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此之后都出现了从贸易保护向推动自由贸易转变，从对内投资为主向加大对外投资转变，从偏重有形生产向偏重无形生产转变，从技术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变等趋势，随之带来了贸易逆差扩大、产业外迁、去工业化和技术外溢等压力和挑战。英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后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在半个世纪内被美国超越;美国制造业则向高度工业化发展，自登顶世界第一直至现在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制造业之所以能维持竞争力，主要是因为与英国相比，美国包容性增长造就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推动对等贸易自由化，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采用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和限制潜在竞争国的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必须借鉴英美的经验和教训，理性看待当前我国制造业出现的产业外迁、去工业化等现象，警惕这些现象过早过快发展，演变成重大风险，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带来挑战。
关键词：制造业去工业化产业转移产业链高技术产业
作者简介：任继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2020年重大课题《产业转移发生机理、发展趋势与评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十四五”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顶层设计及体制机制保障研究》（A2020041007）、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新格局下稳定制造业比重问题研究》（A2021041007）的研究成果。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在201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面临着传统成本优势锐减，产业对外转移加大和技术引进难度倍增等新问题，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大国制造业长期发展趋势和挑战，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曾先后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后，英国和美国制造业先后出现了一些相同的发展趋势和挑战。英国制造业规模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就被美国超越。而美国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100多年才被超越，且现在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应对这些趋势和挑战的经验做法，对于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能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重要镜鉴参考。
一、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工厂：英美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演变
英国制造业产量在19世纪中叶登顶世界第一，在19世纪最后10年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1850年左右，生产了世界50%的铁、5/7的钢和40%的金属器件;186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接近20%，居全球首位。但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等国家传播，英国制造业优势不断下降。19世纪末，英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位置被超越，此后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不断萎缩。1890年初，英国的优势产业也在衰落，在钢铁这一工业化关键商品的生产中，美国和德国双双超过英国。190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萎缩至185%，低于美国的236%（见表1）。1913年，英国制造业份额继续下降至136%，远低于美国的32%（见表2）。
注：表中日本1928年数据采用1929年数据替代。美国制造业产量在19世纪末最后10年登顶世界第一，尽管21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有所下降，但至今仍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内战前的1860年，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仅为72%。内战结束后，在其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下，美国制造业快速发展。1880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上升至15%左右，低于英国的229%。1890年左右，美國制造业规模超越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达到巅峰。20世纪50年代，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40%，但此后美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下滑趋势显现，1980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下降到2006%。20世纪80年代左右，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两者差距不断缩小。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被美国重新拉开差距。此后，美国传统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衰减，其低技术制造业和产业中低端环节转移或外包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下降，2010年被中国超越（见图1）。但至今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仍领先于其他各国，在集成电路等产业领域，美国依然控制着全球产业链。例如，2019年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前10家企业有5家美国企业，占前10家企业营收比重超过50%，仅该5家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30%，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全球半导体协会（SIA）：《2019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报告》，2020年4月。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世界工厂的共同烦恼：
英美制造业面临的相同趋势与挑战（一）从贸易保护向推动自由贸易转变，贸易逆差压力加大
19世纪20年代，英国仍然对工业品保持非常高的关税。但随着英国制造业竞争力跃居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制造业厂商为换取国外市场开放和扩大世界商品市场，对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开始逐步取消本国的贸易保护，对外开放步伐加快。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1849年完全取消《航海条例》。1848年，英国有1146种应纳关税商品，但到1860年已经下降到只有48种。1875年，英国对制造品进口的关税率已经下调为零。英国一直沿用自由贸易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为美国等国家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对外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从1850年到19世纪末，即英国制造业从登顶世界第一到世界第一位置被超越期间，英国对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贸易逆差逐渐上升（见图2）。
