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内社会思潮呈现出诸多新情况、新变化，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后者更值得关注。各种社会思潮围绕疫情叙事展开思想交锋，形成了各种“叙事陷阱”;非理性思潮和负面信息广泛传播，刺激民众负面情绪;社会思潮之间相互交织，形成“合流效应”，并且逐步走向反面;网络传播加剧社群区隔和价值分化沖突;社会思潮的政治指向性越来越强，存在向“党派意识”演化的风险;不良社会思潮对青少年、底层民众等群体产生极大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从引导民众理性认知、完善疫情叙事框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主动设置议程议题、调整创新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以及建立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思潮风险预警机制等各个方面做好疫情期社会思潮引导工作，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安全;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06-0030-05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2]总结疫情以来国内社会思潮变化情况，防范和化解各种社会思潮带来的风险，对做好疫情防控期以及“后疫情期”的意识形态工作、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
一、疫情以来值得关注的几大社会思潮及其变化特点
通过实证调研以及相关文献梳理[3，4]，疫情以来至少有如下社会思潮值得关注。
（一）以理性爱国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
疫情防控期，广大党员干部、一线医护人员、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以自我牺牲精神坚守岗位，普通民众全力居家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无不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民族精神。党和国家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在人民生命和经济利益之间果断抉择生命至上，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党大国形象。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效率、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尤其在疫情防控中的“西方之乱”对比下，更加突出。经过这次疫情大考，国人正以一种自豪态度看待自己的道路模式、制度和文化优势。
（二）集体主义精神旗帜高高飘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中国社会各阶层基本都能自觉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严格服从疫情防控的相关管理。疫情防控期，集体主义的实际行动和价值主张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认同，对于英国“群体免疫”政策及其背后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国内民众普遍不认同。
（三）民粹主义迅速迎合民众，影响力急速上升，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极大冲击
疫情以来，以反权威、反精英、反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义打着“民意”旗号，以“弱者身份”，调动社会民众对立、不信任、消极等负面情绪，并且趁机制造传播谣言，到处抹黑，其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反体制”。民粹主义故意误导、激化非理性认识，煽动公共情绪，将疫情防控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因于国家制度体系。民粹主义过度解读、有意曲解疫情早期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指责疫情信息通报制度失效，将其归结为地方官员“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逻辑，由此攻击中国政治体制，进而激发民众的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时达到了沸点。第二，“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民粹主义重在炒作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放大民众非理性和负面情绪，无视党和政府取得的显著抗疫成效，无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民粹主义产生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四）抽象人道主义以及个人主义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疫情初期，美国一些政客打着“人道主义”幌子，利用所谓的“自由”“人权”污蔑、抹黑和攻击中国，把中国政府为了切断疫情扩散而不得已采取的“封城”行为，指责为“侵犯人权”和“反人道”。这些抽象人道主义迎合了一些居家隔离民众的心理，国内也出现了一些过度指责政府有关防疫措施的不和谐声音，对地方政府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上纲上线”。疫情期间，个人对于生命健康与安全的诉求进一步强化。一些疫情密切接触者为了个人便利，有意隐瞒疫区行程，无视公共安全;个别回国隔离者把个人诉求极大化，以保障所谓“人权”指责隔离条件差。
（五）政治虚无主义有卷土重来之势
政治虚无主义以否定政治统治、政治制度为基本特征，在国内，主要表现为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5]。一是主张“政治无用论”。政治虚无主义利用民众对一线医护人员和权威专家的广泛关注，强化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士的作用，以此否定党政干部、政治组织、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二是抛出“制度缺陷论”。疫情以来，疫情发布制度、突发事件响应机制、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与统筹机制以及红十字会运行与监管制度等先后受到民众广泛关注与质疑，政治虚无主义思潮借机发难，误导民众将不满情绪发泄、转移到党的领导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上来。
（六）生态主义思潮影响力扩大、生态保护意识增强
疫情发生以来，掀起民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人民健康与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视与反思，尤其疫情初期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问题曝光，使得社会舆论普遍声讨捕杀、售卖、食用野生动物等行为。经过这次疫情，民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对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等有了更高的诉求。
（七）反智主义思潮异常活跃，极大干扰了公众视听
反智主义利用民众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惧，打着科学旗号，兜售各种伪科学知识，传播谣言，比如，“双黄连口服液治疗新冠肺炎”“喝高度白酒能够杀死病毒”等说法得到广泛传播。此外，反智主义还利用民众缺乏相应专业知识背景，抛出各种“阴谋论”，吸引大众眼球，使民众产生严重的认知偏差、甚至行为偏差。
