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典礼及典礼制度建设。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伟力，汲取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文化，体现中华礼制文明的“治安之道”;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民族伟力，汲取中华传统礼典的民族感和凝聚性、神圣感和虔诚性、威仪感和纪律性，建立完善的大党大国典礼仪轨;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国际传播伟力，着力于典礼外交以及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大党大国的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构建，并以典礼文化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大党大国的典礼，既是党的盛典、国家的礼典，又是人民的节日，彰显了中华礼制文明的伟力。
[关键词]大党大国 典礼制度 中华礼制文明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题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017YCXZD010）
[作者简介]徐沐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6-0016-06
中国是礼仪之邦，典礼制度是中国几千年政治文明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礼”是中国上古先民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从隆重庄严的‘奉神人之事，到各种纪念、象征性的节日庆典;从普通人际交往的行为、举止到人的仪态、礼仪，可谓‘礼经三百，曲礼三千，人们的行为充满了礼仪，生活充满了仪式。”[1]2而典礼（或礼典）是国家层面的制度礼仪。中国上古社会的人文精神是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国家典礼及礼制建设一直备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视，可以说典礼制度是中华5000年文明文脉延续的关键。近代中国国家制礼机构的设立，可溯至于清末。
1907年，清廷由礼部设立“礼学馆”，将国家、人民的一切礼仪制度编订成为法则。而后的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礼制建设。不论何种政治派系掌握国家权力，都会开展形式不一的制礼活动，比如开展礼制机构建置工作，设置“礼制编订会”等。这些举措都使礼制从民众日常礼仪上升到国家典礼层面。当代礼制建设也应该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建言“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的礼仪大典”[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认为它“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3]。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典礼及典礼制度建设。在2014年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并发表讲话，2015年出席中國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的盛大阅兵仪式（即九三阅兵）并发表讲话，2017年出席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沙场阅兵仪式并发表讲话，2018年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仪式，2019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并发表讲话，2021年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并讲话;等等。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既是党的百年华诞盛典，也是国家的礼典，更是人民的节日。习近平总书记赞扬这场庆典“办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3]为进一步丰富、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建设给足了信心、鼓足了干劲。
回望历史1949年开国大典的盛况，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对国家的荣誉感。而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建设、改革、新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期，成功举行了数次大党庆典、大国礼典活动，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的典礼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美好的向往，以及进一步健全完善典礼制度的意愿和决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是中国式现代文明的典礼制度，既彰显了中华礼制文明的伟力，又在新时代面向世界凸显大党风度、大国风范。
一、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平进一步丰富、完善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仪式表达，是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文化，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礼制建设。
（一）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是体现中华礼制文明的“治安之道”
“为治之道必先信其赏罚之道，尤宜重其典礼。”（《元典章·兵部三·铺马》）古代典礼以悠久的神圣传统护航统治秩序以及社会秩序，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属国家治理体系范畴，正所谓“为政以礼”。古代典礼与“治安之道”息息相关，通过“定经制”打下国家“世世常安”的基础，也就是透过“礼世界”的建立谋求“治国平天下”之道;通过“制典仪”以制度化、强制化的严格规范形成礼制的约束力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之礼，意指国家制度与行为规范。在古代社会，典礼融合政治与礼仪，“制礼化俗”不单纯地指向礼，而主要是起到社会政治作用，利用典礼仪式整合多方面政治资源，从而将政治理念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国家和社会纳入“礼”的规范，建立一个“礼治社会”。在儒家的秩序观念中，传统礼仪是比国家律令更为有效的治理手段，通过儒家礼仪的制度化，规范社会不同角色的行为，“把‘礼从一种自律的方式转化为一个制度性的原则，并且基于这样的原则而建立了对社群和家庭的规制”[4]24，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生效力。
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沟通传统与现代，汲取中华传统礼制文明精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深的政治智慧。大党大国典礼作为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理念的仪式化展演，体现了明确的秩序追求和政治理想。在新时代，以典礼制度强化尊党爱国的意识形态，可以培养对党的忠诚心理，维护大党威仪;可以培养爱国热情，维护大国尊严。而且以典礼制度倡导律己敬人的民俗规范和现代仪礼文明，既有助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素质的提高，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增长，建设现代文明国家，又能激发人们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鸣。
