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疼，疼，疼啊……”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喊道。医生开的止疼药已经失去了作用。
一只粗糙的带有老茧的手不断轻柔着我的胸口，我的手臂，我的膝关节。我的胸口疼痛，我的手臂和膝关节疼痛。我浑身疼痛，像在不断下坠，要掉入一个无底的黑洞，深不见底。
也许，人生总会在某些时候掉入某个黑洞。这黑洞神秘，幽深，具有极大的引力，足以吞噬所有的一切，任凭你竭尽全力挣扎，反抗，皆是徒劳。
拉着我不继续往黑洞坠入的是我的父亲。他大概是骑着瘦马手持长矛和旧盾的堂吉诃德，是那个说“我和你奉陪到死”的叫圣地亚哥的老人。
9月12日清晨，他与三叔一起从老家赶到合肥。父亲赶到合肥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了。除了吃过那个中秋节的五仁月饼和喝了大量的水以外，我已经差不多两天粒米未进了。持续的高烧，让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来面对他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儿子的。我才二十五岁，他也就五十岁刚出头。我们的人生中，都未曾经历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没有任何经验来应对这样的不测。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客气”过，兄弟三人中间，我挨他的巴掌和竹枝条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我常常因调皮或与伙伴们打架，被父亲一次又一次毫不手软地教训过，每次的教训直至我遍体鳞伤，嘴角吐血，保证下回不再犯为止。
父亲静静地坐在我的床边。这么多年来，这是我们父子第一次坐得这么近，也是我们父子之间很难得的一次不以仇恨的目光相对。
我闭上眼睛。我想起了我以前的报仇计划，想起了我用父亲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巴掌或竹枝，一样大的力气，将父亲给我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加倍地还回去。我似乎看到父亲身上血痕累累，跪着向我求饶。——可是，我大仇未报，自己却先倒下。
父亲终于可以实现了他多年前的咒愿了——你怎么不早死呢？如今，我高烧，陷入昏迷，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真的就要早死了。
“拉回去吧，免得到时候家破人亡。”医生对大弟弟苏肖说。9月11日晚上，我已经被安医附院的医生宣判了死刑。
也许，做医生的小叔内心里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这并不是做医生的人比起一般的人要冷血一些。按照安医附院的医疗水平，按照我当时的状态，他们已经是山穷水尽，黔驴技穷了。两天的治疗过程中，医生除了给我开了一种吞服的药丸和几粒止痛药，连一瓶盐水也没给我挂。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在一个无药可救的人身上再去花费精力，也没必要让我的家人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药费支出。
小叔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也让父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并不知道病房之外发生了一场怎样的家庭辩论，或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也许没有。我能不能继续多活几天，或者是就此放弃治疗，也许就是在父亲来到我的病床，给我抚摸浑身的关节之后做出的决定。我不知道，父亲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是否想到过我们父子之间的那些恩怨，是否会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需要低三下四到处求人借钱来给我治病。
我到现在仍一直相信，有一些超越药物的神奇的东西，比如乐观，比如自信，比如意志力，比如亲情与爱。父亲缓慢而用了些暗劲儿的抚摸，竟彻底地将我身上的病痛驱赶走了。在父亲那双粗糙、长满老茧的双手的抚摸下，我渐渐进入了梦乡。而且神奇的是，我的身上再没有这样疼痛过。
9月13日，合肥，初秋的清晨，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鱼肚白里升起，住院部楼下的停车场上，有一缕略带凉意的风吹来，混杂有露水与药水的气息。小叔、三叔、弟弟，将依旧半昏迷状态的我从担架上抬了下来，然后再将我抱进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后座。