二、疫情以来国内社会思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思潮围绕疫情叙事展开思想交锋，形成了各种“叙事陷阱”，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社会思潮发挥影响力的核心路径之一就是围绕社会焦点事件建构起一套叙事，然后向社会传播，接受这套叙事的民众越多，该思潮的影响力就越大[6]。疫情以来，各大社会思潮围绕一系列廣泛关注事件进行“疫情叙事”，试图争取群众、争夺人心，进而推销疫情叙事背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建构了关于疫情的各种“叙事陷阱”。比如，“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把李文亮医生定义为“吹哨人”，刻意将其塑造成“反体制”的“悲情人物”;再比如，全国人民奋力抗疫期间，关于“吴好运”的一则帖子广泛流传：“吴好运，出生的第二年中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考入大学第二天，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刚刚上班，非典爆发;回乡祭祖，遇上汶川大地震;调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遇上了新冠肺炎，感染后痊愈出院，但未躲过泉州欣佳宾馆倒塌。”[7]这个帖子强化民众无助感，增加焦虑感，消解人们信心。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叙事逻辑。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思潮采用大众化、常识化叙事方式，试图“以大众叙事骗取大众认同”：立足个体的、民众的、局部的视角对疫情相关情况进行描述、成因分析，对党和政府行为、国家政策和国家制度进行评价。
（二）一些网络自媒体对非理性思潮和负面信息的传播推波助澜，刺激民众负面情绪，导致谣言四起
在疫情特殊时期，社会恐慌和混乱极易发生，这为不良社会思潮传播提供了土壤。一些网络自媒体、社交媒体不设门槛，对非理性思潮和负面信息传播推波助澜，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媒体利用疫情期焦点事件进行炒作，不断发布零碎信息、负面信息、虚假信息，甚至制造谣言误导民众，制造舆情事件，将党和政府的形象推向负面。二是一些网络自媒体为资本逻辑所驱使，利用公众对“真相”的探寻，发布吸引眼球的真假难辨信息，炒作一些被广泛关注的舆论事件，使其成为自媒体获得网络流量的“收割工具”。在相对封闭的居家隔离条件下，公众的批判能力有所弱化，这给谣言、不良社会思潮传播有了可乘之机。
（三）社会思潮之间相互交织、相互碰撞，易于形成“合流效应”，尤其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主流思潮，与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错误思潮合流，极易走向反面
“各个击破”，是主流意识形态批驳错误思潮的有效方法，但它们一旦“合流”，必然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压力，尤其积极正面的与错误负面的社会思潮交混，危害甚大。疫情以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持续高涨，但是也出现了与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合流现象，存在走向极端民族主义、非理性爱国主义的危险。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在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滋生了高调的、虚骄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自大倾向，一些受众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与世界，不断释放对立、极端、排外的非理性情绪。非理性爱国主义强化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把所有问题的出现、解决都与民族情感捆绑在一起，主张“非黑即白”，煽动极端情绪，绑架相关政策。
（四）网络时代信息分发模式、社会思潮传播方式造成的“信息茧房”，加剧社群区隔和价值分化冲突，导致疫情期“政治极化”趋势明显
社会思潮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而越来越多的网络传播采取的是“算法+推荐”信息分发模式，即基于用户阅读新闻、获取信息的倾向性、个性化偏好、价值立场，通过算法为不同的用户推送和呈现他们感兴趣或价值认同的内容。只给“他喜欢的”，极容易导致人们信息、视野窄化和观点极化，不同群体的认知、价值观更加倾向于偏激、固化，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整合难度。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又长时间与外部社会相对隔离，导致信息获取渠道更加窄化，与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交流机会减少，进一步加剧“信息茧房”程度。这次疫情暴露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群体、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对话性、包容性严重不足，政治立场泾渭分明、群体分裂、思想观念对立等极化现象有蔓延之势。
（五）社会思潮的政治指向性越来越强，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表达者的群体性意识增强，甚至存在向“党派意识”演化的风险
社会思潮都力图影响政府决策甚至政治走向，不仅仅满足做“拥护道德或政治义务的伟大签名者”。思潮之争，表层是观念之争，深层是利益之争、诉求之争。社会思潮背后的动力是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取向。不同社会思潮都有核心表达者，比如，“舆论精英”“意见领袖”“流量大V”，他们的群体性意识、阶层意识不断增强，甚至有了非常清晰的、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不断发声，推动社会思潮进一步朝着强化群体性意识、阶层意识的方向演变，无论是社会思潮的核心表达者，还是整个社会思潮都存在着向“党派意识”萌发的发展趋势。
（六）青少年、底层民众等群体是不良社会思潮的易感人群
青少年独立思考能力、理性判断能力相对较弱，有激情、有冲劲，极易受到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和蛊惑，容易产生偏激、不满的情绪。底层民众由于现实生活境遇，存在较强的失落感，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相对敏感，极易受到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等社会思潮煽动。青少年、底层民众等群体容易成为不良社会思潮传播的突破口。我们要重视增强他们抵御不良社会思潮的免疫力这一现实课题。
三、应对疫情以来国内社会思潮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引导民众理性认识疫情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降低社会心理失衡和舆论失控的风险
要加大相关知识的科普力度，引导民众正确理性地看待疫情及其风险，尽可能降低民众的未知感、焦虑感。特别需要重视的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问题在这次疫情中集中暴露，一些社会思潮利用这一点，大肆渲染，刻意放大，煽动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挑动群众与党员干部的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引起“合法性危机”，进而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要牢牢掌握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要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非体制化”（核心是非政治化、非全局化），积极化解非理性极端言论，避免一些具体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
