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文学的缘故。文青二字色彩越来越暧昧，很多时候用作调侃，有时甚至用来骂人。哪怕如此，我依然为自己曾为文青而自豪。时世混乱狂迷，词义褒贬会有颠倒。向上向善向美，终究是人间大道。颠倒了的东西，总会匡扶过来。文青过的人，必是激情飞扬过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老家溆浦县政府工作。尽管天天写着官样文章，心中的文学梦想从未泯灭。当时，县里的文学氛围很浓厚，执牛耳者为舒新宇君，何先培、向继东诸君皆是溆浦文坛的风云人物。我因工作之故更多像是隔岸之人，岸那边的文学火焰常叫我驻足观望。
1989年8月8日，我在《湖南日報》发表了散文《书房记事》。不足千字的短文，居然被县里的文友们传诵，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自从发了这篇小散文，文友们也把我当作家了。那年县里有个征文活动，新宇君鼓动我投稿。我遵嘱写了一篇散文，叫《往兮杨柳正依依》。评奖时，文化局有位领导说我的文章格调低沉。新宇君据理力争，非要评我一等奖不可。但终究争不过领导，我那篇文章后来评了个二等奖或三等奖。
没多久，这篇小文又在《湖南日报》发表了。新宇君拿着报纸跑到文化局去：你看看，你看看，你质疑人家文章格调，人家的文章在省里党报发表了！新宇君后来把这故事讲给我听，我淡淡一笑，说：何必这么认真呢？新宇君就是这么个烈性子的人。他走路快，说话快，吃饭也快。他是写革命先烈向警予成名的，我想起他总联想到向警予那代革命先驱的形象：急步奔走在大街上，登高振臂便应者云集。确实，当年新宇君周围便聚集着很多男女文青。
1990年，我创作了短篇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我从未向文学杂志投过稿，手头也没有任何文学杂志的地址。我把小说送给新宇君看。当天下午，新宇君风风火火跑到我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太好了，写得太好了！”他说话声音很大，估计整个办公楼的人都听得见。“我吃中饭时看的，本想先看几页，睡午觉起来再看。哪晓得我一看就放不下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帮你投到《湖南文学》去！”新宇君那神情，似乎比我还要高兴。从那天起，新宇君只要碰到文学朋友，就要讲我的这篇小说如何的好。后来，小说被《湖南文学》的黄斌先生发现，很快就发表了。这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新宇君待文学朋友都是这么热心的。他四处说去，市文联主席谭士珍老师也知道我了。那几年，谭老师只要来溆浦，必定要把我叫去。谭老师早年以长篇小说《朝阳花》闻名，可谓我的青春偶像。谭老师也是激情澎湃的人，只要遇见文学新人必定兴奋不已。如今想来，那个年代是值得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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