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俊潇 眭国荣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谋求乡村新发展的主要抓手，思政教育则是党在农村开展一切工作的基本工作。农民良好的思想政治受教育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治保障与内生秩序动力，而农村学校作为党在农村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工具载体，其思政教学效能直接影响着“归化乡心”与“培育公民”的工作成效，因此提高农村学校思政教学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 思政教育效能 农村学校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学校思政教育的功能定位
全面脱贫工作在农村的成功完成，标志着我国农村正式由从前的“求生存时代”迈向了现今的“求发展时代”。根据梁漱溟先生对农村“转型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新的尚在孕育中的社会结构，以及混杂多元的价值诉求、变化中的道德风气和新旧交替的伦理关系”[1]的新阶段特征描述，为了成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用更严格的眼光去审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用更高的规范去要求农村精神文明工作，用更开拓进取的态度去开创思政教育新模式、新路径。而农村学校作为开展乡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就要在“育人”的同时重视“铸魂”的职责，在“授业”的同时兼顾“传道”的使命。
（一）道路引领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
马克思说过，“理论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而可以转换为农村发展物质力量的理论是什么？从历史视域来看，中国共产党切实地保障了农村民生、彻底改变了农民永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代际问题;从文化视域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了中国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从理论视域来看，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引领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指南。因此，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是乡村真正实现振兴的根本保障。但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基本国情、外来思想的不断涌入，我国农村出现了部分农民人心浮躁、缺乏信心与耐心的情况。
“人心即政治”[2]，确保农民对党的忠诚信任，不仅是一项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是保障农村地区治理稳定的政治工作，亦为帮助农村加快全方位发展厘清了障碍。农村学校身为一种上层建筑，它理应拥有专业性与公共性共存的“二象性”功能：除了职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学科教育实现“教产融合”之外，农村学校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也应该回应习近平总书记“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提问，并切实贯彻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描述好崭新格局、解释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加深农村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的受教育程度，为党和国家培育人才、培育爱党爱国家的人才。
（二）“德”育人心：用教育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治理基础
后现代主义农业发展模式是对农村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即对重利益而轻人和、慕物质而寡廉耻的社会现象的批判，而农村地区缺少相关道德教化、对农村舆论思潮的掌控不力是这种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自古以来的自然经济催生出了农民“小富即安”与“无厌求取”的内生劣根性：他们一方面具有追逐美好物质生活的诉求，另一方面又缺少依靠自身“快而好”发展的能力眼界。从现实情况来看，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农村与城市的对立、工业化生产与农业生产的矛盾冲突、乡村与城镇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都直接导致了传统乡村伦理道德关系的解构 ——“乡约主导乡治的道德基础逐渐分崩离析”，即忽视集体利益而看重个人利益、忽视道德伦理而看重物质舍得、忽视未来发展而看重眼前既得。以上种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上破坏了乡村秩序生成的内涵动力，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了一定难度，也有违现代化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的、小而美的、多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面对逐渐消失的乡村行为道德规范以及躁动不安的农民乡心，农村学校就要发挥“德育人心”的教化功能。农村学校教育的客体是农村广大的青少年群体，他们是接受乡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客体，也是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绝对主体。回应习近平总书记“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发问，乡村学校在进行思政教育时应该充分意识到要用新时代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道德规范去培养人，培养遵循社会公德、重视职业道德、恪守家庭美德的人。