（二）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是汲取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文化
大党大国典礼，既是一种国家象征的政治仪式，也是新时代治国理念的仪式表达。比如，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大党大国典礼将政治文化活动搬上仪式舞台，是党的盛典、国家的礼典，更是人民的节日，是对中华礼制文明的传承和彰显。礼制在古代社会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价值和秩序范式。比如古代的耕耤典礼，是君王亲耕田地的礼仪制度，作为一种节律特征明显的国家仪式，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连接社会统治的上下阶层，将政治上层的典礼仪式向下推广为全民参与的政治活动，是国家教化重要的政治资源。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应该汲取经验，以礼制文明凝聚力量、建构秩序，塑造、整合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使其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秩序，也就是以典礼仪式凝聚人心形成对大党大国的向心力，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大党权威，彰显大国威仪。
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是一种表达政治认同的政治文化。对于党而言，典礼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项优良传统，有助于党树立道德规范、领导力等，从而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和价值的延续与传承。大党大国典礼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仪式展演、权力表达等，主要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功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价值和秩序规范。对于人民而言，典礼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项优良传统，有助于形成共情化的共同体。“国家形态特征之一是国内人群形成一种感情化的礼俗共同体，而中国是为数不多对自始即具有这一特征的国家形态。”[5]3大党大国典礼使人民形成共情化的礼俗共同体，对党产生情感化的信任，强化了对党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开国大典，“从领袖画像、口号标语、灯笼红旗，到阅兵式阵列、各阶层各民族群众队伍，以及主题彩车、焰火晚会等，从可移动的视觉符号到不可移动的建筑景观，这聚焦于天安门广场的一切，构成领袖与人民以及‘人民的节日最核心的表达。”[6]
二、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民族伟力
中华礼典文明是围绕“礼”展开的。“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
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7]7礼是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的为国治政之本、安身立命之道。礼甚至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礼具有普遍的心理调解作用，具有至善的道德教化作用，具有显著的思想整合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控制作用，具有调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等。
礼统摄礼俗、礼制、礼物、礼乐、礼义、礼教等。比如，礼是“礼法”，是根据礼的核心原则制定的国家典章制度;禮是“礼器礼物”;礼是“礼仪”，包括吉、凶、军、宾、嘉礼等。“礼仪”要恰当准确地反映“礼义”，比如，中国传统社会因循周礼仪节，更多的是对周礼之义，也就是作为周礼思想核心的“德”“仁”的认可。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也应该恰当准确地反映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之“礼义”。为了实现这样的“礼义”，需要挖掘、借鉴中华礼典文明，认真研究中华传统礼仪的形成、发展过程，吸收其精华，建立国家层面规范的典礼仪轨，并作为国家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的典礼制度具有如下特性。
（一）汲取中华传统礼典的民族感和凝聚性
中华传统礼典文明具有独特的民族性。“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礼这个词，很难用一个西方的词汇加以翻译。”[8]1也就是说，在西方语言中几乎没有‘礼的同义词。作为中国人一切习俗行为准则的“礼”，体现了礼及中华礼典独特的民族性。无论是礼的展演形式、步骤、节奏、内容，还是礼的意义和功能，都具有独特的民族识别性。而且这种独特的民族识别性与时俱进，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精彩表现，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国家形象以及国家礼仪的设计元素淋漓尽致地体现着民族传统形式的传承与新中国新内容的有机结合，从国旗、国徽、勋章、人民币到建国瓷、元帅服以及新中国十大建筑等，都贯穿了这种既体现中华文明文脉的延续性又蕴含着对新中国新形象无限展望的民族特质。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在新时代得到继续发扬，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的国家典礼中，中华礼典文明与新时代相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国家礼仪风范，在国际格局中凸显具有民族特质的大党大国礼仪文明。
中华传统礼典文明体现“合敬同爱”的凝聚力。“国之大者，在祀与戎”（《左传》）。古代的国家礼典，除了要祭奠山川日月，还要祭祀先祖，让流着相同血脉的人凝聚到一起，使人们产生对同一民族的共情感，产生同一文化渊源的认同感，体现“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的民族凝聚力。中华礼典文明的凝聚力是通过全民参与的庄严感呈现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党大国典礼中，依然通过这种群体性参与形成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凝聚力。典礼仪式的群体参与者通过仪节、仪态、仪容以及礼乐的节奏、韵律等，以群体的整齐性、纪律性重复一致地庄严完成象征性动作，激发对党、国家和民族的虔敬情感，使民族的凝聚力在典礼仪式中得到升华。同时，在新时代丰富完善大党大国典礼制度，设立既传承中华礼典文明又具有现代感的仪节、仪礼，除了执行典礼的参与者以外，还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加广大民众对典礼活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才能全方位提升人们的爱党热忱、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汲取中华传统礼典的神圣感和虔诚性
在中华传统礼典文明中，礼具有神圣感。中华古礼具有宗教品格和教化功能，体现在周公“神道设教”过程中所形成的宗法政教制度，形成普遍而真诚的社会信仰体系。简言之，礼因具有神圣感而衍生出教化功能且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中，也有信仰的神圣感体现其中，那就是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虔诚信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9]63对于全世界共产党人而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性来源不是宗教信奉，“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揭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情关怀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观照”[1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党的信仰表现出神圣性，使人们更加信奉。
