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一呼的“新思潮首领”

时间:2021-09-24 18:30:06 浏览量:

陈独秀 殷雪炎

陈独秀

开风气之先哲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势一落千丈,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16岁的陈独秀,这个遵照“母亲的严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少年再也无心科举,他回忆当年:“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外国查看一番。”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并结识了留日学生中的激进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

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在上海创刊,章士钊任主编,陈独秀也参与其事。国民党元老张继说:“行严、由己及余皆任事。”由己就是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社,陈独秀与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吴樾相见,正值安徽革命志士进行革命宣传,以唤起民众共同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之际。陈独秀意气风发,充满革命豪情,与吴樾纵论时事,两人“食则同桌,卧则同榻”,十分投机。而自陈独秀加盟《国民日日报》后,报纸“风行一时,人人咸称《苏报》第二”。但《国民日日报》的反清色彩很快被当局察觉,仅维持3个月又23天便被迫休刊。

1903年岁末,陈独秀从上海回到安庆。安庆桐城中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考察日本学制后创办的新式学堂,吴自任“堂长”,聘用房秩五、吴汝澄为“学长”,房、吴二人都是陈独秀的好友,陈独秀常去与二人议论国势大计,大家觉得安徽的风气太沉闷太闭塞,应该有一份白话报开风气、启民智,以宣传救亡图存。青年人说干就干,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创刊号面世,陈独秀自任主编,房秩五负责教育,吴汝澄负责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排版、校对等也由陈全包。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开宗明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甚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好有个防备。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可以长点见识。”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刊登《瓜分中国》一文,把俄、英、德、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分布及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读者:“这件事非同小可……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家,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國的百姓好呢?”

陈独秀早期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以期开风气、启民智,宣传救亡图存

1904年暑期,陈独秀把《安徽俗话报》编辑部迁到芜湖的科学图书社。科学图书社设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现为中长街二十号),经营书、报和文化用品。皖南革命志士常聚会于此。陈独秀一到,就大书一副对联于楼下客厅以明心志: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那段时间里,陈独秀“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蔡元培曾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立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他十分赞赏地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陈独秀也满怀信心地对至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号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矛头直指破坏共和之蟊贼袁世凯。7月,陈独秀应邀赴日协助编辑《甲寅》。1914年11月10日,他以“独秀”署名,在《甲寅》上发表檄文《爱国心与自觉心》:“爱国不可与忠君同义”,“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阐明自己的立场:爱国需要以国家政府值得爱为前提,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的国,“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此言一出,一片哗然,诟骂、诘难充斥其间。而其后不久,袁世凯称帝,与日本密约“二十一条”,惊醒了国人。舆论顿时逆转,对陈由责骂变为推崇。无怪乎章士钊盛赞他:“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意识到“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更名《新青年》。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呼唤:“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他寄希望于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的这些言论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阴霾密布的夜空,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区区两千余言,将青年的责任、抱负、担当摆得至情至理,令人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所到之处,无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颁布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上任第一要务就是从四面八方荟集人才,鉴于陈独秀的影响力,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刚10天的蔡元培即布告:“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寅生等在陈独秀学术、思想、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纷纷汇集北大;“蜀中名宿”“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也因在《新青年》上发表檄文为陈独秀赏识而进北大;“旧派教员”钱玄同、沈尹默及“国故派”代表人物刘师培等人也都被陈独秀请进北大。蔡元培很是得意:“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之风气,遂大流行。”

陈独秀撰写的《文学革命论》

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本是一篇语气平和“详其理由,指陈得失”的文章,可谁也没想到,竟然掀起了思想界的狂风巨浪。而这其中,不得不提陈独秀的“推波助澜”之功。一个月后,“甘冒全国学究之敌”的陈独秀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挥起“三大主义”的大旗声援胡适,其笔锋之犀利,语言之尖刻令人咋舌:“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革命者的姿态十分坚定:“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继后,更有激进、彻底的宣战:“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在胡、陈旗帜下,钱玄同、刘半农等也纷纷撰文助威,其后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真正的革新。一场破旧立新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坛上迅速展开。

1917年春节后,陈独秀举家由上海迁往北京,《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移至北京。原本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编委会”成立,陈独秀的寓所箭杆胡同9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新青年》以大量篇幅报道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3月,陈独秀撰文:“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1919年4月,陈独秀再次撰文《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些鼓与呼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为能及时宣传社会主义,针砭时弊,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应运而生,陈独秀、李大钊以此为阵地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每周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宣传阵地。《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倡科学,反迷信;倡民主,反独裁;倡白话,反文言,对推动思想、文化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新青年》及其同人的名声如日中天,杂志的印数高达一万五六千份。“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成为登高呼唤的精神领袖,被时人称为“学界重镇”“知识界领袖”“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正应了李大钊那句话:“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新青年》中那些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宏言谠论,如春雷初动,惊蛰雨而拂春风,使沉寂的古国睡狮,从昏睡中骇然惊起。在《新青年》的影响带动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如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创立“新民学会”,恽代英在武汉组织“互助社”,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觉悟社”……