（三）“信”引民心：用崇高信念坚定受教育主体对农村发展的信心，是保障乡村振兴主体力量完整的重要举措
“保障农村发展主体力量完整”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服务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农村学校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农村的主体完整性。
农村学校教师、农民、农村学生是乡村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牵涉的主要三个主体部分，但是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协调存在的客观情况，使得教师在农村工作的积极性不足、农民对于农村发展前景的信心缺失、农村学生对于人生目标的迷茫恍然。信念与欲望同属于意念的三大属性，信念决定了主体意识的具体欲望与情绪，也就是说，通过树立崇高欲望，就能够帮助人拥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前进动力。
“信念引导”，就是通过升华农村学校教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坚定农民对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以及信任度、树立学生为“为家乡之崛起而读书”的人生目标。通过“信念引导”建设，为乡村振兴、农村建设培育热爱农村的教师、农民、农村学生。
二、当前发挥农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相关困境
从农村学校进行思政教育实践的主客体关系来看，当前的农村学校思政教育主要面临农村学校社会地位迁移、教师队伍社会属性逐渐消散、农民伦理道德关系解构以及异化等几方面难题。
（一）“悬浮化”的乡镇结構弱化了乡村学校的思想传播功能
我国乡镇结构组成的基本框架，按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是“一个很大的细胞，集镇犹如一个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区”[3]，而乡镇作为农村学校最主要的布局点，农村学校就成了乡镇地区主要的人文中心，起着传播先进思想、发扬优秀文化的社会功能。
随着近几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流动加快，农村人口逐渐流失，“空心村”“空巢村”不断出现，生源的不断流失导致了乡镇学校、教育机构的不断萎缩。根据《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道，仅仅2010—2020年间，我国乡镇平均每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平均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并且这种消失速度仍在延续。与此同时，我国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数量也被大幅裁撤，在2009年我国尚有乡镇农校52.3万所，截至2018年仅剩5.6万所，为原本数量的1/10。
农村人口的流失，导致农村学校的存在变得难以为继;而农村学校数量的不断减少，导致其丧失了乡镇区域人文中心的地位;人文中心地位的动摇，又大幅度缩小了农村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广度与影响深度，最终导致农村学校变成了“一元化”的专业教育机构。农村学校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脱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政府失去了好的“话语构建”与精神文明建设途径;另一方面，思想引导的消失又致使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凋敝以及价值观念的落后。
（二）农村学校教师的角色转换消解了其公共属性
乡村教师体制的完善，造成的影响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手持教师资格证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是如今乡村教育的主体力量，他们具有更高的教学水平与更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充分提高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在“特岗计划”下，被安排到农村进行教育的教师们，和以前的乡村教师相比，缺少了一些特殊的使命感与担当，在他们看来，在农村教书只是一份工作，在农村上班与在城市上班并没有什么异样，由此产生了一种对农村的“陌生感”与“隔离感”。
乡村教师在农村担任“乡贤”一类的角色，是中国古来有之的传统。哪怕从近代中国的视角来看，这个时期的乡村教师是乡土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既拥有高于其他乡村成员的文化资本，又来自当地乡村，与乡民有着紧密的亲缘、地缘关系，他们投身到移风换俗、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体系的的乡村文化运动中，成为农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实践者。“扎根乡间，固守清贫，传承教化，葆有一丝乡贤的风范”[4]的乡贤角色，使得乡村教师们在乡间治理事务上拥有相当高的“威严与参与权”——近代中国在乡村伦理道德建设的主要抓手。但随着农村教师角色的转换，农村教师乡贤角色的不断淡化，在农村“人情社会”的背景情境下，农民们对于非本土的、较少参与乡土事务管理的乡村教师们也产生了隔阂，从而导致乡村教师们的话语权力不断变弱，乡村文化以乡村教师为主导者、传播者的思想传播体系因此解构，农村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三）国家发展进程与结构的不协调塑造了农民“追逐现代，背离农村”的错误价值观念
曾文正公有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价值观念最美好的书写，但是当代的农村人心现状却与之渐行渐远。
精神文明境界与物质生产能力的不匹配，是农村伦理道德体系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没有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盲目追求物质财富的最直接后果是乡村集体自治组织涣散;基层组织作用弱化;优秀传统伦理美德思想被边缘化;极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潮泛滥;正常的伦理道德关系难以正常保持，而城市与农村相比，上升通道更宽、上升空间更大、物质生活条件更优渥，这就导致了“农心”背离农村。
