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着手写这个创作谈之时，我正参加一个培训班，学员有老有少，老的少的似乎都在担心，文学是不是快死了。百余年前，或许更早，就有人宣称文学死了，但究竟没死。后来有人没那么傻，不说过去时，说将来时，预言二〇二七年将是文学这一物种灭绝的年份。也就是说，文学只有五年好活。如果是这样，从事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前景？铁匠消失了，但铁匠扯着风箱扬着锤子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行当要被时代埋葬。木匠、篾匠、弹花匠，都如此。然而文学却被给出了期限，文学的从业者，还有没有必要去为它殉葬？面对这样的问题，老实说，我一句话都不想说。我觉得这当中功利太多，热爱太少，同时也是对艺术的麻木和曲解。
落实到为一个作品写创作谈，我想，不如趁这机会，怀念几个朋友。近几年，纷纷传来文学中人去世的消息，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人中还有朋友。
九年前是孙方友。二〇〇四年在武汉，我见识了他的大眼睛，他的激情和幽默。二〇一〇年九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约篇文章——描述中国第三台地从北到南的秋天。这不是想象中的文字，得实地调查。我将北极村定为起点，南下广州，没经验，穿得单薄，抵挡不住北极村零下九度的严寒，得了重感冒，走到郑州，实在想约朋友轻松一下，就给方友打电话。他要来车站接我，我不让他接，叫指个地方。乘出租到群英路，他在那里等我。下车去他家，走了老半天，那是个很大的小区。他家宽敞，这让他满足。然后他三弟墨白过来，一同到外面吃饭，饭后又去墨白家，谈论读书和写作，也说到作家体验生活。生活是体验不来的，生活是作家的命，没进入作家命运的生活，就不能成为被书写的生活。墨白和方友都是专业作家，兄弟俩同时成为作家的不多，同时成为专业作家的，差不多更是特例。但墨白追求的，首先是小说的文体感，跟方友各是一个路数。这次见面三年后，方友就去世了。想起和他在郑州见面那天，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伟章，我老了。”其实只是头发白了，还说不上老，那时候他刚好六十岁，且兴致勃勃地写着他的“陈州笔记”。
四年前是红柯。二〇〇八年二月，《人民文学》在哈尔滨举办大冰雪笔会，第一次见红柯，头发蜷曲且稀，却红头花色，说话不止用嘴，是用整个身体，声音是从肚子里出来，谈到他们陕西作家的趣事，眉飞色舞：说高建群有回去国外，一妓女向他搔首弄姿，又敞胸脯又拍大腿，高建群没见过这阵势，被吓住，却一本正经地用陕西方言对妓女说：我很尊重你，这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又说省委宣传部长召集文学界人士座谈，部长讲话过后，陈忠实发言，然后贾平凹发言，贾平凹说，部长的话很高深，我一时理解不过来，打个比方吧，我拿一只碗，在水龙头下能接满一碗水，可部长的话像瀑布，我拿着碗去瀑布下接，接不到啊，一接就飞了。红柯生动地讲着这些。他是个有口才的人。空闲时，我俩转中央大街，他也是一路说。后来在全国作代会上，《当代》请客，又邻座热谈。对有些人，他不喜欢，因此特别叮嘱：若某某问他电话，不要告诉。二〇一七年六月，去陕西照金开会，又见，讲他们陕西人骂人，骂得很毒。报到的当夜，十余人去镇上的酒馆，红柯不喝酒，说他在写长篇，怕喝酒误事，其勤奋和自律可知。但那天他也去了，既不喝酒，也不吃菜，只忙着为大家开酒瓶，讲他如何健身，并当场表演蹲马步、打坐，一屁股就坐到地上，閉目入定。八个月后，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
三年前是荆永鸣。二〇〇七年，《十月》颁年度奖，我和永鸣同去东莞，住同一房间。逛商场，出于好玩，我买了个烟嘴，并送永鸣一个，他用一阵就不用了，说麻烦，我却用上了就丢不开，并形成心理依赖。永鸣在文学界的朋友真可谓遍天下，见他之前，他的受欢迎我已知晓。二〇〇六年《小说选刊》在沈阳颁奖，吃饭时，副主编冯敏先生多次念叨：“可惜老荆没来！”别的人也附和。永鸣为人大方，在北京开饭馆，常招待八方来客。有年，也是开作代会，晚上收到他的短信，让去喝酒，说叫了五个人。但这五个人又不断收到短信，问在哪儿，说了，那些人也都来了，结果凑了好几桌，热闹得一塌糊涂。永鸣拉住我，“伟章啊，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啊！”话虽如此，钱还是高高兴兴地付。二〇一八年，《十月》在北京为我的《声音史》开研讨会，孟繁华先生告诉了永鸣，那时候他已移居房山，却带了一箱酒，辗转坐了两个多小时车过来。他特别不喜伪装，评价人，总是一句：“那人可玩性强。”或者“那人可玩性不强。”他爱讲笑话，心胸通脱，有次他和几个人喝酒，有人嫌他话多，叫他走，他说我当真走了哟。那人说，你走，走了就别回来！一般人是要怄气的，永鸣却也当成笑话讲给我听。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计较，在东莞初次见面那次，我东莞的熟人请吃饭，事后他对我说：“你那个熟人太油滑，没正相。”他去世的消息，是刘玉浦首先告诉我的，我打电话过去，永鸣的女儿证实了。后来听胡学文说，戴来、魏微得知后，当即乘飞机去和他告别。两个讲情义的人。一个值得别人对他讲情义的人。
前年又是黄孝阳。我跟孝阳早有联系，但只见过一回，是二〇一九年南京国际文学周。会议间隙，同去外面抽烟，说了很多话，多是他说，说文学，有见地，有自己的追求，还说他早想编我一本书。后来他寄了篇散文过来，写得好，但香港一家报纸提前发了，我所在的刊物就不能发了。他做出委屈状，说人家是繁体字也不行吗？香港的报纸这边又看不见。我说你不告诉我就好了，告诉了我，就等于看见了。他笑，答应写篇好的小说给我。可是他只能去天堂写了。我还记得鼠年春节，他发来微信，说：“伟章兄新年好，孝阳为你祈福。”想起来心里苍茫。
这些好兄弟们都走了。几人中，孝阳最年轻，只活了四十六岁。但我知道，他们都深谙艺术何为，文学何为，即使自己离开了人世，也坚信文学不会死。
（责任编辑：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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