《新青年》影响了一大批有识青年,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扛鼎人物:1916年11月,恽代英代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给《新青年》写信:“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省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1917年,叶挺自陆军预备学校来信:“吾辈青年,坐沉沉黑暗中,一纸无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1917年恽代英日记:“我很喜欢看《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1918年2月15日,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處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罗亦农因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讲到他的枕头底下的《新青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毛泽东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1919年4月29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直接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运动爆发当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公同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极具号召力。游行的学生领袖罗章龙说,“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影响带动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

11日,陈独秀又撰文《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列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中日军事协议到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二条铁路借款等一系列罪恶,质问当局:“你们可晓得有许多富于爱国心的国民,现在虽没有像学生这样出头露面说话,看见你们这样行径,都在那里暗中落泪呵!”

游行浪潮一浪高过一浪,6月3日,反动当局逮捕学生1400多人,6月4日,被捕学生达两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当局竟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陈独秀十分愤慨,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鼓动青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共发表7篇文章和26篇《随感录》,及时总结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导运动于纵深。梁漱溟后来说,“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然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6月9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研究决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宣言》传单。6月11日,陈独秀直接行动起来,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京师警察厅档案》显示,警署及步军统领衙门早就安排了很多密探,“‘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反复上下楼之际,已被跟踪,传单刚出,陈即被捕”。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民众散发

陈独秀入狱消息传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各团体、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纷纷函电,谴责反动当局倒行逆施,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6月15日,“北京学联”致信警察总监,正告当局:“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以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纷纷展开营救活动,一时间,函电交驰,多方支援。广泛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在9月16日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说:“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陈独秀出狱后,警察厅禁止他擅自离京。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作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迅即在他北池子寓所门前派去一个警察,企图等陈独秀回京后逮捕他。陈独秀7日夜返京,9日回到家中,正提笔写请柬约胡适等几位朋友小聚,不料警察前来敲门,盘问他是否出门。警察走后,陈独秀料其还会杀回马枪,便偷偷跑到胡适家,北京《中一区警察署呈报警察总监视察受豫戒命令者陈独秀月记表》记载:“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胡同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家。”陈独秀又躲到李大钊家,后由李大钊化装护送出京。2月19日,陈独秀秘密南下上海,下榻惠中旅馆,确信安全后,住到法租界的环龙路渔阳里2号老友柏文蔚的宅第。柏宅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是陈独秀的卧室,楼下是会客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亦随之迁至上海陈独秀的寓所。随后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和《共产党》月刊也都把编辑部设在这里。

1920年4月13日,苏俄政府派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与中国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协商建党。维经斯基等通过北京大学俄文系的俄籍教授柏列伟等人联系上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约请罗章龙、刘仁静等同维经斯基会面。交谈中,维经斯基建议在中国应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李大钊极力推荐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4月下旬,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他通过陈独秀在星期评论社举行座谈会,参会的有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張东荪等10余人,着重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共产党》月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短言》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隆重推出《劳动节纪念号》特刊,标志着陈独秀的建党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他鼓动工人:“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蔡和森认为,这是陈独秀“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

上海的建党工作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培养党的骨干,开展工人运动,抓紧党的纲领、思想、组织建设。从《陈独秀编年事辑》中可以看到:5月,审阅翻译好《共产党宣言》。继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后,9月,嘱李汉俊翻译《马格(克)斯(思)资本论入门》一书;11月,李季又译出克卡朴(今译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在《新青年》第8卷特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先后刊登了33篇文章,起到了“旗帜的作用”。

1920年5月5日,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接待了从北京来访的毛泽东,交谈中,陈独秀提到:中国需要的不是工读互助,而是“直接行动,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还说起过这次见面:“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

6月,维经斯基等人组织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任临时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

6月28日,陈独秀与俞秀松等人研究学生怎样投身工人运动的问题。不久,《劳动界》周刊面世,《伙友》杂志也紧步后尘,陈独秀亲自为其举笔20多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助推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

8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织成立“革命局”,就是后来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革命局”在建党之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陈独秀的协助下,维经斯基很快完成了他的使命——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还分设了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8月17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写信: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8月22日,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派俞秀松任团书记。其间,张国焘受陈独秀委派,穿梭于京沪之间,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建党;陈独秀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他在长沙建党;是年秋,刘伯垂由广州经上海回武汉,由陈独秀介绍入党,派其到武汉筹建党组织;又派李汉俊到武汉,找到昔日留日同学董必武帮助建党;陈独秀又给山东的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去信促其尽快建党;而广东支部是由陈独秀亲自出马建立并亲任书记,又组织了一个由8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这样,北京、长沙、武汉、天津、广州等地党团组织在陈独秀直接或间接指導下纷纷建立。

9月,陈独秀等人组织开办“外国语学社”,选派团员赴俄深造。10月,张申府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临行,陈独秀委托他组建法国支部。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办,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短言》:“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主义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11月23日,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张国焘评价这段时间的陈独秀“不但由于他的声誉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实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行动。正是由于他的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在陈独秀无法抽身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责任编辑 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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