关上车门的一刹那，我睁开了眼睛，望见了玻璃车窗外的父亲，那个矮小的老男人，一手拎着些什么，一手举过肩头。他深情而又隐忍，嘴唇翕动着，仿佛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却终究又什么都没说出来。清晨的微风掀起他稀疏的头发。我这时才发现，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白了。
——我冲着窗外说：“爸，没事，死不了。”我想要与父亲和解。
我们分头出发，小叔头天晚上联系上了苏州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出租车将带着我去往那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暗无天日的血腥较量与战斗。父亲急匆匆赶回家中，疯了一样，卖房子，四处找人借债，占卜算命，烧香拜佛求菩萨，想尽一切办法，怎么也不让我死。
我并不知道父親是怎样赶回家中的，他在摇摇晃晃的车上是否掉过一两滴浑浊的泪珠？他是否绝望过？他是否后悔过自己仓促地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否想到这极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这个与他有孽债的儿子？他回到家中如何向那个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的老婆讲述他的儿子是身患绝症很可能没有几天的活头？他该如何面对那个才刚满六个月连话也不会说的孙女？
小叔坐在副驾驶上，三叔和大弟将我架在后座的中间位置。我那时已经连坐着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还没等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我又再次陷入昏迷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南京长江大桥”。就在一刹那，我突然就清醒了过来。或许是我突然间获得了某种神助的力量吧，也许就是毛主席的那句诗词，我想起了小学课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
“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
我手扶着桥栏杆，站在大桥上，远望江面，江上的轮船像一叶叶扁舟，随着波浪时起时伏，侧耳倾听，一列列火车鸣着汽笛，从脚下呼啸而过。
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今天，我终于路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我使劲地伸长脖子，向车窗外望去。这可是我第一次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啊，这真的就是小学课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啊。它之前只是存在我那些早已发黄的小学课本里，只是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我在脑海里曾无数次勾勒过那两座雄伟的工农兵塑像，想象过那一面面映着阳光的红旗。现在，眼前，我们的车子底下，泛黄的江水，波浪滚滚，浩浩荡荡，而我身下的桥，它不就是那条钢铁巨龙吗。
人的一生之中，总要走许多的路，过许多的桥。如此多的桥梁之中，会有哪一架能让你铭心刻骨，终生难忘呢？假如出租车师傅没有在那一刻不经意地说这么一句“南京长江大桥”，我还能不能渡过生命中最重要的这座桥梁呢？
多年后，父亲跟我讲，算命的先生跟他说过——你儿子的桥还没断。为了给我救命，父亲疯了一样，四处找人借债。刚开始，乡亲们，同事们，也都会展现一下他们的慈善之心，会给我父亲三十五十，一百两百，但随着我在医院里的开销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躲着他，视他为瘟神。每敲开一户紧闭的大门时，父亲总会迫不及待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儿子不会死的，我儿子的桥还没断。
父亲越来越执拗，越来越倔强，许多人都劝他放弃，劝他不要再这样抱幻想，可父亲从来没有忘记我对他的庄重承诺——爸，没事，死不了。父亲后来跟我说，我上出租车之前的这句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与信心。他说，我相信我儿子的命没那么脆弱。
我简直有些后怕起来——父亲不知道，我那只是随口一说而已的啊。
7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一张窄小的床上。我的两只手臂上分别插上了一根粗大的皮管，皮管内浑浊的血液正在奔流，循环往复。我的左手边靠近头部的位置有一台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仪器，仪器的顶部有两只转盘，像是两只巨大的水车，正嗡嗡作响，从我身体里抽取的血液冲击着水车的叶轮。随着水车的转动，血液如获得解放了一般，举杯欢庆，相互碰撞，翻滚欢畅，激起白色的浪花。
