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恩铭
阅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参考书中列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这应该是本土最早以“大文学史”命名的著作。虽然我们向前追溯，可以说自刘勰《文心雕龙》起就建构了大文学史的理论格局，但是却少有相应的实践成果。进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谱系中，还是以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最早，但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是通代的，过于忽略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史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如果能够分段建构断代的大文学史，则会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地呈现出文学史的细部特征。断代大文学史的建构已经有一些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出版了《先秦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等。以“大文学史”命名的则有两部，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陆续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刘怀荣、冷卫国、张新科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全三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该书”），既是用15年时间长时间接力中的求索与探寻，也是众多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中非常厚重而有新意的一部断代“大文学史”。
刘怀荣是该书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曾与赵明先生在同一所高校任教，并参与过《两汉大文学史》的撰写，对于大文学史观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这种深入的理解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故而能够完成此项重任。可以说，该书既是《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的延伸成果，也是学术研究发展进程中的创造性成果。
在汗牛充栋的文学史之林中，撰著断代大文学史的意义何在？在为该书所撰的序中，赵明、赵敏俐两位先生均有所阐发。赵明认为该书“彰显出‘文学—文化或‘文化—文学视界的文学景观”。赵敏俐则认为：“所谓‘大文学史，并不意味着它的部头之大，而意味着大文学史观念和撰写理念的双方面的更新。”该书依文体分为七编，即诗歌、辞赋、骈文、散文、史传文学、小说、文学思想。这七个部分突出大文化融入文学创作，在文化与文学的互融中展示出立体的文学史图景。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故这一时期的大文学与先秦、两汉有所不同。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互涵互动”，文学“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魏晋南北朝则既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又有专门的文学选本，如《文选》《玉台新咏》等，彰显出文学本位的意识。
基于此，中古时段的“大文学史”应该呈现出崭新的风貌。该书将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如林继中所论：“文学只有与文化成为一个复合整体，其文化文本的潜在意义才得以展开。” 具体而言，这部以文化思潮为书写背景、分体与断代相互结合的大文学史，体现了断代与通观相结合、文化视角下对文学本位的坚守、因文学影响元素融入而生新求变等三方面的特色。
能断能通，断中有通
仅就魏晋南北朝或中古时段文学史的撰写来说，撰著形式可分为四个书写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一个阶段作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个层面是以《中古文学史》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命名者；
第三个层面是以《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分别命名的通史系列；
第四个层面是中古文学编年史，如《中古文学系年》《东晋文艺系年》《建安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这些著作虽然亦将文化文学思路融入其中，能够体现出各自的内容特质，但是并不具有全面地呈现“大文学史观”的独立性。
该书的特点之一，是能做到“通”与“断”结合，既“注意与先秦两汉文学一脉相承的若干共性”，又“高度重视魏晋南北朝大文学的独特之处”。尽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传统的继承却是一直延续的。该书在处理文化与文学之关系时，对此多有精辟之论。如对“士族政治与诗歌创作”的探讨，不仅向上追溯汉代的家族，围绕“士族的形成及政治地位的升降”，分析东汉至南朝时期士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与文化主导的变化过程。也分析了“士族对于文学的重视”，以士族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切入点，以侨迁的王、谢两大士族为例，探讨“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士族重视的过程。进而回到“士族政治对士族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将家风家学的作用、门第意识的传播、教育观念的传承等均纳入其中。最后，又以士族烘托寒族，以左思、鲍照为代表，分析“门阀政治与寒素诗人的创作”关系，从他们的文学文本中发掘文学史格局中的另一面。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断而能通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该书结构按文体分为七编，每种文体都构成独立的断代文体史，断代之中有分体，分体中又包含着精心设计的若干专题。有些文体是前代已经形成，有些则具有独特性。如骈文是魏晋南北朝形成的新文体，在《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中并没有涉及。作为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从骈文与中国文化的特质写起，追溯自先秦到两晋之间文体从发生到走向成熟的过程。再分为南北朝而分别叙述，作者拈出“徐庾体”作为专题分析，再分析骈文的文学史价值。从断限上看，溢出魏晋南北朝的范围，体现出骈文通史的书写意识，而又能以魏晋南北朝为主突出骈文的文化特质。