美国在后发追赶时期，一直实施着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美国内战后，其关税大幅上扬。19世纪末，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美国贸易从逆差转向顺差，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对外贸易顺差（见表3）。在经济大萧条后，即1934年之后，为削减其他国家对美国进口壁垒，促进美国出口产品打开市场，美国通过一系列贸易谈判，不断削减对外国产品的关税，以换取外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同等待遇。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在20世纪40年代大幅下降，50年代早期在10%左右企稳，图21850年后英国对主要国家贸易逆差（百万英镑）
数据来源：兴证宏观，《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从历史看贸易体系变化系列之二》，第7页。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二）从对内投资为主向加大对外投资转变，产业外迁压力加大
英国对外投资在19世纪中叶快速增加。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海外放款存量达到16亿英镑左右;50年代初，快速增至约25亿英镑;但在此之后到1870年间，英国对外投资规模达到年均2900万英镑。[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1860—1870年，英国对外投资的50%以上流向欧美，对外投资规模逐渐超过国内投资。到1870年，英国海外投资已达7亿英镑左右，其中超过1/4投向美国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对外投资达到历史高峰。到1913年，英国拥有价值约40亿英镑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外资产总计不足55亿英镑。同上，第160页。英国对外投资为美国等潜在竞争国工业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高端设备，但此消彼长，英国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大幅收缩，严重抑制了英国工业发展。在1914年前的25年里，英国国内资本形成额已远不足以让其生产设备更新，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運转。以铁路建设为例，1840—1850年，英国共开通铁路6000英里，与美国大致相当，而1870—1880年，英国仅开通铁路2000英里，不足美国同期的10%。
美国在19世纪末逐渐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美国国内战争后，大量外国投资进入美国，在1869—1875年达到顶峰，占美国净资本比重达到15%。19世纪80年代，美国拥有1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但10年后，美国出现了4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世纪》（第三卷上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投资进一步加大。1946—1949年，美国对外投资增加了近50%，对外贷款主要是提供给欧洲各国政府。1950年以后，美国大量投资海外制造业，跨国企业争先在海外办厂，为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带来持续的资金支持。1967年，美国对外投资占全球资本支出的55%，对日本等东亚地区的投资快速增长，同时，过多的海外投资削弱了美国国内工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724页。（三）从偏重有形生产向偏重无形生产转变，去工业化压力加大
19世纪下半叶，英国逐渐偏向无形生产，服务业逐渐成为英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是随着英国财富的积累，英国上层人士逐渐转向金融投资业务，食利者阶级不断成长扩大，依靠前几代所积累的利润和储蓄而生活，逐步远离制造业。在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已无法割舍其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在美国的扩张，海外收入成为英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并成为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二是由于船舶工业的崛起和军事实力的扩张，英国加强对全世界航运服务的垄断，英国航运总吨位占全世界的1/3到1/2，是全世界重要的航运服务商。航运成为英国服务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带来英国服务贸易的大幅增长。三是英国伦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力促进了英国金融业的发展，依托伦敦城强势的金融地位，英国保险等金融衍生服务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在英国约950万人的就业中，1851年仅有91万商业雇员;1881年，这一数字超过30万人;1911年，则达到90万人。[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60页。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去工业化趋势渐显。大量过剩资本远离实体经济，1975—1990年，私人固定资本投资转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比例从12%～13%上升至25%～26%，几乎翻了一倍。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66年的2607%下降到2016年的1171%（见图4），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下降，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才止住下降趋势（见图5）。图4194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注：就业人数采用行业全职等效雇员。
（四）从技术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变，技术外溢挑战加大
工业革命后，英国高技术产品输出增加，对外投资加大，对外移民也快速增长，给美国等国家带来了先进技术。铁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来自英国的先进技术传入美国后，被大规模用于工业发展，迅速推动了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崛起。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美国仍处于技术跟随的阶段，主要依靠产业化欧洲的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以汽车为例，德国人奥托于1886年发明了内燃机，同年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汽车。随后汽车技术被扩散到美国，很快美国制造出了第一台汽车，并迅速产业化。在化工领域也是如此，美国杜邦公司的先进技术主要靠外部引进，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一批成熟的化工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大了技术研发投入力度，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技术领先优势不断扩大。1969年，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研究与开发上投资的总和是113亿美元，而美国则达到256亿美元。[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世纪》（第三卷下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6页。与此同时，美国技术外溢压力也逐渐加大，日本等国不断吸收和利用美国技术，并进一步在部分领域超过美国。例如，日本的钢铁行业1951年从美国引进了带钢连轧技术，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技术，研发出转炉炼钢技术、连续铸钢技术等先进技术，逐步实现对美国的赶超。到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三、世界工厂的分岔路：
英美制造业发展的不同方向及其原因（一）世界工厂发展的不同方向
