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春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界对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更新文学研究观念，重写文学史成为一股重要潮流。其中，从“大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撰写、研究是这股潮流中最引人瞩目的研究立场。虽然，“大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甚早，但真正秉持这种立场进行研究的著述，则以赵明先生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为代表。这两部断代文学史本着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互动互融的基本文化形态，较早开启了“大文学史”著述。由于每一文学时段都有其时代特色与演进规律，如何秉持“大文学史”观念进行汉代以后文学史的书写，成为学界必须思考、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方面，刘怀荣、张新科、冷卫国三位教授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该书”）做出了创新性探索，可谓21世纪以来“大文学史”著述的典范。
该书体制规模宏大，分上、中、下三册，总字数164万字。作为一部“大”文学史，撰述的首要前提是如何充分把握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性质。与先秦两汉文学相比，虽然此时期的文学已从文史哲互动互融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文学自觉意识更加鲜明，文学形态也更加丰富，但文学从来不是一种自足自为的行为，始终处于浓厚的社会、时代文化环境之下。它立足于文化，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停演进，展示出不同的时代文化风貌与特色，同时文学本身也是当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化发展、进行文化呈现的重要载体。纵使是现在所谓的“纯文学”，也是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立足于这种基本思考与认识，该书尽力把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置于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宗教、艺术等立体性文化视域，关注各个层面的文化对不同文体、作品的深刻影响。这是该书能够成其“大”的根本原因。
“大文学史观”本质上反映了古代文学史撰写的中国文学立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撰写深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多集中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体裁上。这种写法是否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状况，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为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立足中国古代自身的文学意识与发展状况，重新构建能够呈现中国文学自身原貌、形态与演进规律的文学史叙事，成为学界长久探讨的重要话题。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撰写从移植西方文学分类模式到立足中国文学实际，并进而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该书立足民族文学本位立场，从文化视域深入研究、阐释这一时段的文学，很好地展现了当代学人重建古代文学史叙事的努力与突破，这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还原文学原生态，关注新文体。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文学自觉性日渐提高，但此时的文学观念、认识仍然与当前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在《文心雕龙》《文选》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除诗、赋、文外，颂、赞、铭、箴、哀吊、史传、诸子、论说、诏策等文体都是当时比较看重的文体。因此，要真正写出符合古代文学发展实际的文学史，必须还原当时的文学原生态。该书本着这样的撰述意识，对一般文学史很少涉及的地记、书牍、哀祭、奏议、诏令、论、史传等文体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如一般文学史多会在先秦两汉文学部分设置史传文学，并以《史记》《汉书》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其后，基于文、史分流，史学自身的文学性减弱等因素，魏晋以后，史传文学很少被纳入古代文学史的关注范围，而该书则设专编进行探讨。该编详细分析了此时期史传文学由性格化向叙事化的转向、以简为美的叙事模式、门阀世族的出现与史传文学人物类型的变化、官方控制与史传文学情感因素的变化、语言文化的发展对史传语言的影响等。这种设置与分析就大大扩充了文学史的文体范围，拓展、深化了史传文学研究。
第二，立足时代文学特色，关注新问题、新现象。由于政治、文化、思想环境的变化，不同的文学发展时段自然会有富有时代特色的问题和现象，弄清楚这些问题和现象，对深入把握某一时段的文学发展及特质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文学史撰写受“纯文学”观念影响，主要集中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限定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遮蔽某一时代、时段特色性的文学问题和现象，不利于充分展现该时段文学发展的实际。该书则力图打破这种思维模式的限制，本着文学还原意识，尽力呈现、探讨此时段的各种新问题、现象，为构建文学史新形态奠定了良好基础。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割据，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强盛，人们的区域文化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崇佛风气盛行，这些因素导致了此时期地记的大量创作。