（二）坚持事实引导与价值引导并重，进一步完善疫情叙事框架，让民众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抗击疫情的中国行动，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尽可能压缩不良社会思潮舆论空间
一是强化事实引导。坚持“第一时间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发布持续、权威、清晰的疫情信息，对疫情期民众普遍关注、疑惑的事件或现象，及时准确地发布相关信息，满足民众对“真相”的需求。二是更加注重价值引导。一方面，要揭露、批判不良社会思潮背后的价值立场和政治意图;另一方面，要把民众引导至共同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上，塑造和宣传不同群体在价值诉求上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地淡化或引导民众理性地看待利益差异、价值差异。三是完善疫情叙事框架。当前，要着力从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正面与负面等各个维度，确立疫情叙事基本框架，以此帮助民众建构认识疫情以及疫情期各种焦点事件的正确图式和方法论。尤其要突出整体性视角报道或阐释，以破除片面认知;突出宏观报道或阐释，以引导或补充微观认知;突出正面报道或阐释，以破除负面印象、清除负面情绪。总之，要破除不良社会思潮一叶障目、混淆视听式的叙事陷阱。
（三）坚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主动设置议程议题并举
要正视矛盾，特别是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要密切跟踪社会舆情变动，分析舆情中的问题，针对性地澄清事实、解疑释惑，及时回应舆论关切;要敏锐把握社会情绪，疏导不良情绪，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坚决避免由于不回应或回应不及时导致的类似“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意识形态的群体性事件”。此外，要善于主动设置议程议题，把握主动，避免被动应付碎片化突发舆论、不良社会思潮，通过官方与民间、线下与线上、政治与专业等方面设置议程议题，强化显政，引导民众。疫情期间，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是主动设置议程议题的“经典案例”，值得总结推广。
（四）准确把握网络时代民众心理、认知和思维特点，快速适应民众获取信息渠道和方式的新变化，调整创新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打好打赢舆论战、信息战
一些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迅速蔓延，就在于其能抓取受众心理，适应了公众获取信息渠道和方式日趋碎片化、感性化、草根化、多样化等趋势。相反，“宏大叙事”式的舆论引导、单一化、模式化的宣传内容、不太接地气的政治话语等在吸引民众上力不从心。对此，我们要根据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新变化和民众获取信息的新渠道、新方式，主动调整创新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比如，在各种媒体平台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新话语打造既回应舆论热点、解决社会痛点，又充满新时代特点的正能量“爆文”，吸引民众关注，促进民众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袭，全力打好打赢舆论战、信息战。
（五）以此次疫情为抓手，尽快建立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思潮风险预警机制
在这次应对疫情舆情中，暴露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制、社会思潮防控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对此，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关键是建立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思潮风险预警机制。一是监测机制。通过监测意识形态领域焦点、热点等信息，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与研判，准确把握社会思潮的动态和方向。二是警报机制。当发现监测结果（包括分析研判结论）显示社会思潮出现警情征兆时，通过相关渠道、机制向党和政府发出警报。三是反应机制。意识形态工作相关领导机构快速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思潮安全事件。三种机制都依赖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意识形态风险、社会思潮危机的发生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且具有可征兆性。对此进行预测，需要一些特定的指标、变量，它们构成观测社会思潮安全风险的指示器。从定性的角度看，根据安全风险所处的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思潮风险预警指标分为三大类：一是警源指标。相关指标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非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国内外反对势力的煽动等。二是警兆指标。相关指标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認同度、对党执政的信任度、干群关系满意度。三是警情指标。相关指标有：政治争论、政治谣言、牢骚言论、激进言论等。不同类的预警指标，有着不同预警警级的评估。总的来说，预警机制目的在于认识警源、预测预报警兆警情、排除警情。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急需“防范于未然”，尤其是注重运用好警兆指标。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认同危机”，即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制度的不认同、对主流价值观的不认同，等等。因此，可以通过对一些警兆指标（比如，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度、对党执政的信任度、干群关系满意度）的统计与测量，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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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立政，王慧，王妍卓.全民抗疫时期主要社会思潮的动向及特征[J].人民论坛，2020，（8）.
[4]贺东航.警惕疫情大考中网络民粹主义反向冲击[J].人民论坛，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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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贺东航.警惕疫情大考中网络民粹主义反向冲击[J].人民论坛，2020，（8）.
责任编辑：邓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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