英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就被美国超越，而美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100多年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两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后尽管面临着一些相同发展趋势和挑战，但两国制造业表现和发展方向却完全不同，美国制造业向高度工业化不断演变，而英国制造业则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
美国加快推动高度工业化步伐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汽车、飞机、通信、电子配件等高技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见表4）。二是美国制造业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生产生产资料的甲类工业快速发展，占制造业比重快速提升。1982年美国甲类工业占制造业的产值比重从1937年的438%上升到535%（见表5）。三是尽管美国的制造业份额在下降，但与制造业息息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却是上升的，表明美国的制造业并不是收缩，而是产业链上下游的调整和延伸。1950—2019年美国制造业份额下降144个百分点，但同期信息服务和专业商业服务占GDP比重分别上升193个百分点和923个百分点，合计提升1116个百分点，接近弥补制造业份额的下降（见表6）。尽管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美国服务贸易在近几十年里一直保持顺差，商业服务、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贡献较大。
数據来源：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注：根据行业就业人数排名。数据来源：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整理而得。相比美国的去中低端化， 去中低端化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美国制造业企业不断将加工组装环节和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外转移，不断加大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组装件和制成品，满足国内制造业发展和消费需求。英国制造业则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以钢铁为例，早在19世纪上半叶，钢铁已成为英国的优势行业，大量出口美德等国家。钢铁制造中的大多数重大创新都来自英国，例如分别于1856年、1867年和1877年问世的贝塞麦转炉、西门子—马丁平炉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碱性炼钢法。但由于英国钢铁更多转向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的殖民地等海外市场，英国钢铁工业在采用新技术上动力不足、动作迟缓，无法跟上美德法等国的创新速度，英国钢铁工业生产率很快被世界主要国家甩在身后，在19世纪末期先后被美德超越。
相比英国，美国自1890年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以来一直强调、鼓励和促进国内企业竞争，竞争的经济环境迫使美国企业不断尝试和采用创新的技术。如，正是安德鲁·卡耐基不断采用酸性转钢炉、贝氏转炉和西门子平炉等新技术新工艺，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炼钢厂（参见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所著《美国经济史》。1850年，英国钢铁产量占世界比重接近70%，1870年下降到不足40%，到19世纪末期仅为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7页。在汽车、电气和化工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高技术产业领域，英国也都处于落后状态，新技术落地和产业化严重滞后，产业升级步伐停滞，失去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权。以汽车产业为例，20世纪初期，美国汽车快速产业化，产量加快扩张。1900年，美国汽车的产量已经达到每百户家庭拥有01辆汽车;而英国全国直到1930年左右才突破1000辆，同期美国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已经达到893辆。[美]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页;[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9页。
（二）英美制造业不同表现背后的原因
在一个长历史周期里，英美制造业不同表现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资源禀赋等难以改变的因素，也有发展战略等可以改变的原因。由于历史资料和数据的有限，本文选择了比较粗犷的方式，主要研究分析一些与发展战略选择相关的原因。
一是包容性增长造就庞大国内市场，很好地支撑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制造业的发展，英美人均GDP水平先后快速提升。但相比英国，美国的经济增长惠及各个阶层，中下层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培育造就了强大的国内市场，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英国工人的移民和对美国等国家技术工人的输出。从工人工资来看，1780—1851年，在英国工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其工人工资的实际增长率仅为08%。[美]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1870—1910年，美国工人实际年工资年均增长208%，1910—1940年年均增长达到308%，收入增长水平明显高于英国。[美]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75页。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远高于英国，1870年，美国的真实工资是英国的172倍，1890降到163倍，1913年又回到172倍。[美]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邸晓燕、邢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页。从财富分配来看，英国前10%的人群占有财富总量的比重在1810—1870年为85%，到1900—1910年超过了90%，前1%的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则从1810—1870年的55%～60%上升至1910—1920年的70%。1910年，即美国制造业登顶世界第一的初期，美国的财富不平等虽然处于较高水平，10%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80%，前1%的人群占有45%，但不平等程度远低于英国（见表7）。在此之后，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下降，1930年后美国10%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下，直到21世纪开始超过70%，1%的人群占总财富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58页。在如此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下，美国居民能够支付得起汽车等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有力促进了汽车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反，英国国内市场无法为高技术产品提供一个深度市场，而由于可以持续开发殖民地、自领地等海外市场，英国也没有动力和压力开发和深耕国内市场。这导致英国高技术制造业市场需求缺乏，很多起源于英国的领先技术，例如苯胺燃料、电报等难以落地和产业化，高层次市场需求不足制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英国逐渐被第二次工业革命边缘化。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58页。二是美国持续推动对等贸易自由化，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也为打入国外市场创造了条件。从19世纪起，英国逐渐从保守贸易政策转向单边自由贸易政策。