文化视野中对文学本位的坚守
在关注文学与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互涵互动的前提下，确立文学史叙述框架，因而每种文体史的梳理，又是由若干专题史的深入剖析组成，这是该书的又一特点。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提倡“文学文化史观”，将文化元素融入文学史演进的链条之中。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打破了文本嵌入形成的固有模式，却让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变得扑朔迷离，影响叙事的清晰性。该书在以文化与文学关系为切入点，坚守文学本位的前提下，形成文学文化研究的专题论述，这是体现“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导言”部分就叙述了大文学史的书写意图，即“文学与历史、玄学、宗教、艺术等的互涵互动。”玄学与文学、佛教与文学、音乐与文学、史学与文学都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的“新主题、新思想和新变化”，如何围绕这些主题建构文学史书写样态则变得非常重要。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社会文化明文体之兴革”的观点，非常重视社会变迁与文体变迁的关系。哲学、史学、艺术与文学的关系构成了“大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仅以上册所叙述的诗歌、辞赋的发展史而言，除“概論”“结语”外，第一编“五言腾踊”时代的诗歌包括诗歌体式与题材、政治与诗歌、文人生活型态与诗歌、玄学与诗歌、佛道思潮与诗歌、地域文化与诗歌等六章。仅以“玄学思想与诗歌”为例，这一章从“玄学及其探讨的主要论题”开始，由思想到人，探讨玄学与魏晋诗人的人格建构，再由人到诗，分析“玄学影响下的魏晋诗歌”，构成了魏晋文学史的叙事单元。而后则延伸到南朝，“南朝山水诗中的玄理成分与转化消解”，则将分析的侧重点转移到南朝山水诗上。最后的议题是“玄学的思想方法与魏晋诗歌的艺术风貌”，带有总结的意味。按理北朝不应缺失，虽然就玄学与文学来说，北朝并不是主流。
文化视野贯穿其中，又如何坚守文学本位呢？该书的第二编“赋体的新变”，较好地体现了文学本位意识。这一编的内容明显地分成了儒家、道家、玄佛、艺术与辞赋的关系，辞赋与诗歌、小说的关系，特殊赋体（七体、设论、连珠）的文学史专题等三个部分。叙事脉络相当清晰，文化思潮与文学属于外部环境促进辞赋发展，辞赋与诗歌、小说的关系属于文学跨文体交叉融合，特殊赋体的定点叙述则是文体内部特色的发掘与凸显。如此安排便可以看出该书是大而有所本，可谓根深而叶茂，大文学史的基本风貌便隐隐呈现出来。第四编“与骈文平分秋色的散文”是基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而设置，这部分内容采取了文化元素自然融入的方式组成，文体功能、文体特征、新文体的出现均被纳入其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佛国记》均与地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本自身的文化特征非常明显，该书则将之定位为文学文本，重在发掘其文学价值。
文学影响元素融入而生新求变
重视因文學影响元素融入而产生的文学新变，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里所谓的“文学影响元素”主要指佛教、玄学、音乐、绘画以外的相关元素。文学影响元素的融入体现在大文学史对于文体选择上的考量，如第四编“与骈文平分秋色的散文”，第五编“多元推进的史传文学”，均对以往被忽略的本时期文体给予了重点关注。在此之前，先秦两汉的散文成就很高，汉代《史记》《汉书》为史传文学的两大高峰。尽管如此，从历史实际来看，本时期的散文和史传文学又是不可忽略的。与前代相比，文学的自觉使得这两种文体都有了新变，这在中古文学版图上，它们是可与诗歌、骈文、小说、辞赋并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以史传文学二轮，它本身就是史学与文学的集合体。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有其鲜明的新特征。政治的分裂导致南北分别撰史的格局、门阀士族影响入传人物的选择、儒释道则构成史传书写的独特文化空间，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先秦大文学史》侧重于史官文化与史传文学的关系，《两汉大文学史》重点讨论《史记》《汉书》。魏晋南北朝的史传文学则对文化思潮与史传文学特征之关系进行重点论述，总结出“人物类型逐渐向上层转移，大家贵族成为史传的主要人物；
在刻画人物方面，逐渐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人物个性较之《史记》《汉书》有所减弱；
由于官方控制，作者的思想感情由浓而淡；
随着音韵学的发展和文学骈文化的倾向，史传文学的语言也逐渐向骈俪化发展”，并在同中求异，与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并没有改变文学家写史的格局，却呈现出写人的文学性减弱趋势，这是否与“文史分途”背景下史家身份的自觉有关？该书对此有所思考，分析了文史分家与史学著作文学色彩的淡化，这是可以继续思考的话题。以史传的基本特征为主线，把史传文学与文化元素、文学元素自然融入其中，主要探讨了史传文学的五个论题，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小说史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文化背景是需要分析的，但文学内部也有明显的生新求变。文化内涵与艺术形象则是需要重点研讨的两个关键词，文化与叙事的关系贯穿始终，构成小说史的“大文学”内涵。《两汉大文学史》分析小说是如何兴起的，该书既要思考何以谓“大”的问题，又要思考“大”的文化内涵如何介入文学史书写的过程之中，生成自家的大文学史观。
总之，这是一部贵在尝试的大文学史，如何处理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分离？如何注意不同论题的相互融合？也许还在探索的路上。但不论如何，该书的尝试对推进文学史研究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而从文学史从传统豆腐块式的叙述中独立出来，并突破“西学东渐”带来的模式化书写的目标而言，该书的探索也是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循此以往，如果中国大文学史能由断代而通史，立足民族本位的文学史研究能开辟出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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