乡村道德建设的滑坡与乡村建设主体的背离，一方面给农村学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路径选择和实际工作时增添了难度;另一方面缺少道德范式与价值观念的受教育客体，对知识性的思想政治灌输也难以产生自觉性认同。
三、提高农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力路径选择
综上所述，提高农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力需要整合主客体力量、同心发力。
（一）关于政府机构协调资源、宏观调控的考量
国家政策能有效体现国家意志，资本资助、媒体宣传等举措是农村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直接、有效的助力。
1. 协调顶层设计与基层自治的矛盾
党应该加强对农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框架构建权，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前提都应该是坚持党的领导;而在大方向不动摇的情况下，农村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践组织者、操作者，应当在地方党委组织的监督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切实解决地方思政教育难题。
2. 利用媒体加强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了解与乡村建设的信心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展示当代农村建设成果，展现我国当前的农村建设成就与效力;另一方面，通过影视、音乐等文化产业描绘未来的乡村建设蓝图，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普及，消除农民关于农村发展的忧虑不安，坚定他们对未来农村建设的信心。
3. 推行“四教合一”“教产合一”等成功实践案例
“四教合一”“教产合一”事实上就是将农村各项资源整合进农村学校的思政教育。以“四教合一”为例，农村教育内部应进一步强调各类教育之间的渗透与互动，在农村基础教育课程中，融入农业科技教育，利用便利的资源条件，引导学生初步具备科学文明与探索意识。同时，利用乡村随时、随处可得的劳动教育资源，发展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情感和劳动技能，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关于乡村学校功能“多元化”的考量
乡村学校功能“一元化”是国家教育管理制度完善的产物，对于完善乡村基本学科教育有着重大意义，但客观上确实弱化了乡村学校作为“人文中心”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内容、形式、方式都“因时而异，因势而新”的政治工作，想要乡村学校成为国家有力的文化传播场景与价值观念输入途径，就要通過乡村学校功能“多元化”为其赋能。
1. 使农村学校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如将农村学校的建设与农村社区文化中心、村民活动中心、村级图书馆等机构的建设进行整合，使得农村学校成为具有国家公信力的农村文化中心，在整合资源、精简机构、节约成本的同时，扩大农村学校的区域影响力。
2. 使农村学校成为区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的参与者、塑造者
农村学校需要设立相关乡村社会科学研究组织，根据当地具体的实际情况，通过与当地基层自治组织的讨论交流后，在符合当地实际物质条件下，具体施措、多措并举，丰富区域内农民与学生的精神营养。
3. 使农村学校成为农村学生思想政治受教育情况的监督者
纯粹的知识性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并不能起到良好的行为规范和内化道德的作用，思想政治课程并不应该只是一门学生用来过关考试的通道，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也有监督的职能，它应该起到规范行为的效用。对思想和行为背离正确方向的学生，学校在进行批评指正的同时，应进行系统的监督与教育。
（三）关于乡村教师承担“新乡贤”角色的考量
乡村振兴战略期待乡村教师实现角色转型，担当起新时代乡村教师的新乡贤角色。他们在完成乡村学校教书育人任务之余，还要积极担当乡村产业人才的培育者、乡村生态文明的传播者、乡风文明的守护者、乡村治理的协助者和乡民生活改造的领导者等社会角色。乡村教师想要胜任这一任务，就要从话语权、个人素质、组织架构等几方面来着手。
1. 通过增强乡村教师的媒介话语权，提升乡村教师的正面形象
群体在媒介话语权方面的无力，是其在社会阶层低位的结构映射。增强乡村教师的媒介话语权，就是要组织高度协作的乡村教师联合体，有效改变当下乡村教师分散的碎片化结构，通过增强自身影响力把握一定媒体舆论走向，树立正面伟岸的社会形象，增强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公信力。
2. 乡村教师通过积极参与乡村基层治理，提高村民信任度
乡贤从来都不只是只会口述仁义的卫道者。乡村教师想要打破与村民间陌生的隔膜，就要积极参与农民的日常生活，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改造农民的生活，参与基层决策，引导农民往有益的方向发展。
3. 乡村教师应该加强自身思想道德建设，秉持自律，用自身实践活动感染群众
乡村教师应该成为在农村懂法、守法的先行者，遵循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自觉者，将自己树立成区域道德榜样和文化品牌，身体力行，引领先进文化和正确价值观念。
參考文献：
[1] 柯锦华.转型期的乡风文明：制度变革与伦理重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3-7.
[2] 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8）：147-160.
[3] 唐智彬，王池名.以“融合”促“善治”乡村治理视域中农村教育发展的定位与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1（1）：118-124.
[4] 吉标，刘擎擎. 乡村教师乡贤形象的式微与重塑[J].当代教育科学，2018（5）：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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