4），细查可发现其为龙身鹿蹄，《清通典·礼·嘉四》关于官服补子的记载内容中提到“一品文官为仙鹤、武官为麒麟”，麒麟恰巧为鹿蹄，反观曾国藩的一生，最先通过科举考入朝廷时，位列文官，后承接平定太平天国之重任时又手持兵符，位列武官，且品次皆高，此处推测设计者是为暗喻曾国藩不平凡的一生，特将固有的图样做了调整。
布局：曾国藩墓的平面布局为中置非对称平面，由于山下桐溪古寺的存在，其墓葬神道选择从墓园东北侧成弧形蜿蜒而下，据传因曾国藩生肖属蛇，所以神道蜿蜒，后经查证非实，应是为了避开桐溪古寺才选择将神道建于一侧，所以平面为非对称布局，冲破了古代礼制的束缚。
4 对曾国藩墓祭祀礼制的思考
曾国藩墓的墓园即在整体上遵循了古代祭祀礼制上的框架性要求，又在细节处理上表现出了突破礼制束缚的特征，这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有着重要历史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的墓葬中是罕见的。他生前亲自勘察过自己的安葬之地，山脚下的桐溪寺址虽在其神道应修建的位置，当时位极人臣的曾国藩本可利用权力，将寺址迁走后，独享此风水宝地，但他却选择了以侧出神道的形式避让其寺址所在，可以看出其生前精修儒家思想主张融合礼让的修为境界。所以，此时期封建制度推行的祭祀礼制其不可撼动的地位正在逐渐淡化。
另外，曾国藩墓内的碑面雕工细腻，无论是墓碑雕刻还是残存的牌坊构件雕刻均十分精细。碑刻上龙身穹劲有力，层次丰富，活灵活现，极富美感，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及研究价值，绝非当代工匠技艺可望其项背。此时期的墓葬虽较前朝代的墓葬简洁，但仍然具有较高的文物研究及保护价值。
根据本文前部分讨论的中国各朝代墓葬形制的建制规律，以及对曾国藩墓葬遗址的研究，可知各个时期墓葬形制特征会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民風民俗、政治特征、经济活动、军事发展等因素发生变化，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对逝去者的祭奠形式不断变化。时至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使中国千百年来固化不变的封建主义思想开始逐渐动摇。曾国藩是主张政治及思想改革的历史先驱，他组织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远赴海外学习，在时代发展的驱使下，不断影响着我国各个方面的固有制度，其在曾国藩墓的建制上也有着缩影化的体现。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丧葬制度的理解不断变化着，但无论什么时期，在当时通用的丧葬制度依然是最适合当下的，这也是人们的普遍选择。中国经历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思想禁锢，在丧葬制度上以一种集中式的状态体现，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会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以本案所涉及的曾国藩墓为例，它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同样是打破陈规的先驱者。
在曾国藩墓未被公布为国保单位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它几经盗掘，饱经风霜，这是文化资源保护管理体系不完善带来的表现。因其资源不可再生的特性，编者有幸主持曾墓保护规划的编制及审批工作，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如何让保护规划工作属性在当前条件下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或许普及推广有关于文化资源保护意识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本文特别感谢我的保护规划编制导师—陶刚研究馆员的前期指导，以及在编制工作中给予我帮助的同事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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