是的，血液的白色的浪花。仪器上，两只透明的塑料袋子里，灌满了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的恶性白细胞。就是这些细胞，险些要了我的小命。
进行白细胞清除术——这是抢救我生命的第一步。为了表述准确，我专门查询了有关资料，有关文献中对白细胞清除术是这样描述的：通过放置在一根静脉中的导管从一只手臂上抽取血液，然后将血液从手臂上取出并放入离心机中。离心机旋转，并根据血液的重量和密度将其分离成各种成分。血液可以分为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通常情况下，白血球被清除，其余的细胞和血浆通过另一根导管或另一根针头回到身体内。
这样的仪器在安医附院那座高大但略显破旧的住院大楼里我是没有见到的。后来，我在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又做过两次类似的手术。负责这个手术的医生姓常，大家都喊他常主任，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联系方式。2012年我应邀回医院出席全国白血病峰会，晚宴上，又见过一次常主任，相隔9年之后，我不再躺着，而是站着。常主任还能一眼认出我，我也一眼能认出他来。我那会儿刚住进医院时，常主任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像是一位兄长。
从过南京长江大桥醒来一会功夫之后，我陷入重度昏迷达四五个小时了。住进医院等待做白细胞清除术的过程中，我已经高烧到42度，浑身上下几乎一点就着，所有的退烧药物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假如没有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我可能就是在一场滚烫的高烧中结束这短暂潦草的一生的。我将与许多死去的人不一样——我死去的时候，不是浑身冰冷，而是全身滚烫。
2011年，有一部叫《最爱》的电影特别感人，其中有一幅画面我至今记忆尤深，女主人公小美（章子怡饰）为了给高烧不退的男主人公小帅（郭富城饰）降体温，把自己浸泡在冷水缸里，然后用自己冰凉的身体一遍又一遍紧紧地抱着小帅。
那只是电影。为了给我降这该死的体温，小叔和三叔在我的身上放满了冰块，一袋袋冰块占据了我的脑袋、颈部、腋窝和大腿内侧，在我的身上“滋滋”地冒着热气。许多年后，小叔曾跟我说：“你那时已经快不行了。我和三叔轮流用毛巾给你擦拭，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擦，一边不断地掉眼泪。”小叔在跟我描述这样的场景时，他又忍不住再次掉下眼泪来。
生死往往就在一瞬之间。也许上天并不想那么早收回我的性命，我终于挺了过来，我终于等到了白细胞清除术。我在那张窄小的病床上醒来时，我看见小叔、三叔、大弟弟齐刷刷地站在我的周围，他们脸上仿佛刚刚流过滚烫的热泪。
我住的是12号病床。病房的装修，干净与整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护士站里的医生与护士忙碌而有序，走廊宽敞大气，走廊上方的指示灯不断闪烁，喇叭里不停地奏响那首单调却略显俏皮的音乐，地面铺的是一层光亮的淡绿色的油漆，看不见一点点的垃圾。小叔将我带到病房里时，我跟小叔開玩笑说：“你们医院的环境比起这个，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生命正垂危着，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绝症病入膏肓，也不知道即将进行的治疗将要花掉一笔天文数字的钞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单纯与幼稚是多么的可笑，而又多么可爱啊。就在所有的人为我急得要命时，我竟然像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甚至为自己能住进条件这么好的医院而暗地里感到兴奋不已。
病房里一共三张病床，13号是一名胖胖的个头比我高的一名高中生;14号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们俩都比我早些住院。
14床很明显是一名资深的病人了，后来他教过我很多自我保护的常识，比如每次大便后要用高锰酸钾洗屁股，坐在盆里的时间不能低于三分钟;发烧时不要吹风着凉了，一定要用被子紧裹着，捂出一身汗来;他还教我学会看血象，肝功能，以及一些生化指标。
但更多的时候，14床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也很少说话。他教我那些时，声音也很小，小到只需一阵微风便被吹散得不见踪影。刚开始，下午探视的时间里，偶尔有一个长相不错，身材也不错的女人给他送些吃的，等我住进去大概两周后，这个女人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年纪更大些的女人。我后来知道，年纪大些的这个女人是他的姐姐。
14床已经是好几次化疗了，他一直在等合适的骨髓。可是后来，他并没有等到。假如他在上天有灵，他应该为我感到庆幸，他教了我那么多抵抗病魔的法宝，在那间病房里，在那些没日没夜的吃药、挂水、化疗中，我们曾一起并肩作战与死神搏斗过，如今我完成了他没能完成的事业——活着。是的，活着，是我这一生伟大的事业。也是他，以及所有的白血病患者们共同的梦想。