长期以来，一般文学史除了关注《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外，对其他地记则鲜有关注。该书则对此时期地记盛行的原因及文学性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山水记、寺塔记、域外行记进行了分类介绍。这对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原貌与形态，重新认识文学史的发展，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打破旧有观念束缚，客观审视此时期文学的发展。自唐代以来，人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特别是南朝文学，多从传统的诗歌教化、文以载道等道德性文学认知视角加以否定。“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些评价都体现了这种文学认知视角。虽然，当代相关文学史对此时期文学的积极价值、意义也逐渐给予了肯定，但重内容、轻形式，重立意、轻体制等传统观念，仍然在不同程度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传统文学评价标准，立足不同文体、文学类型自身的性质、特征进行审视，进而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解释。这尤其表现在对骈文的评价方面。事实上，骈文是人们的文学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文体属性主要表现在讲究对偶、用典、声律、藻饰等形式方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骈文的形式美本身就是作者追求的主要目的与意义。但长期以来，一提到形式，人们立即会以一种否定性思维进行评价。与当时的显赫声势相比，骈文没有在当代文学史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与价值认可。该书则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尊重文学事实，把骈文真正作为“一代之文学”，从汉语语音、语法、文字特点与阴阳对举、尚古尊经的文化意识等民族文化心理角度，分析骈文形式与中国文化特质的紧密关系，探讨其从先秦至南北朝的发展演变、文学特征以及骈文的经典体裁——“徐庾体”，对这一时期骈文的文学史价值给予了重新论述。
第四，该书在编写体例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按照时间线索，以重点作家为关注对象的叙述模式，采取以文体为经、以专题为纬的编写体例。就文体而言，首先立足此期文学发展的实际，分为詩歌、辞赋、骈文、散文、史传文学、小说戏曲、文学思想等七编。同时，每编围绕相关问题设置了不同的系列专题。这些专题都是立足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文体之间的关系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对呈现文学实际状态与探究文体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诗歌”编就设置了“文人生存形态与诗歌”“玄学思想与诗歌”“佛、道思潮与诗歌”“地域文化与诗歌”等专题；
“赋体”编设置了“儒家与魏晋南北朝赋”“道家、道教与魏晋南北朝赋”“玄佛与魏晋南北朝赋”“魏晋南北朝辞赋与艺术”“特殊赋体”等专题。这些专题具有相当强的学术前沿性，充分反映了著者立足当前学术发展进而开拓创新的意识。如“佛、道思潮与诗歌”专题，重点讨论魏晋佛教思潮与诗歌创作、南朝崇佛之风对诗歌的影响等专题题，其中又包含了僧人与文人名士的往来及其诗歌创作，佛理诗的出现，庐山“莲社”的诗歌创作与山水审美意识，南朝崇佛风气的具体表现与诗歌颂扬佛事佛法、辨析佛理的题材倾向等。“玄佛与魏晋南北朝赋”专题，重点探讨佛教题材对赋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僧人群体的赋作、佛经译传对赋体的艺术沾概等专题。通过这些专题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而深入地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情况及其对诗、赋等文体全方位的影响。此外，与一般文学史著述相比，该书的注释体例相当严谨规范，所有引文出处均以页下注方式标明。这既表现了著者对前哲时贤学术成果的尊重，反映了著者严谨的学术规范意识，也有助于读者根据注释，进一步索隐探源，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从20世纪初以来，各类文学通史及断代史层出不穷，乃至有叠床架屋之感。除了适应教学需要所使用的几部文学史之外，我们真正能留下深刻印象的究竟又有多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学术性与“史”学意识的匮乏。诸多文学史写成了以时代为线索，罗列作家、作品并以作者生平、思想内容、艺术成就进行析论的三段论模式，真正的文学发展规律、内在原因、时代特色等没有充分揭示出来。要改变这种状况，这就需要著者以社会文化的多重考察为基础，本着学术问题与“史”学意识，真正把诸类文体、文学作品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规律等充分揭示出来，从而全面呈现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在这一方面，一些文学史已经做出了探索，傅璇琮、蒋寅总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就集中体现了这种著述趋势，如其中的《魏晋南北朝卷》（刘跃进主编）就涉及世族、佛教、音乐、绘画、史家意识与魏晋南北朝文学关系问题。该书则更进一步，不再集中于作家作品的罗列，而是本着文学与历史、思想、宗教、艺术、制度等文化层面互涵互动的撰述意识，通过设置颇具学术前沿性的问题，进行深度的学术考察，进而揭示某类文体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与规律。如关于“连珠”一体，一般文学史很少涉及或语焉不详，而该书则论及连珠的相关文献著录情况、起源、嬗变、文体特性与文化意蕴等，体现出鲜明的学术问题意识与“史”学意识；
再如“史传文学”一编，其中所涉及的“门阀世族的出现与史传文学人物类型的变化”等问题，也具有相当鲜明的学术性。这种学术性与“史”学意识，决定了该书在性质上是典型的学术型“文学”史，具有鲜明的学术创新性，也代表了文学史撰述的新趋向，能够为今后的文学史“如何写”提供很好的借鉴与参考。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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