在中华传统礼典文明中，礼具有虔诚性。典礼的核心是“毋不敬”（《礼记》），即虔诚。在某种程度上讲，典礼因神圣感及虔诚性而成为情感表达的最高形式。典礼仪式上的参与者有虔诚的、纯粹的、无上的共同信仰，典礼也因此具有净化心灵的强大功能，使参与者的灵魂受到共同信仰的洗礼并对信仰更加坚定。并且这种虔诚的、净化的典礼情感一直伴随典礼仪式的始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的典礼仪式一定也是虔诚的，参与者在仪式上受到精神洗礼，心灵净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更加纯粹无瑕;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认同，对国家更加热爱。经历一场大党大国的典礼仪式，如同上了一堂锤炼党性的党课，如同进行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
（三）汲取中华传统礼典的威仪感和纪律性
在中华传统礼典文明中，“礼”具有威仪感。中华古礼以整体的庄严感体现大国的威仪感。这种庄严的威仪感被传承下来，比如新中国成立时的开国大典体现的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味道”[11]226。新时代大党大国的典礼也是充满威严威仪的，通过典礼树立党之权威，体现大党威仪;展示国之形象，体现大国风范。
威仪的典礼需要强大的纪律性做保障。在中华传统礼典文明中，精密训练典礼参与者的仪容、仪态，将参与者安置在典礼仪式的固定位置上，使其对典礼形成纪律性认识，并以纪律性、整齐性、威慑性维护典礼的和谐与秩序。可以说，正是强大的纪律性才成就了严格的典仪制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的参与者，无论是解放军军乐团、仪仗队、飞行梯队、国旗护卫队、礼炮鸣放队、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合唱团、演职人员还是安保一线执勤人员、志愿者、服务保障人员、媒体记者代表等，他们在典礼中都以强大的纪律服从性表达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在威严感中增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
仪式作为礼制的主体，以纪律性体现威仪感的同时呈现一种审美艺术。艺术并非直接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源于人类群体对于生活需求和欲望的集体诉求活动，即所谓的仪式，可以说艺术的最初表现形式即是典礼。走向了典礼仪式，就走进了艺术。中华古代礼典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东方审美意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的典礼同样具有审美艺术性，仪仗队的仪态的整齐划一、仪容的英姿飒爽;合唱团和鼓吹乐演绎激昂的时代韵律等，都充分体现了典礼的审美仪式感，展现了大党大国的独有风范。
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国际传播伟力
中华礼制文明是非常成熟而卓越的礼仪文化，不仅历史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维系人口大国的稳定、安宁与和谐，功不可没，而且曾经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声教及于海外，早就具有国际化属性，具有国际传播伟力。世界上的众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国家典礼和社会礼仪，要么根据传统确定礼宾制度，要么通过立法制定典礼制度，并使之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进一步丰富完善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吹响新时代大党大国礼制建设的号角，并强调“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有效提升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3]，是对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在国际层面的期许。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12]。新时代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丰富完善离不开民族文化，离不开对中华传统礼制文明的吸纳，正如1937年代理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司长的陈念中发表文章所说，“礼是历史和民族的混合产物，现在订定礼制，固应适合现代潮流，但文化层的精华，也不可一概抛弃。”[13]吸纳了中华礼典文明的大党大国典礼充满民族性标识，其民族本土特色是参与世界化的角色定位和标签识别。中国共产党是既是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擅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肩负着传承并创新转化中华礼乐文明滋养、健全、完善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历史使命，能够汲取中华礼典文明的精髓，使古老的礼制传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在以大党大国的典礼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升国家影响力。
调整好礼制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必须要解决的两重关系，否则礼制非但不能融入当今的社会生活，也将远离世界潮流。古代的中华礼制文明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就是实现国际化的过程。比如新时代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拥有“现代感”的过程就是国际化的过程，它必然会吸纳西方礼制，至少服制的西化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实际上，新时代大党大国典礼制度能够“与时俱进”地面对时代变迁及礼制变化，吸纳西方礼制文化精华，主动融入世界文化及现代文明，体现中华礼制文明的国际传播伟力。
[参 考 文 献]
[1]王秀臣.礼仪与兴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刘梦溪.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N].光明日报，2004-4-28.
[3]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1-7-14.
[4]迈克尔·R. 达顿.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M].郝方昉，等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
[5][英]芬纳.统治史：第1卷[M].马百亮，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胡斌.《开国大典》：围绕新中国形象塑造的‘媒介竞争与视觉建构[J].美术，2020（10）.
[7]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8]杨华.古礼新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佘明薇，姜建成.共产主义：神圣性的坚守与现实性的推进[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4-3.
[11]洪长泰.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M].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12]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N].人民日报，2017-9-30.
[13]陈念中.中国礼制之特质与今后之趋向[J].新运导报，1937（2）.
[责任编辑 李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