英国的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指的是，英国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开放贸易市场，而不要求他国做出相应的自由贸易承诺。但英国的潜在竞争对手不仅没有扩大开放，反而强化对英国的贸易保护。由于利益集团博弈等原因，英国一直保持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成为美国、德国等国家的重要市场，英国国内市场孕育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而英国制造业却无法打入高利润的国外市场，改造升级动力和竞争压力严重不足。
英国选择单边自由贸易是其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19世纪末期在英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过程中，英国国内曾掀起对自由贸易的抵制，但由于其岛国资源的局限性，需要大量进口国外的原材料，为降低进口成本，国内部分行业企业坚持降低进口关税。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依赖海外市场资源的国家，即使后期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英国也没有推动发展战略转变。
英国不仅在贸易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在资本输出上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放松本国对潜在工业竞争国的资本供给。英国进口关税从1841—1845年的322%降至1871—1875年的67%。兴证宏观：《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从历史看贸易体系变化系列之二》，第4页。美国内战之后，为保护本国工业，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从1859年内战前的不到20%，提升至内战期间的50%左右，并在此水平维持数十年。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开始大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英国的商品进口。在高关税下，英国对欧美出口大幅降低。举例来说，1840年，欧美市场占英国棉纺织品出口的295%，但到188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逐渐开始主导推动贸易自由化，但美国主导缔造的全球贸易体系却是互惠互利的。例如，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之前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低于英国和日本，肯尼迪回合之后也仍低于英国，与日本大致持平（见表8）。东京回合之后，美國的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仍低于欧共体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见表9）。
数据来源：[美]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26页。
注：肯尼迪回合于1964年5月开始，历时3年结束。非农业应税进口产品，矿物燃料除外。
数据来源：[美]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51页。
注：东京回合于1973年9月开始，于1979年4月结束。三是美苏争霸激发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美国制造业发展有效避免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持续主导国内的技术研发，美国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2到2/3之间。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深入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前沿技术产业化。以集成电路为例，联邦政府不仅在研发上资助集成电路企业，还从需求侧通过军事采购大量购买集成电路产品，促进集成电路早期发展和价格快速下降，从而为集成电路产品的大规模商用化应用奠定了基础（见表10）。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美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者和起源地。而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对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英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即英国制造业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国的竞争中优势明显，其自大和保守性滋生，坚信自己的技术优势仍将长期持续，导致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动力不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业界和民众对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并无过多担忧，但由于对苏联军事崛起的担忧，美国为赢得对苏联的胜利，不断加大对军备和科技竞赛投入，为美国技术创新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支持，为制造业长期发展储备了一批前沿技术，有效支撑了美国继续主导和引领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
四是美国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定向打压潜在竞争国战略性产业发展。以半导体为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优势地位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1978年，美国半导体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的55%，日本仅为22%;1986年，日本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到46%，而美国则下降至40%。[美]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602页。认识到这一挑战，美国政府迅速组织起对日本半导体的狙击，对日本半导体发起倾销案，逼迫日本政府对销往全球的半导体实施最低出口价格，并要求将日本国内半导体市场的外国份额从原来的8%提升至20%。在国内，美国通过放松反垄断法管制和政策支持等方式组织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有力促进了本国半导体企业的创新合作，大幅缩短了半导体制造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周期，加速了新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带动了全行业技术进步，很快便形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整体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全面超越日本公司，重新确立了美国半导体工业的领先地位。此外，美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出口和技术扩散的管制体系，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管理，对其核心技术、人才与资源的扩散和流失实施全面管理及监控，以确保其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这种对高新技术的保护并不仅仅针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同样也通过构建等级不同的技术壁垒来防止英国等盟国获取美国的核心技术。