大约住进医院一个星期之后的某个下午，我正午睡，突然感觉像下起了一阵小雨，凉丝丝的雨水落在我的脸上，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一看，只见13床那高大的，胖胖的小病友，正手持一支注射器，不断朝着病房里喷射，一会喷到天花板上，一会喷到墙壁上，一会喷到我们的床上。
我有些不高兴起来，责怪地说：“你这是干嘛？还让不让人睡觉？”
“你都快要死了，还怕没时间睡觉？”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才快要死了呢！”
“大家都快要死了！哈哈，大家都快要死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
“乌鸦嘴？白鸦嘴？到这里的，都是白血病，你还能活着回去？”
“咣”的一声，我仿佛被迎头重重地敲了一棒。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得的是白血病，我才明白小叔跟我说的“慢粒就是一种病”，我才晓得主治医生唐晓文说的“慢粒急淋变晚期二阶”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觉得自己在那一刻掉入了一个无底洞，身体不断下坠。我又仿佛看到自己如一缕青烟，缓缓上升，直至天堂。
8
“你告诉我，大概要多少钱？”
“哎哟啦，苏敏真棒啊，你们瞧，你们瞧，肚子一天比一天小啦。”唐晓文，我的主治医生（后来，我喊她姐姐。），她像没听到我讲话一般，以她习惯性的微笑和惊讶，对我说，也对着跟在她身边那些穿白大褂的年轻的医生们说。“你真是奇迹啊，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告诉我，到底要多少钱？”我对她的微笑报以冷漠。
“真的太神奇了耶。”
“多少钱？”
“你看，小了很多啊。”姐姐用手摸着我的脾脏的位置。
“我想知道需要多少钱？”
“不会要多少钱啦，”姐姐继续微笑，她笑起来，脸上会有酒窝。“也就二三十万吧。”
我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这个数字，二十万，三十万。那时，我和老婆两个人的月工资收入加起来大概是两千不到的样子，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两万块钱左右。按照这样计算，我大概需要十到十五年，才能赚回这笔治病的钱。
2003年，我们乡村教师并没有缴纳医保，只有城里的老师才享受医保待遇，我的医保直到2005年才缴上的。我常跟自己开玩笑说，如果坚持两年再生这个病，我的家人也不会受这么多罪，也不会欠下这么多的债。说实话，我那时竟没有责怪过单位为什么没有给我缴纳医保。也许那时我不知道，给职工缴纳社保是学校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乡下老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能怎样呢？
脑子里转了这么一圈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了。但没想到的是，后来的治疗，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假如当初姐姐认真地跟我说，要五六十万，我想我一定会坚持自己最初的那个念头——放弃治疗，从医院的五楼一跃而下。
我高高隆起的腹部的确像姐姐说的那样一天天变小。刚住进12号病床时，姐姐拿着一支圆珠笔在我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圈。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圈啊。姐姐给我画圈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二零零三年，我的主治医生唐晓文姐姐在我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圈。姐姐跟我说：“加油，我要看着你的肚子一天天变小啊！”
或许是年轻，也或许是对药物的敏感反应，我硕大坚硬的腹部一天天变小，变软起来。那个神奇的圈圈，在我的肚子上一天天变小。姐姐告诉我，腹部超声显示，我肿大的脾脏已经基本恢复原状了。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蘇敏，你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一连几天查房，姐姐都这样冲我微笑。
我举起拳头，报以胜利的微笑作为回复。
可是，有谁知道，在这样的笑容背后，有多少辛酸与痛苦呢？
比如吃药：
在病房里，每顿都要吃一大把药物。有胶囊，有片剂，有圆形的，椭圆形的，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我将这些药物或者放在一个瓶盖儿里，也或者直接放在手掌中。我仰起脖子，抬起头，张开嘴，将药物倒进去，然后喝一大口水，然后“咕咚”一下，吞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喉咙原来具有如此巨大的收缩功能，那一大把的药物吞服下去，在狭窄的喉咙里一点阻力都没有遇到，只需一口水就足以将它们送至我的胃囊。许多年过去，我吃药的功夫依旧保持得很好，平时遇上个头疼感冒，咳嗽发烧，一大把的药物一口就能吞咽下去，有时候连水都不需要，竟然可以干咽。