数据来源：[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世纪》（第三卷下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81页。四、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英美制造业崛起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大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英美制造业都从保护国内市场和进口替代开始，通过吸收国际先进技术，逐步培育和壮大本国制造业，提升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进而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等方式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做大做强本国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引起制造业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提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难度大幅增加，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的自主创新内生动力增强，技术外溢也开始显现，也面临新兴国家和老牌工业国的严峻挑战。在他国贸易保护、本国传统要素成本快速提升，以及技术引进和创新成本增加的条件下，大国制造业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对外投资、产能外迁压力加大。同时，制造业的发展逐步奠定大国在全球军事和货币等领域的霸权地位，给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极大优势，服务业加快发展，去工业化趋势显现。由此观之，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大国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可能会陆续出现和承受贸易逆差扩大、产业外迁、去工业化和技术外溢的烦恼与压力。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控制和延缓了这些烦恼及压力的发展速度，有效防范了这些现象和苗头快速演变成重大风险。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自2010年超过美国以来，占全球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接近美日德三国总和。同时，我国制造业也出现了产业外迁、去工业化等现象和苗头。从英美制造业登顶世界第一后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出现这些现象和苗头是国际竞争中大国制造业的“共同烦恼”，但对比美国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我国这些现象和苗头出现过早。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滑的趋势，彼时美国城市化率接近70%，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左右（2010年美元不变价），一次产业就业比重接近6%。而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刚超过60%，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美元现价），一次产业就业比重仍在25%左右，均远低于美国同期水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世纪》（第三卷下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页。特别是与当时的美国不同，当前我国制造业附加值不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技术创新体系不够健全，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卡脖子”技术问题突出。因此，我国必须警惕这些现象和苗头在未来一段时间演变成重大风险，发生英国制造业式的滑落，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挑战。需借鉴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和经验举措，结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阶段，抓住主要矛盾，做好政策储备，强化风险管控，以双循环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转向。
第一，延缓“退”的速度。即夯实稳固国际大循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平衡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一是要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为本土制造业寻求利润更高、竞争更强的海外市场。强化与美国拜登政府的经贸谈判与沟通，加强与美国各界人士的沟通和交流，与美国探索设立“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基础的中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探索中美投资合作新模式。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增加鲶鱼效应，激发和提升国内制造业竞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警惕在追求对外开放中出现单边贸易自由化的风险，强化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二是要推进制造业升级改造，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通过破除垄断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竞争，激发企业创新和改造升级的内生动力。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工程，打造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石化、纺织服装和机械等优势产业，提升和再造优势产业竞争力。三是要平衡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促进内外双循环联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引导相关产业分阶段、有重点“走出去”，引导国内企业加强境内境外双重布局。
第二，以“进”补“退”。即大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持续推动高度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提升服务贸易水平。一是要畅通国内循环，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制造业效率效益提升为导向，促进研发、设计、生产和商业化等全流程一体化，推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全过程畅通。特别是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保障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合理回报，加快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深挖内循环市场需求潜力。二是要建设全球领先的高技术制造业市场，加速内循环新技术产业化。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研究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聚焦重点科学问题和与产业技术难题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具有公益性质的研发项目，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问题，为制造业未来发展储备一批前沿技术。加大公共部门采购力度，为新兴技术产业化提供应用场景。三是要鼓励重点领域优势企业建立研发和营销体系，强化对全球市场和营销网络的掌控，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外贸易水平，弥补货物贸易的增长放缓。
第三，保持产业政策的战略储备，应对重点行业潜在国家竞争的挑战。当前，我国制造业加快从后发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产业政策的适用条件和应用场景正在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放弃产业政策，放弃政府对战略型产业的支持。未来仍需建立国防安全和技术创新等领域重点行业的产业政策储备，动态跟踪和评估这些战略型产业的发展情况，当潜在国竞争压力加大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强化对本国战略型产业的市场保护、技术研发支持和技术出口管制。相应地，还需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技术产业和领先行業的技术管制体系，减少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外溢，保持对国外的技术领先优势，维持和夯实我国战略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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