在《我不是药神》中，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种叫作“格列宁”的天价抗癌药物，其实它真正的名称是“格列卫”。我曾吃过两盒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我当年吃的时候，这药就已经是两万多一盒了。折合下来，一颗两百多元，最多时我一天要吃六颗。
因为化疗药物的作用，恶心、呕吐就是家常便饭了。想吃，却又吃不得;强忍着吃下去，食物在胃里呆不了三分钟，就又全部翻腾上来。胃里吐空了，就吐黄色的胆汁，直吐得人肝肠寸断。等胃里平静下来，再试着吃药。有时，刚将“格列卫”吞下去，马上便会反胃，剧烈地呕吐。吐在垃圾桶里的药物，那可是钱啊，一颗两百多，两颗就是四五百，怎么舍得呢？我从垃圾袋里将它一颗颗捡起来，用开水冲洗一下，等到胃里的反应小点时，再强行吞下去。等再吞咽下去时，我将嘴巴闭得死死的，不敢打开，生怕它再从胃里面跑了出来。
比如打针与挂水：
血管开始罢工，两只手的手背已经全部被插烂了，留置针插进去用不了三天就堵塞了起来。血管被化疗药物损伤，血管受到药物的刺激后，变得无比脆弱起来，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办法，医生开的药水还得挂，护士便只能从我的小手臂上插管。可是到后来，手臂上的血管也变得硬邦邦的，摸上去如同一根根细铁丝，针也插不进去了。
其实，远不止在静脉或肌肉上注射了。骨穿刺与腰穿刺手术，就得在骨头上打洞。骨穿手术一般会在两个部位来做，一是胸骨上，另一处是髋骨上。胸骨的危险系数大一些，不小心会将针头穿刺到肺部或者心脏等内脏，所以多半会安排在髋骨上进行。腰穿则只能是安排在腰椎骨上了。骨穿刺与腰穿刺的共同点就是都得先打麻药，然后用一根粗大的钢针在骨头上打洞。你能清楚地听到你的骨头在钢针的威逼利诱之下，一点点丧失自己的领地和尊严——骨头原来竟是如此地脆弱啊。随着姐姐的钢针在骨头上一点点地开凿，骨头上渐渐被打开一个小洞来。
骨穿刺手术会从开启的洞内抽取一定的骨髓液出来，而腰穿刺手术则是要向骨髓内注射某种药物。抽出来的骨髓液会被送到化验室，通过检测看其中恶性细胞的变化情况。腰穿刺我前后做了六次，通过腰穿刺手术注入的药物通过脊柱的运输，送至我的脑部，避免癌细胞占据我的大脑司令部。如果不做腰穿刺手术，就无法防止癌细胞向脑部扩散的风险。一旦癌细胞转入脑部，那就是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了。
骨穿刺手术后，只要穿刺的部位不出血，便可以自由活动，但是腰穿刺则不行，必须至少卧床6个小时。这6个小时里，不能抬头，更不能起身。吃饭倒是可以忍一下，但如果想要小便则是无法忍受的，如果内急，那只能在病床上解决了。所以，在做腰穿刺手术时，必须提前上洗手间，而且尿壶是必须准备好的。
再比如各类检查：
抽血是最频繁的，每天早上天还蒙蒙亮，我们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值班的护士就推着小车悄悄地走进病房来。
护士轻轻地在我耳边唤我：“喂，苏敏，该抽血了。”
“哦，”我醒了过来，“几管？”
“今天就血常规和肝功能，两管呢。”
一般的情况下，每天得抽上两三管血，隔三五天就得抽上七八管甚至更多的血来。护士甜美娇羞的声音让抽血的痛苦减少了许多。
借着蒙蒙的床头灯光，我跟护士说：“天哪，这样抽下去，我快成骷髅了。”
护士微微一笑，轻声地说：“不会的呢。”
9
一天早上，我无意间摸了一下头，发现好像有什么掉落下来一样，仔细一看，摸过头的手上全都是细碎的短毛发。我再转身看枕头和床单，发现也全是这样的毛发。我几乎傻眼了，差点就要喊了出来：天哪，我掉头发了。
住院的那天晚上，小叔从医生那里找来一把推剪，给我剃了个光头。小叔在他的医院里负责神经外科，也就是主要在脑袋上做手术。或许是职业习惯，干脆便将我也剃了个光头。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剃过光头了。我那一头早生的华发（少年白），不止一次让我自卑过，让我在女孩子们面前缺少一份自信。可如今，这花白的头发，竟然如雪落一般，哗哗地往下掉。
姐姐跟我说，因为化疗药物的作用，掉头发属正常现象，以后还会长出来的。我曾一度以为姐姐又是在善意地骗我。放疗和化疗后，我的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了，后来甚至连眉毛和胡须都掉光了。从净化舱里出来大概一个月左右，我无意间从镜子里发现，在我光溜溜的脑袋上，已经生出了不少的毛茸茸的头发来。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冲着窗外的妻子和母亲大声地喊道：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我来到窗前，将头伸给窗外的妻子和母亲看。
头发、指甲、胡须，还有皮肤，全都长出新的来，我像一条蛇一样，蜕了整整一层皮。如今，它们新生出来。它们的新生，具有积极重大的意义，这表明弟弟的骨髓在我的体内已经生根发芽了。
除了掉头发，拉肚子或者便秘也是轮番上阵，折磨得人难以忍受。在净化舱里，我几乎一天要上二十几次洗手间，经过微波炉加热得烂熟的食物吃下去，也就是到胃囊，大肠，小肠一游而已，几乎不做停留。我几乎能闻到自己拉出来的东西，仍有食物的味道，比如我吃下去的那些胡萝卜，白菜，土豆，它们都还几乎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拉肚子让人乏力发软，而便秘则让人无比烦躁与恐慌。刚住进医院时，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尚还未完全表现出来，由于服用了大量的激素，我的食欲变得特别的好，属于特能吃的那种，我几乎每顿能吃一大盘食物，鱼肉蛋虾，蔬菜水果。但是纵然这样吃，却怎么也不用解手。肚子摸上去结实得像铁一般坚硬。最久时，超过一个星期没上过厕所。这么多的食物究竟是吃到哪里去了？都是去和体内的那些恶性细胞作斗争去了吗？
我蹲在马桶上，憋了半天，才挤出黄豆那么大的一粒“屎”来。最开始，用开塞露还是能管些用，过了几天，也变得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无奈之下，医生只好给我灌肠。我侧卧在病床上，病床上方挂着一袋肥皂水，护士将一根粗大的管子插进我的肛门（护士真是天使啊，这样令我自己都恶心的事情她们连眼都不眨一下，毫不犹豫地就干上了）。在重力的作用下，一大袋肥皂水灌进我的大肠之中。
这下，终于有了便意，我急匆匆地冲向马桶，十几分钟下来，拉出来的排泄物快有满满一马桶了。由于大便干涩，坚硬，结果将马桶堵得死死的。
这些其实我还都能克服的。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是隔三差五传来的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一个可能前两天还一起在走廊里散步的病友，突然之间便没了，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然后被盖上白色的床单拉了出去。第一次遇到有人死去时，我刚好一个人住一间病房，说实话，我从未这样近距离地接近过死亡，更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过一个熟悉的面孔离我而去。我开始变得恐惧和不安起来，怎么也不敢睡觉，闭上眼就便是许多的僵尸、厉鬼，他们獠牙利齿、恐怖阴森。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克服这样的恐惧心理。妻子晚间来探视，安抚我，让我不要害怕。可是人在那种场合下，怎样才能不让自己恐惧呢。我浑身颤栗，发抖，精神简直快要崩溃了。
我跟妻子说：“我想……”
“想什么……”妻子一脸疑惑。
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照顾我，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身体上的疲劳，让妻子也变得瘦弱不堪，她剪掉了长发，颧骨突起，面色憔悴，发黄，几乎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了。妻子有些犹豫，但并没有拒绝我。白色的灯光之下，她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来。我生病后，她好久没有这样好看过了。
生病之后，我和妻子之间好久没有肌肤之亲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每天都是在与药物为伴，都是在想著怎么弄到救命的钱，我们谁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些男女之间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在人如此虚弱，体力如此差的情况下，我竟然有了要与妻子亲热的冲动。在那一刻，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那天，在洗手间里，我不再是一个病号，我仍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冲动和想法。也许，在每天都与死神擦肩的巨大压力下，唯有性爱才能缓解我心头的焦虑，我的不安，我的绝望与我的恐惧吧。
■责任编辑 包倬
猜你喜欢小叔药物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读者(2021年13期)2021-06-09愿您，三生有幸中学生博览(2018年17期)2018-09-27云朵不哭文学少年(小学版)(2015年4期)2015-12-01梦见小叔牡丹(2014年2期)2014-04-11傻子小叔意林·少年版(2012年2期)2012-09-22老春秋安徽文学(2008年12期)2008-12-09怎样选用降血脂药物等二则祝您健康(1989年1期)1989-12-30警惕药物的致癌性祝您健康(1986年5期)1986-12-30同时并用几种药物需注意：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祝您健康(1986年2期)1986-12-30中西药物祝您健康(1985年1期)1985-12-29推荐访问:重生
